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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冤案 楊乃武和小白菜若在天朝無出頭之日

楊乃武和小白菜

在古代皇權官僚體制內,官吏集團內部構成複雜的利益關係,司法根本沒有任何權威和獨立性,這種情況下,司法審判的結構性缺陷是不言而喻的。司法不公和刑訊逼供導致的屈打成招,往往引發大量的錯案和冤案,受害人家屬頻頻上訴。清代上訴稱為京控,即到北京進行控告,類似如今的上訪。這些京控大多都得不到多少結果,但也有少數京控獲得成功,最著名的莫過於楊乃武與小白菜案。

《鍘美案》畢竟只是一出民間戲劇,但清末時代的“楊乃武與小白菜”則是中國式上訪的經典案例,雖然它也被改編成各種戲曲。

楊案的大致過程是這樣的:

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浙江餘杭縣民葛品蓮因病亡故。葛品蓮之妻葛畢氏頗有姿色,人稱“小白菜”,之前葛品蓮夫妻賃居於舉人楊乃武處時,小白菜與楊曾傳出緋聞。葛母疑兒子死亡有隱情,遂赴縣衙喊冤。縣令劉錫彤經過驗屍,認為葛品蓮系中毒而死。葛畢氏遭到嚴刑審訊,被迫供認謀害親夫,毒藥為楊乃武所給。官府據此判決楊乃武論斬、葛畢氏凌遲處死。清代的死刑案件需要逐級審核,在這個過程中,楊乃武屢屢翻供,同時寫了許多申訴狀,讓家人到都察院京控。此案一時成為街談巷議的轟動新聞。

光緒元年(1875年),朝廷派浙江學政胡瑞瀾重審,維持原判。浙江官場明目張胆地結成一個利益同盟,這引起各界的強烈不滿,特別是言官的抨擊。刑部直接插手後,經過開棺驗屍,驗明葛品蓮確因病身死。光緒三年(1877年),此案總算水落石出,“凡三次上控,歷四年而始白”。製造冤案的許多官員遭到懲處,浙江巡撫和浙江學政被革職,餘杭縣令劉錫彤被流放充軍,“是役也,自巡撫、學政至司、道、府、縣,奪職者十有六人;鐫級撤任被議者又十餘人”。

餘杭知縣劉錫同是導致這起冤案發生的罪魁禍首,被發配黑龍江。仵作沈祥以及其他相關人等30多位官員被革職、充軍或查辦,還有一些高官試圖一錯到底,將冤案做成鐵案,後來也被牽扯到其中,如浙江巡撫楊昌浚、浙江學政胡瑞瀾,杭州知府陳魯一干官員100餘位,被革除頂戴花翎,永不續用。這個轟動一時的案件,最後以一大批官員的落馬定罪而告終。

從現代眼光看,這麼大的冤案,之所以最後能夠平反,並對所有製造冤案的當事官員進行追責和懲罰,多少可以顯示出清朝政治制度中一些值得肯定之處。整個事件的發展,從開始的官民之爭,進而變成官場內部對司法正義的分歧,其中也不乏中央與地方的博弈。

楊乃武姊妹與髮妻一連兩次京控,使越來越多的人牽扯到此案中;到了最後,此案幾乎變成一場清廷上層的權力鬥爭。四川總督丁寶楨大鬧刑部,聲稱如果這個“鐵案”要翻,將來就沒有人敢作地方官了。當時光緒的老師翁同龢任刑部右侍郎,他堅決支持“據實判決”;他說:刑名乃一國重典,豈可視為兒戲?像這樣的冤案不平反,作為一個良心的大臣怎能心安?他見兩宮太后時,一再“為此陳奏,力請湔雪”。

值得一提的是,以翁同龢為代表,清朝高官大多數出自讀書的士人,而非不學無術的奴才或武夫,這在某種程度上有助於正義的堅守。相比傳統士人,當代中國官吏多出於底層技術官僚,甚至不乏家奴走狗之輩,對他們來說,一味地追求功利性結果,不擇手段,毫無人性良知,和起碼的法律意識。

在楊乃武案中,那個冷酷無恥的縣令劉錫彤就是在這樣的酷吏。在最後庭審中,面對朝廷的責問,他一時技窮,便大罵原負責屍檢的“仵作”,說:“爾當時如何驗法?爾誤我,爾誤我!”仵作回道:“當時老大爺叫小的如此,小的將若何?”刑官笑指劉令說:“尚有何辭?”劉令乃語塞,低首無語。

清朝司法監察制度是防止官吏作惡的重要設計,御史和言官都是“治官之官”。在此案中,楊乃武家人的京控其實並沒有起到多大作用;相反,倒是言官頗有“一言九鼎”的力量。

清朝的言官是可以“風聞言事”的,即他們以批評官員為職責,卻不必要求言必有據。這種制度設計原是為打破官場的利益共同體,便於皇帝對官僚集團的操控,和對官僚的巨大威懾。當時言官彈劾辦理此案的諸臣“藐法欺君”,“此端一開,以後更無顧忌,大臣倘有朋比之勢,朝廷不無孤立之憂”,慈禧因此抓住不放,非要查到底。此外,楊乃武有舉人的功名,對他刑訊逼供激起天下士子的公憤和輿論。

晚清時期,現代報紙已經在中國出現,並且當時有辦報自由,報紙基本都是民間的,根本不受官方控制。在本案中,現代媒體發揮了極大作用,起到了輿論監督,伸張正義的效果。

由英國商人美查創辦的《申報》剛一年有餘,1874年1月6日以《記餘杭某生因姦殺謀命事細情》為題,報道了這樁世人嘩然的風流“姦殺”案。在此案複審期間,《申報》對該案進行了詳細地全程追蹤報道。4年間發表了70多篇相關文章,除轉載《京報》(清廷官方報紙)有關此案的上諭、奏摺等公文外,還有40餘篇報道和評論,甚至公開刊載了楊乃武的幾份上告狀。

1874年(同治十三年)12月2日刊登的一篇題為《論餘杭縣案》評論中說——

設使此案實系楊乃武受屈,縣官全不顧忌,放膽肆私,以枉例害民,古今天下之冤,實無甚於此也,可謂奇而益奇之冤也。查被屈者本有科名之人也,以枉例使有科名無罪辜之人陷法死於非命,又於死前極加五刑,使之七次昏絕,慘虐冤抑,更孰甚於此耶?……本館屢經說及刑訊之弊,今猶不憚質言厥大事,蓋今藉此大案以明刑訊之理實為枉也。夫臨民各父母官內自有廉明公正者,顧人性不一,百官之內亦有其秕必矣,乃任之以刑訊之權,小民既每難於上控,故遇肆私之官,而犯人輒迫於忍屈吃虧而已。……現在民人蔘冤,則上司每委原問官複審,該民既已被原官刑迫,而使之再經其刑迫,此事實如杜禁上控。而特立此法者既於理不符,而未免有涉於忍矣,所謂回護者即為此也。中國刑訊之枉民,於此而盡包括其中。

《申報》對該案的關注,多少已經超越案件本身。作為一份西方背景的現代媒體,許多文章以西方國家的審案方式作對照,對中共官方習以為常的秘密審訊進行了批評,認為“審斷民案,應許眾民入堂聽訊,眾疑既可釋,而問堂又有制於公論”,“惜乎審辦此案,仍然秘密而不令人觀瞻,上難副朝廷秉公為民之深忱,下難解浙省旁觀眾人之疑惑。……謠言又將大起矣。何也,因其秘密而不使人皆知也”,“吾因此案不禁有感於西法也。西國之訊案有陪審之多人,有代審之狀師,有聽審之報館,有看審之萬民。”值得一提的是,《申報》所刊發的文章,也是朝廷處理此案的重要信息來源。

(選自杜君立著《歷史的慰藉》,華文出版社,2015年8月)

原標題:冤案製造者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歷史的慰藉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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