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就所謂《告台灣同胞書》40年，對台灣恐嚇必須接受中共的統一，所謂「祖國必須統一，也必然統一」，而所謂「統一」與「探索兩制方案」，就是要接受「一國兩制」，把台灣置於中共的控制之下；在習近平的「講話全文」清楚見到的，就是兩岸關係絕不對等，所謂談判就是要台灣接受中共的統治，至多這種統治的條件是可「談判」，而中共不排除使用武力，去促成達到這個結果，由始至終，都只是強盜邏輯。
造成今日的局面的，當然始自民國初年所發明的「中國國族主義」（民族主義）；民初時的知識份子，把當時社會遇到的一切問題，全部推給「分裂」、「軍閥割據」對待，把一切未來的希望，說是「統一」而強力的中央政府就可以達到；這種想法的背景，是在於抗衡日本軍國主義的入侵，然而早就過時了；在1949-1971年期間，退居台灣的國民黨政府，一直仍以自己就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代表自居，直至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被中共搶走聯合國席位為止；這種政策在當時來說，是可以理解的，但當明顯中共搶走了「中國」的代表地位後，台灣卻一直怕動搖其「漢賊不兩立」政策，繼續堅持其「一個中國」政策，結果就是錯失「兩個中國」的契機。
二次大戰後的德國，由四國佔領區演變為西德與東德政權；而「兩德」當初亦一如台灣與大陸般，視對方系非法政權，而視自己為唯一合法代表；然而雙方終於在70年代改變政策，於1973年同時成為聯合國會員，以及建交外交關係；事實正說明，「兩個德國」政策不但沒有影響「德國統一」；反之承認對方後，才有對等的談判基礎；然而在台灣的國民政府，不但未能及早接受美方的建議，即接受聯合國有兩個中國；當被趕出聯合國後，也沒有積極爭取各國，同時承認民國政府與中共；於是中共自文革「復原」，美國也改為與中共建交之時，台灣就陷於中共的絕對包圍與國際疏離之中。
然而國民政府遲至1992年，仍未能認清「一個中國」的害處──在台灣勢弱，中國勢強時，台灣是要爭取承認，而非與中共「競遂」中國的代表權；因此即使連「各自表述」，最終也只是閉門造車，被中共全面「代表」去；1992年的會談之中，中共拒絕書面承認「各自表述」，而口頭則各執一詞，事後語帶不焉，去到2000年後就借用蘇起的一句「九二共識」而含糊過去；然而中共的九二共識，就只有「一個中國」，沒有「各自表述」，國民黨等泛藍的政黨，沾沾自喜以含糊其辭為成就，卻不知這正中下懷，這才是中共想要的結果。
今日的國際上中共的聲音大，而台灣的聲音小，台灣接受「一個中國」，各國理所當然把一切打壓台灣的行為，都宣傳為中國的「內政」；中共以「含糊」的聲明統戰，一如中共在香港的政策，所謂「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最終全面扭曲，如今已不敢再提「五十年不變」、「河水不犯井水」，而改說「全面管治權」、「高度自治不等於全面自治」、「一國先於兩制」；而所謂「港人治港」，則淪為「投共港人治港」，或甚至「新移民港人」治港。因此由「一中各表」，扭曲為「一中」，沒有「各表」，再淡化為「九二共識」，然後對共識的定義，無論台灣島內外，都沒有共識，結果就是有「一中」是共識，這種做法，正是中共在香港以往透過一些「口號」，再事後修改的做法，根本是一心詐騙，絕不可信。
從香港的教訓正說明，白紙黑字的保證，在聯合國登記的《中英聯合聲明》也不可信，何況是一開始就沒有的承諾，以及一開始就沒有的「共識」；當習近平開宗明義，把「九二共識」定義為「一國兩制」之時，台灣就更不應該接受所謂「一個中國」，而是接受現實，即爭取「中華民國」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外存在，即「兩個中國」的事實，而不是幫中共統戰，繼續宣傳對統一既無助，只有利於中共獨裁專政的「一個中國」。
（以上評論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