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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良知的死刑台上

這年冬天北京幾乎沒有下雪,氣溫卻一直很低。氣象學家說這是北京27年來最為寒冷的冬天。3月5日這天,天使投資人薛蠻子發出微博:“1970年3月5日,遇羅克在北京工人體育場被執行槍決,年僅27歲……”

今天的年輕人會問,誰是遇羅克?

遺忘,對大量歷史事實的驚人的遺忘或者人為的遮蔽、切割,這是民族的羞恥,也許會埋藏着悲劇重演的萌芽。於我,那些歷史場景和各色人物卻沉甸甸地壓在心頭。

1970年3月5日·北京工人體育場·京郊盧溝橋畔

2008年8月,北京工人體育場,我去看阿根廷對美國的奧運足球賽,帶着索尼Z1C的小型攝像機。眼前是歡鬧喧騰的人群,梅西在球場上騰越奔跑,身影矯健。而我的思緒卻不時將這人聲鼎沸的場面切換到1970年3月5日。

那一天,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公判大會,數萬人被召集到這裡,高呼口號,支持對十九名“反革命分子”嚴懲:立即執行槍決。網友薛蠻子在微博中說的不準確,那天的公判大會是在工人體育場舉行,但處決現場不是在那裡。很費了一些周折後,我終於尋訪到當時的刑場,它位於舊的石頭盧溝橋南大約500米,永定河西岸的河堤外側下方。村民們告訴我,這裡舊地名叫南沙筒,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這裡就是北京市執行死刑的場所。1971年新的盧溝橋建成以後,刑場就遷移到河流的北邊去了。

接受採訪的幾個男女村民在少年時都來看過槍斃人的場景。有個女村民說他哥哥有一次還不小心踩到過人的腦漿。

在那個年代,“群眾專政”被認為是法律的創新。法國著名的左翼學者福柯在60年代是頗為著名的“毛主義”知識分子。他說:“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宣戰為的是奪取政權……任何戰爭都以勝利為目標,沒有人為正義而戰……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很可能對剛剛被它擊敗那些階級實行暴力的、專制的、甚至是血腥的專政。在我看來,這是無可非議的。”

在與另一個法國“毛主義”者維克多辯論時,福柯對中國的執法形式十分讚賞,他說:在中國“國家機器並不執法,”其作用僅在於“教育群眾,給群眾以政治的訓練,開闊群眾的政治視野,豐富群眾的政治經驗,以至於群眾自己就可以決定:‘我們不能殺這個人’或者‘我們必須殺死他’。”(轉引自:郭建:《人還活着,他已經死了——一個中國人眼中的福柯》,《萬象》2000年9期)

顯然,福柯這裡的學說與文革時期令無數人膽戰心驚的“群眾專政”完全異曲同工,遇羅克的死刑判決就是由群眾討論的。1970年1月9日,北京市的“公法軍事管制委員會”發佈了一份公判大會之前的通告,在這一份通告上列出了20名“反革命分子”的罪行供群眾討論。“請各級革命委員會,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組織革命群眾認真討論,提出處理意見,速告市公法軍管會”。在這份名單上,遇羅克名列第十。其罪名有:“遇犯思想反動,對我黨和社會主義懷有刻骨仇恨。1963年以來,散布大量反動言論,書寫數萬字的反動信件、詩詞和日記,惡毒攻擊和誹謗無產階級司令部……陰謀進行暗殺活動,妄圖顛覆我無產階級專政。”這份通告最後還有一句話:“遇犯在押期間,反革命氣焰仍很囂張。”

是的,今天的人們大概都不知道或者遺忘了文革期間一些流行詞彙,“一打三反”、“5·16”,有的詞寫出來青年人也很難讀懂,例如:“革干”、“惡攻”。他們不知道,這些詞帶着多少血跡和人的生命,至今依然是中華民族心理的巨大傷口。

1966年·北京東四北大街519號

北京東四坐落着一個有幾十年歷史的明星電影院,今天那裡已經是裝修一新,終日門庭若市。幾乎緊挨着它的北邊,有一個很小的死胡同,往裡走幾十米的右手是一個如今已經看不出的小院落,小院落的前面和左右都是擁擠的小平房。1942年5月1日出生於南京的遇羅克從7歲時隨家人遷居北京到1968年1月5日被捕,遇羅克就生活在這個小院里。

我採訪中遇到的大部分老鄰居都很願意談論他,除了表示悲哀和惋惜,他們對遇羅克做出的最多評價是聰明、好學。一個遇羅克少年時的棋友說他可以同時跟三四個人下盲棋,還總是他贏。鄰居們對遇羅克的另一個深刻印象是愛看書,上公共廁所時都拿着老厚的大部頭書。從遇羅克家人、朋友、同學的回憶和他的日記中我得知他的閱讀涉獵廣泛。盧梭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波斯人信札》、啟蒙時期的作家蒙田的著作、《論語釋注》、《元曲別裁集》……就是這些書成了他思想火花的初始爆發點,就是這些書與他那敏銳、勤奮的大腦相撞,使他在1966年前後對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不僅冷眼旁觀,還頗有抵觸和反思。遇羅克在日記中記錄了自己心路歷程,他是否知道,就是這些思想和文字很快就會被桂冠文人、思想警犬和專政工具的忠實衛士利用,將他的命運強力推入黑暗的絕路?

1966年1月29日:“治國者手忙腳亂,被治者日以繼夜,但成績卻不理想。1954年尚可公布預決算,今天連公布一下都不敢了……十足的愚民政策”。

1966年2月15日:“去看《地道戰》,以後的電影,一定離不開讀毛著的鏡頭了,越來越滑稽。”

1966年5月2日:“讀《波斯人信札》一百餘頁,自有妙句:‘對於宗教事業發展的熱心,並不等於對宗教本身的愛戴,而且熱愛宗教,遵守教規,絕沒有必要因此而憎恨與迫害不信奉的人。’可把‘宗教’改為‘思想’或‘馬列主義’。”

1966年5月3日:“×××號召對毛無限崇拜、無限信仰,把真理當成宗教。任何理論都是有極限的,所謂無限是毫無道理的”。

這些日記摘錄發表在徐曉、丁東、徐友漁主編,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的《遇羅克遺作與回憶》中。今天我們能看到這很少的日記片段,都是當時《光明日報》的記者、編輯用鋼筆從北京市中級法院塵封的檔案中一字一字抄錄下來的。現在,這些材料短時間內不容易被看到了。即使從這些日記中也可以看出,遇羅克這樣一個家庭出身一欄填寫着“資本家”幾個字的人在文革前就處處碰壁,他的考試成績非常好,報考大學時也挑選了比較偏冷的院校,但還是沒能獲得上大學的機會。到了文革浪潮興起,他這樣的“黑五類”家庭出身的子弟即使不說話,也是十分艱難甚至危險的。面對這種荒誕境遇,遇羅克依然做出了自己的抉擇。

1967年1月18日·北京1201印刷廠

1966年12月底,中學生牟志京在北京西什庫後庫的一個電線杆子上看到了一份油印的《出身論》,“拜讀之餘,欽佩之情油然而生”。

他按照油印稿下面的聯絡地址找到六十五中,與遇羅克的大弟弟遇羅文相識。經過他們一番奔走,《中學文革報》在北京1201印刷廠付印,於1967年1月18日正式發行。當時這個印刷廠屬於部隊,位於現在北三環邊的花園路,它的庫房和舊車間現在成了一個大超市。我每次去買東西,車就停在廠子業務室門口的停車場。

《中學文革報》第一期的主要文章就是那篇由遇羅克撰寫的《出身論》,署名是“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遇羅克在文章中主要批駁的對象就是那幅在中國歷史上非常有名的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基本如此”。據說江青和陳伯達當時也覺得這幅對聯不夠正確,江青將其修改為“老子英雄兒接班,老子反動兒背叛”。遇羅克在文章中列數了多年來用家庭出身決定個人命運的種種醜惡現象,斥責了文革開始後紅衛兵對所謂“黑五類”子女的公開歧視和殘酷迫害。他在文章中發出莊嚴宣告:“任何通過個人努力所達不到的權力,我們一概不承認”。

緊接着,《中學文革報》又連續印出了5期,刊發了《談“純”》、《“聯動”的騷亂說明了什麼》等多篇引起極大反響的文章。這些文章受到當時官方支持的《兵團戰報》、清華《井岡山》的猛烈攻擊,但在全國各地引起了極大的共鳴。讀者來信已經到了郵遞員不能負載的程度,遇羅文他們只好每天用三輪車到北太平庄郵局去拉回那三四千封來信。許多讀者在來信中向《中學文革報》編輯、作者們傾訴他們的悲慘遭遇和求得平等待遇的強烈心聲。

一個貴陽青年來信述說,自己在鬧市區看到熱心人手工抄寫的《出身論》,那是洋洋一萬五千字的文章。他讀到一小部分就抑制不住自己,嚎啕大哭起來。

今天閱讀這些文章,會看到其中用了許多文革時期的主流話語,比如“批判資本主義、修正主義”、“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之類。但是如果與遇羅克僅存的日記加以對照就可以看出,兩者的話語以及思維模式、根本價值觀存在着巨大的差異。這也許是遇羅克在那個極端惡劣政治環境中要想發出聲音所必須採取的唯一話語方式。當然,我們也不必拔高遇羅克,說他對於最高領導人發動文革的目標和走向都洞若觀火。但我們在他1966年5月10日的日記中就可以知道,他那時就從對鄧拓的批判中看出這個運動的矛頭指向遠遠要高於北京市委。

2008年,美國西雅圖的海岸邊,牟志京跟我回憶起自己在辦報時為了修改文章與遇羅克兄弟倆的爭論和對遇羅克的崇敬心情。對於自己,他有一種無端的自責。在得知遇羅克被判死刑時,他哭了。他後悔,總認為如果遇羅克的文章不在《中學文革報》發表從而造成那麼大的影響,也許不會被殺害。這時,成群的海鷗在我們身邊翱翔、號叫,搶食着遊人拋灑的麵包,年近六旬的牟志京眼中閃動着淚光。

1968年1月5日·北京人民機械廠

早晨,遇羅克像往常一樣帶着飯盒去廠子里上班。一到廠子里就被警察帶走了,從此再也沒有回來。同時,他家也受到搜查,弟弟遇羅文趕緊把哥哥的一篇文章藏在了自己屋裡。在那之前遇羅克已經知道自己可能面臨的遭遇。

1967年4月17日,戚本禹公開表態,說《出身論》是反動文章,立刻就引起新的批判狂潮。戚本禹是當時中央文革小組的重要成員,這個小組被毛澤東委以重任,幾乎是當時中國政治機器的中控機房。根據《光明日報》高級記者蘇雙碧搜集的資料,1967年12月30日公安部門根據謝富治的“批示”,“重新研究了對反革命小集團家庭問題研究小組首要分子遇羅克等人的處理意見”,決定立即拘押。謝富治於1968年1月1日批示“同意”。

當時高調批判《出身論》的戚本禹1968年1月被中共中央隔離審查。1980年7月14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依法逮捕。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聚眾打砸搶罪判處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批准逮捕遇羅克的謝富治後來官至公安部長,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決定開除他的黨籍。1981年1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確認他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主犯。政治機器上的螺絲釘在絞殺別人的生命時,總認為自己是不可觸及的,不會認識到自己也會受到無端傷害或者時過境遷的懲處。

遇羅克被捕後很快就被帶走,他在工廠的好友楊雨樹趕過去沒有看到他。後來再看到遇羅克已經是他被警察押着到廠里來接受批鬥。前年我到他方庄的住處採訪楊雨樹,他說自己坐在下面,也跟着舉手喊了口號。在他堆滿油畫作品的小屋裡,他給我看他的老師和朋友趙文量為遇羅克畫的油畫肖像。畫像只有寥寥幾筆,十分傳神。

1970年2月9日·北京半步橋看守所

戴着十幾斤重的手銬腳鐐,張朗朗和其他幾十人被關進北京半步橋監獄。這裡是當年關押日本間諜川島芳子並對她執行死刑的所在。他們一進去,就聽見走廊另一頭有個人喊報告:“報告管理員,我要見軍代表。上一批的幾十個人都去見馬克思了,只剩下我一個人了,因為我有重大問題要細細交代,可是怎麼不提審我,那我怎麼交代呀?”

張朗朗是中央美術學院畢業的大學生,因為讀書多,好講故事,時常對江青等人發些牢騷,被定為反動組織的黑後台。因為1968年就曾經和遇羅克被關在一起,張朗朗聽出,這是遇羅克!還是那股嘲弄的腔調,還是那種冷靜的辛辣。通過這個方式,遇羅克睿智地讓新來的人明白,這裡是死刑號,要大家在精神上有所準備。同時也在向大家傳達一種延緩屠刀下落的方法:就說自己有問題“要細細交代”。

張朗朗是幹部子弟,出生在延安,在“馬背上的搖籃”長大,文革前在經濟條件和升學等方面一帆風順,一直在育才、101、四中這樣幹部子弟成堆的學校上學。而遇羅克是所謂“黑五類”的子弟,在社會上備受歧視。在監獄裏,兩人互相講故事,辯論哲學,論詩談書,成為無話不談的摯友。張朗朗回憶“遇羅克不是監獄油子,從來不為多吃一口窩頭、多喝一口白菜湯而陷害別人,更不會在當局謊言的‘感召’之下,見利忘義落井下石。他也不會在老弱病殘的犯人身上踩兩腳,以示自己手狠心黑,藉此鎮唬他人”(引自《我和遇羅克在獄中》,載《遇羅克遺作與思考》)。由於得天獨厚的家庭條件,張朗朗讀過薩特的一些著作,他跟遇羅克談起存在主義哲學時,遇羅克認為那是吃飽飯撐得沒事幹的人思考的哲學,而馬克思主義才是最精闢、最有指導意義的。

一次提訊時,審訊室坐了二十幾個人,主審官員說:“遇羅克,你的態度極端惡劣,今天再給你最後一次機會,否則你就自取滅亡了。你好好想想還有什麼話說,我們五分鐘以後回來。”這是明白的死亡威脅。五分鐘以後,主審官員對遇羅克說:“最後還想給家裡留什麼話,說吧。”遇羅克的回答是:“我想要家裡帶一隻牙膏。”後來遇羅克告訴張朗朗,主審官員當時氣得臉都青了。

但是政治絞肉機終於落下了它的屠刀。文革中最重要、最嚴厲的鎮壓運動“一打三反”在最高領導層的推動下掀起高潮。1970年3月5日,張朗朗聽到隔壁牢房裡一個個獄友被拖出去,聽到了遇羅克最後的“呃”的一聲,那是他的脖子被細繩子勒住的自然反應。

遇羅克對這最後的時刻早有準備,他入獄之前曾經寫過一首《贈友人》:“攻讀健將手足情,遺業艱難賴眾英。清明未必牲壯鬼,乾坤特重我頭輕。”

張朗朗現在居住在美國馬里蘭州的一棟美麗的別墅里,地下室放着幾千張密紋黑膠唱片。他一直想着在自己退休以後設法把這些唱片帶回大陸捐給某個音樂愛好者俱樂部。在我的請求下,他哼唱起前蘇聯的一支歌曲《光榮犧牲》,那是一首他和遇羅克兩人都會唱的歌,他們在死刑號里過春節時開臨終晚會一起唱過。

1978年11月·《光明日報》宿舍

1978年之後的十年,是改革開放全面啟動的時期,是1949年以來首次允許外部思想進入中國大陸的時期,是內部各種思潮抵觸、對話的活躍時期,那是一次中國思想、文化史上頗有狂飆突進意味的解放和復興。

1978年11月的一個晚上,遇羅克的母親王秋琳冒着寒風走進《光明日報》記者蘇雙碧的家中。因為她讀了蘇雙碧11月15日發表在《光明日報》上的《評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蘇雙碧在此文中提出“今天我們就是要平冤獄,一個一個地清算,一個一個地平反”。王秋琳說遇羅克在文革中的第一篇發表在《文匯報》上的文章《和機械唯物論進行鬥爭的時候到了》點名批駁了姚文元《評海瑞罷官》一文。這是遇羅克罪狀中“惡毒攻擊和誹謗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主要依據。第二天,蘇雙碧向領導彙報後就帶着報社的介紹信到了北京市公安局,下午四點在北京市中級法院找到了積土塵封的遇羅克檔案。檔案共有24卷,放在一起將近半人高。第二天蘇雙碧又約請了報社的兩位記者一起來看材料,仔細閱讀後,他們認為這是一起冤案。便以《光明日報》的名義致函北京市公安局,要求為遇羅克平反。

1979年11月21日,遇羅克的家人接到了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刑事再審判決書。改判如下:“一、撤銷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70)刑字第30號判決書。二、宣告遇羅克無罪。”此後,蘇雙碧為此事寫了長篇報道《逆風惡浪中的雄鷹——遇羅克》,發表在1980年6月的《新時期》第4期上,隨後《北京日報》全文刊載了這篇文章。文章在全國範圍內引起極大反響,遇羅克的事迹感動了改革開放年代的許多百姓和官員,促進了當時中共中央積極推進的平反冤假錯案工作。

2009年4月5日·京郊宋庄美術館

又一個清明節,我和北京的徐曉、栗憲庭等知識界人士以及遇羅克的家人、親友來到北京郊區的宋庄美術館,舉行了一個十分簡短的遇羅克半身銅像落成儀式。人們為遇羅克獻上幾束鮮花,站立在他的銅像前靜靜地默哀。

銅像的作者鄭敏也來到這裡,這個二十來歲的青年人的畢業作品是王小波的一個裸體坐像。鄭敏創作遇羅克塑像時,我到他借用的工作室跟蹤拍攝。他一邊拿着雕刻刀在遇羅克的塑像小稿上細細修飾,一邊跟我聊起自己老家文革時發生的一些慘劇。他的老家是湖南道縣,道縣在文革後成為一個著名的縣份,就因為這裡在文革中發生過集體參與的較大規模屠殺。從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在湖南省零陵地區道縣發生了針對“四類分子”(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的大規模屠殺事件,波及零陵地區(現稱永州市)其他10個縣。據統計,道縣事件在當地造成的死亡人數達4519人,其中4193人被殺,326人被迫自殺。後來解放軍6950部隊出動才逐漸制止了這次大規模的屠殺。

遇羅克銅像的底座是不鏽鋼的,上面刻着北島題獻給遇羅克的詩句:“在沒有英雄的年代裏,我只想做一個人。”

詩人北島的這首詩創作於上個世紀80年代。

《宣告——給遇羅克烈士》

也許最後的時刻到了
我沒有留下遺囑
只留下筆,給我的母親
我並不是英雄
在沒有英雄的年代裏,
我只想做一個人。
寧靜的地平線
分開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
我只能選擇天空
決不跪在地上
以顯出劊子手們的高大
好阻擋自由的風
從星星的彈空里
將流出血紅的黎明

在《遇羅克遺作與回憶》中,徐友漁寫過這樣一段評述:“人類歷史上,有兩種人對同時代人和後來者的精神和心靈產生巨大的影響。一種是烈士,他們為真理、為理想受盡苦難,視死如歸;另一種是思想家,他們目光如炬,洞察實質,是社會的先知先覺。一身兼思想家和烈士兩任者寥若晨星,他們承受的巨大苦難和發出的精神光芒交相輝映,使他們成為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座座豐碑。蘇格拉底是這樣的人,布魯諾也是這樣的人。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給一個古老而偉大的民族帶來空前災難,反人性、反人道的蠢行、醜行和惡行發展到登峰造極,奪取了無數人的青春、前途、家庭和生命。對苦難的以及黑暗的反抗造就了思想家和烈士,遇羅克就是其中一身兼兩任的佼佼者。”

遇羅克的銅像靜靜地豎立在那裡,多數時光都是布滿塵土,但這座銅像和這個人的文字、言行卻時時在發出光芒,燭照着我們的思想。銅像上的那雙沉靜、深邃的眸子,時時在凝視我們,與我們進行着穿越歷史時空的心靈對話,讓我們思考自己的生存意義,提醒我們:不管在任何艱難境遇中,做出自我選擇都是無可逃避的。

文章付梓之日,正是全國兩會閉幕之時。溫家寶總理在記者會上說: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現在“文革”的錯誤和封建的影響,並沒有完全清除,不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

溫總理同時強調:政改有賴於覺醒的人民的推動!

(作者為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從2007年開始籌拍紀錄片《遇羅克》。)

2012-03-19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中國經營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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