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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被紅二代學生活活打死 還有學生被打死

1966年8月5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卞仲耘老師在那兒被高官子女打死。她是副校長,因為當時這個中學沒有正校長。卞仲耘老師當時已經在這個學校工作了17年。她是4個孩子的母親。毛澤東的兩個女兒都曾經是這個中學的學生。

卞仲耘全家福

卞仲耘校長遇難五十周年忌日,她丈夫王晶垚多年尋求真相,現95歲已不認識人

2016年8月5日,是“文革”中最早被學生毆打致死的教育工作者卞仲耘校長遇難五十周年忌日。卞仲耘當時是北京師大女附中(現北京師大附屬實驗中學)校長,那年五十歲。卞仲耘遇難後,她的丈夫王晶垚一直堅持尋求卞仲耘之死真相,要求追究兇手的責任。他多次在“心靈之旅”節目中接受採訪。

今年夏天,原北京師大女附中學生、現在美國芝加哥大學任教的王友琴博士帶着學生到北京作暑期教學項目。在卞仲耘校長遇難五十周年忌日前夕,她告訴我,今年九十五歲的王晶垚先生已經不認識人了。

錄音資料回放:王友琴博士談卞仲耘校長遇難經過

半個世紀前的“文革”血案之一“卞仲耘之死”究竟是怎樣一個事件,是怎樣一樁血案?

“心靈之旅”節目開播十八年來,曾經多次尋訪過“卞仲耘血案”的見證者和研究者。

現在在芝加哥大學任教的王友琴博士1965年考入北京師大女附中,她在該校經歷了“文革”。從上個世紀70年代開始,王友琴採訪“文革”經歷者和受難者家屬。2000年建立了網上“文革受難者紀念園”,2004年出版了52萬字的《文革受難者》一書,記載了659名受難者的悲慘遭遇,其中卞仲耘一篇是篇幅最長,記述最詳盡的。

在以前的“心靈之旅”節目中,王友琴博士簡述過卞仲耘校長遇難的經過。

王友琴:“1966年8月5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卞仲耘老師在那兒被打死。她是副校長,因為當時這個中學沒有正校長。卞仲耘老師當時已經在這個學校工作了17年。她是4個孩子的母親。毛澤東的兩個女兒都曾經是這個中學的學生。

8月5日大概下午一、兩點鐘的時候開始,打的過程一開始是用棍子打,往身上澆墨汁、掛黑牌,甚至有人踩在她身上。兩個多小時後,她已經昏倒在宿舍樓台階門前。這時候就被放在一個運垃圾的平板車上。醫院就在學校對面,可是沒有人送她去醫院。

大概到了晚上才送到醫院,醫生說人已經死了大概幾個小時了。”

王友琴:“這在中國歷史上也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事件。從那天開始,好像就是說一個人就可以被一群人就這樣打死,沒有關係。在‘革命’的名義底下就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王晶垚保存了1966年8月5日那天卞校長留下來的每一個東西。其中有一件浸透了鮮血的白襯衫,上面還有墨汁寫了‘打倒’兩個字。還有一塊手錶,錶帶已經被扭曲了,因為當時戴在她的手上,錶帶被打歪了,手錶也停住了,停在三點四十分,這就是她挨打的時間。王晶垚把每一個東西都用塑料袋非常仔細地包好,然後裝進一個皮箱里。他保存着這一切。

在北京,卞仲耘老師是第一個教師里的受難者。在她之前,有一些老師自殺了,但是被活活打死的,這是最早發生的。”

錄音資料回放:卞仲耘之死與8.18天安門宋彬彬給毛澤東戴“紅衛兵”袖章

王友琴:“兩個星期之後,也就是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一百萬‘紅衛兵’的時候,有一部分‘紅衛兵’代表登上了天安門城樓。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紅衛兵’頭頭叫宋彬彬,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的袖章。”

(插播:“八.一八”大會現場記錄片片斷)

眾歡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

廣場音樂(大海航行靠舵手)

現場播音員女:“北京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宋彬彬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衛兵’袖章,毛主席問她叫什麼名字,她說‘叫宋彬彬’。毛主席問‘是不是文質彬彬的彬?’她說‘是’。毛主席說‘要武嘛!’”

眾歡呼:“毛主席萬歲!……”

播音員女:“敬愛的毛主席,您的話我們記住了!我們決心接過革命前輩的槍杆子,保衛我們的社會主義江山。我們敢闖、敢幹、敢革命、敢造反,有您作我們的統帥,我們什麼也不怕。”

眾狂呼:“毛主席萬歲!”“萬歲!”“毛主席!”“毛主席!……”

錄音資料回放:王友琴博士談“8.18”毛澤東“要武”說與被打死教師數驟增

王友琴:“從8月下旬開始,北京有數千人被活活打死,官方的統計數字是1,772人。殺戮的手段特別殘忍,是用棍棒、銅頭皮帶、用開水澆燙……由十幾歲的紅衛兵來執行。

‘8.18’接見以後,每日被害人數從個位數跳到兩位數,又跳到三位數。最高峰時,每天有幾百人被打死。8月19日,北京外語學院附中張福臻老師被打死,8月20日,北京女三中校長沙坪、北京梁家園小學校長王慶萍被打死。8月22日,北京八中負責人華錦被打死,8月25日,北京師範大學二附中教師靳正宇,負責人江培良,和學生曹濱海的母親樊希曼被打死,8月26日,北京女十五中負責人梁光琪被打死,8月27日,北京寬街小學校長郭文玉和教導主任呂貞先被打死。

在我的文章《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中,還記載了北京師範學院附中生物教師喻瑞芬,北京25種語文教師陳沅芷,北京138中學負責人張冰潔,北京陳經綸中學教師齊惠芹,北京女十中教師孫迪,人民大學附中教師楊俊等被打死。這張名單很長很長,需要一個很長的紀念會來一一讀出。他們都在8月的下旬被打死。這個死亡的日期就表明了8.18集會和毛澤東‘要武’的說法的重大作用。”

錄音資料回放:王友琴博士談宋彬彬的“光榮”與卞仲耘的鮮血

王友琴說:“由於各種原因,這樣嚴重的罪行沒有得到審判,甚至也沒有得到記錄。可是到了(2007年)女附中(現實驗中學)的(九十周年)校慶,竟然變成了一種‘光榮’。這個學校做的校慶光盤,題目就叫‘光榮與夢想’。而這張宋彬彬給毛澤東獻袖章的照片,就印在畫冊上,也出現在這個光盤上。這是非常令人震驚的事情。”

王晶垚先生聲明:真相大白於天下之前,我決不接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的虛偽道歉!

2014年1月12日,當年北京師大女附中“紅衛兵”負責人宋彬彬和劉進回到母校,也就是現在的北京師大附屬實驗中學,在一些當年的師生和幾位教師後人參加的會上講話表示道歉。

十五天以後的1月27日,卞仲耘校長的丈夫、當時已經九十三歲高齡的王晶垚先生簽名發表了《關於宋彬彬劉進虛偽道歉的聲明》。

其中說“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於天下之前,我決不接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的虛偽道歉!”

王晶垚:她們的道歉是虛偽騙人的,她們從來沒有搶救過卞校長

聲明發表後第三天1月30日,我就此採訪了王晶垚先生,請他談談為什麼要發表這樣一個《聲明》。

王晶垚:“沒有別的辦法。她們過去這夥人就是共產黨的高幹子弟‘紅衛兵’,都是一些殺手。她們道歉不是真實的,想矇混過關,是虛偽的、假的。”

主持人:“在事實方面呢?您不能接受的理由?”

王晶垚:“比如說,她們明明殺害校長,但是她們說很多謊,說她們搶救了,向醫院提出要求如何……這些都是假的,不是真的,他們從來沒有急救過卞校長。”

主持人:“您這個《聲明》,我們也看到了您的簽名、您簽字當時的照片,我從網上看到了……”

王晶垚:“證明這個《聲明》是由我本人決定寫的,我本人負責任。我非常歡迎國內外的讀者能夠發表意見、我更感謝國內外的讀者能夠主持正義,譴責他們罪惡的行為。”

王友琴博士2014年1月31日受訪談王晶垚先生《關於宋彬彬劉進虛偽道歉的聲明》

2014年1月31日,王友琴博士就王晶垚先生27日發表的《關於宋彬彬劉進虛偽道歉的聲明》接受我的採訪。

王友琴:“我讀了王晶垚老先生的聲明,我覺得他寫得非常好。

首先,他非常清楚的描述了事實。在1966年8月5日,在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用暴力打死了卞仲耘校長。同時他也清楚的描述了這個暴力殺害的後續事件。也就是在北京打死了更多的人,有近兩千之多。

第二,他分析了這個暴力殺害的原因,他指出了是在毛澤東的鼓勵下,‘紅衛兵’組織做了這個在北京歷史上甚至中國歷史上發生的最可怕的事情。他也明確的指出來了,宋彬彬在天安門上獻袖章導致的後邊的更大的殺害。

第三,我覺得他明確表達了受難者的家屬要求獲得正義的呼聲。長久以來,這些普通人的受難者不被提到。他們的名字不被提到,他們受難的這些悲慘的過程更不被提到。

人們壓抑了很多年了,是兩代人的時間過去了,王晶垚先生站出來大聲的告訴我們,這個應該得到正義。我覺得這不只是為了受難者,也是為了年輕的一代,為了民族的未來。”

王晶垚:這次他們在學校里開會,沒讓我參加

主持人:“這次他們開這個會,宋彬彬道歉,有沒有邀請您參加?”

王晶垚:“沒有沒有,沒參加,沒人邀請我,沒讓我參加。”

主持人:“他們又向卞校長的塑像還鞠躬,為什麼沒有邀請您參加,您怎麼想這個事?”

王晶垚:“女附中‘造反’的學生,都是根據毛澤東、共產黨的意志行事的。她們是願意怎麼干怎麼干,她們根本就……對卞校長也好,對卞校長的家屬,像對我本人她們不當回事兒。(開會)她們講都不講,沒請我參加。反正一句話,現在女附中學生的這次所謂的‘道歉’,缺乏誠懇哪。這些人,她們在女附中里就是犯罪的一夥,她們現在不會講很真正誠懇的話,到現在為止也還是這樣,儘管也同我見過一些面。(長嘆)哎!——

你要知道今年我已經……很老啦,93歲。

殘害卞校長的就是這夥人,她們現在想自己混過去。過去幹了許多壞事,包括她們同我講話,她們心裏是不可能很寬鬆的。現在她們最近也不找我了,她們表示道歉,表示表示,她以為她就過關了。”

主持人:“您聽她的道歉詞,按她的說法,道的是什麼歉呢?”

王晶垚:“她的說法就是沒很好的保護老師。哪是保護的問題?

毛澤東就是到處害人殺人,在他底下共產黨系統裏面的一些包括黨員幹部在內,他願意怎麼統治就怎麼統治。女附中這個學校就是共產黨高級官員的子女占統治地位的學校”

王晶垚:宋彬彬說和劉進阻止了打人,完全是謊話,無中生有,她從來沒做過

主持人:“宋彬彬在這次道歉講話中,說她阻止了(毆打),只是沒有‘強勢的’阻止,根據您所了解的情況,和她所說的理由,您是怎麼看?您認為……”

王晶垚:“‘阻止了’完全是謊話,無中生有的話。她從來沒做過。”

王晶垚:說李松文帶頭簽名是為搶救卞校長,是謊話,當時卞已經過世

主持人:“然後她就說當時‘李松文老師8月5日當天晚上,是為了讓醫院儘快搶救卞校長,帶頭簽名作保……’”

王晶垚:“不,不,沒有這個,這完全是謊話。李松文當時我見到過,就是李松文當天(8月5日),到醫院之前,我在學校裡邊見過他,他態度很壞。”

主持人:“有沒有這個情節‘帶頭簽名作保是為了搶救卞校長’?還是李松文早早就告訴您卞校長過世了。宋彬彬所說的他‘簽名作保是為了搶救卞校長’這個成立不成立?”

王晶垚:“不成立。李松文那天進醫院,我先在學校辦公室里見到過他。”

主持人:“李松文當時有沒有肯定卞校長已經過世了,已經遇難?”

王晶垚:“噯,已經是,是這樣。”

主持人:“那到了醫院還有‘帶頭簽名作保搶救’的問題嗎?”

王晶垚:“沒有這回事。說‘要求搶救’啊,不可能的。這時候人已經早沒有了。”

主持人:“在道歉的過程中,宋彬彬的話里內容加入了這麼一段,您是什麼看法?”

王晶垚:“她們自己為自己講好話吧。當場那個時候在醫院的時候我都在場,他們都在場。當時卞校長遺體已經在另外一個房間。

這次他們在學校里開會,也沒通知我去呀。”

王晶垚:不能讓她們混過去。她們應該老老實實地說清楚,承認實際情況

主持人:“沒通知您參加這個會,您怎麼看?”

王晶垚:“嗨呀!這個事情可以……所有有關的人員都可以仔細考慮考慮嘛,她們道歉的事,想自己走個過場。”

主持人:“她們向卞校長的塑像鞠躬,可是您這麼多年在追問這件事情,卻不讓您知道,不通知您去,也不邀請?”

王晶垚:“哎,對對。她就算道歉了,她們自己道歉了。她們敷衍一下,作個樣子,想抵賴掉她們起的壞作用。她們以為做一些所謂的‘道歉’就算交代了,想混過去。

不能讓她們混過去,不能容許。她們應該老老實實地說清楚,應該老老實實地承認實際情況。”

聽眾朋友!以上是兩年多以前王晶姚先生接受我採訪的錄音,記錄了一個“文革”遇難者家人的心聲。一年後,王晶垚先生說話已經有困難。現在95歲的王晶垚先生已經不認識人了。

王友琴:我做的最主要的一個工作就是調查和理清了“文革”受難者的很多情況

今年5月16日是中共中央1966年發出《五·一六通知》中國“文化大革命”爆發50周年。

現在播出的是“當年‘文革’與當今中國”系列訪談第二集“‘文革’受難者與記錄者”的第一篇:“卞仲耘校長和她的學生們”。

在紀念中國“文革”爆發50周年的時候,我專訪了現在在美國芝加哥大學任教的王友琴博士,請她談談這些年所做的有關“文革”研究方面的主要工作。

王友琴:“我做的最主要的一個工作就是調查和理清了‘文革’受難者的很多情況。我在2000年做了一個網頁,把我調查到的受難者的名字按照名字的拼音排列起來。在2004年出版了一本書《文革受難者》。這個書出版以後,我還繼續做受難者名字和他們遭遇的收集工作。

《文革受難者》這本書里有659個人的故事。我繼續寫這方面的材料,也搜集了更多受難者的名字,但是還沒有能力來再出一本書。《文革受難者》是一本很長的書,幾乎600頁,50多萬字。但是,這本書只能在香港出版。”

王友琴:我的“專題研究”——“鬥爭會”、“牛棚”、北大“文革”、摧毀日記等

王友琴:“在最近幾年以來,我還做了一項工作,就是我要揭露這些人是怎麼被害死的,這中間的迫害的機制是什麼。所以,有一個很長的文章叫《文革鬥爭會》,講了在文革中間這個‘鬥爭會’是怎麼被使用的,‘鬥爭會’的結構、功能是什麼,‘鬥爭會’的歷史是什麼樣的。也對國際的事情……比如說斯大林就沒有用過這個形式,斯大林用過所謂‘表演性的審判’但是他還是用的原來的法律審判形式和過程。

這樣,我就試圖把‘鬥爭會’作為一個最普遍的迫害工具的情況講清楚。

我也還在寫着一篇叫《文革牛棚》,牛棚是和‘鬥爭會’一樣的‘文革’中間最普遍使用的,也相當有所謂‘獨創性’的一種迫害手段。

我已經發表的文章還有《63名受難者和北京大學文革》,講了受難者和‘文革’運動的關係。

同時我也發表了《摧毀日記的革命》,講了‘文革’是怎麼來對寫日記的人進行迫害,然後使得發生了不是直接用肉眼看見的一個變化,就是原來寫日記的中國人只好都停止寫日記了,因為他們不當然不願意去坐牢。

這些都是我自己稱之為‘專題研究’的東西。我覺得像一個大塊的磚、石頭啊,對於我們來建構、重建‘文革’的歷史、來寫一個一般意義上的通史,有很大意義。”

王友琴:現在中國“文革”研究的一個重大分歧就是——有沒有受難者?

王友琴:“我也指出了現在我們中國‘文革’研究的一個重大的分歧就是——有沒有受難者?因為‘沒有受難者’,這個‘文革’的解釋就變得不一樣了。

有了受難者,那麼‘文革’就是一個罪。這個‘罪’不是宗教里用的‘原罪’的那個‘罪’,也不是我們平常說的負荊請罪的那個罪,我說的就是刑事犯罪里的‘罪’。因為‘文革’迫害死了那麼多人。

可是,你可以注意到,在有一些關於‘文革’的書里,他們是無意……或者其實是有意的隱瞞了千千萬萬的中國人在‘文革’中間被迫害死的情況,然後對‘文革’的解釋就變成了一種僅僅是‘激進思潮的年輕人的狂熱的行為’而已,這也是一個應該指出的問題。

這是我這幾年來做的主要的工作。”

王友琴:徐景賢40萬字的書沒有提到一個“文革”中被害死的人的名字

主持人:“那麼,他們這些人在所見的文章中是否對受難者做了處理,或者有提到,或者根本就沒有提到?”

王友琴:“我想,他們首先就是一些‘文革’的活躍人物,我覺得他們都是知道的,就是不提而已。上海的‘革命委員會’負責人之一徐景賢,寫了一本40萬字的書。在他的書里,沒有提到一個‘文革’中被害死的人的名字。而實際上,我知道的上海‘文革’被害死的人數字是11,150個。其實這個統計可能是不完全的,但是至少有那麼多。但他一個都不提,原因是什麼?我想也是很明顯的,我們可以再作討論。

我專門寫過一篇文章來講這樣一個分歧,就是‘有沒有受難者?’”

王友琴:沒提受害者名字的又一例

王友琴:“另外我們也看到在一個電影裡邊……電影叫《八九點鐘的太陽》是卡瑪(Carma Hilton)做的。在這個電影裡邊,有北京的五所中學的‘紅衛兵’出鏡,他們都講了他們要說的話。在我的網站上,就有十個受害者是被這五個中學的紅衛兵打死的。但是這個電影完全不提。

我的網站上講的非常清楚這十個人的名字,這十個人只是我能找到的被這五個中學的‘紅衛兵’打死的人,而不是全部,但是他們都沒有被提到。”

王友琴:我做了幾百個學校的調查,在全中國我還沒找到“文革”中沒被打過的校長

王友琴:“我最早寫的一個大型的文章叫《學生打老師的革命》。在這個文章里,主要寫了老師們怎麼受到迫害、暴力的虐待,甚至被‘紅衛兵’打死,這是1966年8月開始的事情。

這些年來我做了幾百個學校的調查,調查的結果是,在全中國我還沒有找到沒被打過的校長,包括小學校長中學校長和大學校長。有很多校長被迫害死了,老師不是每個人都挨打,但是被打的、被暴力侮辱折磨的都是很大的比例。”

王友琴:對老師和對同學迫害的罪行——都屬於“群體性的迫害”

王友琴:“同時還有一個事情可能沒有被充分注意到的,就是對學生的迫害。這個幾乎是同步發生的事情,而且跟‘紅衛兵’組織的成立方式也有非常密切的關係。而且我最想指出的是,對老師的迫害和對這部分同學的迫害,都是屬於要用一個比較新的名詞來說明的一種罪行,就叫‘群體性的迫害’。”

王友琴:“對聯”與“紅衛兵”;“紅五類”與“黑五類”

王友琴:“那麼,對同學的迫害是怎麼形成的呢?就是‘紅衛兵’成立時,提出了一副所謂‘對聯’,叫‘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

我們傳統的文化里,對聯是過年時貼在門上,或者做成石刻、木刻的對聯,放在一些比較莊嚴的建築的門兩邊。但是這個‘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是‘紅衛兵’吸收成員的標準。

我查了資料,也發現這個所謂‘紅五類子弟’和‘黑五類子弟’這樣的群體性、集合性的名詞,最早是出現在清華附中‘紅衛兵’的文章中間。大家知道清華附中是‘紅衛兵’發源地。”

主持人:“最早見諸文字,並且署上日期的是什麼時候?”

王友琴:“是他們最早用的。我不知道誰第一個,現在看見的材料,他們就是最早的。然後他們還反駁我說‘不是我們’。可是他也不說出來——那麼誰在你之前用了這個呢?這都是屬於現在他們想要否認這些事情過程中的一些小糾葛。但你也看得出來,他們是非常不講道理的。就是說,這個‘對聯’本身不是清華附中‘紅衛兵’發明的,我現在的調查,是北大附中‘紅衛兵’發明的。”

主持人:“北大附中是先出來這副‘對聯’的嗎?然後清華附中去使用的?還是清華附中先有了一個理論和‘紅衛兵’的組織,然後又加進了北大附中的這個‘對聯’呢?”

王友琴:“清華附中先成立了‘紅衛兵’,然後他們也開始使用‘黑五類子弟’、‘非紅五類子弟’這樣一些集合性名詞,然後北大附中在6月20日左右時,開始寫這副‘對聯’。這個‘對聯’馬上流行到各處各地。這是一個非常特別的現象。我等一會兒還要再說。

這個‘對聯’實行的結果,就是‘紅衛兵’組織他們把家庭背景當作吸收成員的標準。這是以前從來沒有過的事情。”

主持人:“在這個對聯出現之前,五零年代,也就是中共建政之後。把出身作為一個考慮,決定一些人的……比方說入團、入黨、上大學、提幹部……這個已經先於它了,那您怎麼看這個承襲的關係?”

王友琴:“我想以前是有這樣的事情,但是沒有寫在章程里的,這也還是一個大的區別,對不對?後來‘紅衛兵’組織成立,到成立‘紅代會’,‘紅衛兵’組織變成一個學校里普遍建立的常規性組織的時候,這個‘家庭出身’的問題是寫在章程里了。這是一個大的變化。

但是這還不是最重要的。因為我們現在的人看這些材料的時候,我們不知道背後實際上在做的是些什麼。”

王友琴:我的書里有被打死的老師和居民,也有被打死的學生,田鉞與王光華之死

王友琴:“我們現在看見的在1966年8月‘紅衛兵’成立和興起高潮的時候,我的書里不但有被打死的老師和居民,也有被打死的學生。

這裡我可以說第一個例子,就是北京106中學一個學生叫田鉞,是在8月19日被打死的,這是個特別典型的例子。

宋彬彬這些人不能否認因為這個‘八·一八’的大會之後打死人的事情全面升級,這個田鉞就是因為說了反對‘對聯’的話,他不是‘紅五類出身’就這樣被打死。

田鉞的‘鉞’我應該說在我的書里其實寫錯了,我寫成喜悅的‘悅’。我在這個書出版之後,才找到了他的家人。以前沒有那麼發達的什麼微信啊、電郵啊這些設備,我才知道他的名字是‘鉞’。他當時高中一年級17歲。

田鉞在1966年的8月,被北京師範學院(現改名叫首都師範大學)附中的‘紅衛兵’抓到他們學校里去,8月19日被打死在學校中。

所以我也要特別說明,在‘八一八’那一天,在北京召開第一次百萬人大會,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向‘紅衛兵’揮手,而且帶上了‘紅衛兵’袖章,這對於下邊的暴力升級、殺戮的發生,有什麼樣的重大的影響。”

(插播:“八·一八”大會現場記錄片片斷)

眾歡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

王友琴:“田鉞的爸爸是個在燕京大學畢業的會計,田鉞不是所謂‘紅五類’,他沒有資格當‘紅衛兵’。我首先想說的一點是,他的爸爸是一個我們現在所說的‘專業人士’,國家的建設、文明的發展對‘專業人士’有最大的需求和依靠。但是一個燕京大學畢業的會計的孩子,就要受到歧視。

第二是他確實說了反對‘對聯’的話,所以遭到‘紅衛兵’的仇恨,就把他抓去打死了。

第二個是,我的書里也寫到北京第六中學高三學生王光華,因為他家裡是所謂‘小業主’。小業主的定義就是當時在私人企業里有5,000塊錢以上資本的話,就劃作‘資本家’;5,000塊錢以下就劃作‘小業主’。那麼,王光華的家庭出身是‘小業主’。他想出去‘串聯’,他做了。所以他從外地回來,‘紅衛兵’就把他抓到了……當時北京第六中學有個監獄,他們叫‘牛鬼蛇神勞改所’,貼着牌子的,是學校原來的音樂教室。

王光華就被抓到這裡邊,遭到毒打,在9月28日被打死。當時關在監獄裏的他們學校的老師還有校長把他的屍體抬了出去,放到了火葬場的大卡車上。

這就是當時發生的事情。這樣的事情在《文革受難者》書里還有。而且還有很多是我沒有能夠調查到的。”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自由亞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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