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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批鬥王光美始末

1963年,我考上了清華大學工程化學系。大學一年級的時候,我就給中央寫過一封信,反映農村幹部的腐敗情況。那時,我看見和我所接受的政治觀念不相符的、不公平的事,總想發表意見。文革前,我當過學校的基幹民兵連連長。另外,我特別喜歡寫文章投稿,當時投稿主要是給清華的校廣播台,後來就被他們看中了,把我調到校廣播台工作,還當了編輯組組長。全校所有交來的稿子都要經過我審,我審完以後拿給一個團委副書記簽字,才能廣播。程序是這樣的,權力還不小。我在學校里的各種事情中都喜歡出頭露面,感覺是能量發揮不完。

我那時的思想意識確實比較激進的。在平常思想改造的過程中,經常發表些“左”的言論。我會經常批判同學的“資產階級”思想,顯得自己非常革命的樣子。中共中央“九評蘇共公開信”發表以後,我寫了學習“九評”的文章,題目是《出身好也要自覺改造》。文章登在《新清華》頭版上。《新清華》是清華大學校黨委辦的周刊,在校內影響很大。文章就是說階級鬥爭怎麼尖銳,不小心的話就會被階級敵人腐蝕了。那篇文章也暴露了我很多“左”的東西,現在看很可笑。但那時就是那麼一種思想基礎,文革中很自然地就更“左”了。不過我總體還是願意與人為善的,跟同學的關係處得很好。我們班後來等於就一派,包括反對我的。

積極投身文革

文革前,清華在政治方面就抓得比較緊,有那麼一種革命氣氛。我比較佩服校長蔣南翔,他在清華一直貫徹培養所謂業務、政治雙肩挑的幹部,一進學校就灌輸這些。文革初始,我對清華黨委和蔣南翔是保的。大概1966年6月3、4號,我的第一張大字報就出去了,旗幟很鮮明,是保蔣南翔的,題目叫《捍衛清華黨委,就是捍衛黨的領導;捍衛清華方向,就是捍衛社會主義》。不過我很快就感覺自己不對頭了。當時研究《解放軍報》社論、《人民日報》社論啊,左一篇右一篇連篇累牘,說資產階級統治教育領域……修正主義分子就在我們身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資本主義復辟將是隨時可能的,要大家擦亮眼睛,等等。後來,我們班的同學孟家駒和我商量,說我們這種態度對不對啊?萬一校黨委真有問題怎麼辦?應該抱着對革命負責任的態度,考驗考驗清華黨委吧。

我們的立場很快就轉變了,寫了“也向校長質疑”的大字報,提了幾個問題,肯定是質疑的態度了。當時我在清華廣播台工作嘛,在給校黨委貼了大字報以後,廣播台的台長就通知我:蒯大富,你回班上去參加文化革命吧。就把我趕出廣播台了。

很快,工作組就來了,他們一入校就表明反對校黨委。校黨委“靠邊站了”。不過蔣南翔對給他扣的帽子一直不認賬,毛主席不是說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學校嘛,他就不同意。他說,文化革命前清華大學也是毛澤東思想佔主導,怎麼能是黑的呢?不可能黑!你得佩服蔣南翔在清華搞得特別好。比如北大吧,起來反黨委的、貼反陸平大字報的聶元梓,就是校黨委委員、系黨總支書記,這在清華絕對不可能。工作組進校之前,清華沒有一個黨支部書記,更不要說總支書記起來造反了。蔣南翔以前就提倡做“永不漏氣的發動機”,那真正是做到了一點氣不漏。清華絕對是鐵板一塊,內部沒有反的。後來,工作組進校,大家抵擋不住才垮的。

工作組開始對我還是挺好的。工作組來了我特得意,就殺回廣播台去了。到廣播台我臨時寫了一個稿子,歡迎黨派工作組來清華大學。後來,我就播放“毛主席派人來”那首歌,非常歡欣鼓舞,非常擁護工作組。

6月13號左右,北京新市委來人到清華,宣布由工作組代替清華黨委行使職權。但是工作組他們的做法,和我們理解的毛主席放手發動群眾的做法差得比較遠。他們強調領導,強調秩序。工作組的個別幹部還發表了一些言論,說“群眾是一群烏合之眾,像一群羊一樣”,說群眾運動不能這樣搞、不能那樣搞。我感覺不像毛主席說的那樣要相信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我當時是我們班的文革小組組長,我就認為工作組對群眾運動的理解和態度不對。6月16日,我和孟家駒就貼了張大字報,題目是《工作組往哪裡去?》。很多同學都在那兒看。大約是6月19日,薄一波到清華來看我那張大字報。當時誰也不認識薄一波,只是看他像個當官的。他問,這張大字報誰寫的?正好我就在旁邊。有同學多事,就說:蒯大富寫的,唉,就是他,就是他。他就問我,你叫什麼名字啊?我說我叫蒯大富。他說:大富?這個名字不好。我說:這個名字有什麼不好啊?他說:大富?你想發家致富啊?我說:不對,大富是國家發家致富,是國家富強的意思,資本主義是小富,只有社會主義才是大富。我問他叫什麼名字,他不告訴我。我說,這就不平等了,我告訴你了,你怎麼不告訴我啊?他說我走了以後,你們就知道了。他說能問問你是什麼派嗎?我說,自己怎麼能給自己劃派?他說,別謙虛嘛,你認為你是哪一派嘛?我說,那我認為我是革命左派。他用手比划著說:這個左派啊,左的太過火了,就跑到這(右)邊了。我們都笑了。

大約6月21號,我又在其他同學的大字報上寫了這麼一段批語:“革命的首要問題是奪權鬥爭,從前權在校黨委手裡,我們和他們斗,把它奪過來了。現在,權在工作組手裡,那我們每一個革命左派就應該考慮,這個權是否代表我們,代表我們則擁護,不代表我們,則再奪權。”這是非常關鍵的一句話,後來工作組為此不知批了多少次,說蒯大富想奪權。我覺得,那時我對毛主席的文化革命理論吃得比較透,核心就是革命政權嘛。政權問題是首要問題,學校里是資產階級專政,中央有赫魯曉夫式的修正主義分子,就這兩個思路。這個思路正好就符合毛主席發動文革的思路。

激辯工作組

我的大字報引起了工作組的重視。也是6月21號,管我們班的工作組成員曹欣通知我說,今天下午王光美同志要參加你們班的座談會,你們準備一下。王光美同志參加我們的會,豈不是天大的事。後來才知道,當時王光美是清華大學工作組的顧問,化名小何,秘密地住在清華的甲所。他們本來想創造一個新的“清華經驗”,像指導“四清”運動的“桃園經驗”一樣,來指導全國的文化大革命。當時王光美在我們心中威望很高,我們對她也很信任。我就趕緊發動同學把屋子打掃乾淨,準備好開水。但是下午會議開始的時候,來了一個女的。大家並不認識王光美,她也沒介紹,就坐下參加座談會。因為我們班對工作組意見很大嘛,就提了好多意見。會議結束,她臨走的時候說:我是工作組的,我姓崔。什麼也沒解釋,然後就走了。當時同學都很氣憤,不是說王光美同志來嗎,工作組其實是想騙我們啊,摸情況、摸材料來了?

我就又貼了張大字報,題目是《葉林同志,這是怎麼一回事?》,葉林是工作組組長。這件事一公布出去就轟動了,因為工作組騙人嘛,它就沒威信了。第三天,就是6月24號那天,校革委會就派了幾個同學,到處圍攻我。我說你有什麼事情講,就貼大字報吧。他們不答應,然後好多人圍着我,說一定要辯論,不辯我就走不了。我說,辯就辯,反正我有理。後來就約晚上開大會辯論。

6月24號的會在清華文革當中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我這邊找了兩個同學,孟家駒和鮑長康,那一邊也是三個同學上台,都不大出名。主持會議的是校文革的主任賀鵬飛[注1]。當時辯論還是比較講道理的。我上台講了:工作組通知王光美來,但又沒來;我們對此質疑,去工作組要個說法,但工作組態度非常惡劣地對待我們。因此我們不能接受,於是寫了大字報這麼一個過程……工作組當時很心虛,根本不想辯論這個事情,反過來就說蒯大富想奪工作組的權,這是什麼性質的問題?下面的同學們就莫名其妙啦,怎麼提意見成了奪工作組的權了?同學們就喝倒彩,後來凡是我上台,底下就鼓掌,我問的問題,工作組根本答不出來。

那次辯論的時候,有專線通到王光美住的地方。王光美當時能聽到我們現場的辯論。因為我一上來念了好多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語錄,她聽到後說:蒯大富太猖狂了,是典型的打着紅旗反紅旗,要把他的氣焰壓下去。所以後來工作組幾個副組長如楊天放、周赤萍分別上台,想把我壓住。周赤萍好像是個中將,他講:我們是代表黨的,我們是代表毛澤東思想的,等等。我們就說,你怎麼能代表毛澤東思想呢?

他們根本壓不住台,最後葉林親自上台。葉林說,蒯大富想奪工作組的權,我們工作組是新市委派來的,是代表新市委的,他這是什麼性質的問題?同學們哄起來,硬把他哄下去了。

這時主持大會的賀鵬飛出來和我商量說:蒯大富,快11點了,明天晚上再接着辯論怎麼樣?我在台上說:賀鵬飛同志講,今天晚上比較晚了,到此為止,明天晚上繼續辯論。我還天真地認為第二天可以再接着來。

可第二天早上,他就廣播了,今天晚上的辯論因故停止。接着清華就傳達了李雪峰的報告,說各大學掀起反工作組的高潮,這是有背景的。這一下子就把我們壓下去了。他的講話,把這個形勢穩住了。本來辯論的主題是王光美來不來的問題,是工作組的工作作風問題,但是轉化成工作組說我奪權的問題了。同學們當時不能接受這個,覺得你太霸道了嘛。當時清華的知識分子,也沒人認識蒯大富是誰,就是對工作組這樣的做法不滿。結果工作組在全校掀起反蒯運動,叫反蒯鬥爭。再後來就劃“蒯派”,凡是支持蒯大富意見的,或者是同意蒯大富觀點的,都是“蒯派”,甚至包括給蒯大富鼓掌的,一共打了800多還是700多個“蒯派”,其實絕大多數根本不認識我。

失去人身自由

從那次會後,連續好多天,差不多20天吧,他們一直在清算我。

6月25號那天他們宣布不再辯論的時候,我就知道他們搞陰謀了。我先跑到北京市委,後到中共中央人民來信來訪接待室,反映問題。人家說,你們學校的情況我們記下來了,會向有關方面彙報。後來我就不想回去了,到孟家駒家裡獃著。大概是第三天,工作組通過孟家駒給我傳話,再三向我保證,說你回來,絕對保證你人身安全,絕對保證你自由。我就回去了,剛進校門,蹭,四個人從兩邊就強行貼上來,你不管到哪裡他們都跟着,但是還允許我走動。我就天天貼大字報,從6月28號到7月3號,每天貼一張。

這時,工作組開始說我是反革命,喊出“堅決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進攻”的口號。後來他們也沒說這是怎麼決定的,也沒有什麼書面決定或通知,說給你戴什麼帽子,根本沒有。葉林雖然是工作組組長,他實際上處在一個可憐的狀態。這件事葉林肯定不敢做主,他處處要請示王光美。王光美當時的威信是非常高的,“四清”中的桃園經驗,全國到處在學習宣傳。現在又在搞什麼清華園經驗,她絕對是太上皇,沒人敢不聽她的。但是最後決定這件事的還是劉少奇。後來在清華大學讀書的劉少奇的女兒揭發說:清華的情況由王光美很詳細向劉少奇彙報了,劉實際上自始至終地了解清華文化革命的情況。劉少奇說:蒯大富不給我們民主,那我們也不給他民主。他講了這句話後,清華就把我關起來了。

7月3號以後,工作組開始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不讓我出門了。他們開始把我關在宿舍里,新齋862。我本來住在新齋,是清華一個宿舍樓。為抗議關押,我開始絕食。同學們知道我住在這,老有人來探訪。於是他們就把我挪到一號樓的四樓上,單獨看押。搞了4個人一班,分四班看守我,白天晚上都盯得死死的。

我絕食了兩天。小青年嘛,也是長身體的時候,當時真是餓得不行。後來我感覺工作組根本不怕我餓死,實際餓死你活該。我就想停止絕食,可是面子上又下不來。這時誰救了我一命呢,是北京市委的副書記馬力,他專門跑到清華看我。工作組把我押過去,他見到我就說:蒯大富,你絕什麼食啊?你寫的信我們都收到了,你要轉到中央的信我們也都轉了。不吃飯身體垮了,那你還斗什麼?趕快吃飯!我當時以為工作組在封鎖情況,不讓中央知道。聽了這些話也就寬心了許多,就開始吃飯了。他等於救了我一命。一方面,馬力給我個台階下,另外我也認為這個沒太大用。

這件事一開始我沒想到會這麼嚴重,完全沒想到。工作組他們就是不講理,就是神經過敏,或者說心虛,他們對自己一點信心都沒有。不要說葉林,就是工作組底下的人向我們解釋一下,說我們工作組工作沒做到家,應該預先向你們說明一下,讓你們誤會了,其實這就完了,但他們就是放不下架子,就是一點錯誤也沒有,就是你不能反我。你要反我,我就整你,這是他們的一貫做法。

實在地說,後來我是有點絕望了。我當時想,1957年右派的陰影又回來了,我估計我肯定又是個右派頭子,我無論怎麼樣,他們肯定都要處理我。不是北大荒啊,就是新疆啊,肯定是這種下場。我當時已經做這個思想準備了。

那時候我在班裡是文革小組長,是多數派。被關押後,班裡專門開了一個團支部會議,就是說蒯大富反工作組,反黨什麼的,不符合共青團員的標準,大家舉手同意開除他。在那種條件下誰敢不舉手啊。不過也沒做什麼書面決定,就是團支部開了個會。當時這對我其實也沒有多大影響,我正被全校輪流批鬥,比這個打擊大多了,那時候誰還考慮團籍呀。關押期間就是批鬥。批鬥有班裡的、系裡的、還有外系的,全校有兩次,幾乎天天被批鬥。

毛澤東救了我

後來是王力告訴我,1966年7月18日毛主席回到北京,7月19號講了那幾句話:“派工作組是錯誤的。回到北京後,感到很難過,冷冷清清。有些學校大門都關起來了。甚至有些學校鎮壓學生運動。誰去鎮壓學生運動?只有北洋軍閥。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運動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趕快扭轉,把一切框框打個稀巴爛。”

毛澤東回來,幾句話就支持了學生運動。毛主席講話後,劉少奇就開始下令放人。清華7月20號就把我放了,一共關了我18天。我們班的團支書到我那裡告訴我:唉,蒯大富,你回班上參加文化大革命,不要在這裡了。我說:那不關我了?他們說:沒人要關你。

大約21號吧,王力、關鋒到清華看我。他們倆穿着軍裝,王力自我介紹說,我們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他叫關鋒,我叫王力,請你講講你對工作組有什麼意見?我當時根本沒有聽說過中央文革這個機構,這是第一次聽說。我也不知道關鋒、王力是誰,不大信得過他們。我就簡單地講了一下,後來我說:對工作組的意見,我寫一個材料給你們。他們就回去了。

7月29號,學校通知我參加了北京市的文化革命積極分子代表大會。也是王力後來告訴我,毛主席7月28號說,明天召開的文化革命積極分子代表大會,持有不同意見的同學也可以參加,比如說清華大學的蒯大富。毛主席點了我的名,所以我能參加這個大會。當時大會上鄧小平、周恩來和劉少奇講了話,後來毛主席出來接見大家。回來我就寫了大字報,“我見到了毛主席!”你們把我打成反革命,而我見到毛主席了。

從7月20號被放出來,還是想繼續反工作組。當時還沒有宣布工作組撤銷,但是大家都知道工作組不行了。7月27號,清華的王小平和雷蓉貼出反工作組的大字報,說工作組整群眾是不對的。王小平是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的女兒,雷蓉是外貿部副部長雷任民的女兒,她們應當知道毛主席對派工作組的態度了。因為這個大字報是高幹子弟貼的嘛,清華嘩啦一下子就起來貼大字報批評工作組了。

我出來以後沒有找工作組去算賬。葉林在8月3號把我、鮑長康、孟家駒請到工作組去了。他說,我們處理不當。好像是表示道歉的意思吧,但我們不同意就這樣算了。

與周總理長談

周總理找我談話,我記得是在八一建軍節前一天。這時,中央已經決定撤走工作組,王光美走之前,留下一個班子,賀鵬飛是第一把手。工作組人還沒走,但權力實際已經移交了。那天,賀鵬飛通過廣播通知我:請蒯大富同學晚飯後到甲所來。甲所是清華接待外賓的地方。天還亮着的時候我就去了,我問:什麼事?賀鵬飛說:有人找你談話,你在甲所等着吧。

那晚上我等了很長時間,又問賀鵬飛,找我談話的人在哪呢?他說,你就等着吧。這個會客室里有一個三人沙發,有兩個單人沙發。開始我還坐着,後來困得堅持不住了,就在沙發上睡著了。已經很晚了,賀鵬飛過來把我搖醒,說:快點起來,找你談話的人到了。我趕快起來,就聽到外面汽車停下和開車門的聲音,接着走進來一個人。我一看就嚇了一大跳,周恩來!我噌的就站起來,說:總理,您怎麼來了?總理招呼我坐下。我當時根本不敢坐,這反差太大了,我一個農村的孩子,而且還戴着反革命的帽子,在全校批鬥了也不知道多少次了,還沒平反呢。當時總理坐在單人沙發上,中間一個茶几,我在三人沙發這邊。總理說:你請坐,請坐。我當時真是有點發抖的樣子,根本不敢坐。後來總理的秘書孫岳過來說,總理讓你坐你就坐嘛。後來我才坐下了。

看我比較緊張,周恩來一開始就和我拉拉家常,問你家在什麼地方?我說,老家是江蘇的,濱海縣,屬於鹽城地區的。周恩來問得很仔細,他說:你們家在江蘇啊,我們是老鄉啊,我家在淮安。其實我13歲以後才搬到浙江去。他又問,父親母親幹什麼的?我說父親母親都是農民,政治面目都是中共黨員。我父親是1944年入黨的,母親是1945年的黨員。周恩來就說,你們家是革命家庭嘛,鹽城是我們新四軍總部所在地。

周恩來很親切,我就放鬆下來了。周恩來接着就說:我受毛主席和黨中央的委託,今晚找你談話。請你把6月1號到今天,正好兩個月,你所看到的、你所想到的、你所聽到的,原原本本、詳詳細細地跟我講來,我保證聽你講完最後一句話。他一開始就這麼講的。我也一開始就保證:我向總理報告,我下面所講的都是自己的真實想法,所看到、聽到的也都是真實的。我坐在總理的對面就開始講了。周恩來自己掏出來一個小本子,也拿了一支筆,他有時也記一點,但記得不多。主要是孫岳同志在旁邊做記錄。有時他也問一兩句,或者我沒講清楚的,他想再聽一遍的時候,他就讓我重複一下。基本過程都是我在講,他聽。

談話中間,賀鵬飛兩次敲門進來。進來後,他不叫總理,他說:周伯伯,我們也想聽聽蒯大富談話。總理說,不行,我今天來就跟蒯大富一個人說話。然後,賀就出去了。過了20來分鐘,他又敲門進來了。總理生氣了,說:我今天就跟蒯大富一個人說話,你不要再進來了。後來他不敢再敲門了。我猜測嘛,這很可能是王光美他們知道周恩來找我談話,那意味着我肯定是要告狀了。他們一個是想知道我告什麼狀,另外一個他們在旁邊的話,我就可能有顧忌,講不了什麼了。

我一直講到天亮,大約到早上五六點了,因為是夏天,天已經亮了。總理說,我們今天先談到這裡,我知道你還沒有說完,但是我上午還有會,今天下午派車來接你去,到人民大會堂繼續說。還有呢,就是你曾經被關起來20來天,所以對外面的情況也並不完全了解,你可以找兩個或三個沒有被關起來的、或者說你信得過的同學,讓他們協助你談,你只要提出來,我都接受。

為毛澤東提供“彈藥”

那天白天,我就找了三個同學。一個是劉才堂,一個是劉泉,還有一個是沈台平。他們和我一起去的人民大會堂。晚上7點不到吧,我們就坐清華的車到了人民大會堂,後來知道那是河北廳。我們坐下來有一刻鐘,周恩來就到了,還帶着兩個人。見面後大家握手,周恩來說,我給你們介紹一下,這位是山東省委書記譚啟龍同志,這位是你們江蘇的省委書記江渭清同志,我帶他們兩位來聽你講話,你不會反對吧?一個總理,兩個第一書記,我說,哪敢呢,我向首長們彙報。總理說,你們幾位隨時可以補充,因為蒯大富同志不知道外面的情況,你們在外邊知道的就可以補充嘛。

後來我們四個人,就輪流給總理彙報。我們從7點多講到10點多,又講了三個小時。我講完之後,又向總理保證了我所講的這些話的真實性。周恩來說,謝謝你啊,我馬上向主席報告。然後他站起來,說,我請大會堂的工作人員帶你們吃夜宵,吃完你們再回去。後來一個穿白大褂的服務人員,帶我們到旁邊的小屋子,一人一碗雞絲湯麵,我們狼吞虎咽,吃完就回學校了。

這時離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召開只剩一兩天了。現在看就很清楚了,就是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毛澤東決定整劉少奇。可能他感覺材料還不夠充分,所以讓周恩來到清華,來找劉少奇鎮壓學生運動的材料。當時中央全會的預備會議已經開了,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都到北京了,所以當天晚上江渭清和譚啟龍也來了。周總理帶兩位第一書記一起來,現在看,也許是讓他們起個旁證的作用吧。我呢,主要談的就是王光美和工作組怎麼整我們,怎麼把我們關起來,然後大會斗、小會斗的情況,等於切切實實地告了一狀。因為都是剛剛發生的事情,我記得特別清楚。第二次談話和第一次在清華談是一樣的,基本上光讓我講,他們只是聽。總理就問了工作組怎麼對待你們的?就是說把你們的情況詳詳細細地跟我們說。這兩次談話當中,他都沒有任何傾向性的誘導,可以說是很公正地聽我們的陳述。

沒幾天,8月5號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張大字報》就出來了,毛澤東說:“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呵!請同志們重讀這一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在50多天里,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想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省的嗎?”這其實就是等於公開號召要打倒劉少奇了。我自己體會,這些和我之前向周恩來的彙報,有很直接的關係,其實就是為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提供材料。

創建清華井岡山

8月4號晚上,在清華大學東大操場召開了萬人大會。這實際是中央全會的一個現場會,當時參加中央全會的那些中央委員,除了幾個去北大的,其餘的都到清華來了。周恩來在那個會上,宣布為我平反。他說:對蒯大富同學,還有劉泉同學,還有劉才堂同學,我是主張平反的。“蒯大富”後來怎麼那麼出名呢,就因為是周恩來宣布平反的,這就出了大名了。

不過,我當時已經讓工作組批得太臭了,雖然周總理給我平反了,但是那次平反在學校其實並沒起到太大作用。後來我想成立組織、拉隊伍非常困難,因為沒人敢跟我干,也沒多少人敢接近我,我在學校里可以說沒有什麼影響力。因此,平反後的一段時間,我和外校的學生來往比較多些。這就要說到“三司”了,其實三司不是我成立的,我也不是什麼司令。因為一司、二司都已經成立了,後來地質學院的朱成昭就說要成立三司。三司1966年9月6號成立,是朱成昭拉了一幫當時各大學叫“東方紅”的組織,聯合起來成立的,基本上都是被工作組迫害過的一派,是當時的少數派。三司成立的時候,我們清華井岡山還沒有成立,它也沒有中央文革的背景。

但是很快,中央文革就支持三司了,這和它的主體是文革初期反工作組而被迫害的背景有關。中央文革讓我專門找三司各參加單位的學生,從9月17號到20號吧,在中宣部小禮堂,就是老北大紅樓那兒,接見我們,召開所謂“少數派座談會”,前後在那兒談了四天。[注2]中央文革是以張春橋為首,還有王力、關鋒、劉志堅等幾個人。這是三司和中央文革關係密切的開始。

之後,朱成昭、韓愛晶他們就鼓勵我成立一個組織,說你幹革命沒有組織怎麼行?我說我在清華被整得太臭了,學校里沒人敢跟我跑。他們就說,我們支持你。我聽了他們的鼓動,動員了一些人參加了我的組織。9月23號,我們宣布成立清華“井岡山”。成立大會在清華的禮堂召開,也就幾十個人。不過,地院來了幾百人,北航也拉來幾百人,全部靠外校的人來壯聲勢。

進入10月以後,形勢變了。《紅旗》雜誌第13期社論,提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三司立刻發起一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誓師大會。當時開這個誓師大會,並沒有中央文革的授意,只是緊跟形勢,關鍵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非常對我的路子,就是批判工作組壓迫群眾,我們這派都是被工作組壓迫的少數派嘛,所以很容易引起共鳴。大會籌備的時候,給中央領導人——周恩來、陳伯達、陶鑄、江青、康生等都發出了邀請。[注3]以總理為首的中央領導都出席了這個大會,表示對我們的支持。大會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十萬人哪。

10月6號的大會我參加了,韓愛晶把我推上去念那個大會誓詞。這次會上,張春橋看見我說:蒯大富,過來過來。他把我拉到主席台另一邊,介紹給江青,說:江青同志,這就是蒯大富。江青說:你就是蒯大富啊?這是第一次見江青,也沒說什麼話,等於打一個招呼。

從那以後吧,三司在社會上就聲名鵲起,我也成了風頭人物,一度是三司三人召集小組的成員,於是社會上開始稱呼我“蒯司令”。我們清華“井岡山”在學校裏面就逐漸抬起頭了,好多人參加了,井岡山迅速壯大。在校內,賀鵬飛和我們沒形成對立的兩派。他們在我們心目中是很神秘的,有高幹子弟的背景,而且還是那麼高的位置,我們也不大接觸他們。他們早期一直掌權,在我們開始成立組織時,還是賀鵬飛在領導清華。10月份陳伯達講話,提出高幹子弟不要當群眾組織的領導,所以他們就自我罷官了。有段時間清華大學就沒人管了,處於無政府狀態。清華大學沒有出現奪權,也沒形成正面衝突,等於他們退出清華運動了。我們在校內則逐漸得勢。

對於原來的校黨委,我們沒有過多關注。蔣南翔當時已經被打倒了,在我們那時的眼裡,就等於“死狗”吧。他也沒什麼活動,感覺上好像他們根本不在話下,不把他們當回事了。我上台後也沒有直接斗蔣南翔,當然,這和我心裏對他一直比較佩服也有關係,當時我也曾經當著好多人的面說過這個話。三司成立以後,有些人開始介入了批鬥老幹部。但我當時對這事並不明確,沒怎麼介入。我和其他老幹部沒有什麼關係,只是和劉少奇、王光美有關係。

騙斗王光美

1967年1月,清華大學“井岡山”發生了騙斗王光美的事件。此前,因為我們要求王光美回清華做檢查,周恩來批評了我。他說,主席指示:不同意王光美回清華面對面做檢查,要背靠背地寫檢查。我們也不敢再提出這個問題,只能等中央部署了。

騙斗王光美具體的策划過程,我並不知道。我們學校電機系二年級為主的幾十個同學,成立了一個“捉鬼隊”,為首的叫李振言。他們策划了一個很詳細的計劃,開始沒跟我講。那次是1月6號行動的,李振言是在6號白天才告訴我,說我們想把王光美從中南海揪出來。我當時真認為是一群孩子胡鬧,根本不相信他們能幹成。他們說:老蒯,你給我們幾輛車,我們就能把王光美騙出來。我說你做夢呢,劉少奇搞白區工作的,那麼多年的地下工作經驗,你想騙就騙了?他們就說,你給我車吧。我說給車沒問題,因為清華當時在我們手下有幾十輛車。他要一個吉普,要一個卡車,要一個小車,我都給他了。他說要試試。我說,那你試吧,我也不指望你試成。結果“捉鬼隊”騙王光美,沒想到真騙出來了。

他們搞這個也是很周密的。你不由得一定會上當的。他們先找師大一附中的人,把王光美的大女兒劉平平控制下來,不讓她回到中南海,還扣留了在師大女附中的二女兒劉婷婷以及在四中的兒子劉源。然後他們先冒充交警,就是西單那個交通中隊,給王光美打電話,說你女兒劉平平出車禍受傷了,送到北大醫院了。接着又冒充北大醫院醫生給王光美打電話。在假冒醫生和王光美通話的時候,還讓劉婷婷出來說了一句話:“媽媽,姐姐受傷了。”這就沒法不相信了,先是公安機關,又是醫院,還有自己女兒打電話。所以那個簡直是不能不相信了。就這樣子,他們冒充交警、冒充醫院打的電話,全是冒充的。但因為劉婷婷被說服了,站在我們這邊了,跟我們一起騙她媽呢,不由得王光美不相信。後來劉婷婷在《魯豫有約》的節目中談這個事,還是比較實事求是的。

當時劉少奇也去了醫院,我們的人都看到了,他們沒敢抓。雖然大街上批判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字報很多,而劉少奇真到跟前的時候你也不敢抓。誰知道水有多深啊?毛澤東假如不同意,那我們不是吃不了兜着走嘛。但是,他們還是把王光美帶回來了。他們回來後,在化學館給我打電話說:老蒯,王光美被我們抓回來了。我開始還不相信呢。他們說真的,在化學館呢。我一聽就說,好,告訴廣播台,馬上通知批鬥嘛。

當時很匆忙,也沒什麼準備。在清華西大操場,體育館那兒有個檯子。就把王光美押到那個檯子上去了。當時外地來清華串聯的學生很多,大喇叭一嚎,大操場站得滿滿的。1月份北京多冷啊,那麼多人全部站在那。王光美說冷,意思她很冷嘛,她出門的時候也沒穿好衣服,就給她找了一件軍大衣。她說腳也冷,有一個女同學就把棉鞋脫給她穿上了。

批鬥會還沒開始,孫岳秘書就來了。周恩來把自己的車也派來了。孫秘書說:總理聽說這件事後,立刻就派我來找你。我就問他:總理同不同意我批王光美?他說:同意,但是總理要我告訴你,有幾條指示:不能打;不能侮辱;斗完以後立刻讓我帶走。我說那行,可以。當時我就在會場用大喇叭宣布,說總理同意我們斗王光美,但是不能打、不能侮辱。我問王光美:打沒打?王光美說沒打。我說侮辱你沒有?她說沒有。但是第三條斗完帶走我沒有宣布。

1月6號斗王光美那次,因為沒準備,有些同學問什麼問題,王光美也不回答,有的問題或者說回答也就是反駁,根本就斗不下去,所以後來就不鬥了。會後就把王光美帶到我們的辦公室,逼着王光美寫四條保證。第一條內容是承認清華師生揪斗她是革命運動,第二條是保證以後每個星期送一份檢查過來,第三條是什麼記不清了,還有一條就是要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生活上揭發劉少奇,要王光美這樣寫。王光美前幾條都接受了,最後一條當中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揭發劉少奇她也都同意了,但是從生活上揭發劉少奇她不同意,她一直不同意,就僵在那裡了。這時候孫岳秘書就在旁邊催我,說趕快讓我們把人帶走。

這個過程中,還發生兩個插曲。先是周恩來親自打電話來。周恩來電話中字斟句酌地說,你們斗完了沒有?我說斗完了。他說:斗完了就讓孫岳同志帶回來。我說馬上就讓孫岳同志帶回去。周總理的電話放下時間不長,江青也親自打電話來了,要找我。江青說:蒯大富啊,聽說王光美給你們揪回去了?我說:是啊,她欠我們清華的賬,我們叫她還。江青在電話里嘎嘎直笑,一直在樂。她說:蒯大富,你不準打啊,不準侮辱啊,還有總理不放心,叫我給你打個電話,讓你趕快把王光美放回來。我說:我一定執行。我和江青就通過這一次電話。

我覺得,總理是怕他打電話,我不聽。他就讓江青再給我打電話。我們的人逼王光美的時候,我沒有露面。接完這兩個電話,我就進去了。大家發現我進來,就讓開一條路。王光美看到我,很陌生的眼光,她把我鬥成那樣其實還根本不認識我。我說,王光美你認識我嗎?她說不認識。我說,好啊,你差點沒把我斗死,你還不認識我?她說,哦,蒯大富同志。她站起來要和我握手。我沒握,說坐下。她就坐下了。我說群眾批鬥你、讓你寫保證,你為什麼不寫!你趕快寫,寫完回家。讓我唬了一下,當時“生活上”三個字也沒有劃掉,後來她就簽字了。我立刻就讓王光美走了,她很快就上了總理那個車,是輛蘇聯產的吉斯牌老式防彈汽車,和孫岳秘書一起走了。王光美在清華前後也就押了幾個小時。

第二天晚上,周恩來接見七機部“九一六”[注4]的時候,就批評我。他說,清華的同志把王光美騙去鬥了一下……無產階級革命派,應該光明磊落嘛,我們不搞彭羅陸楊的手法。這就是指我們把王光美騙出來的方法,是彭羅陸楊的手法。

中央文革的馬前卒

總體來講,中央文革這些人的講話我們特別愛聽。他們的講話煽動性比較強,比較直白,不像總理講話政策性比較強。在這之前,9月26號的時候,周恩來在中南海懷仁堂,召見我們三司頭頭講話的時候說,清華和一些學校,好多大字報把矛頭指向劉少奇同志。少奇同志還是國家主席嘛,我這個總理還是他任命的嘛。那我們就很清楚地意識到,就是不要把矛頭指向劉少奇。

總理對批劉少奇的事一直持保留態度,他不主張批劉,至少在開始的時候他一點也不主張批劉。我當時是這樣理解的:總理不主張批劉,是因為中央不到時機,還不能公開。但是毛主席要打倒劉少奇肯定是遲早的事。到了1966年底,中央的報刊也開始暗示,說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兩個人,老是這麼個提法。實際大家都清楚是指誰了。清華井岡山批劉少奇,在全市刷大標語,公開點劉的名,是12月份開始的。這主要是受到張春橋的影響,張春橋和我談話以後,我認為時機到了。

張春橋對我一直還是不錯的,對我特別關心。1966年的9月份,張春橋等在中宣部小禮堂接見了我們四次[注5]。接見完以後,他給我們打氣,說:現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流毒還很深,還有不少學校的同志仍然受壓制……表示對我們特別同情。後來也是他帶我去見的江青。

12月18號,他通知我到中南海西門。他在西門的傳達室單獨接見我一個人,沒有其他任何人在場。他跟我講了一些傾向性很強的話。他說,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兩個人,他雖然沒有說出“劉少奇”三個字,但是所謂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兩個人,肯定是指劉少奇、鄧小平。他說,他們能不能投降?你們革命小將應該發揚魯迅先生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把他們的反動路線批倒批臭,不要半途而廢。我當時很激動,我說,首長對我這麼信任,話說得這麼明白了,我一定要給中央文革爭氣。

後來在審判兩個“反革命集團”的時候,不是讓我上去揭發張春橋嗎?我揭發的這件事確確實實是真事。張春橋找我談,實際上要我把劉少奇的名字公開到社會上去。張春橋對此是很明確的。當年我不能確定,但現在可以確定,是毛澤東授意讓張春橋找我的。王力在1991年前後,親口告訴我,張春橋找我談話是毛澤東的意思,是主席的意思。[注6]

當時為什麼張春橋只找我談這件事,我以前還沒細想過。當時就是覺得他對我特別信任,另外一個就是我畢竟是受到劉少奇直接迫害的嘛。從我個人講,所謂“國讎家恨”是一致的,反劉少奇我是最堅決的。在對劉少奇的事情上,我們內部也有不同意見。清華井岡山總部開會的時候,我們總部的二把手唐偉就提出來,說中央沒同意公開呢,你這樣上街合適不合適啊?他還是基於總理講話的精神,就是毛主席不同意大字報上街,不同意王光美回清華批鬥。因為沒有形成統一意見,行動推遲了幾天。我當時很堅決,認為打倒劉少奇這肯定不會錯的,何況還有張春橋的鼓動。所以到了12月25號,不管有沒有不同意見,我一個人就獨斷專行,拍板決定上街。我們就大張旗鼓地幹起來了。當時持有不同意見的人對我意見比較大,比如唐偉就辭職不幹了。

清華當時組織了5000人上街,事先我們開了動員大會。我說,劉少奇現在很猖狂,不投降。北京颳起了所謂的“12月黑風”,“聯動”,也就是高幹子弟吧,提出打倒中央文革等等。所以我們要發揚痛打落水狗的精神,點名打倒劉少奇。當時動員的口號就是:反擊12月黑風復辟!劉少奇不投降,就讓他滅亡!12月25號那天,我們在天安門集合,然後就分五路,到天安門、王府井、大柵欄、西單這些地方遊行宣傳。我們準備了很多大字報,很多傳單,到處散發,到處刷大標語。這次行動,正好符合毛主席文革的戰略部署,毛主席可能是想公開,但又不好由自己提出來。而從群眾組織的角度提出來,很符合毛主席的想法。

大約有一個星期的時間,打倒劉少奇的大字報、大標語就鋪天蓋地遍布全城了。江青特高興,我們才剛剛見過面沒幾天,12月30號她又親自到清華來,表揚我們說:你們幹得對,幹得好!毛主席向你們問好!

江青說的“毛主席向你們問好”,我不能斷定就是毛主席這次確實讓她帶的話。反正她經常這樣說:清華大學的紅衛兵小將們,你們好,毛主席向你們問好。她走了以後,我就說:我們這一仗打得太漂亮了,就是打到中央文革、打到毛主席的心窩裡去了。這是他們最想乾的事,我們幹了。所以江青同志到清華接見我們。當時清華井岡山的報紙有篇文章,題目叫《清華園內春來早》,專門記載江青接見我們的經過。

江青那次來,還要見劉濤和賀鵬飛,我就廣播通知劉濤和賀鵬飛到清華靜齋。靜齋是留學生樓,他們一會兒就來了。他們見了江青,就叫江阿姨、江阿姨。他們開始談話的時候,江青讓我出來了。她跟劉濤她們講了什麼,我不太清楚。不過過後她對我說了一句話:“老子是老子,兒子是兒子,老子不革命,兒子還會革命的,不要為難他們”。江青囑咐關照的這句話,留給我特別深的印象,所以我在整個掌權的過程中一直沒有整過他們,沒整過賀鵬飛,也沒整過劉濤,而且對他們還比較關照。

在我們點劉少奇名以後,劉濤在全校做了次檢查。在此以前我們也沒敢那麼做,點了名以後,覺得黨中央、毛主席這個態度已經很明確了。我們就找劉濤談話,在那種情況下做工作,我們處在一種居高臨下的狀態,實際就是訛着劉濤,你必須要揭發劉少奇。當時劉濤到我宿舍來,就老哭。她說:我爸爸不是反革命,我爸爸不反毛主席。我說:這個你說不管用啊,中央“兩報一刊”的文章說,中央那一兩個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中央那一兩個最大的走資派。毛主席、黨中央都說得這麼清楚了,你說這個能是假的嗎?按照“十六條”的解釋,走資派是敵我矛盾啊!你爸爸肯定是反革命,而且是最大的!你是共產黨員,你說你是跟毛主席走,還是跟你爸爸走?她說:我肯定跟毛主席走。我說:那給你個機會,就是要你表個態,在全校大會發個言。後來劉濤就答應了。我就對外宣布,劉濤同志要做檢查。

後來劉濤在大會上發言表態,還很長。會後,我就把她的發言整成稿子,登在報紙上。最有煽動性的還是劉濤的錄音,就是把劉濤的錄音複製好多盤拿到王府井等地去放。當時,聽錄音的人把王府井大街都堵了。自己的女兒親自揭發內情,這個對劉少奇傷害非常大,殺傷力很大。所以,後來舉行劉少奇的追悼會,王光美堅持不讓劉濤參加,以後很長時間都沒有寬恕她。不過事實上,劉濤當時也是無奈啊。我們給她做工作,提到這樣的高度:你打算跟你爸爸一起走呢,還是站在毛主席這邊?在那種路線鬥爭高於階級鬥爭、階級感情高於家庭親情的政治壓力下,劉濤就像被夾在磨盤裡,在兩扇磨盤的壓迫下,除了投降沒有辦法。賀鵬飛也一樣啊,劉濤做了檢查,賀鵬飛也做了檢查。他們檢查後,我上去發言,我說劉濤表現是相當好的,我們歡迎劉濤與劉少奇劃清界限,站到毛主席這邊來。

1967年在中南海門口搞的“揪劉火線”,其實和我們沒什麼關係。那次是建工學院兩個女將,因為劉少奇也到他們學校去了看大字報,所以,他們就搞了一個“揪劉火線”,要求批鬥劉少奇。他們自己內部還不太一致,互相比誰的調子更高。這事其實不是我做的,我們很晚才去。我當時覺得他們是想搶功,要說打倒劉少奇,肯定清華是“第一功”嘛,所以對他們這個不感興趣。

1967年1月份,王洪文到清華來過。王洪文第一次見中央領導人還是我帶去的。那是上海“一月風暴”以後,他到北京找中央彙報情況,住在清華,就住在我那。之前他除了張春橋、姚文元之外,中央的領導都沒見過,他也沒辦法聯絡。我當時在北京名氣比他大,後來我就說,王洪文同志,我經常有機會見總理和中央文革,我帶你去吧。當時北京工人體育場要召開個什麼大會,我就讓王洪文坐我的車一起去了。我的車可以開到主席台後頭,到了體育場的休息室,過了一會兒總理、江青都來了。我就上去介紹說:總理,這是上海工人造反組織的負責人王洪文同志。總理當時特別的熱情,因為當時剛好是“一月風暴”以後,他要直接了解上海文革的情況。江青在後面,我再給江青介紹。王洪文趕快把上海工人造反團的袖章給總理和江青帶上。後來總理把王洪文叫過去談話。

二次批鬥王光美

到了1967年4月,那時戚本禹的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已經發表了,正式點了劉少奇的名。4月3日和4日,中央文革接見我們。會上我寫了個條子遞給總理:“總理,清華大學同學強烈要求批鬥王光美。”總理把我的條子拿給江青、康生看了看,就對我點頭說:行,你們訂個計劃,我同意你們批鬥。這樣,我們就定在4月10號再次批鬥王光美。

社會上傳言那次給王光美穿旗袍、戴乒乓球項鏈是江青的授意,這不準確(編註:應為江青授意,見《清華批鬥王光美的一個細節》)。要是說那次跟江青有什麼關係,江青確實說過一句:王光美當時去印度尼西亞穿的衣服都哪去啦,丟盡了中國人民的臉。這是江青在接見我們後閑扯的時候說的,項鏈的事她沒說。戚本禹當時在場。我當時就覺得應當讓王光美穿旗袍。戴項鏈是“捉鬼隊”的主意。當時由“捉鬼隊”到中南海把王光美揪出來的。他們開一個大轎車去,到中南海領人。到了劉少奇家,他們就問:你上印度尼西亞穿的衣服哪去了?王光美說我也不知道哪裡去了,就把一把鑰匙扔過來了。她家的衣箱特別多,那些同學也挺聰明,很快就找到那個箱子,把那身衣服找出來了。那是夏天穿的衣服,如果裏面穿毛衣,再套到身上就非常困難,但是也勉強穿上了。那項鏈就是普通的項鏈,太小了,下面根本瞅都瞅不見。也不知道誰靈機一動想起來,就用乒乓球拴上一長串,所以就搞了兩串乒乓球。那也是“捉鬼隊”的同學的惡作劇,確實帶有侮辱人的意思,很不好。

因為這些事情,王光美對我非常反感。我刑滿後,有一年調到北京工作,當時全家都已經來北京了。據說王光美知道後,給陳希同打電話,說我對老同志有刺激。陳希同就下令,把蒯大富驅逐出北京。

【注釋】

[注1]清華大學學生,賀龍元帥之子。文革初期的臨時權力組織稱“文化革命委員會”,後期的權力機構稱“革命委員會”。

[注2]整理者註:韓愛晶對此提出更正意見,他記得應當是開了三天會,應為9月18日起,20日結束。又見卜偉華:《砸爛舊世界》,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年。此處蒯大富記憶有誤。

[注3]這個大會是以北航紅旗等組織為首籌備的。

[注4]文革中七機部的一派群眾組織。

[注5]見前注。

[注6]據《王力反思錄》的記載,與此有很大出入。整理者於2010年12月29日再次求證於蒯大富。蒯大富答覆:“1991年夏,我去北京薊門橋的王力家。王力對我說:1966年底張春橋見你,讓你反劉少奇實際是主席的意思,我們文革小組都知道。當時他夫人也在家,我記得很清楚。可能王力記混了。”對此,留待史家考證。

(蒯大富口述,米鶴都整理;《炎黃春秋》2013年第3期)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炎黃春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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