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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批毒」到「散毒」

——我的文革遭遇與汪含英老師之死

文革十年,汪含英是北京四中教職工中的自殺第一人。

文革之初,由於“名為‘批毒’,實為‘散毒’”的罪名,使我這個學生和汪含英老師曾經共同陷於風暴的漩渦。

45年過去了,歷歷往事,依然在眼前時時浮現,並引發心中陣陣悸痛。

文革前,汪老師的主要工作是管理圖書館的大閱覽室,那裡也是我課餘時間最常去的地方。不斷交流中,我和汪老師逐漸熟悉起來,以致後來每有我所偏好的期刊送到閱覽室,她都會單獨地留出來讓我先睹為快,然後再上架。應該說,汪含英是我的任課老師之外,在四中認識並熟識的第一位老師。

自1964年毛澤東關於文學藝術的兩個批示以後,文藝界並整個意識形態領域的氣氛日趨緊張。這突出反映在報刊的版面上,從上世紀30年代到當代的不少作品及作者被陸續批判。直到一年後隨着對《海瑞罷官》的圍剿,大批判的狂潮席捲各報刊幾近50%的版面。這是我身處閱覽室直接感受到的時代主旋律。在政治上“要求進步”的學生似乎都無法安然世外而無動於衷,四中校園裡的政治空氣格外濃烈,四中的學生也好像尤其敏感。我在瀏覽文藝期刊中聞到火藥味,也想抓住戰機,點一把火。於是,我向汪老師談了自己的想法,利用閱覽室的資料,試着給報刊寫點批判文章,請她允許將概不外借的期刊讓我借出來用一用。正在我忐忑於能否破這個例時,汪老師竟爽快地應承了。我起初以為她的態度可能是出於對我的了解和信任,但以後發生的事情使我更相信她同樣是在政治上“要求進步”,熱心地為學生參與大批判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

大約從1966年3月開始,汪老師陸續借給我文學期刊合訂本幾十冊,大多以小說、詩歌為主,內容龐雜,課餘時間有限,我感到無從下手。而此時繼《北國江南》、《早春二月》之後,對電影的批判聲勢正猛,我又向汪老師借了一批《電影文學》,想從這兒另闢蹊徑。汪老師看出我的心思,說可以為我引薦她認識的某報編輯,稿子讓此人指點指點,如果對路子就可能發表出來。後來,從那位編輯處得知張天民編劇,張伐、張良和趙聯主演的影片《路考》,在電影局審查時有不同意見,有可能被列入公開批判的名單,如果從批這部影片入手,把握比較大一些。我趕忙從《電影文學》中找出《路考》的文學劇本,粗粗看過兩遍後,以當時的大批判套路寫了一篇稿。如今反思,通篇不外乎“歪曲工人階級形象”、“否定黨的領導”等政治概念的堆砌。此文經編輯大幅刪節後見報。沒想到汪老師最先看到了那天的報紙,課間特地跑到教室告訴我。看得出來,汪老師此刻的心情,完全是一個老師付與學生的心血終於有所回報後的興奮與欣慰。

批《路考》後,我繼續埋頭於期刊中搜尋“毒草”以期再戰。直到1966年6月,開始停課鬧革命,我借來的期刊在班裡一些同學中傳閱,成了寫、看大字報之餘的消遣。有同學悄悄地讓我趕快收起來,免得“招事”或傳丟了。事後想來,這無疑是有識之士的忠告。但我卻全然沒有理會,任由期刊輾轉傳閱,由此埋下禍根。到了7月底,好像是以選舉市裡中學生文革代表的程序為由頭,繼而引出其他問題,我和班裡幾位核心骨幹的觀點相左,發生激烈爭論,誰也不服誰。最終對方羅列足以制服我的“剛性”材料,幾頂“帽子”扣上,我頓無還口之力。指控中最要緊的“罪狀”之一,就是“散布毒草雜誌,毒害同學,妄圖轉移鬥爭大方向”。“紅八月”初,懲罰升級,家被抄,繼而皮帶、棍棒持續襲來,我陷於圍攻之中。皮肉之苦我尚能忍住,唯一讓我無法釋懷並成錐心之痛的,是這樣一個場面——8月4日早晨,在幾位手持皮帶者的虎視耽耽之下,我與汪老師四目相對的凝固瞬間……

那天,幾個同學押解着我,到圖書館歸還《電影文學》合訂本。汪老師在喝令中戰戰兢兢地走出圖書館,當看到滿臉傷痕的我時,她愣住了,似乎要說什麼。我把合訂本交給她,她似乎明白了一切,囁嚅道:“沒弄丟就好……還了就好……沒想到,真沒想到……”有人斷喝:“沒想到什麼?他散毒,你是後台,回頭找你一齊算賬!”只見汪老師應聲一哆嗦,險些癱坐下去。

若干天后傳來消息,汪含英老師和老伴雙雙自盡於香山……

關於汪含英老師的死因,有人說是四中某關鍵人物向學生拋出她的檔案材料,欲以其“歷史問題”治罪;有人說是由於她和老伴被遣送回鄉後,走投無路……時至今日,善良的人們無法指望誰能給出一個明確而令人信服的結論。在對那個特殊的歷史年代不斷的回顧、反思中,我從自己的遭遇與汪老師命運的糾結中理出一個大概的脈絡。她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條件下,積極鼓勵、支持學生參加大批判,投身文化大革命運動,卻招致同樣是以文革名義襲來的劈頭蓋臉的棍棒,聲稱要“一齊算賬”。如此令人如墜五里霧中,根本無法跳出去的“怪圈”,怎能不讓汪老師暈頭轉向,終於陷入徹底的絕望?

汪老師之死像夢魘壓在我心頭幾十年,每當接觸到“文革反思”之類的話題,當年向汪老師借閱期刊,發表文稿,直到歸還期刊的一幕幕,如電影般清晰地呈現出來。我確信汪老師始終是真誠的,這真誠出自兩個方面:一是響應黨的偉大號召,緊跟領袖的戰略部署,儘管這場運動是怎麼回事她全然不知;二是作為老師,鼓勵學生“要求進步”、“積極上進”,是她心目中的天職,是天經地義的為師之道,儘管她從中得不到絲毫實際的利益。

建國後以整肅知識分子為主旨的政治運動,除令一部分人噤若寒蟬,退避三舍外,教師隊伍中絕大部分老知識分子決心跟黨走,而且真誠、自覺地落實到教書育人的行動中。然而“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卻最終將他們的真誠擊得粉碎。汪老師最後脫口而出的“沒想到……”,道出她內心的驚懼和痛苦。“名為鼓勵、支持學生‘批毒’,實則教唆、慫恿學生‘散毒’”,只要強勢者如此定調,輿情群起附和,當事人縱有百口而難辨一端,輕則“動機與效果統一論”逼其認罪;重則拳腳相加至其死地。始自“批毒”,終至“散毒”,汪老師到底逃不出文革的荒謬悖論為她設置的陷阱。推而論之,豈止是普通教師汪含英,處於政治運動狂潮漩渦中的芸芸眾生,誰又能逃出註定的命運呢?

上世紀80年代中期,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見到張天民。因為早已得知他是師出同門(四中)的學長,說話自然更隨意一些。我們談到由他編劇,曾驚動高層並引發“政治地震”的影片《創業》,又談到我也曾參與批判《路考》的往事並向他道歉。張學長意味深長地笑了笑,嘆曰:“往事如煙,不堪回首啊!”他向我問起四中的文革及一些老先生的境況。當我如實告之他也很熟識的汪含英老師的遭遇時,他先是驚愕,愣了好一會兒,百感交集地搖了搖頭:“唉!真是沒想到……”

2011-6-24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記憶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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