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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恐懼而自殺的兩位老人

這兩位老人都是因為“莫須有”的罪名被審訊和批判的,他們清楚如果不接受這些罪名,他們會面臨嚴刑拷打,而一旦承認,他們又會無休止的參加各種批鬥會,站在台上接受打罵和各種凌辱,因此,他們選擇自殺,用這樣一種極端的形式來保護自己。

第一位死者叫官用民,於1966年4月投水自盡,死時年齡為55歲。(嚴格的來說官用民自殺的時間是在文革爆發前夕,這時農村還處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時期)以下是他死了二十年後即1986年3月中共東溪鄉委員會的調查報告:

【關於官用民在“文革”中死亡情況的調查報告

死者,官用民,男性,現年75歲(死時55歲),文化程度高小,家庭出身:貧農,本人成份,農民,家住東溪鄉章劉村委會都里村。

解放前官用民在十九歲的時候因與家裡賭氣跑到波陽去當了國民黨的兵,在部隊里有18年,曾擔任過付連長職務,後退伍回來在皇崗偽鄉政府擔任過付大隊長一年多時間,後在(現農機站)遇到國民黨十幾名當兵的,他把這些兵帶到了皇崗,並繳獲了十來支步槍交給了解放軍,解放軍認為他做了好事,就吸收他參加了解放軍約三年左右,後就回家參加生產,還到東溪石板橋看守過山,據被調查人反映在解放以後基本上沒做過壞事,直到“文化大革命”開始。

在一九六六年四月份的一天晚上,原河東公社付社長鬍長春、工作員劉增生、大隊劉梓貴等五人到都里村把官用民捆綁帶到公社,關在油坊房內,據官用炳(官用民胞弟),帶走官用民的第二天,他的愛人送被子到公社去給官用民(因官用民是單身漢),官用民對我愛人講:“他當過國民黨的兵,歷史問題是沒有辦法講,現在又說他是現行反革命,還講他到郭公山開過黑會(因他到東溪石板橋看過山),他確實沒有做過此事。”據當時擔任值勤任務的河東大隊民兵營長張兆林講:主持審訊的是原河東公社武裝部長程有清、河東油坊廠長鄒坤龍兩個人,一共審訊了二、三次,但是沒有動過任何刑具。但是由於值勤人員思想麻痹,認為官用民沒有什麼大問題,關他的房門也是未上鎖的,官用民由於思想過於緊張,又怕回去丟面子、烈古,不如一死了之,於是他趁值勤人員吃夜餐之機,偷出去了,跑到河東油坊背後坑裡投水被淹死,直到第二天早上才發現屍體。

根據以上調查情況,因當時擔任審訊的程有清、鄒坤龍二同志均已死亡,具體情況是無法再進行調查。調查結果認為官用民因歷史問題自己投水被淹死,我們意見不予追究責任。特此報告。

調查人:陳貴主、張春玄

經黨委審核同意調查人意見中共波陽縣東溪鄉委員會86.4.16】

第二位死者叫劉錫燈,於1970年農曆二月初九在家自縊身亡。以下是1986年3月中共東溪鄉委員會的調查報告:

【關於劉錫燈在“文革”中死亡情況的調查報告

死者劉錫燈,男性,現年81歲(死時65歲),家庭出身:中農,解放前一貫種田,家住本鄉新屋下村委會山家村。

一九七零年“一打三反”運動,在全國廣泛深入地開展,隨着運動的深入發展,根據當時進駐新屋下大隊的工作組意見,放在山家村召開了一個群眾批鬥大會,由工作組員伍金生同志主持會議,批鬥對象是劉錫燈。在批鬥會上主要是要他交待在解放前當“股房老闆”和參加“兄弟會”的歷史問題,當時只對他掛了一個黑牌,發動群眾進行檢舉揭發,並沒有對他實行任何刑具和逼供行為。會後由於他自己思想過分緊張,一怕自己脫不了身,又怕連累子孫,於是,就在第二天一九七零年農曆二月初九日早上吃早飯的時候,在自己家房中上吊而死。

根據上述調查情況,我們認為因追查劉錫燈的歷史問題,進行了一般的批鬥,沒有用刑,所以不予追究他人責任。

調查人:陳貴主、張春玄

一九八六年三月廿五日

經黨委審核同意調查人意見中共波陽縣東溪鄉委員會86.3.26】

劉錫燈的兒子所寫的《關於我的父親劉錫燈在“文革”期間不正常死亡的情況》中也提到其父死亡的情況:

【正當廣大幹部群眾都怕搞到自己頭上來了,怕要戴“大帽子”成了反革命、右派等等,一片人心慌慌到處混亂之際,我村工作隊於二月初八(農曆)召開了全村群眾參加的批鬥大會。會場設在原劉起先生的學堂屋內,一片所謂革命口號聲中,把我父親帶上了“台”,說什麼我父親送走了劉興。劉興是反革命,我父親也是反革命,如不老實交待就沒有好下場。(其實,當時劉興已被政府抓住了,放在皇崗受審,有案可查)

當夜散會回家,我父親一夜未上床,一個勁地抽煙,思前想後,唉聲嘆氣。由於膽子小,怕挨打逼迫承認成了反革命,連害兒孫,為此上吊自盡而死了。終年65歲。】

一個投水而死,一個自縊而亡,兩個老人用這種方式結束了人生。根據調查報告所講述的內容,他們本都沒有做過什麼出格的大事,也沒有多大的罪狀,在審訊和批鬥中也沒有使用刑具和發生逼供行為,其結論是他們都是因為“思想過於緊張”而自殺。“思想過於緊張”一說,實際上是將他們的死歸罪於他們自己,別人沒有責任,時代沒有責任,政府更沒有責任。是什麼讓他們“思想過於緊張”?以他們的年齡,他們已經見識過“專政”的鐵拳有多狠,他們肯定見過土改運動時痛打“惡霸地主”的場面,聽過鎮反運動時槍斃“反革命分子”的槍聲,他們可能不止一次去參加公審大會,以他們的出身(一個是貧農,一個是中農)也還有可能上台去控訴過或打過“四類分子”,有這樣的一種閱歷,他們“思想”能不“過於緊張”嗎?

“不予追究他人責任”,再蓋上一個大紅的官印,官用民和劉錫燈的兩條命就這樣白白的丟掉了!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故紙中的故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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