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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信自己的常識和良知來戳穿謊言

自“解放”以來,中國大陸的民眾就無時無刻不生活在中共當局的欺騙與謊言之中,這種狀況至今也沒有什麼改變。許多中國大陸的民眾之所以至今也未能從中共當局的欺騙與謊言之中覺醒過來,認清中共當局邪惡的真實面目,究其原因,他們或是因中共當局一貫的愚民政策而缺乏常識;或是因為沒有堅信自己的常識和良知,而錯誤地相信了中共當局的謊言,導致被欺騙的結果。

所謂常識就是人類社會數千年來在自然科學上和社會科學上已被無數的科學實驗和社會實踐反覆證明了的普通知識。例如:科學方面的物質不滅定律、能量守恆定律、宏觀世界描述物質運動規律的牛頓三大定律、微觀世界描述物質運動規律的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質能轉換定律(E=mc2)、各種普通數學運算規則……等等;社會歷史學方面的奴隸社會比原始社會進步、封建社會比奴隸社會進步、資本主義社會比封建主義進步、憲政民主比極權獨裁進步,三權分立互相制約比個人和中央集權進步……等等。作為個人不僅必須具備這些常識,更為重要的是作為一個人,必須在任何情況下都堅信這些常識,才不致於輕易上當受騙。

而良知則是在人類數千年的文明史中,從原始野蠻走向文明進步的過程中總結出來的,為了促進人類的共同利益和社會進步,在人與人交往時、在人與社會交往時,所必須遵守的基本準則,諸如:尊重他人的生命和人格尊嚴、不可損人利已、不可侵害他人的財產和權利、對弱勢群體的同情心和憐憫心、尊老愛幼、尊重知識、勇於擔當社會責任、社會上不論哪個階級、階層、黨派、團體都有好人、壞人和既好又壞的人,其中最好和最壞的人都是少數,大多數人都是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一個好的社會,人性中好的一面會受到尊重與褒揚;而人性中壞的一面會受到遏制和懲罰……等等。具備、遵守並堅信這些準則,使我們能知道什麼事可為,什麼事不可為;什麼事應反對,什麼事應支持;什麼是對,什麼是錯。

一個人只要堅信自己的常識和良知便可輕易識破中共當局的騙局和謊言,洞悉事物的真像。筆者是同齡人中覺醒較早的人之中的一個。筆者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便已經開始覺醒。在我的同事、朋友中常有人問我,你為什麼在那個時代就開始覺醒、就把毛澤東和中共當局的本質認清了(由於那個年代資訊的匱乏,我的覺醒也經歷了一個較長的漸進的過程)?我回顧我覺醒的過程,發現這得益於我堅信我的常識和良知,以及具備一點邏輯思維能力。

“解放”初期由於年幼無知,也曾聽信中共當局的欺騙宣傳和謊言,對毛澤東的英明偉大無比的敬佩,相信毛澤東和中共當局都是全心全意為人民謀幸福的,相信毛澤東和中共當局為我們建立的“新社會”是全世界最優越、最完美的社會制度,在新中國真的是由人民當家做主人了,反革命份子、地主、惡霸真的為了重新騎在勞動人民頭上,而隨時都在試圖推翻新生的紅色政權,恢復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萬惡的舊社會,所以對他們進行武力鎮壓是及時的、合理的、必要的,“抗美援朝”真的是因為美帝國主義要先侵佔朝鮮,進而侵佔全中國以稱霸全世界,美帝國主義是外強中乾的紙老虎,美國士兵都是一群貪生怕死、不堪一擊只會享受的少爺兵,“土地改革”真的是為了實現耕者有其田,鬥爭、處決地主惡霸,真的是為了摧毀封建宗族勢力在農村的統治基礎,讓農民真正當家作主人……等等。

然而以後逐漸發現,現實中的許多事實與我從小到大逐漸獲得的常識和良知相違背。對中共當局最早的懷疑來自鎮壓反革命運動和三反五反運動(由於世居城市,又無親友在農村,所以當時對農村“土改”運動中鬥爭殘殺地主、鄉紳的情況知之甚少)。

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我看到許多平日為人忠厚的鄰居、老師僅僅因為在國民政府當過一般的辦事員或下級官員便被判以重刑或被處決,其中有許多即使按中共當局自己的標準來衡量,歷史上也沒有什麼重大罪行的人也不能倖免。我記得其中有與我家往在同一棟樓房的胥先生,胥先生平日和靄可親,與人無爭,在“鎮反”時於深夜被便衣抓去,大約一個星期之後派出所便通知胥太太:胥先生已被以“三青團骨幹”的罪名被處決。其實胥先生在國民政府僅當過一般的辦事員,大概集體加入過“三青團”(民國時代三民主義青年團的簡稱),結果便因此被中共當局處決了。我在長郡中學鄰班的班主任江老師,僅因民國時代在湖南某縣當過一任縣長,江任縣長期間還救過幾個中共地下黨員也不能倖免,被以“歷史反革命”的罪名處決。我的英語教師郭維成先生抗戰期間在四川念大學時,響應國民政府的號召投筆從戎,參加國民政府空軍,在陳納德將軍的“飛虎隊”擔任英語翻譯,於一天夜晚被當局抓去後不知所終。郭老師英語發音標準、教學認真負責、上課時對學生要求嚴格,平時態度謙和。父親所開西藥房的職員朿崇德先生,抗戰初起,正在江蘇讀高中的朿先生也投筆從戎,參加國民革命軍抗日,在湖南曾參加三次長沙會戰,後升至營級軍官,抗戰勝利後退伍。因抗戰期間已在湖南娶妻生子,故退役後便留在湖南,在我父親開的西藥房找了一份工作。“鎮反”開始後被中共當局抓去以“反動軍官”的罪名判了20多年徒刑,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才被放出來。朿先生有強烈的愛國心,為人仗義,樂於助人,因同是江蘇人,故與我家往來密切。朿先生出獄後,於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幾經打聽才打聽到我家的新住址,還專門從株州趕到我家探望我母親。

面對這些令我困惑的事,我常想按照我的常識和良知來判斷,這些被以“三青團骨幹”、“歷史反革命”、“反動軍官”的罪名抓去處決、判重刑的人都應算是好人,一個自稱全心全意為“人民”,保護“人民”權利的政黨和政府怎麼能這樣對待他們?

“三反五反”運動時,我那老實本份、膽小、從未參加過任何黨派團體,不敢、也沒有做過任何違法事情的父親也不能倖免。因父親世代經商,所以被當局劃為資本家,運動一開始,父親便要接受當局組織的“三反五反”工作組和西藥業同業工會的員工的批判、鬥爭。大會、小會上要父親交待偷稅漏稅、拉攏腐蝕幹部、賄賂幹部的罪行。由於經常有部隊的醫藥部門的人到父親的西藥房購買西藥,所以也有部隊的軍人來要父親交待他賄賂部隊醫務人員的罪行。由於白天的時間父親要接受同業工會員工的批鬥、交待反省同題,部隊的工作人員只好晚上找到我家來,逼迫父親交待賄賂部隊醫務人員的罪行,開始部隊上來的人態度很粗暴,有時甚至掏出手槍來威逼父親交待他行賄拉攏部隊醫務人員的罪行,後來看到我家門口掛了一塊“光榮軍屬”的紅木牌,他們一問知道是我大哥參軍“抗美援朝”之後,以後幾天晚上部隊來人對父親的態度才稍有好轉,由於父親實在交待不出自己有什麼行賄拉攏部隊醫務人員的罪行,大約部隊的醫務人員也沒有交待出什麼受賄和被拉攏的罪行,過了一個多星期部隊的人就再也沒有來找過父親。但是西藥業同業工會和工作組對父親及其他西藥業的資本家的批鬥卻仍在持續(其他行業的情況也一樣),後來包括父親在內的西藥業的資本家都被集中關在一起進行批鬥。除要員工們檢舉揭發之外,還要求資本家們互相檢舉揭發彼此的偷稅漏稅、拉攏腐蝕幹部的罪行,直至員工們和工作組認為表現好的才可以過關放回家,當時稱之為“下樓”。

那時市廣播電台和省廣播電台每天都要播放哪些資本家交待了哪些偷稅漏稅、拉攏腐蝕幹部的罪行,並積極退賠了多少贓款、贓物,獲得了當局的寬大處理,已“下樓”回到家裡與親人團聚。因父親沒有任何罪行可以交待,也不願違心地去胡亂撿舉揭發他人,所以一直未能“下樓”。到學習班的人數已所剩無幾時,父親無奈,只好在批鬥會上宣稱自己“解放”後雖沒有什麼偷稅漏稅、拉攏腐蝕幹部的罪行,但自己家裡的幾件古董,現在經過學習認識到這是舊社會用剝削工人階級得來的錢買來的,自己願意捐獻給政府,以減輕自己舊社會剝削工人階級的罪行。父親捐出了戰國時期的青銅劍、青銅戈各一件、西漢時期棺材頭前鑲嵌的銅質鎦金虎頭一件和幾件西漢時期的陶器,才得到員工們和工作組的認可,認為可以過關“下樓”,這樣父親才得以退財消災回到家裡。

父親在“三反五反”運動中的遭遇同樣令我困惑,象父親這樣忠厚老實的人,一個全心全意為人民的政黨和政府為何要不顧事實一再要求他交待那些根本不存在的罪行?那些資本家們為何都要和父親一樣在退賠了許多所謂贓款贓物之後才得以過關“下樓”?這不是變相的搶劫嗎?

到1956年我哥哥從部隊轉業回家探親時,我們兄弟姊妹問他在朝鮮打仗的情況,問他美國兵是不是都是些少爺兵?打起仗來一個個怕苦怕累、貪生怕死。因為報紙上、廣播上、電影上都是這麼說的。不料哥哥聽後大不以為然地說:哪裡是這麼一回事,人家美國兵許多都是經過二次世界大戰的老兵,不僅訓練有素,而且戰鬥經驗也很豐富,槍炮打得可准啦!武器又很先進,要消滅他們很不容易。他們之中膽小的也有,但大多數也很勇敢,不過他們的上級把士兵的生命看得很重要,有時我們趁黑夜他們的飛機、坦克、大炮不能充分發揮作用時採取人海戰術發動偷襲,他們為了減少傷亡寧願主動放棄陣地,將士兵撤退至安全地區,到次日白天再動用飛機、大炮進行地毯式轟炸消滅我方有生力量之後,再在坦克和炮火的掩護之下,以極少的傷亡代價重新把陣地奪回來。說他們是少爺兵倒也不全錯,因為他們不僅行軍有汽車,睡的是暖和的鴨絨睡袋、吃的是魚、肉、蔬菜罐頭、巧克力、麵包、餅乾,還有隨軍餐車供應熱食,即使是冬天也可輪流到隨軍沐浴車上洗熱水澡,與我們只能吃炒麵(有時連炒麵也吃不上,還要忍飢挨餓)、喝雪水、卧雪地相比他們生活得確實如少爺一般,只是他們並不是一群怕苦怕累、貪生怕死的少爺,而是一群很能打仗的士兵。如果美國兵真的像報紙上、廣播上、電影上說的那樣是一群怕苦怕累、貪生怕死、不堪一擊的少爺兵,那豈不早就被我們志願軍趕到大海里去了,怎麼會在我們付出了慘重的傷亡代價之後,仍在三八線附近實現停戰?哥哥還說:他們剛到朝鮮時由於與聯合國軍武器裝備相差太懸殊,我們又奉行人海戰術,所以當時上級提出的一條標準就是:如果一場戰鬥敵我傷亡的比例達到一比七(即敵方傷亡一名士兵我方傷亡七名士兵),那麼這場戰鬥就算是打贏了(至於打輸了的戰鬥,傷亡比例就不知道高到什麼程度了),到以後隨着從蘇聯購買的飛機大炮坦克裝備志願軍,這個比例才逐漸有所下降。與哥哥的這些談話令我猛然驚醒,原來我們的報紙、廣播、電影和政府的各種宣傳都是騙人的謊言。

一九五七年全國開展針對知識份子的“反右運動”,我念書的中學也不例外,當時報紙上、廣播上以及學校召開的大會上都大力宣揚號召知識份子和全國各界民眾幫助共產黨整風,鼓勵他們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開展大鳴大放大字報運動,共產黨則保證做到“言者無罪、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教師們都信以為真,紛紛在鳴放會上或寫大字報向黨和學校領導提出各種改進教育工作的意見。在鳴放會上你不發言、不提意見、不寫大字報也不行,會被認為對大鳴大放、對整風運動消極抵抗也要遭到批判。

到這年6月份風向開始突然轉變,人民日報以社論、評論的方式號召全黨、全國人民動員起來反擊資產階級右派份子向黨和人民發動的猖狂進攻。自此開始,中共當局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右運動”。我們中學那些學識淵博、人品高尚深受學生敬愛的教師、職員幾乎無一倖免,紛紛被劃成“右派份子”,他們或被送去蹲監獄勞動改造;或被處以“勞動教養”;或被降職降薪取消教師資格被當作“反面教員”留在學校從事一些雜務。其中只有一人例外,那就是我們高中的數學教師勞啟祥先生,勞老師早年在海關工作,後得美國教會雅禮會的資助去美國留學,獲得數學碩士學位後回國,在雅禮會開辦的雅禮中學任教,並與雅禮會傳教士美國人俞道成(中文名)共同負責學校的領導工作。在1950年開展“反帝愛國運動”時,俞、勞二人在被批鬥後,被雅禮中學的“愛國”師生當作垃圾用垃圾車拖出校門。俞道成被當作帝國主義份子被當局驅逐出境返回美國,勞啟祥先生被當作帝國主義的走狗被清洗出教師隊伍。後因“解放”後中學教師奇缺,勞先生又是本市首屈一指的數學教師,個人歷史上又查不出有什麼當局不能容忍的“劣跡”,所以不久又被當局聘為我們中學的高中數學教師。“反右運動”一開始同學們根據勞老師的履歷,紛紛認定勞老師恐怕難過此關,然而直到反右結束,勞老師都未被劃成右派份子。不知是勞老師是對中共當局整人的方式有深切了解,在運動期間也發言,也寫大字報,但談的寫的都是當局抓不到任何把柄的事,勞老師曾寫大字報要求教導處的時鐘應掛高一點,以便師生們透過教導處門上部的玻璃能隨時看到準確的時間,不致影響師生們按時上課,諸如此類從不涉及黨的政策方針和學校領導的意見,勞老師提了不少,當局不能說他參加運動不積極,又安不上攻擊黨的方針政策和攻擊學校領導的罪名使勞老師逃過了被劃成“右派份子”的厄運呢?還是由於當局為了把勞老師當作當局“尊師重教”的花瓶,而沒有把勞老師劃為右派?也許這兩方面的因素都有一點吧!

看到“反右運動”中平日深受我們敬愛的品學兼優的老師、職工一個一個被打成右派份子(當時完全沒有意識到這將給他們和他們的家庭帶來多麼深重的苦難),而一些平日不學無術人品低下的教職工都成了“反右運動”的積極份子,他們有的入黨,有的被提拔為學校的領導。這使我想到:一個如此英明偉大的政黨和它的領袖怎麼能這樣良莠倒置地對待它的人民特別是知識份子呢?這一切都背離我的常識和良知,面對當局的種種蠱惑人心、似是而非的欺騙宣傳,我也曾猶豫過,我也曾彷徨過。我有時也想,是不是我看問題的階級立場錯啦?是不是我的思想意識錯了?但是我的常識和良知告訴我:不論是站在哪個階級、哪個政黨、哪個主義的立場;無論是以何種思想觀點來思考分析問題,反正對民眾進行欺騙愚弄、對事實真像進行隱瞞和歪曲都是不對的,對好人好事進行打擊懲處,對壞人壞事進行鼓勵、宣揚和獎賞都是不對的。這樣,到“反右運動”以後,我對毛譯東和中共當局的英明偉大、對社會主義體制的優越性、對我們的報紙廣播電影和宣傳的真實性的信念已開始崩潰。

到1958年毛和中共發動的瘋狂的“大躍進運動”和接踵而來的餓死三、四千萬人的所謂“三年困難時期”之後,我對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共的“英明偉大”、“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人民謀幸福”的謊言已徹底識破,對“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美好信仰已徹底崩潰。

因為在這段時間內,毛澤東和中共當局的種種倒行逆施都與我的常識和良知相違背,諸如:1、大鍊鋼鐵,要在一年內使鋼鐵產量翻一翻,從1957年的535萬噸/年達到1958年的1070萬噸/年。常識告訴我在一年時間內,鋼鐵廠的生產能力是不可能翻一翻的,鐵礦石、焦炭、生鐵的產量都不可能在一年內翻一翻,那麼鋼產量也就絕無可能在一年的時間內增加一倍。所以當1958年底中共當局通過報紙、廣播以中共中央的名義宣布已提前多少天完成鋼產量一年內翻一翻的“宏偉”目標時,我就知道那全是欺騙民眾的鬼話。至於那些遍布全國城鄉的小高爐鍊鋼鐵則更是人類生產歷史上罕見的倒行逆施。人類正常的生產活動都是把原材料投入到生產過程中去,生產出人們生活和生產活動中所需要的成品來,以滿足社會的需要。然而在全民大鍊鋼鐵運動中投入到土高爐中去的,除部份廢舊鋼鐵之外,還有許多是人們日常生活中正在使用的各種鋼鐵製成品:鐵鍋、火鉗、鐵鏟、刀具、鎖具……等鋼鐵製成品,然而生產出來的卻是一些連原料都不如的廢品。其荒謬程度,實為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

2、糧食畝產由幾百斤浮誇到幾千斤、幾萬斤最高達到十三萬多斤(據1958年人民日報報道:廣西環江縣紅旗人民公社在一畝多的稻田裡水稻平均畝產達到130434斤)。根據我以前從鄉下來的農民和農村同學那裡以及書本上獲得的常識知道:當時水稻年成差的時候畝產只有三、四百斤甚至更低;平常年成畝產四、五百斤;即使遇到風調雨順的大豐收畝產也不過五、六百斤。我的常識告訴我,在水稻品種改良和耕作技術未取得重大突破的情況之下,要達到畝產上千斤都是不可能的,更何況達到畝產數萬斤和十三萬多斤。所以無論中共當局的廣播、報紙如何吹噓、宣傳;無論郭沫若之類的無恥文人如何出面進行吹捧;無論錢學森之流的無恥科學家出來怎樣論證,我都認為水稻畝產達到數萬斤,甚至十三萬多斤是完全不可能的,是騙人的鬼話。

3、對大專院校、科研單位的專家、教授進行醜化、批判,把他們說成是一批滿腦子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四體不勤、五穀不分、不學無術的寄生蟲。實際上在我與學校的老師、專家、教授們的接觸之中,感覺到他們當中的大多數都是品德高尚、有真才實學的,理應得到國家和民眾尊重的寶貴人才。對專家教授的醜化、貶低和批判嚴重損傷了他們原先滿懷的建設新中國的熱情。我校化工系留法歸國的教授鍾鈴先生(國內好幾家化工廠都是由鍾教授設計的)因不堪忍受當局鼓動的師生們對他的醜化、批判,寫出大字報要求學校當局批准他回廣東農村老家務農,以表達他對個人前途的絕望,以及對當局的不滿和抵制。

4、大辦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拆散社員的家庭(毛譯東和中共當局認為家庭是產生私心和一切非無產階級想的源泉),把男女社員分別組織到各級民兵組織之中,實行集體生活、集體勞動、集體進行民兵訓練,小孩大的住進字校,小的住進幼兒園。許多地方為此把社員家的房子也拆掉了,把社員家裡煮飯用的鍋盆碗筷都收走了,以斷絕社員們對家庭生活的眷戀。人類社會初期由於生產力低下,為抵抗自然災害和收集、獵取食物,只能過着群居生活,隨着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出現了私有財產,才產生了穩定的家庭,從此人類才由群居生活進步到分散的家庭生活,從此家庭成了人類社會最基本的組成單元,家庭是延續人類種群、傳承人類文明、撫育後代、對後代進行倫理道德教育、建立人的良知和價值標準不可替代的社會基本單元。由家庭回歸群體生活豈不是逆社會進步的潮流的倒退行為么?

5、把人分為農村戶口和城市戶口、禁止民眾的自由遷徙和流動。成為城市戶口的居民享有許多農村戶口居民沒有的待遇,諸如:可招工招干、可享受各種不同級別的免費醫療待遇、由國家計劃供應糧油,在物資困難時期由國家發給購買各種物資的票證……這些都是持農村戶口的農民們享受不到的待遇,一個自稱追求平等、一個自稱為廣大農民謀福利、一個自稱由工人和農民一起當家作主的政黨和它的政府,怎能如此在民眾中製造社會不公呢?怎能如此踐踏農民的權益呢?怎能如此違背自己過去宣揚的諾言呢?

6、到1958年時,中共當局己完善了把人分成享有不同權利和生活待遇的等級制度:黨中央主席、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省部(軍)級幹部、地市(師)級幹部、縣(團)級幹部……等中高級幹部都分別享有與其職務相當的各種特權和生活福利待遇,下面的基層幹部,黨員、軍人、團員、工人、貧下中農、城市貧民、普通民眾、知識份子、資產階級……都享有不同的政治和生活待遇。處在社會低層的是起義投誠人員、原國民政府的一般工作人員、國軍士兵、勞改勞教釋放人員……。處在社會最底層的是“五類份子”(地富反壞右),他們的家屬和子弟處在這個社會的倒數第二層。“五類份子”及其家屬子弟成為這個社會任人欺凌的賤民。我的常識和良知告訴我人類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消除歷史上形成的等級制度實現人人平等,毛譯東和中共當局在奪取中國大陸政權之前不是也宣稱實現平等是他們追求的主要目標之一嗎?怎麼他們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不僅沒有兌現實現人人平等的諾言,反而建立並完善了我國歷史上(也許是人類歷史上)最嚴密、最慘無人性的等級制度,這不僅違背了他們過去許下的諾言,而且也與人類社會進步的方向背道而馳,這不是反動是什麼?

7、“大躍進”造成整個國民經濟瀕臨崩潰,致使日用工業品和食品供應緊張,中共當局不得不採取憑票計劃供應的辦法來應對,除早已有的布票、糧票、食油票之外,煤票、煤油票、香煙票、棉花票、肉票、火柴票、白行車票、手錶票、收音機票、縫紉機票……等多種票證[注]也應運而生,這些票證供應的數量遠不能滿足民眾日常生活的正常需要。

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嚴重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造成糧食、副食品蔬菜供應緊張。1958年秋季我剛進大學時學校的伙食尚好,吃飯也未限量,到1959年糧食開始限量每月供應27斤大米(1960年起又以每人每月“自願”節約3斤以支援災區的名義降為每月24斤)、每月半斤食油(後降為每月3兩),伙食的質量也急劇下降,除了節日已見不到魚肉,就連蔬菜的品種和數量都很少,這一年從秋季起就餐餐是冬瓜和蕹菜(外地人叫空心菜),到秋末蕹菜結籽收摘後,餘下的枯莖也拿來做菜吃,這種蕹菜枯莖切碎後形成了一種由纖維素構成的小管狀物,沒有任何營養價值,而且難以嚼爛、難以下咽,被同學們戲稱為“無縫鋼管”。此時教師學生因營養不良和長期處於飢餓狀態抵抗力下降而出現水腫、乙型肝炎、肝硬化、肺結核等疾病。從家住農村的同學家裡的來信知道農村已出現大量餓死人的情況,以致每當我們學生宿舍傳達室的老張,到哪間宿舍叫某某同學到傳達室來拿信時,我都會看到這位同學帶着惶恐的臉神,馬上跑到傳達室去取信,回宿時往往都是帶着悲慽的神態,眼睛裏還噙着淚水,因為信中往往是告訴他家裡誰誰誰又餓死了。在那個極端貧困的年代,農村同學家裡沒有諸如死人、結婚、生子之類的重大事情,是決不會花寶貴的八分錢去寄一封信的,這就是為什麼農村同學一聽到家裡有信來就立顯惶恐的原因。我們學校的學生大都來自湖南、湖北、廣東、廣西等省,也就是歷史上號稱“湖廣熟、天下足”的富庶地區,如沒有特大的不可抗拒的自然災害,在兩廣、兩湖地區通常是不會出現餓死人的現象的,而據同學們寒暑假回家了解到的情況表明,在1959、1960和1961年這三年,他們的家鄉都沒有出現什麼重大的自然災害。我從我那位由志願軍轉業到河南省泌陽縣農業局工作的哥哥那裡知道,他所工作的泌陽縣在那段時間也餓死了將近30%的人口(其中主要是農民),與他們同一個省的光山縣餓死的人更多,至少有40%以上的人口餓死,而且那三年在河南也沒有發生什麼大的自然災害。儘管由於中共當局的隱瞞、欺騙從不報道餓死人的事,我仍然發現在這三年內大量餓死人不是局部範圍的事而是遍及全國各地的嚴重事件。

以上這些事都與我的基本常識和良知相違背,所以無論中共當局的廣播、報紙、大會報告對這些事如何大肆隱瞞、美化、歪曲和吹噓,我已不會再上當受騙了。我開始思考為什麼在一個被說得如此英明、偉大、正確的政黨和它的領袖的領導之下;為什麼在實施一個被說得如此理想、如此完美的社會制度之下,“解放”後所發生的一切,幾乎都完全與我的常識和良知相背離?面對在這個無比“英明、偉大、正確”政黨和它的領袖的領導之下,在中國大陸實施世界上“最理想、最完美”的社會制度時,竟然把中國大陸帶到國民經濟瀕臨全面崩潰、物資極度匱乏、大量餓死人(由於當時當局的封鎖,資訊匱乏,只知道全國到處都餓死了人,而且數量不少,不可能知道具體的數字)的悲慘境地。筆者當時作為一名熱血青年,一種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驅使我立志探索造成“解放”後一切悲劇的根源,尋找一條救國救民的道路。於是我到圖書館借來馬克思寫的《資本論》進行閱讀。我發現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收集了一些資本家殘酷剝削工人和地主、貴族剝削農民的典型事例,加以普遍化絕對化,因而得出工人與資本家之間、農民與地主貴族之間的矛盾是你死我活的不可調和的敵我矛盾的結論,所以馬克思認為只有通過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暴力革命,把資本家、地主、貴族統統打倒,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才能先建設社會主義然後再過渡到美好的人人都能自覺地把勞動當成自己的第一需要、人人都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人人都享有最大限度自由的共產主義社會。馬克思把資本家、地主、貴族統統看成是一群為了追求利潤什麼壞事都幹得出來的人;把無產階級都看成是有高度組織紀律的、大公無私的、有高尚品德的先進階級。在馬克思的所謂“剩餘價值”理論中認為只有工人農民的勞動才創造了社會財富和剩餘價值。資本家、地主、貴族獲得的利潤、地租完全是剝削工人農民的剩餘價值而得,資本家、貴族、地主是社會的寄生蟲。

馬克思的這些理論都與我的常識和良知相背離:1、馬克思看到了資本家與工人、地主貴族與農民之間利益有衝突、有矛盾的一面,並把這種衝突和矛盾擴大化、絕對化為一種你死我活的、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並武斷地認為這種矛盾只有通過階級鬥爭、無產階級暴力革命和革命後的無產階級專政,把資產階級、貴族地主階級徹底打倒並加以消滅的方式才能加以解決。

我的常識告訴我資本家與工人之間,貴族、地主與農民之間除了利益有矛盾(例如:資本家希望獲得更多的利潤與工人希望獲得更高的工資之間的矛盾;貴族、地主希望獲得更多的土地租金與農民希望付出較少的租金之間的矛盾)之外,他們雙方之間還有許多基本利益一致的地方,例如:資本家和工人都希望這家工廠、公司能繼續經營下去,這樣資本家才能賺取利潤讓自己和家人生活得更好或擴大生產規模,工人才能賺取工資以養家糊口;資本家和工人都希望採用先進的科學技術,這樣資本家才能獲得更多的利潤,工人才能減輕自己的勞動強度、改善自己的生產環境和增加自己的工資收入。貴族、地主都希望自己的土地有人承租,這樣他們才能獲得租金以維持自己一家較為富裕的生活,農民也希望能租得土地從事耕作以養活家人;貴族、地主和農民都希望採用先進的耕作技術和優良的品種以提高產品的產量、質量和生產效率,這樣,貴族、地主可獲得更多的地租,農民也可以減輕勞動強度,提高生產效率使自己得到更多的收穫……。資本家與工人之間,貴族、地主與農民之間這些基本利益一致的地方,就決定了資本家與工人之間,貴族、地主與農民之間都是一種互相利用、互相依存的關係,而絕不是馬克思所說的你死我活的不可調和的敵對關係。他們之間的利益衝突和矛盾完全可以通過平和的方式,如遊行、示威、罷工、罷租、談判、互相妥協等方式加以協調和解決(現在實行民主憲政的發達國家在這方面已經做得很成功)。認識到馬克思階級矛盾是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敵對矛盾的錯誤之後,那麼馬克思建立在這一基礎之上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等學說也就失去了基礎,當然也就不攻自破了。

2、馬克思關於“人人都品德高尚能自覺地把勞動當成生活的第一需要、自覺地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人人都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物資極度豐富”的共產主義美好社會的描繪,我的常識告訴我,這是完全不可能實現的一種不切實際的空想。因為人與生俱來的自私、趨利的動物屬性註定了除社會上極少數品德高尚的人之外,絕大多數人都不可能做到自覺地為社會、為他人無私地奉獻自己的一切所能。作為一種制度或是一種政策必須以全社會所有人的統計平均道德水平為依據來制定才具有可行性,而以社會上極個別的理想人的道德水平制定的社會制度或政策,只能是一種完全不具備可行性的空想。由於人類生存的地球能提供的天然資源的有限性,註定了人類社會能提供的精神和物質財富在人類社會發展的任何階段都是有限度的,而人的需求和慾望卻是無限的,因而要實現各取所需也是完全不可能的。至於人人都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則更是不可能,一個人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必然損害他人享有的自由,這必將造成另一些人自由的喪失,這必將導致混亂、災難和不平。看一看“解放”後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的毛澤東和中共當局給中國大陸造成了多麼深重的災難和混亂,讓中國大陸民眾喪失了多少自由就能明白這一點。

3、馬克思按階級來劃分人的先進與反動、人的品德的高低,也與我將近二十年(1960年前後筆者的年齡)與人交往的經驗中獲得的常識相違背,這些常識告訴我人的先進與反動、品德的高低是絕不能以階級、職業來劃分的,不論哪個階級,不論從事何種職業的人都有先進的、落後的、反動的人,都有品德高尚的、品德一般的和品德差的人。馬克思為了支持他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違背社會現實真像,人為地杜撰出一個具有先進思想、高度組織紀律性、大公無私和高尚品德的“無產階級”。這個被馬克思杜撰出來的先進階級為了實現人類發展的終極目標——“美好的共產主義”理想來領導“無產階級暴力革命”、來推翻思想反動、品德惡劣的“剝削階級”的“反動統治”,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以實行無產階級對剝削階級的鎮壓和消滅。常識和良知使我認識到馬克思這些違背社會真實狀況的理論的荒謬和這套理論反人性、反文明的本質。

4、在馬克思“剩餘價值”理論中認為只有工人、農民的勞動才創造了社會財富和剩餘價值。資本家、地主、貴族獲得的利潤、地租完全是剝削工人農民的剩餘價值而得。常識和良知告訴我,在這裡馬克思完全忽視了資本家、地主、貴族在管理、經營工廠、農莊時所付出的腦力和體力勞動在創造社會財富過程中的重大貢獻。此外馬克思還忽視了科學知識和技術在創造社會財富時的巨大作用。自十九世紀末以來,特別是二戰結束以來至今,人類社會財富成百上千倍地迅速增長,主要是得力於科學技術的進步,和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民主憲政制度的建立和不斷完善,而不是主要來自什麼工人農民創造的“剩餘價值”。

堅信自己的常識和良知,使我認清了馬克思創立的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建立在錯誤的基礎之上的、脫離現實可能的空想,以及它的反人性、反文明的本質。堅信自己的常識和良知,使我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便透過中共當局的隱瞞欺騙、洗腦灌輸,洞穿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當局的醜惡面目、反動本質和許多重大事件的真像。終於使我從中共當局的隱瞞、欺騙、誤導中覺醒過來。所以,以我個人的經驗,在當今半市場化權貴共產極權政權統治下的中國大陸社會,一個人要從中共當局層出不窮的、似是而非的、無所不在的欺騙、隱瞞、歪曲伎倆之中洞穿事物的真像、本質,使自己徹底覺醒過來,其實並不需要具備多麼高深的理論、多麼淵博的學識,只要你在任何情況之下都堅信自己的常識和良知,你就能做到這一點。

謹以此文敬獻給我那些在中共當局的隱瞞、欺騙、誤導和洗腦之下良知未泯的尚未覺醒和正在覺醒的同胞。

2016年12月7日寫於望春軒

[注]:煤是當時城鎮居民的主要燃料,煤油則是當時農村和小城鎮居民照明用的煤油燈的主要能源。至於單車票、手錶票、收音機票和縫紉機票等高檔稀少的票證則只有大的機關、廠礦單位才有少量供應,一般城鎮居民和農民是無緣享受到的。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民主中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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