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淚!一位公安幹警自訴:「南瓜山」餓殍遍野

在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中,餓殍無數,令人垂淚!此為示意圖。(網絡圖片)

南瓜山不是山,是個埋死人的地方。在四川省峨邊縣沙坪勞改農場場部醫院後面的一塊荒坡上。當時沙坪勞改農場關押近一萬多教民,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右派份子,在所謂的“三年自然”中,兩年多的時間裏竟餓死五千多老右,直到現在也鮮為人知。好些將死未死的人都先送到這裡來搶救。所謂搶救就是給點糠膚餅吃,不幾天就死在醫院。當時死的人太多,沒說沒有棺木,就連個獨立的墳頭也沒有,是一個一個大坑埋的。聽說一個坑多的時候埋到幾人幾十人,上面只有一層薄薄的泥土。後來不知誰在上面種上南瓜,南瓜竟然枝茂葉密,黃花一片,秋後收穫的南瓜又大又肥又嫩又重,自此“南瓜山”揚名全場,成了沙坪一景。

重慶市公安局退休幹部、現年75歲的蔣柏齡先生,當年就是在“南瓜山”掩埋餓鬼凍殍的埋屍人。四十多年後我們相逢言及此事,仍感滄涼心酸。說到當年他為何劃為右派份子一事,他憤然道:“偉大深恩在劫難逃,鳴放騙術自當入羅。”

歷史回到1957年,那個鳴放高潮的五月。重慶市公安局和全國一樣到處貼滿了大字報,在眾多的大字報里有一張題為《雪裡送炭此地少,錦上添花我局多》,作者就是少年英俊筆頭帶刺的幹警蔣伯齡。他主要對局裡領導侵佔大家福利行為表示不滿,於是全局大嘩響應者眾,不少人簽名支持,一致呼籲:“改組局福利委員會,清查賬目,糾正偏差。”局領導立即調動黨團力量予反駁彈壓,時為副局長、黨委書記陳宗譜立即發表講話宣稱:“福利這事雖我們做得不對,但與右派藉此惡毒攻擊黨和社會主義是兩碼事,必須組織反擊,消除負面影響。”

事態與結果可想而知,一時反戈一擊者,聲明更正發言者比比皆是。他說,除我“罪有應得外”,確也連累了一些好同志,如老幹部任書旺,舊社會討口,參加革命流血負傷,也劃為右派,家屬不服,在市局張貼大字報討取公道,結果任的日子更不好過。對我本人,其實無須再動用其它手段:捕風捉影牽強附會,掐頭去尾篡改原意,甚至無中生有編織材料,塑造什麼“攻擊肅反百分之百搞錯了,”什麼“成為《重慶公安》編輯部右派主帥”云云……什麼極右不極右?市局最大右派早就順理成章、名正言順了。於是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

“苛政猛於虎,如果再加飢餓,就是兩虎向你撲來,你能受得了嗎?”

他說:不久即被武裝押送發配至沙坪農場大堡作業區,從此便成為賤民,受盡磨難,尤其在那鬼都不下蛋的地方所受的種種苦楚,真是世間少有,終身難忘。當進入“大饑荒”時期,我們面臨著的是一場大飢餓、大死亡。當時吃糧每人每月只有18斤定量(還是粗糧),除去炊事班、打柴組、運輸組,幹部小食堂和職工(即表現好解除勞教的就業員)伙食,都與我們拉開距離,剩下舀進飯碗的只是沉底的一層包穀沙沙而已,怎麼能果腹?又如何勞作?長此下去惡性循環,又在源頭上斷了生機。莊稼從播種開始縮水,一直到薄收、絕收,自力更生成一句空話。

後因公安身份,承蒙照顧,分配至場部醫院讓繼續搞廣播宣傳。由於病室緊張,只好和湯人絜(統計)、葉林(繪畫)、程普(文娛)合住一小帳篷,恰逢葉兄妻子探親,談到外面也惱火,葉母在家蒸飯,按定量分別容器下糧,老人家也餓得從孫兒碗中剋扣歸已,親情尚淡薄如斯,可想勞教隊是什樣了?

長期的虧欠,雙腳滯重,下病區作例行廣播越來越勉強,眼見床滿為患,生死變化莫測,又往往人屍難辨(雜工組人少體弱搬運不及),呻吟之聲,不絕於耳,更增悲涼。還得違心鞭撻違紀現象(主要反映吃欲難抑、私相交換),提醒病體消化不良,脹死人的事層出不窮,實乃走過場而已。偏偏這時又當上了“職工”,屈指勞教三年半,噩夢遠未終結。

醫院不比隊上,病情高於身份,我接着也進了病室,醫生護士多所體恤,但難以回天,接着腹水、腹瀉、高燒、肝炎並發,掛危等死。偏神智清醒,隱約聽得醫護開會、批鬥貪食應歸我的一個煮雞蛋的某護士,其實,那是我不想吃。危難之時,幸武漢的兄嫂給我及時雨,寄來一盒肝精針,幹部唐醫生笑對我說:“這才把你從閻王那裡拽回來。”加之,鄰鋪的小勞教楊長生,因出去偷海椒被老鄉打傷,形成巴骨流痰(即化膿性骨髓炎),經常賙濟我的飯食,真是雪中送炭,可無力報答,終成憾事。病體恢復後,歸隊雜工組,做些力所能及的輕活。一天,院部向幹事召見,忐忑間接受一項特殊任務,蓋農場死人的訊息外傳,作家劉盛亞去世後,其重慶的遺屬意欲申請來場探視,由於死者太多,有的連個土堆都沒有,擬予適當彌補,作一些掩蓋偽造。這才令我去南瓜山相機行事,給陰陽兩隔的諸多難友“立碑”,這碑充其量搬塊稍大、成形的石頭,用紅漆寫上死者的姓名。

說到這裡,難友蔣柏齡已淚不成聲,待揩乾眼角的淚水後才繼續往下講:我走出院部辦公室,立即前往南瓜山,呈現在我眼前的是一片“綠色海洋”,遍地瓜蔓茂盛,朵朵黃花吐艷,隱約南瓜無數,在入口處有些高矮不一,但尚能見堆的土丘,實難稱作墳場。深知任務艱鉅,這南瓜山“臨時戶籍”可不好當啊!

旋即與雜工組負責掩埋屍體的劉職工聯繫,他東找西找,終於湊齊資料,看來這些資料起先還正規,有序地畫上長方形的格子,格內填寫姓名:慢慢地以不是一格一人,而成一格數人,緊接着格也省略了,只是一串人名擠在一塊。

劉職工喃喃解釋:“隨着時間的推移,死人越來越多,加之雜工組成員體質下降,已不可能一人一隻棺木(儘管由幾塊木板鑲嵌而成),一人一個墳頭,忙起來數人一堆,甚至連棺都免了,力爭有土掩蓋便行。情況如此,實話實說嘛!”

我接過本子和一些散頁,“按圖索驥”幹了起來。南瓜山盛產南瓜,其實並不玄妙,亦非耕耘得法,而是死屍多掩土薄,遵循物質不滅定律,這些死勞教、死職工又一次對同學們盡責作奉獻。怪不得醫院的伙食比隊上豐盛些,但有此經歷,我卻產生排斥南瓜心理,尤其是南瓜山上的南瓜難以咽下。

我提着一筒紅油漆,拿着“花名冊”,盡全力對號入座準確定位,含淚書寫眾多死難者的姓名。雖毛筆字缺乏功底,確實用足了心,鼓足了勁,做到一筆不苟。砌築墳堆實不可能,搬一成形的石塊,權作“坐標”吧!當時,也盡量在死人堆里覓熟人,發現我的好同鄉、同學、同事劉祝煥在南瓜山。記得我已成為右派後,要去成都省委鳴冤告狀前,匆匆會晤,他才新婚,談到命運處境早有打算。當時組織正追查他,動員對我反戈一擊立功補過。我當即表態,反正事已至此,出於自保盡可檢舉,十條罪狀與八條罪狀無所謂。殊料他拋出一句沉甸甸的話:做人豈容賣良心!

雖然彼此之間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勾結串連,但連我用“齊天”做筆名,以齊天大聖自詡是明顯的,他都不面對,以“我又不是蔣柏齡肚中的蛔蟲,誰知道他是怎麼想的?”搪塞。劉祝煥成為右派雖屬定數,卻不該放棄利用我而爭取不勞教的良機。為此我很感激也很遺憾,最終以支援500元為他的妻子周光秀集資,在機織毛衣社覓得餬口之處相報:這500元是我帶去勞教的800元中的大頭,知者均贊我高義。

我坐在劉祝煥墳頭,為使其歸宿地有所規範,我全力作些歸攔,勉強像一座小墳,回首歷歷往事,不禁潸然淚下。據說他亦死於不剋制,將周光秀寄去的吃食一頓囫圇下肚,不幸由“餓癆”轉化“脹鬼”。類似他這樣死去的人也為數不少,他該不該這樣死去,誰對他的死負責任,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吧!

他說:大量的餓死,個別的另有死因,但本質不變——陽間糊塗人,陰間屈死鬼。我的另一位同事,公安校教員,河南籍傅景德,原僅僅相識,共同的命運促使交往,其長清秀為人爽直,因反右勞教思想不通,最後竟顛顛倒倒。和我同在大堡一中隊時,經我努力把他塞進大廚房,但為時不久。調隊前,主動拿來幾件稍好的衣物,硬抵借我一些錢:雖力拒因他堅持不拉來生賬……後不知怎麼搞的,成為反改造典型。據目擊者當時的勞教張培厚告:傅已帶鐐反省,一日有霧還讓他們出工,不知為何,傅獨越過警戒往前蹣跚走去,神經不作主,未聽警衛與帶隊幹部招呼止步。警衛朝天鳴槍仍不停下,請示李主任(李曾是大堡作業區主任,後降為一般職務)如何處置,答曰:“命中。”立即一聲槍鳴,屍橫地頭,未卜身葬何方。雖後追查發令“命中”不妥,可以去把人拖回來嘛。而該李主任又降作事務長了事,這草菅人命的源頭,亦足以反思。傅的橫死,有無結論,通知親屬與否,均系未知數。

他說,他手裡攥着幾大本名單,粗略數了下有兩三千人。啊,南瓜山呀南瓜山,竟有這麼多人成堆成坑的埋在這裡,誰不是娘生爹養的血肉之軀,就為幾句話一行字淪為政治賤民,慘遭如此殺害。鳴呼!南瓜山下右友魂,儘是春歸夢裡人;誰說天涯有芳草?幾多野鬼斥秦贏。

2007年初稿、2014年5月修改

“往事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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