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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路上的董仲舒

又到高考季。

不管你是否喜歡,這種以考試的方式來選拔人才的制度,在我國已實行兩千年之久。

公元前178年11月,這天,原本朗麗的天空突然陰沉下來,陰風四起、愁雲密布。正在處理國事的漢文帝急忙來到室外,但見天空一輪紅日已被“天狗”吃掉大半。深信這是因為“人主不德,布政不均”而遭來“天象示警”的漢文帝發佈詔命,令各級地方官吏“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

這就是延續了整個兩漢王朝四百多年的察舉制度的開始。這是一種自下而上,由地方官員考察和舉薦人才的制度,有效地打破了自夏商周以來,世卿世祿的世襲制。察舉制度的重要環節是考試。被舉薦者只有經由皇帝親自策問治國對策,才能被擇優錄取,這也能保證被選拔出來的人確有真才實學。

公元前140年,雄才大略的漢武帝甫一即位便下詔舉士,並規定非治儒術者不取。

一個在中國文化史上佔有舉足輕重地位的人,正是在漢武帝的察舉中脫穎而出,登了上歷史舞台。他叫董仲舒,是一個知識淵博的人,早在漢景帝時期就已經是博士。不過,他懂得韜光養晦。因為漢景帝是一個崇尚黃老之學的君王,作為一個儒生,董仲舒沒有施展拳腳的機會。年輕的漢武帝卻註定要做一個與父祖截然不同的君王。

這個時候的西漢王朝經過“文景之治”,整個國家達到了農業社會一個美好的極點:社會安定、百姓富足、國家欣欣向榮。然而,隱患卻在無聲無息地醞釀之中:外有匈奴虎視眈眈,內有同姓諸侯王之患。史學家班固在論及當時形勢時說:“漢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

在這樣的社會狀況之下,與無為而治的黃老思想截然相反的,強調積極入世、“引君於道”,從而實現經世濟民宏大理想的儒家思想便有了用武之地。

面對漢武帝的策問,董仲舒連上三篇策論作答,系統闡述了“天人感應”的主張,論述了神權與君權的關係,成功地把儒家的價值觀念與神性的“天”結合來,為“大一統”的皇權提供了合法性的理論證明。董仲舒的策論,史稱“天人三策”。同時,董仲舒向漢武帝提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

董仲舒的策論深深地打動了漢武帝。他將董仲舒封為江都相,輔佐易王劉非。根據董仲舒的建議,漢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於長安設立“國立大學”——太學,更設五經博士,專門傳授儒家經學。

董仲舒通過自己在“高考”考場上的優異發揮,卻為以後兩千多年的“高考”制定了考試大綱。

雖然,有學者認為,董仲舒的主張範圍局限於太學制度,即在太學的講堂上,只能講授孔子晚年整理的“六藝”,不能涉及其他諸子百家。但並不是說,董仲舒主張以政府的力量來禁止“百家”在社會上的流通。

不過,在皇權主導一切的集權帝制時代,如果“國立大學”和皇帝親自主持的察舉考試,只允許“六藝之科孔子之術”,那麼,其他的諸子百家怎麼還可能有發展壯大的空間呢?

兩漢的察舉制度在隋唐之時最終被發展為科舉制度。這個影響了中國1300多年歷史的制度,和兩漢的察舉制度打破世襲制一樣,在打破豪門士族對仕途的壟斷上曾起到過無比積極的作用。

皇帝在政治上壟斷一切的權力,儒家則在思想上實現了壟斷。到宋代,科舉考試的重點開始轉向“四書”,而元、明兩代開科取士都採用朱熹的《四書集注》為基礎文本,程朱“道學”在元、明、清三代的科舉中取得了“正學”的地位……

兩千多年前,“漢承秦敝,非力行有為不可”的漢武帝時代,原本對社會有益的大刀闊斧的變革最終走向了窮兵黷武、海內虛耗。兩千多年後,于右任先生在《悼漢武帝陵》一詩中這樣詠嘆:絕大經綸絕大才,功過非在戍輪台。百家罷後無奇士,永為神州種禍胎。

于右任先生所感慨的,正是董仲舒主導的“罷黜百家”。在兩千多年的漫長歲月中,所有的讀書人,其“高考大綱”始終被限定在某一個範圍之內,終於讓一個民族陷入了思想一統,不斷僵化沒落的局面中。

《漢書》說,董仲舒在教授學生時,喜歡坐在厚厚的帷幕之後,不露真容。他讓先入學的學生向後入學者傳授知識,有的學生在求學過程中甚至從未與他謀面。

這讓董仲舒顯得很神秘,神秘且乏味。

2016-6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財經國家周刊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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