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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的困惑和矛盾人生

經常有人說到梁思成,但多數是說作為建築學家的梁思成,或者是他和林徽因的浪漫人生。今天生活在北京的人,也許更加懷念這位建築學家,如果北京城的規劃能按梁思成的思路去辦,北京將是一座文物城市。然而這一切都不可能了,人們拆牆的時候,不會想到他,推倒牌樓的時候也不會想到他,那是一個一切新的都好,一切舊的都糟的時代,梁思成是無能為力的。今天回頭一想,人們只好嘆息。當時的氣氛下,拆了城牆,推倒牌樓,還算是走得不遠,要是按照有些人的理論,連故宮也應該拆掉。我在1955年10月的《學習》雜誌上,讀到一篇《論梁思成對建築問題的若干錯誤見解》(何祚庥),文中這樣說:“北京市的城牆就相當地阻礙了北京市城郊和城內的交通,以致我們不得不在城牆上打通許許多多的缺口;又如北京市當中放上一個大故宮,以致行人都要繞道而行,交通十分不便,可是,梁思成卻看不到這些缺點。”(見該雜誌17頁)我讀到這裡,就好像有些理解梁思成了,他一介書生,除了有專業知識,還有什麼呢?

過去梁思成在我心中一直是個謎。以梁思成的家庭背景和留美經歷,以及當年與中國知識界的交往,他不應該退得那麼快,或者說,跟得那麼緊。1952年梁思成在《光明日報》上寫過一篇文章《我認識了我的資產階級思想對祖國造成的損害》(4月18日),在這篇文章中他把能潑的污水全都澆到自己的身上,好像自己之前所有的一切都是應該拋棄的,一個讀書人寫文章自我作賤到如此程度,實不多見。但這類文章,在當時的知識分子,特別是有留學歐美經歷的知識分子身上,幾乎是很平常的,那一代知識分子,很少有人沒有寫過這類的文章。這些文章,初次讀的時候,我先懷疑是否他們親筆所為,再是懷疑這類文章可能都是組織上逼出來的。這些文章雖然各有角度,但幾乎都像是一個人做的。梁思成1952年寫的這類文章肯定不止這一篇,這一關他算是逃過來了。

經過這一番洗澡,梁思成按說該是一個新人了,但奇怪的是1954年梁思成在當時《新建設》、《建築學報》上發表的有關建築的學術論文又差不多都是堅持自己固有的觀點,甚至就是在1952年,一方面接受思想改造,一方面他又說過:“使藝術服從材料結構就是削足適履。”這樣的話,在當年是多麼不合時宜呀。從這裡我想到了一個問題,像梁思成那一代知識分子,他們固然可以在表面上順應,甚至公開表態,寫文章作賤自己,但在內心深處,那些融入血脈的東西,是不願或想放棄也無法放棄的。梁思成是這樣,其他人也大體如此,而且有時你會發現,在當時愈是毫無遮攔作賤自己的知識分子,內心好像愈頑固,我有時就想,也許他們早已把那種作賤自己看成一種無法不進行的遊戲了,不然我們就難以理解為什麼一方面反省自己,一方面又還在使用自己舊有的武器。

1955年前後,梁思成的建築理論基本被否定了,隨後而來的1957年,梁思成也逃過來了。在這年夏天,梁思成的有些文章又讓人想起1952年他自我批判的時候,不過這回他批判的多是當年自己的朋友,比如他就從《新月》的舊賬里拿出一些東西,批判羅隆基。這一年夏天,真不知中國的知識分子是在一種什麼樣的心情中度過的。眼見着自己早年的朋友一個個從政壇和學界消失,梁思成內心是怎樣的感受呢?這一切我們都不得而知了。

1959年,梁思成在第19期《中國青年》雜誌上寫了一篇長文《一個知識分子的十年》,文章一開始就說:“1949~1959:多麼令人心花怒放的10年!多麼幸福的10年。”(17頁)文中還引述自己寫的一首詩:“十年教誨沐東風,東方紅日暖融融。舊皮還須層層剝,身心才會真透紅。”對中國知識分子來說,這時期該發生的一切都發生了,思想改造運動發生過了,《武訓傳》也批判過了,還有胡適,再加一個胡風,這樣就到了1957年。隔過一個大躍進,梁思成就寫出了前面這篇文章。他的內心到底是怎麼想的呢?一個出身名門,修養極好的大學教授在自己感到萬分幸福的時候,難道他的內心就沒有波瀾嗎?這是梁思成的困惑,同樣也是我們想走近梁思成的人的困惑。

(選自謝泳著《逝去的年代——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的命運》,文化藝術出版社,1999年1月)

原標題:令人困惑的梁思成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逝去的年代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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