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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岩華:「戊戌變法」120年祭

康先生在百年前真對國情時弊,提出和推行的那些具體而可操作的真知卓見,不正是今日中國所面對的所有問題嗎?可悲的是,時光流轉一百年,經過一個「怪圈循環」後,中國的這些基本性問題遠沒有解決!現在大陸經濟改革中的先決條件「XXXX不能變」,與一百年前慈嬉太后的名言:「祖宗之法不能變」,又有什麼區別?中國人,能否記住歷史?不再重演中華民族悲劇的現實?!

一、中國歷史性的轉變時刻

120年前的今天,晚清正在經歷一場攸關中國前途命運的“戊戌變法(也稱百日變法)”運動。當時的“洋務運動”已歷經三十餘年(1862--1894),取得了階段性成果,面臨著最後改革攻堅的關鍵性轉變。大量的西方機械製造、工業科技傳入中國,從最早一八六二年曾國藩建立“安慶軍械所”開始,大清帝國建造了二十個新式軍工廠;李鴻章在上海建造的“江南製造局”到了九十年代已成為“遠東最大的綜合軍工廠”;福州馬尾造船廠已建造三十四艘機械艦艇;全國修造鐵道四百多公里,已有一百多家大型民族工商業、大企業,和更多的官辦、官商合辦、中外合辦企業;1888年北洋海軍成立,成為“遠東最大的海洋武力(英國《泰唔士報》1890年報道)”。李鴻章就此誇耀:“就渤海門戶而論,已有深固不搖之勢、、、、、、”

1862年開始,專責翻譯引介外文科技圖書的“京師同文館”成立,1864年上海、廣州同文館相繼成立;1867年福州成立了“船政學堂”,江南製造局成立了翻譯館,大量引入西方現代科技和社會思想着作。1870年代始清政府公費派出大量留學生,學習西方科技文化,到了八十代很多人已學成回國服務。從1885年開始晚清不但還清了全部外債,還出現財政盈餘,到1894年止每年高達400萬兩;晚清的改革的確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豐碩成果,當時在中國的英國著名學者(基督教士)李提摩太評論道:“大清帝國從1860年的愚蠢的戰爭到1895年間迅猛的進步,實不能不感驚異!”這就是晚清帝國曾有過的輝煌的“同治中興”時代,歷史再次慷慨地給予了這個古老的帝國,重新出發、長治久安的絕好機會!

二、洋務派不能突破的瓶頸

但是晚清社會發展也到了“非變根本之法不足以救國(康有為語)”的最後關頭。“師夷之長技,以夷制夷”之“洋務運動”技術改革,只是一種“徒襲其皮毛”的政治實用主義和權宜性過渡思想,到了晚期已面臨著象今日改革開放一樣無法突破的困境:如何突破官辦、官督商辦、官商合辦企業(即今天的“國有企業”)效率低下、管理混亂、貪污腐化?科舉人事制度改革落後,只重人文(即今日黨性政治),不重務實、法制之弊端?官僚主義之政治腐敗、人治無能、荒淫誤國(機構臃腫、行政低效)?一道道改革的難關急需一種理論上、思想上、制度上的創新和突破。

1885年(光緒十年)改革派的代表人物恭親王弈訴被慈嬉解職,這時正值洋務運動改革涉及皇權上層、社會組織、人事制度等最艱難的攻堅時刻。慈嬉背後的那批“空疏迂謬、競騰口說、以博時名”的保守勢力:“清流黨”趁勢發難,把不改革積累下來的如貪污腐敗、低效無能等體制性弊端,說成洋務派的改革導致的,把體制遺留弊端推到洋務派身上,企圖制止進一步的改革。此後幾年間五、六十年代崛起的務實派重臣,如李鴻章、文祥、曾國藩、佐宗堂、沈葆楨、張之洞等人,隨着那一代人老化退職,稍有主見稜角、智慧才幹的重臣,在風雲詭秘的官場上蕩滌已盡,而晚清又缺乏正常的人才遞補渠道,使朝廷內只剩下些八面玲瓏、見風駛舵的平庸文人和阿諛唪承的勢力小人,出現“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的“人才空洞”局面。從此,晚清在日趨惡化的國際環境下應接得狼狽不堪,每況愈下。這是晚清王朝洋務派在頑固的保守派面前,第一次改革攻堅的失敗。

三、不該在那個時候打那一仗

當時大清國際國內的環境與今天中國也大同小異。在洋務運動面臨現實世界嚴峻考驗之機,那場本該那個時候避免的戰爭,卻在那時爆發了。甲午戰爭的起因一方面是,同文同種的東鄰島國日本在歷經“明治維新”和“文明開化”的徹底改革後,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獲得巨大發展,其爆發戶心態惡性膨漲的結果。中國洋務運動開展十年後才開始的日本“明治維新”,僅僅在三、五十年內,使日本完成了西方國家二百年才完成的近代化進程,他們打破幾千年農業文明的封建包袱,首先推行根本性的政治和教育改革,頒佈《五條誓文》和《政體書》,“虛君權,開議院,立憲政,重法制、三權分離”;強制普及國民義務教育“城鄉無別、建學設校”,全面提高一國之本的國民素質,把國家發動成一個高速運轉的戰爭機器。而自稱中央帝國的大清此時還沉醉在幾千年的古老文明裡,做着的恆古不變的黃梁美夢。當時的傳統私塾教育已經數千年未變,絕大多數人民則處於“只能關心肚子”的原始農業造成的愚昧貧弱、一盤散沙狀態。這種發展差別和心理失衡,也直接誘使日本萌生侵華辱祖的狼子野心。人類社會千古不變的一個真理就是:落後就要挨打!

另一個原因卻純粹是晚清朝廷的外交無能和政治愚蠢。這裡的主要因素就是洋務運動後期出現的“人才空洞”,而那群愚昧平庸的文人士大夫和阿諛奉承的勢力小人(清流黨),對外界一無所知,不思根本改革、開放進取,奮發圖強,卻封閉在自大又自卑的怪圈內,偏激仇外。很多歷史學家總是把甲午戰爭的起因僅僅描繪成:日本無原無故地向中國發動的野蠻侵略。其實從兩國內政治發展思路看,這並不準確,真正起因禍源於:中日兩國在朝鮮半島爭奪名譽上的亞洲霸權。那時的大清仍然幻想自己是中央帝國,朝鮮是她的天然屬國,而不計後果首先出兵朝鮮、不自量力與早己變成凶神惡煞的日本武力相向,才引火燒身自身難保,一敗塗地竟斷送了整個國家的和平建設和近代化發展進程。政治並非理想,而是現實的妥協和交易。做為政治家在做出決斷前,理應知己知彼,基本預料到政策後果。

正如康有為早在甲午戰爭爆發前的1890年就寫出的《保朝鮮策》中指出:“不變法則不能自強,必為人弱。吾有琉球、緬甸而不能保,救越南而無補,此無力之證也。既吾無力,捐為萬國之公地援比利時例,各國共保護之,此上策也。聖人之能事在思患而預防之,若不慮久遠之變,苟徇格式之舊,僅圖虛名,急則傾其國力而援之,吾陪京必至速危,吾海疆必至有事,是朝鮮為吾之火致燎原也。”真的,不該在那個時候打那一仗。

試想今日,若中國繼續縱容盲目仇外的狹隘民族主義,與她越來越仇恨的“美國霸權主義”打一場全面熱戰或持久冷戰,那樣中國的命運會不會比一百年前更慘?

四、公車上書:紳士階層的首次覺醒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春天,大清十八省數千名舉人聚集北京,參加科舉會試,但當他們翹首企盼金榜題名時,卻迎來了中國有史以來首見奇恥大辱。自光緒十九年七月一日(1894年7月1日)始,中日在朝鮮開戰(史稱甲午戰爭),腐敗無能,指揮無方、使用雙槍(鴉片槍)的清軍一觸即潰,日軍很快佔領朝鮮半島,跨過鴨綠江直逼中國東北;黃海大戰日本海軍以弱擊強,一舉摧毀號稱亞洲第一的北洋艦隊主力;至十月,日本陸軍登陸遼東半島並佔領旅順,並在山東半島的榮城登陸,從後面攻擊北洋艦隊的基地;次年正月十八日,京都門戶威海衛陷落,獸性大作的日軍一路燒殺奸掠,從北面和東南威懾北京。事已至此,腐敗朝廷不是破釜沉舟,血戰到底,以雪國恥,而是準備跪地求饒,派出軟弱無能的李鴻章與日本談判議和條約。四月十五日,即將簽署《中日講和條約十一條》即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的消息傳到北京,其中包括:

一、大清割讓遼東半島台灣全島及附屬島嶼澎湖列島給日本.

二、大清賠償日本軍費白銀二萬萬兩。

三、開放沿海大陸四通商口岸,給日商免稅特權、特區特惠。

據江山淵著《丘縫甲傳》記載:當時寶島台灣人聞此噩耗,“若午夜爆聞轟雷,驚惶無人色,奔走相告,聚哭於市中,夜以繼日,哭聲達四野,風雲變色,若無天地”。台灣有志之士“鳴鑼罷市,群相捶胸泣血,萬眾一心,誓同死守,願人人戰死而失台,決不拱手而讓台、、、、、、”。當時雖然絕大多數中國人處於蒙昧狀態,對此一無所知,但各地的有識之士聞此都是義憤填膺,頓足捶胸、仰天長嚎。

乙未三月,廣東南海縣舉人康有為和他的弟子梁啟超“集十八省公車千三百人於松筠庵,擬上一公呈”,“舉人車馬集於都察院者,長五里,闐塞院門,台灣舉人涕淚哭訴,院長長揖引過,中國數千年未聞有此大舉也”--這就是史稱的“公車(舉人)上書”。

康有為,又名康有欽、康祖詒,字廣廈,號長素,清咸豐八年二月初五(1858年3月19日),出生於廣東省廣州府南海縣銀糖鄉(現改為銀河鄉),晚清乙未金榜題中進士第五名。他用一晝兩夜的時間不吃、不喝、不睡,一氣呵成,草出洋洋一萬八千字的那篇名垂青史的《上今上皇帝書》。其實這是他第二次上書皇帝,早在七年前他已有過第一上書,只因晚清朝廷根本未予理會,才落得了如今惡果。康先生壯懷激憤、慷慨激昂,例陳時弊,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及今日戰守之方,他日自強之道”,他沉痛地指出:“今遼東及台灣一割,法窺滇、桂,英窺滇、粵及西藏,俄窺吉林、黑龍江,必接踵而來,豈肯遲遲讓為國哉?”

五、康有為:五千年文明的碩果

學貫中西的儒學大師康有為先生,自幼熟讀詩書,博古通今,著作甚豐,早年在中華文化的瀚海中遊歷時,就著出發掘中華文化真諦、尋求歷史原貌的《新學偽經考》,反映他治學嚴謹的國學大師風度。他研究中華文化固有的政治改革、體制創新思想的《孔子改制考》,為他以新儒學思想結合西方文明,改造中國現代社會,謀求“小康大同”理想世界,“托古改制”打下理論基礎。他從中華數千年古文化中發掘出嶄新的瑰寶,例如歷代士大夫把孔子的名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理解為:“只告訴人民去做什麼,而不可讓人民知道為什麼去做”。他斥之為害人害己的“愚民政策”,重新解釋為:“民可,使由之;民不可,使知之”;意思是:人民的素質可以了,則讓他們自由去做,人民的素質不高,就應普及教育,使他們啟蒙開化。在國難當頭、大廈將傾的危急時刻,他挺身而出,寫出中國近代史上最有希望的一頁。他真情意切地上書懇請光緒皇帝速下三詔,以救亡圖存:

第一、下罪己之詔。責躬罪己深痛切至,激勵天下同雪國恥.

第二、下明罰之詔。嚴懲辱國割地守御無備者,以振刷朝政.

第三、下求才之詔。不拘一格,唯才是用,破格拔耀者,必誓死力報皇上。

他根據現實時弊提出具體而可操作的遠謀近略。主張棄離危機四伏的孤城北京,立即遷都西安,埋首於中華腹心,與日倭血戰到底,他氣壯山河地寫到:即使“百戰百敗、沿海糜爛、不雪國恥、絕不議和”;再用兩萬萬兩賠款改充軍費,購買“英國黎姆斯槍和毒煙空氣之炮數十萬”;提調勇將李秉蘅(主戰派、山東巡撫)遣其將才十人,不拘資格各練十營,以為選鋒;責令州縣各薦一名慷慨知兵之士,十中挑一,是為選將;再加上南洋群島四百萬華僑,“雖經商異城,都以喪師割地為外邦姍笑為恥”,可回師報國。康有為寫到:“方今當數十國之窺凱,值四千年之變局,今之為治,當以開創之勢治天下,不當以守成之勢治天下”。他提出振興中國長治久安三法:

第一“富國之法”:一曰鈔法(開設銀行金融市場);二曰鐵路(發展現代交通運輸);三曰機器輪舟(扶植民族機器製造業);四曰開礦((開發國家潛在能源);五曰鑄銀(統一國家貨幣、外匯管理);六曰郵政(建立快捷的信息通訊系統).

第二“養民之法”:一曰務農(以農立國,科教興農);二曰勸工(研究製造、獎勵發明);三曰惠商(減稅優惠、鼓勵工商);四曰恤貧(移民開墾、恤老養殘)。

第三“教民之法”:一曰普及教育(強制普及國民義務教育),他寫下流芳警句:“考泰西之所以富強,不在炮械軍兵,而在窮理勸學。才智之民多則國強,才智之士少則國弱。凡七歲學童,皆必入學,逃學中綴,加罪父母”;二曰改革科舉(廢考八股,振興科技);三曰開設報館(新聞自由),“近開報館,名曰新聞,政俗備存,文教兼述,清議時存,等於鄉校,見聞日辟,可通時務”;四曰設立道學(效仿基督教會,建立文化道德修養院:孔教會),在國內,“今宜亟立道教一科,其有講學大儒,發明孔子之道者,不論資格,加以徵禮,量授國子之官,或被學政之選”。在國外,推選儒學大師象基督教教士那樣傳道全世界,弘揚中華先進、優秀之文化,競爭於世界民族文明之林。

最後,他建議皇帝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必須進行“官制改革”,裁撤沉員,培訓人才,頒詔國內外,積聚人才;令各府縣士民公舉賢能直言者,十萬戶而舉一“議郎(即議員)”“上駁詔書,下達民詞”,政務均由各級“議郎”討論決定,對各府縣實行監督。

康有為年輕時就學於當時的現代都市的香港,後又送自己的女兒遠赴海外深造,他主動學習西方進步文化科學,但又不盲從崇拜,揚其精華,棄其糟粕。不僅繼承了中國儒家文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樂而樂”的優秀傳統,更把中華文化中“入世、有為、進取、務實”等積極一面發揮得淋漓盡致。在中國近代史上,他首次明確而系統地學習西方科學,提出中國式的“變法維新”思想,實為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的楷模,是中華五千年悠久文明的碩果。

六、救亡圖存,變法自強第一人

當時的滿清朝廷與今日中國類似,仍處於一種麻木不仁的封閉狀態,把如此忠心愛國的棟樑之才的真知卓見和治國良策當成一張廢紙,束之高擱。早已與日本簽署了那份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然而此時,康先生的一派憂國憂民的熱情絲毫未變,他五次遠征北京,七次上書光緒皇帝;為“去塞求通”,“喚起國民之議論、振刷國民之精神”,他興學堂辦報刊、開學會,奔走於士大夫之間,大聲疾呼。乙末六月(1895年)他自費在北京宣武門外後孫公圓首創《萬國公報》,十二月又改為《中外紀實》送給那些不通世界政事的士大夫們,以探討“萬國強弱之源”。此後全國各地的報刊雜誌如雨後春筍般遍布中國各地。十一月他組織朝廷內外開明士大夫創辦“強學會”,發行《強學報》“鑒萬國強盛弱亡之故,以求中學自強之學”;丙申年元月,慈嬉太后以“私開會黨,販賣西學”為罪名強令查封。此時,康有為目睹“自經割台巨創之後,我士大夫醉樂酣嬉,不識不知,三年於茲”,痛心疾首!

戊戌年間,帝國主義瓜分中國又達到一個狂潮。光緒二十三年,德國借口兩名傳教士被殺,突然出兵佔領膠州彎,並無理要求租借膠州彎。愚蠢的清廷竟然把寶壓在俄國身上(中俄簽有《互助聯防密約》),邀請俄國艦隊來到膠州彎,結果引狼入室,俄艦不但沒幫大清,反而以俄國喪失了“膠州彎停泊權”為借口揮兵武力強佔了大連、旅順兩港。戊戌年二月十一日,俄國向清廷要求租借兩港二十五年。可悲的是,對如此卑鄙無恥的要求,清廷竟然答應了,這一下子引起西方列強們瓜分中國的連鎖反應:法國要求租借廣州彎九十九年,並把魔爪伸向粵桂;英國要求繼續九龍半島的九十九年借約,更無理強行租借日本撤離後的威海衛;日本則向清廷聲明:不得割讓與台灣相近的福建省(伺機窺視福建);俄國更貪婪地禍及滿、蒙、新疆。這樣,中華民族真正到了亡國滅種的邊緣。四月,康梁創辦著名的“保國會”,宗旨在“保國、保種、保教”。

他在北京皇城下仰天長嘯:“我四萬萬人知之不保,種族淪亡,奇殘大痛,宜亦仁人志士所不棄也耶?宜亦仁人志士所不棄耶!”

1895年,康有為的《上清帝第三書》第一次真正傳到年輕的光緒皇帝手中--直到1898年光緒終下決心,疾志變法的三年間,他嘔心瀝血、廢寢忘食、奔走在士大夫間號救哀求,繞過各種封建宮廷障礙,向光緒遞呈的各種奏摺、著作十數件。他博古引今,力陳時弊,提出了全面而深刻的政治改革、體制改革方略。到了戊戌年間,在他就讀於日本和美國的女兒幫助下,他又專為光緒著作三部外國政治改革的變法考證,這就是《俄彼得變政記》、《日本變政考》和《波蘭分滅記》,通過日俄由封建貧弱落後之國,改制變法,終於變成世界列強,及波蘭帝國因俗守舊,不解外事,結果殘遭瓜分、蹂躪蠶食之鐵和血的事實,向光緒揭示出正反兩方面的榜樣。另外還編譯一部《列國政要比較表》,站在現代世界意識的高度,一一列舉“中國土地、財富、商貿、學校、生徒、兵卒、船艦、鐵路、電線等等,事事遠遜於人,吾中國既在萬國之末,又數年不能舉一事,可異矣!”

當時年僅二十八歲、聰穎好學的光緒皇帝收到這些書,愛不釋手,反覆閱讀,讀到高興時擊節叫絕,讀到悲哀時嘆息流淚,達到“日置左右,次第擇而行之”。特別是當光緒讀《波蘭分滅記》時,使他聯想到他自己的國家目前的處境,不禁“淚承於睫,汛瀾濕紙”。康有為一邊寫,光緒一邊讀,時時不能趕上光緒的進度。有一天深夜,光緒閱讀全書深受感動,命令總理衙門,連夜賞給康有為“編書銀兩千兩”。戊戌六月,光緒皇帝終於忍無可忍,他透過慶親王奕勛毅然向老朽昏庸的皇太后慈嬉稟告:“朕不甘做亡國之君,若仍無事權,寧願退位!”

七、戊戌變法:古老帝國的青春夢

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在康梁等人劈肝瀝膽,救國民於水火的赤膽忠心、苦苦申求和改革派重臣翁同和、楊深秀、高欒曾、徐致請的秉力相助下,光緒皇帝頒佈《明定國是》詔書,正式宣布開始變法革新,這可能是滿清歷史上最有價值的一份文件:“嗣後中外大小諸臣,自王公以及士蔗,各宜努力向上,發憤圖強,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採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法,以救空疏迂謬之弊。專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襲其皮毛,毋競騰其口說,總期化無用為有用,以成通經濟變之才。”

這是中國有史以來首先以皇帝的名義,把學習西方、推行新政定為基本國策的創舉。從這一天開始到慈嬉發動宮廷政變為止的一百零三天,史稱“百日維新”也就是“戊戌變法”的高潮。戊戌六月十六日,光緒頂着慈嬉的壓力,打破“皇帝不見四品官以下小臣”的祖宗家法,首次召見康有為,委予重任。祥細敘談維新變法各項政策,更堅定光緒變法圖強的決心。也自這一天始康梁“對固疾下猛葯”開始了他的密集的變法運動。他在維新派和其學生們的幫助下,日夜議政擬制、上書勤政,最繁忙時每天都向光緒發出一折片,據查此一時期收入《傑士上書匯錄》的奏摺,僅重大的革新創舉上折就達四十七件,十三件是以他自己的名義上折,其他三十四件是他代為其他維新派草擬或授意的上折。在這些上折中,康先生在原《公車上書》的基礎上,更全面而具體推行他的變法思想。

以日本“明治維新”徹底改革為榜樣,以俄國彼得大帝堅韌不拔的決心為藍本(俄彼得為求俄羅斯強盛,隻身留學英法做最苦最累的學徒工,在西方各國摸爬滾打七年有餘,學得西方先進知識,回國後銳意改革,終於把封建貧弱的俄國變成世界列強之一)。針對中國國情,維新派雷厲風行地推出一系列措施:廢八股、興學校、辦報紙、尊孔教、修鐵路、練新軍、禁裹足、裁沉員、置散卿、嚴懲庸官、招舉人才、重獎發明,廣泛外交、競爭國際。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外交、軍事各方面展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維新運動。

其中《請改直省書院為中學堂,鄉邑淫祠為小學堂,令小民六歲皆必入學折》的實施,對以後的中國不緹是一種歷史性的偉大改革。然而,最重要的還是真對中國信息封閉造成的:“疾苦如山,積弊如海,上淤下閉,民智不開,無由聞知,重重浮屠,層層塞隔”之嚴酷現實,設立當務之急的“制度局”,以及對應“以八股取士、以年勞累官。一職而有數人,一人而有數職,務為分權制衡之法,不能盡其才”等弊端,設立“議政鑾勤殿”,達到“人人可議國是,匹夫皆可上書”的言論自由。也就是真正的國民議會制度,和政党參政的體制改革,這才是變法的關鍵。他特彆強調“然變其甲不變其乙,舉其一而遺其二,枝枝節節而為之,逐末偏端而舉之,無其本源,必至無功,故臣以為,若決以變法,勢當全變!”

僅幾月間,戊戌變法已取得舉世睹目的效果,激蕩神州、振奮人心,出現“舉國鼓舞歡蹈,爭求上書”的局面。該年上海出版的英文《字林西報》(North China Daily News)報道:“激進的改革舉世為之震驚,第一他們終止了對外國人的傳統憎惡和閉關自守的政策,鼓吹與列強友善與結盟的政策,倡導全國開放;第二他們改革了那個愚蠢傲慢、自稱世界第一的教育制度;第三不復以中國文明與制度為自滿,維新派在各個部門都實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比起這個青年中國來,就連日本的‘明治維新’也堂乎其後。”

西方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多位評論家都對康有為的改革給予極高的評價,著名漢學家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其主編的《Cambridge:China History of The late Ching1800-1911(劍橋中國晚清史)》中說:康有為的變法綱領的目標是一系列務實改革,如果付諸實施的話,等於一場“來自上面的根本性革命”、、、、、、若能繼續下去,今日中國早就不是這個貧弱的樣子了!

八、戊戌政變:“祖宗之法不能變”

但是,就在維新伊始,百廢待興的關鍵時刻,以慈嬉、榮綠為代表的愚腐保守派,卻在密謀着一場宮廷政變。晚清光緒時代朝廷內實際上分成為兩大派,以慈嬉太后和她的侄子,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榮祿、兵部尚書剛毅、刑部尚書崇禮,等等這些滿清貴族、皇親國戚勾結得寵西後的太監小人李連英形成“後黨”;而以光緒皇帝和他的老師,軍機大臣戶部尚書翁同和,御使楊深秀、大學士徐志清與工部主事、維新派代表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形成“帝黨”。維新前後,由於變法改革觸及了皇權貴族們的直接利益,使改革與保守兩派自始致終進行着殊死決鬥。“帝與翁(同和)一面謀改革,太后與榮(祿)一面謀廢立”。在光緒下“明定國是”詔書的當天,太后為了打壓帝黨,就令光緒下旨免除改革派重臣、戶部尚書翁同和的職務,令其退職回了老家。對開制度局和官制改革,後黨攻擊道:“意在奪樞密院之權歸制度局,奪六部之權歸十二分局,奪督撫將軍之權歸各道民政局、、、、、、朝論嘩然,此局一開百官皆坐廢矣”。所以,當維新進行到最後關鍵的政治改革時,一場宮廷陰謀也在同時醞釀,後黨一面對改革敷衍塞責,一面狂攬朝廷軍政大權,暗中布下天羅地網。

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六(1898年9月21日),慈嬉太后調兵三千,關閉京師九城門,停運京津鐵路,下令逮捕康有為、康廣仁兄弟。步兵統領崇禮率兵三百包圍南海會館,當場拘捕康廣仁。九月十八日,慈嬉將改革派重臣譚嗣同、楊深秀、林旭、楊銳、劉光第、康廣仁,史稱“六君子”,在菜市口斬首示眾。光緒皇帝曾試問太后何故如此,慈嬉怒斥:“變亂祖法,臣下犯者,汝知何罪?試問吾祖宗重,康有為重?背祖宗而行康法,何昏慵至此?難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於祖宗乎?!”慈嬉擔心“維新劇變,恐失人心”隨囚禁光緒皇帝於瀛台,宣布重新“垂簾聽政”,這場宮廷政變就是臭名昭著的“戊戌政變”。

就這樣,大清帝國和她苦難深重的人民失去了歷史給於的最後機會,從此一厥不振,百亂不堪,歷經“義和拳”和“八國聯軍”之內憂外患,江河日下。最終在“辛亥革命”大潮下徹底傾覆。

九、近代史:未實現的中國夢

一代忠良康有為所幸死裡逃生,獲得“光緒密昭”逃脫追捕,輾轉香港、流亡日本、加拿大和美國。為了祖國維新復興,他遊歷歐亞拉美,遍訪三十一國,“遍嘗百位苦草,以尋求醫治中華固疾之良藥”;為尋求列強幫助,他“踏日本而哭庭,走英倫而號救”。在海外流亡十六年間,他無時無刻不在憂慮他的人民,思念着他的祖國。如今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的舊藏書中,仍可讀到康先生的女兒康同璧九十多年前,在該校就讀時,每天課後驅車前往Brooklyn問安的故事,屢見康有為“臨睨太平洋,淚眼望神州”。1899年在北美成立“保救大清光緒皇帝會(Chinese Empire Reform Association)”,得到廣大華僑的熱烈支持,簡稱“保皇會”或“C.E.R.A.”。當時它在全世界200城市活動,建總會11個,支會103個,會員多達百餘萬人,並在21個美國城市成立現代軍事學校,召募美軍退休軍官訓練數千名華僑子弟”。當時康先生在美國的一場演講下來,竟能募的十萬美元(相當於現在的百萬以上)。而當時,海外的革命派孫中山一年都募不到一萬美元。至今紐約市還有他成立的“大內公司”在經營着!公司大堂上仍康有為的題字:“欲鑄新中國,遙思邁大秦,吾能不拯救,四萬萬生民?”

1908年11月14日,年僅三十八歲的光緒在慈嬉臨死前幾日,忽然不明不白地中毒死去(後來證實慈禧指使李連英用砒霜毒殺),而這個古老帝國也在三年內便隨即土崩瓦解了,那個美好的春夢也成為千古遺恨。而那些愚蠢腐朽的皇權貴族、王公王孫,最後只落得國覆族滅、家破人亡的可恥下場,和遺臭萬年的歷史罵名。

康有為始終堅信就中國國情“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立憲有利進化,革命帶來破壞”。1911年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開始成功”,但他卻憂心忡忡地寫道:“廢棄孔教,禮壞樂崩,學子無知,文化斷層。輕則去跪拜而行鞠躬,重則廢經傳而栽俎豆----洪水猛獸也”。這也許回答了十幾年後,孫中山在他的臨終遺囑中,大惑不解為什麼:“去一滿清之專制,演生出無數強盜之專制、、、、、、”。更是為什麼中國近、現代史從專制解體到軍閥混戰,從北伐戰爭到民國專制,從國共戰爭到內部暴亂,國民素質每況愈下,“槍杆子裏面出政權”的暴民政治捲土重來!為什麼今天大陸民眾,大都談吐粗俗、舉止魯莽、沒有了起碼的禮貌禮儀,文明的性格修養,和溫文爾雅的傳統文化、民族美德、、、、、、

康有為流亡海外十六年後,直到晚清崩潰才得以回國。儘管他仍試圖力挽狂瀾,在張勳的辮子軍支持下,上演了“復辟清帝”鬧劇--但中國的現實早已時過境遷。晚年,他致力於儒家文化復興運動,在全國成立數百“孔教會”,並親任會長。但是,中國近代史上的內憂外患,每況愈下,已使人民徹底喪失了對中國文化自信心,洪流滾滾,大勢已去,康先生也無能為力了。1927年3月31日他病逝(傳說被欲滅我中華的日本醫生毒殺)於青島,享年七十歲。文革中他的墓被“打倒孔家店”的紅衛兵拋骨揚場,一顆顱骨和幾縷白髮被拉去遊街示眾。1985年重修康墓,如今,就座落在筆者母校青島大學校園旁。嗚呼,逝者如斯!

事實上,康先生在百年前真對國情時弊,提出和推行的那些具體而可操作的真知卓見,不正是今日中國所面對的所有問題嗎?可悲的是,時光流轉一百年,經過一個“怪圈循環”後,中國的這些基本性問題遠沒有解決!現在大陸經濟改革中的先決條件“XXXX不能變”,與一百年前慈嬉太后的名言:“祖宗之法不能變”,又有什麼區別?中國人,能否記住歷史?不再重演中華民族悲劇的現實?!

本文節選自岩華著作《21世紀中國發展戰略》第十三章http://chinasforum.com/home/news/china_research/

主要參考書目:《中國近代史》,《戊戌變法紀》,《康有為大傳》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中華研究所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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