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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的贛南新政新氣象 傳頌至今

1939年,日軍進逼南昌,蔣經國轉任贛南行署專員。此後一直到1945年初,步入而立之年的蔣經國在此地大刀闊斧查禁煙賭娼,修明吏治,發展經濟,興辦教育。6年時間,社會面貌大為改觀,人稱「贛南新政」。

1937年初,在蘇俄歷經“冰天雪地十三年”磨練的蔣介石長子蔣經國,攜妻帶子,輾轉回到浙江溪口老家。一年後,應江西省主席熊式輝之邀,赴南昌出任省保安處少將副處長、新兵督練處長。1939年,日軍進逼南昌,新兵督練處遷往江西贛州,蔣經國轉任贛南行署專員。此後一直到1945年初,步入而立之年的蔣經國在此地大刀闊斧查禁煙賭娼,修明吏治,發展經濟,興辦教育。6年時間,社會面貌大為改觀,人稱“贛南新政”。

“前方的後方,後方的前方”

1939年以前的贛南為粵軍控制,“民窮財困,土劣橫行,文化落後”,是江西的化外之境。有研究者認為,熊式輝派蔣經國主政贛南,是一着政治棋:一來可以惜重“太子”,遏制粵軍和地方勢力,二來可以討好“老頭子”。

贛南師範學院蔣經國研究所所長方世藻教授則持不同看法:蔣經國主政贛南完全是“三維巧合”,因為它發生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特定的地點、特定的人物身上。所謂特定的歷史時期,是指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南昌淪陷,蔣經國撤退到贛南。蔣曾對摯友王繼春說:“倘使沒有抗戰,我們恐怕都不會到這個窮山峻岭的贛南來。”特定的地點是指贛南是江西的化外,省主席熊式輝的政令不通。特定的人物就是蔣經國本人,他在調解地方矛盾中表現了非凡的行政能力,並且滿懷救國理想,有意“到最壞的條件下去試試”。

初到贛州,蔣經國不期然發現,隨着抗戰局勢的發展,贛南地位位置的重要性凸顯,已成為“前方的後方,後方的前方”,是連接東南和西南的橋頭堡。他說,“贛南是一個完完全全適合於抗戰建國的據點……在我就任贛南之初,就下了決心,要克服一切困難,而完成此項使命。”

“三禁一清”,蕩滌污垢

戰時的贛南,煙賭娼盛行,土匪惡霸作亂,宗族間的械鬥經年不息。蔣經國到任後,迅速出台“三禁一清”政策,禁煙、禁賭、禁娼,肅清土匪,全面出擊。對於鴉片煙,國民政府原來實行“寓禁於徵”的政策,實則變相保護,“特種公賣處”即以省主席熊式輝為後台,公開販賣煙土。蔣經國限定一年的勒戒期,從1940年7月1日起,所有查獲煙犯,無論種、運、吸、售,一概處以極刑。有個富商的兒子因偷食煙毒被捕,家屬買通警局,並表示願意捐贈一架飛機。熊式輝急電放人,蔣經國回復道:“電到已槍決,無從挽回。”

為了抓賭,蔣經國親自帶隊,化裝成賣餛飩的小販,搗毀了廣東某中將軍長開設的賭場。原本有恃無恐的地方豪強,一時間人人自危。他還要求:被抓賭徒必須在贛州公園抗日陣亡烈士紀念碑前罰跪三天。當時有一個警備司令的太太被抓,照樣被罰跪,上午3小時,下午3小時,轟動了整個贛州城。

88歲的徐浩然老人當年曾擔任贛縣第一區(即贛州市區)區長,禁娼開始,他奉命查辦了幾家小規模的妓院,遭到老闆們的軟泡硬頂。蔣經國不為所動,下令停收“花捐”,關閉妓院,同時設立婦女工廠,安排妓女從良。贛州歪風邪氣自此禁絕。

三年實現“五有”目標

“在贛南,我一共步行了2850里路,經過了974座橋,其中有714座是要修理的,有84條路是不能走人的。”走馬上任,蔣經國腳穿草鞋,遍訪贛南11縣的每個角落。

“除舊布新”的重點在於民生問題。1940年11月,第四區擴大行政會議制定了《建設新贛南第一次三年計劃》,蔣經國提出了要在三年內實現“五有”目標: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飯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書讀。

計劃實施前的贛南,150萬人口中有九成以上是農民,除了礦山開採之外,全區幾乎沒有像樣的工業。蔣經國一方面吸引沿海內遷資本到贛南開辦工廠,另一方面推動成立紡織、碾米、製糖等小型工廠。

1941年,徐浩然調任改造犯人的強民工廠廠長,後來又將強民工廠、婦女工廠、新人工廠三合為一,建立新人學校。在這所特殊的學校里,學生們不僅補習文化,還生產了大量的牙刷、毛巾、線襪等物品供應前線,並編織裝運鎢砂的麻袋,使得鎢砂這種稀有的戰略物資源源不斷從“鎢都”贛南運往盟國的軍工廠。

1943年11月,美國記者艾特金森在《紐約時報》發表報道稱,蔣經國的改革使得贛南地區面貌一新。戰前,贛州只有三家工廠,此時已有44家工廠。通過一年兩作及新的農耕方法,贛南原本是糧食嚴重短缺的地方,現在的產量已足可供應10個月的消耗量,預計到1944年可完全自給自足。“中國方面的有識之士都一廂情願地高談中國的現代化,卻只有贛南在真正的推行。”艾特金森感嘆道。在他眼裡,贛州是當時中國最現代化、最乾淨的城市。

等着看笑話的人突然發現,三年計劃已變成了現實

在贛南,蔣經國首先從家庭建設開始,他仿照《朱子家訓》,制定了一部《新贛南家訓》,號召每戶都要學習實行,使之成為人人思想言行和生活的準則,一時贛南人人皆唱新家訓,至今很多年長的老人還能背誦:

“東方發白,大家起床,洗臉刷牙,打掃廳房。天天運動,身體健康,內外清潔,整齊大方。時間寶貴,工作緊張,休息睡覺,反省思量。吃飯吃粥,種田艱難不忘;穿衣穿鞋,要以辛苦着想。事事宜先準備,免得臨時慌張。春天栽樹木,夏日造穀倉,秋收多貯藏,冬季種雜糧,夏衣春天做,冬衣秋季量,天晴修房屋,天雨補衣裳,戶戶養雞鴨,家家畜牛羊。處處要節約,無事當作有事防;時時要儲蓄,有錢應作無錢想。青菜豆腐最營養,山珍海味壞肚腸;服裝器具用國貨,經濟耐用頂適當。父母教子女,兄長告弟妹,勿貪錢財勿說謊,戒煙戒賭莫遊盪。生活要刻苦,婚喪莫鋪張;待人要誠懇,做事要有常;態度宜從容,舉止要端方;友愛兄弟,孝敬爺娘,妯娌和睦,一家安詳。不聽閑話,自己有主張;不管閑事,埋頭干一場。禍從口出,休要說短論長;病從口入,衛生不可不講。做過善事,不記心上;受人恩惠,永久不忘。遇困難,不彷徨;處順境、不誇張。做好事,莫宣揚;做壞事,莫隱藏。人家急難相援助,人家成功要讚揚。口角訴訟,兩敗俱傷;大家規勸,互相幫忙。引誘親友做壞事,欺人欺己昧天良。甘心情願當漢奸,辱祖辱宗害親房。不論農工商學兵,都做堂堂好兒郎。政府機關去服務,多求進步圖自強,犧牲個人利益為國家,放棄一時安樂為民族。男女老少受軍訓,全體動員拿刀槍。人人都是中國兵,個個都去打東洋。國難已當頭,戰事正緊張;日本鬼子不消滅,中華兒女無福享。有錢快出錢,有力快出力,壯丁去當兵,老人看家鄉,婦女耕田地,兒童上學堂。……”

培養民主自治能力,從兒童做起

抗戰進入相持階段,無數難民湧入贛州。城裡鄉間,成千上萬的孤兒在流浪。

1942年6月,經過兩年多的緊張籌備,中華兒童新村在贛州市郊的虎崗正式落成。開幕典禮上,身兼中華兒童新村村長的蔣經國對着一千多名換上新衣的“小村民”說:“我們兒童新村的小朋友,都是沒有家庭,沒有父母的貧窮兒童,你們要曉得,這裡就是你們的家庭,國家就是你們的父母。在以前你們都是被人家瞧不起,看不慣……可是政府認為你們都是國家的新血液、民族的新細胞……(希望你們)做個中華民族的革命英雄,世界舞台的好漢。”

兒童新村設施完備,從託兒所、幼稚園到正氣小學,從醫院、禮堂到體育館,一應俱全。村民們通過鄉公所實行自治,鄉長每年由民主選舉產生。徐浩然對《鳳凰周刊》說,在抗戰這樣的困難時期,蔣經國籌集大量資源,為孤兒供吃、供住、供讀書,甚至培養兒童的民主自治能力,“若非為民族的未來着想,是萬萬辦不到的”。有一位曾經在正氣小學就讀的老人回憶往事,老淚縱橫:“那是一個人在你最困難的時候收留了你,讓你有飯吃,有書讀,改變了你一生的命運……”

正氣學校的名字,來自文天祥的《正氣歌》。葉若青曾是正氣中學1944級學生,他回憶說,蔣校長要求學生們“切切實實求學問、辛辛苦苦練身體、清清白白學做人”,號召他們“到天空去,到海洋去,到工廠去,到礦山去”,成為工程師、機械師和航空員。對貧困學生,蔣經國下令免除學雜費。1947年,他對到南京參加升學考試的正氣中學畢業生說:雖然他曾經幫助了許多窮苦的學生,但幫助學生們的每一塊錢,每一碗飯,沒有不來自老百姓的。“我個人決不要你們來報答,但是要你們以全國人民為對象,設法去報答全國的人民。”

學生們沒有忘記校長的期望。近年來,在葉若青的聯絡組織下,海內外的正氣校友捐款設立了“贛南僑務正氣獎勵基金”,用於獎勵現虎崗中學和小學的師生。

王繼春追悼會上,痛斥腐敗

蔣經國曾多次對徐浩然等部下說,歷代王朝的倒台,究其原因,主要是吏治不清,官員腐敗。為此,他重用了一批有能力的幹部,而他最為欣賞乃至引為知己的,是上猶縣縣長王繼春,王為官清正廉明,肯為老百姓做事。

1942年底,王繼春積勞成疾,住進省立醫院。因一貧如洗,只能變賣家當治病。縣政府匯去500元治療費,他得知後即令勤務員匯回上猶。院方嫌他小氣,不給他好葯吃。1943年3月,王繼春病逝。

在王繼春追悼會上,蔣經國聲淚俱下,宣讀了題為《哭王繼春之死》的悼詞。他認為,王繼春不是因肺結核病死的,而是被腐敗的社會吞噬的。他痛斥道:“這個醫院是腐敗的,是今天一個腐敗社會的縮影;自己只管自己,不管人家的死活。把活人當死了……人與人之間沒有感情,人把人當作貨物,這到底是什麼世界?這到底是什麼天下?”

受個人成長經歷的影響,蔣經國十分強調在艱苦環境中磨練公務員的體魄和心智。在1940年9月舉辦的幹部講習會中,蔣經國與學員同吃同住,每天早上四點起床早操。一天,他要求學員赤腳跑到新贛南農場,和農民進行體育比賽。蔣代表公務員第一個出場,和一個老農民比賽摔跤,結果被老農民摔倒在地。

最後一天,學員們凌晨2點40分就吃完早飯,蔣經國帶領大家在大風大雨中集合,跑上了贛縣最高的崆峒山,舉行結業典禮。蔣經國說:“我們這兩星期的訓練,最重要的是洗心的工作……應當每個人反省一下,自己是否把心洗乾淨了,是否有了潔白的良心……贛南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有的就是我們新的政治作風。”

“更尊重此種經驗,並思用之於來日”

蔣經國主政贛南以來,外界評價甚高,有“戰後政治看贛南”的說法,蔣介石也有耳聞,曾經拍發電報說:“兒任專員已足三載,人民愛戴,建設進步,時用快慰!”

讚譽聲中,蔣經國對自己有清醒的認識。在《東望章貢合流》中,他檢討自己短處多過於長處,故而造成了過失多於成就。他說,自己在贛南得到了許多做人做事的經驗,但是有許多經驗,卻付出了使人民受苦的代價。因此,他一方面時時不安,同時也“因此而更尊重此種經驗,並思用之於來日”,力求在將來服務期間,減少錯誤,使人民能夠得到真正的利益。

綜觀蔣經國一生,作為一地之行政長官,前有贛南,後有台灣。他所說的“思用之於來日”,今天看來,正是台灣。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研究員、《蔣經國傳》作者陶涵(JayTaylor)認為,贛南經驗為蔣日後主政台灣提供了諸多借鑒。

1972年,蔣經國就任台“行政院長”,“蔣經國時代”由此開啟。1973年,在國際經濟不景氣的背景下,蔣力排眾議,推行“十大建設”。事實證明,正是這些大型建設項目,為台灣經濟的騰飛奠定了深厚的基礎。在生命的最後兩年里,蔣經國與時間賽跑,加速政治改革。台灣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政治經濟改革,脫離不開蔣經國贛南時期的執政實踐。20世紀五六十年代,蔣經國斟酌上是執行蔣介石的政治理念,1972年以後開始顯露個人獨特的執政理念。一方面,他啟用了一些青年才俊和技術官僚,使政治風氣有所改變,另一方面,和贛南時期一樣,他深入民間,走遍了台灣的縣鄉鎮。在經濟方面,台灣十大建設帶有明顯的計劃經濟烙印。而在1940年的第四區擴大行政會議上,蔣經國就曾經提出要在贛南建立三民主義的經濟制度。“三民主義的經濟制度,所以異於(美國)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就在於我們是有計劃的。”

歷經半個多世紀的風雨滄桑.贛州仍保存一大批與蔣經國活動有關的遺迹:

一、花園塘蔣經國舊居

二、虎崗“中華兒童新村”舊址

三、“三青團幹部培訓班”舊址

四、江西省第二保育院院址與戒煙所舊址

五、梅林“江西省直屬地方行政幹部訓練團”舊址

六、沙石水陂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在贛州市圖書館保存有一套由蔣經國創辦的《正氣日報》。

原標題:抗日戰爭中蔣經國的贛南歲月

(有刪節)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鳳凰周刊2006年第12期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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