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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斌:誰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受益者

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曾許諾:「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而,時至今日,中國確實有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但他們絕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大大小小的權貴。也就是說,權貴階層拿走了財富蛋糕的大頭,老百姓分得的只是小頭,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受益者不是老百姓,而是權貴階層!

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受益者為政府官員、官員的親朋好友和買通官員的奸商,他們的財富不但來得太快,而且來得太突然、太蹊蹺,屬於典型的暴富。

據筆者接觸和觀察,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外,也無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都不乏這樣的人,他們對中共以暴力和謊言起家與當政的歷史,對中共今天史無前例的腐敗,不是沒有認識,甚至是有很深很全面的認識,但他們仍然對中共抱有希望,之所以如此,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他們認為文革後中共把經濟搞上去了,GDP實現了連續近四十年的高增長。可以說,這不但是今天中共最引以為自傲的資本,也是為數可觀的一部分國人至今仍被中共蒙蔽和忽悠,看不清其真面目的最重要的原因所在。因此,只有揭穿中國經濟增長的真相,才能幫助這些人徹底拋棄對中共的幻想。而要揭穿這一真相,重要的一點就是必須認清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受益者究竟是誰。

那麼究竟誰才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受益者呢?

如果我們把一個社會創造的物質財富比作蛋糕,與毛時代相比,改革開放確實把中國的財富蛋糕做大了。但關鍵是蛋糕做大了之後,還有一個怎麼切蛋糕、分蛋糕的問題。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曾許諾:“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而,時至今日,中國確實有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但他們絕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大大小小的權貴。也就是說,權貴階層拿走了財富蛋糕的大頭,老百姓分得的只是小頭,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受益者不是老百姓,而是權貴階層!

打個比方說,毛時代,中國的財富蛋糕很小,權貴階層切走的那塊雖然也比分給平頭百姓的多,但差距有限。改革開放後,小蛋糕變成了大蛋糕,權貴階層和老百姓各自分到的部分卻沒有同步增加。具體說,前者分到的部分一下大了許多,不僅絕對量大了,更重要的是占整塊蛋糕的比重明顯上升,而後者分到的那部分雖然絕對量也大了,但占整塊蛋糕的比重卻大大下降了。形象的說,就像權貴階層和老百姓坐在一個桌子上吃一頓豐盛的大餐,結果大部分佳肴都被權貴們吃了,老百姓吃的不過是他們吃剩的殘羹剩飯。

根據專家的研究,再結合現實生活中大家的感受,我認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受益者不外乎三大類,即政府官員、官員的親朋好友和買通官員的奸商,他們的財富不但來得太快,而且來得太突然、太蹊蹺,屬於典型的暴富。

先說政府官員。據大陸媒體報導,2005年1月至2010年5月,全國因貪腐“落馬”的縣處級以上官員和廳局級以上官員分別為13,192名和1,004名。這是已經“落馬”的,那沒“落馬”的到底還有多少?早些年有一流傳甚廣的經典段子說:“如果把中國所有局以上幹部統統槍斃,肯定有冤枉的;如果隔一個槍斃一個,肯定有漏網的。”後來這段子又有了更新版,改成“統統槍斃也沒冤枉的。”難怪有外國記者感嘆說:“中國共產黨就好像是一個富人俱樂部。”

再說官員的親朋好友。中國有句老話叫做背靠大樹好乘涼。官員的親朋好友因為和官員有着不同尋常的特殊關係,當然就可以輕而易舉地利用他們手中的權力呼風喚雨,撈錢吸金。他們當中能量最大最為人矚目的莫過於高幹子弟,而在高幹子弟中位於金字塔尖的則是太子黨。據德國之聲中文網2012年4月28日報導,中共的太子黨約2,900人,積累了總共2萬億人民幣的財富,他們尤其活躍於金融界、外貿領域和房地產業,作為公司老闆或大公司經理。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曾慶紅的兒子曾偉,就是他們中顯眼的一位。

前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政大學副主任中共軍內老幹部辛子陵曾在海外媒體上實名舉報,2006年,曾偉從銀行貸款7千萬,在山西太原買了一座煤礦,然後通過一家有關係的評估公司,將其評估到7.5億人民幣,而後再由山東最大的國有企業魯能集團出資7.5億收構了該煤礦。通過幾次這樣的反覆操作,曾偉手上一下有了33億元。然後,他竟然直接以這33億元,買下了賬本凈值738.05億元,實際價值1,100億甚至更多的山東魯能91.6%的股權。就這樣,沒有拿出一分錢的曾偉,像變魔術一樣,靠着自己是曾慶紅兒子的特殊身份,不費吹灰之力,就成了名副其實的億萬富翁。不僅如此,據美國《外交政策》雜誌網站報導,經過數年的權力交易,從煤礦到股市再到百貨商場,曾偉幾乎取得了在中國經濟各個領域盈利的豐厚合同,由此積累了大量的金錢,並買下澳大利亞價值3,200萬美元的豪宅。

最後來看買通官員與其結盟的奸商。鼎鼎大名的賴昌星便是他們中的“驕子”。賴因“廈門遠華走私案”而出名,此案案值高達人民幣530億元,偷逃稅款人民幣300億元,號稱“中國第一大案”。讓人納悶的是,賴出身農民,只有小學文化,他究竟靠什麼本事居然一手導演了這麼一起轟動一時的走私大案?其實答案很簡單,他的秘訣就是買通各色官員充當自己走私的保護傘。據知情者透露,賴昌星拿出“走私收入”的一半甚至70%用於在官場鋪路。廈門海關從關長、局長到基層人員共計160多人都被他收買,佔了廈門海關總人數的13%。除廈門海關外,他還買通了一批黨政機關、行政執法機關、司法機關、口岸部門、經濟管理部門和金融單位的工作人員。其中廳局級以上高官20多人,官位最高的是時任公安部副部長的李紀周。就像蜘蛛結網一樣,賴昌星通過廣撒金錢,最終結成了一張複雜、實用、堅固的走私大網,在這個基礎上他才成了全中國屈指可數的超級暴發戶。

賴昌星的故事並非特例。在中國,商人如果不跟官員結盟,在政府中找到保護傘,僅靠自己單打獨鬥,是很難發大財的,即使僥倖發了大財也很難守住財富。就拿在三亞為女兒花費7,000多萬人民幣舉行盛大婚禮的山西煤礦老闆邢利斌來說,有網站透露,他就是因為10多年前與山西省官員串通,以低價收購多家富有發展潛力的煤礦後發跡的。

上面三類人,第一類是貪官,第二類和第三類可以說都是榜官的尋租者,他們構成了中國經濟增長受益者的主體。換句話說,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人民創造的巨量物質財富都被這些人給瓜分了。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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