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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的政治江湖:神龍教影射中共 因「六四」傷心隱退

“俠之大者,為國為民”——這話是郭靖說的,是金庸寫的。金庸辭世,他最被人緬懷的是帶給華人世界15部武俠小說,這些光芒卻掩蓋了他另一重身份——一位積極參政議政的報人。

對金庸而言,武俠小說原本只是副業,1959年一手創辦的《明報》才是主業。

彼時報紙常用副刊連載小說來刺激銷量,金庸每日起床就有兩千字稿子等着他寫,一半是小說,一半是社評。33年的明報生涯,他親筆撰寫了超過七千餘篇社評。其中,批評中共造核彈,引發與左派媒體筆戰;反對六七暴動,收到激進人士的炸彈郵包。

香港回歸前夕,金庸從論政到參政,出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提出的選舉方案被民主派批評,最終卻因“六四”運動而傷心辭任。

在政治的江湖中,金庸從未缺席,有時勇猛針砭時弊,有時身陷輿論漩渦,情節跌宕起伏不輸小說,而至於符不符合他“俠之大者,為國為民”的政治理想,金庸已離去,只能留給眾人和後人評說。

七千條社評與幾場論戰

文人辦報,有“文章報國”的情懷。1947年,金庸加入《大公報》記者,隔年赴港參與籌備香港版《大公報》的籌備工作,後被調往《新晚報》。

1957年,金庸不滿《大公報》不願發表反對中國的“大躍進”的文章而憤然辭職,兩年後創辦《明報》。曾為金庸作傳的傅國涌認為他非常幸運,在一個“充滿了可能性的新聞出版自由的環境”中開始了辦報生涯。

金庸“一戰成名”的恰恰是與老東家《大公報》的一場論戰。

1963年,時任中共外交部長陳毅稱“當了褲子也要造核子”,日本媒體用“寧要核子,不要褲子”的標題進行報道。金庸秉筆寫下社評《寧要褲子,不要核彈》,其中寫道,“一個政府把軍事力量放在第一位,將人民的生活放在第二位,老實說,那絕不是好政府。我們只是希望,這只是陳毅一時的憤激之言,未必是中共的真正政策。不知陳毅是否了解,一個人民沒有褲子穿的國家,即使勉強製造了一兩顆原子彈出來,這個國家也是不會強盛的,而這個政府是一定不會穩固的。請問幾枚袖珍原子彈,有何用處?還是多做幾條褲子讓人民穿吧!”

這篇評論一石激起千層浪。左派媒體群起攻之。《大公報》刊發《略揭最惡毒反華的<明報>的畫皮》《<明報>主筆的罪惡》等文章,雙方的矛盾公開化。

金庸不為所動,在隔天的社評中再次表示,“我們向來認為核彈是有害人類的一種罪惡,過去我們是這樣看,現在我們仍然這樣看。”“在中共沒有核彈時,我們反對核彈;中共有了,我們一樣的反對。”

隨即他繼續寫社評《批評中共就是反華?》予以回擊,表示“反對政府的某些措施,反對執政黨的一些做法和主張,是反對國家?人民有沒有批評政府或執政黨的權利?我們的批評可能是錯的,但我們堅持有批評的權利。”

1967年,香港爆發工人運動,後市稱為“六七暴動”。金庸撰文稱,“我們相信,即使是參加了這次工潮的人們,絕大多數也並不贊成騷動。那些燒巴士、搗毀徒置事務區、燒學校、掀翻汽車的騷動者,極大多數並非真正的工人。”

這篇文章激怒的不僅是左派媒體,一些左派激進人士甚至給金庸寄送炸彈郵件。金庸為此遠避新加坡,在新加坡他也不忘報人身份,創辦《新明日報》。

神龍教與共產黨

在新加坡辦《新明日報》期間,正值《笑傲江湖》的寫作。這部小說一改此前黑白分明的小說人物,他在書中,塑造出了別具一格的武俠形象——令狐沖。而《笑傲江湖》中對權力如何扭曲人性,自由與愛情關係,規矩與教條的鉗制都進行了展示和闡述。不少文學評論家認為,這是受文革影響的政治隱喻。

在小說中進行政治隱喻,還有一個更有名氣的猜測。金庸最後一部小說《鹿鼎記》完成之時文革還未結束。《鹿鼎記》中描繪的神龍教,教主洪安通,武功蓋世,教徒參拜時要高頌“仙福永享,壽與天齊”。洪安通後在教主夫人的操縱下發展年輕教眾與老一輩教眾鬥爭。

這些情節與設定被外界廣泛認為是在影射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

2013年,金庸在接受耶魯大學東亞研究博士生傅楠(Nick Frisch)訪問時,承認其最後幾部小說的確是“文革”若干事件的寓言,也承認了神龍教是在影射共產黨。

不過,《明報》今日(31日)社論引述金庸生前的話稱,“政治情況變化很快,映射性的小說無大意義,他在小說中想寫的是人性,將古今中外政治生活一些普遍現象勾畫出來,一些角色與其說是武林高手,不如說是政治人物。”

毅然參政到傷心離場

論政了幾十年,金庸在香港回歸前的關鍵時刻步入政治的舞台。

1981年,鄧小平在北京會見金庸。1985年,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立,金庸是23名香港草委之一,並擔任《基本法》政治體制起草小組的港方負責人兼經濟體制起草小組成員。

1988年,金庸和査濟民提出“政制協調方案”,被稱為“雙查方案”,以選舉團選舉香港行政長官並且限制立法會直選議席數目,建議到第三人行政長官任內,才舉行一次全民投票,決定第四人特首、第五屆立法會是否普選產生。

這一方案被批評者認為阻礙民主發展。當時金庸在《明報》撰寫社評《沒有一國的行政首長是直選產生》,稱“在今日,有些國家的行政長官不是經由選舉方式產生的,那不用說了。至於採用選舉方式的,全部是間接選舉,無一例外。”社論繼續引發不滿,甚至有學生到《明報》報社門口焚報。

當時與金庸同時任職起草委員的香港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對BBC中文記者稱,對“雙查方案”感到失望,但不會怪責查良鏞當年提出此方案。“除了我跟華叔(司徒華)在全力爭取民主外,他應該是第三個了……(爭取普選失敗)那不關查先生的事,他也儘力了。”

然而,這一爭議後不久,1989年,中國爆發學潮,北京5月20日宣布戒嚴。金庸、李柱銘、司徒華三人都辭任起草委員會委員。

彼時,金庸曾說,“不應當發生的事發生了,沒什麼特別可說的,傷心就是了。”在電視訪問中,金庸因“六四”而流下的眼淚,成為香港人的共同記憶。

作為報人的金庸,曾在訪問中表示,記者生涯中最希望採訪的,是原中共總書記趙紫陽。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夏雨荷 來源:BBC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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