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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膽:黌門文網日益嚴密的中國

中共建政之初,人數上占絕大多數的係遊民無產者,頂層的一小部分係激進的精英知識份子,又採用列寧主義的組織原則,會黨色彩濃厚,內部長期實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文化上家長作風、宗派主義傾向明顯,從打江山到坐江山,會黨文化並無變化,如今更係通過整風執紀「翻新」已被市場化腐蝕的列寧主義組織。

中國黌門文網日益嚴密,再談自由與包容只能係徒託空言

據《鳳凰周刊》10月12日報導,浙江傳媒學院文學院副院長趙思運9月30日在新生開學典禮上作迎新致辭,因致辭中有個別不當用語並在2013到2015年間轉發和發表的錯誤言論,被校黨委給予嚴重警告處分,迎新致辭同樣刊發在10月8日《錢江晚報》的第16版上,主要談及大學生需要具備自律尊重與尊嚴的文化素養,具有批判精神和道德擔當。

縱覽全文,未見有出格表述或敏感字樣,而且致辭也已見諸報端,或許黨委自覺單憑致辭處分理由稍顯牽強,又倒查趙思運個人社交媒體的內容,尋章摘句,羅織成罪。趙思運案並非孤立,大學教師因言獲罪的案例數見不鮮,近年尤多:山東建築大學鄧相超、北京師範大學史傑鵬、山東工商學院李默海,重慶師範大學譚松、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翟桔紅、北京建築大學許傳青、廈門大學尤盛東、貴州大學楊紹政。

上述教師均被學校以在課堂或網絡上傳播不當言論為由給予輕重不同的處分。具體來講,學校認定的所謂“錯誤言論”,幾乎都係零散的自由主義表達,類似的言論在十年前一度強勢存在,甚至被寄與啟蒙的厚望,時過境遷,卻淪為紀律處分的話柄。

自由主義話語的消長

香港中文大學學者錢鋼總結出一套語象觀察理論,即統計語象的色譜及溫度變化,反觀中國的政治走向。錢鋼將政治話語分為四種色彩:深紅係毛時代流行的革命話語;淺紅係改革開放以來流行的當政話語;淺藍係民間流行的自由話語;深藍係反對者中流行的異見話語。

以錢鋼多年來關注的政改話語為例,“民主政治”、“政治文明”、“黨內民主”,過去屬於淺紅話語,官方大講特講;“普世價值”、“憲政”、“公民社會”屬於淺藍話語,官方不倡不禁,淺紅話語與淺藍話語二者大致平衡,在從2013年開始,平衡被打破,以“南周事件”和“七不講”為信號,官方對淺藍話語亮劍,遂有爾後連年“清網”與整肅有自由化傾向的媒體、網絡平台,以維持“別黑白而定一尊”的意識形態格局。整頓媒體與網絡之後,課堂自然成了當局整頓言論空間、佔領意識形態陣地的最後一塊領域。

所以,被罰教師的所謂“不當言論”及學校對他(她)們的打壓一定程度上也係自由主義思潮在中國興衰消長的縮影。烈日灼人的毛時代,政治運動接連不斷,堅硬而粗糙的革命話語成為輿論場唯一可見的存在。強人逝世之後,頂層設計由一人獨制變為寡頭共和,為存續政權而進行的市場化改革客觀上帶來了相對寬鬆的言論環境,自由主義話語便在體制鬆動的縫隙中不斷生長。

同時,體制對於蓬勃生長的自由主義思潮與表達並非視而不見,而係根據利益需要壓制或利用,一方面用自由主義思潮的淺藍話語對沖保守派的深紅話語,另一方面也用淺紅話語與民族主義加以壓制。

互害的“黨校”

在中國,不論係大學還係媒體都係體制本身的組成部分,最近幾十年來的市場化取向與體質屬性構成“體用”關係,體制對社會資源的控制比計劃經濟年代下降,但基本框架仍然保留。以大學制度為例,中國在廿世紀五十年代全盤蘇化,高校喪失教學自主權取而代之的係黨的領導、專才教育、蘇聯教材與統一的教學計劃。概括來講,中國學校本身係政權生產標準件的工具,迥異於西方獨立於教權與王權的組織,這一功能定位,決定了“趙思運們”的悲劇根源。

此外,教師“不當言論”的發現常直接源於告密。實際上,學校在各班學生中挑選“信息員”承擔這一任務已成為公開的秘密。告密事件發生之後,不少人指責告密者道德敗壞或價值錯亂,但仔細向前推演,告密者本身也係體制教育的產物,學校以前後連貫、相互支撐的政治宣傳為告密行為提供正當性,又用於改善教學質量、優化教學管理等冠冕堂皇的表述來掩蓋告密行為的道德罪惡,甚至使得“信息員”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在互害怪圈中,黨委會,學生會,輔導員,信息員都有參與,教師與學生都係受害者。

中國大陸常有人懷念民國,尤其係民國的大學,嘆羨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大學精神,其實不論係老北大還係老清華,放置在相應的歷史座標中不難發現,彼時政治權力尚未滲透一切,並且恰逢東西文化交融、新舊政權鼎革之際,政治環境和歷史機遇當下不可複製,再談自由與包容只能係徒託空言。

紀委與會黨

此外,值得注意的一點係,對於黨員教師的處分多由紀委作出,通報也出現了“政治紀律”相關的字樣。以中央八項規定為起點,紀委這一黨務部門的能見度迅速提高,不少人將它類比為刺史甚至廠衛,作為打虎利器的紀委,其功能內涵早已超越了大眾熟知的反腐敗,延伸到黨建和執紀層面。

從“五不搞”到“七不講”,當局視西方政治制度與思想為洪水猛獸,反腐拒絕採用實質上異體監督,只好採取固本培元的方式,將目光投向過往經驗,循“家法”、沿“祖制”治國,依靠自上而下的政治權威重振朝綱

中共建政之初,人數上占絕大多數的係遊民無產者,頂層的一小部分係激進的精英知識份子,又採用列寧主義的組織原則,會黨色彩濃厚,內部長期實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文化上家長作風、宗派主義傾向明顯,從打江山到坐江山,會黨文化並無變化,如今更係通過整風執紀“翻新”已被市場化腐蝕的列寧主義組織。

當局先後修訂《黨內監督條例》與《紀檢處分條例》通過嚴格規範黨員幹部言行提升體制的凝聚力與戰鬥力,在這種情況下紀委對於黨員可見部分的言論尤為關注,紀律解釋與執行寧左勿右,沒有商量的餘地,“政治紀律”、“政治規矩”、“不得妄議”成為鉗口的封條,在這種情況下,處分有“自由化”言行的黨員已成為體制祭旗的常規動作。

以蘇聯體製為經,以會黨文化為緯,趙國衛巫不廢“織績”,黌門文網日益嚴密,延綿不絕的整黨運動,趙思運不會係最後一個受害者。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上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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