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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政局看似紛繁複雜，真看懂了卻無比簡單。二戰以後，所有自由陣營國家都遠眺着華盛頓的方向標，白宮換了個左翼總統，就集體左轉，白宮換了右翼主人，就向右看齊。在這過程中，與非自由陣營的媾和、摩擦、對立，都由左右方向所決定。套句物理學定律，這叫「強美國作用」，比E=mc²公式還簡單。
二戰以降，歐洲各國處在左翼不斷發動攻勢，企圖一勞永逸地消滅或轉化右翼勢力的過程。德國、法國，左翼政黨長期執政，德國是共產黨的發源地，社民黨（恩格斯和考茨基的黨）是魏瑪時代的執政黨，二戰後60年代到80年代連續執政16年，而法國的戴高樂就是左翼分子。北歐三國奉行社會主義，社民黨連續執政六七十年，意大利天主教勢力根深蒂固，但在九十年代以後也左翼化。
孤懸海外的英國，也逃不過左翼當道的命運。早在1924年，蘇共政治局成員、共產國際主席季諾維也夫曾致信英國共產黨，要求不惜一切支持工黨贏得大選上台執政。二戰期間，保守黨與工黨合組戰時聯合政府，首相邱吉爾注意力集中於海外和軍事，國內事務由工黨副首相艾德禮主持。工黨趁此機會大肆宣揚福利主義、社會保障體系、企業國有化，並聲稱社會主義在英國不是烏托邦，很快就能實現。1945年，工黨靠着這套模仿蘇聯計劃經濟的政綱「賄賂」選民贏得大選，邱吉爾和保守黨黯然下台。1947年，工黨宣佈英國正式成為全球第一個福利國家。從此，高福利+高稅收+國有化一直是工黨的致命大殺器。其他國家亦步亦趨，福利主義和用高福利買選票的左翼政黨便在歐洲大行其道。
由於有美國的保護，歐洲自由國家可以大幅降低軍費支出，執政的左翼政黨有更多的錢可以大搞福利社會。例如，瑞典福利支出占GDP比重，由1950年的3%上升到1981年的12%。葡萄牙1974年革命前，政府支出在GDP佔比20%，主要花費於軍事和基建；革命後，社會福利一舉將政府支出推高至GDP的46%。但高福利無異於一種毒品，民眾普遍變成吃福利的懶人後，便癮入骨髓，再也無法回頭了。
1970年代中期，石油危機爆發，歐洲原油供應緊縮，經濟發展裹足不前，各國沒錢了，於是進入了「福利國家危機」。瑞典的社民黨試圖壓低福利、削減赤字預算，卻導致大選失利，結束了連續44年的執政黨地位。勝選的中央黨政府迫於財政困難，不得不提出了緊縮開支、削減福利，遭到民眾強烈抗議也無奈下台。於是各派政黨為討好選民，只能不斷提高福利水平，造成「福利超載」，國家靠借錢度日。
福利主義橫行的同時，另一波左翼浪潮——歐洲一體化亦開始泛濫。
歐洲一體化的第一個推手是美國的民主黨。1947年3月，美國民主黨參議員富布賴特、托馬斯，眾議員博格斯等在國會提出決議案：「國會贊同在聯合國的框架下建立一個歐洲合眾國」。1950年後接棒的就是法國、德國這兩個左翼政黨執政的國家。歐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左翼組織，其理念是先將歐洲一體化，再進而將全球推向一體化，逐步實現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的超級烏托邦理念。
歐盟的理論推手當數法蘭克福學派和其它「文化馬克思」主義者，如哈貝馬斯、安東尼·吉登斯等人。他們聲稱，歐盟正在實踐「現代化的社會民主主義」。最近，當歐盟面臨脫歐風暴時，哈貝馬斯公開說，絕不能允許歐洲這個「文明社會的項目」失敗，全球共同體很有必要，「如果歐洲項目失敗，多久能回到現狀的水平就是個問題。還記得1848年的德國革命：革命失敗後，我們花了100年時間重新達到與革命時期同樣的民主水平。」撇開「民主」之類的修飾詞，這是明明白白地將歐盟的性質與馬克思、恩格斯親自參與的「1848年革命」等同起來，其對左翼的重要可想而知。
法蘭克福學派對歐美左翼最大的貢獻是從理論上開啟了「反文化」運動，用激進女權主義、LGBT、毒品、暴力犯罪、性革命、迷幻搖滾等形式將文化馬克思變成叛逆思潮，讓年輕人氣勢磅礴地站起來反對四五十年代父輩的價值觀，包括反冷戰、反越戰、反基督教、反種族隔離……
1968年，受中國文革影響，在法蘭克福學派和其他左派推動下，法國爆發五月風暴，席捲西方國家
左翼極力推動的歐洲一體化項目，四十年間經歷了三次挫折。最重大的衝擊來自於英國右翼領袖戴卓爾夫人，她堅決反對歐洲統一貨幣，認為歐盟是「社會福利政策的試驗品」，建立歐元區「可能是當代最愚蠢的舉動」。正如梅麗史翠普主演的電影《鐵娘子》裏描繪的那樣，她在布魯塞爾一個人單挑整個歐共體，「在一群滿臉怒容、紛紛用德國、法國、意大利的口音興師問罪的歐洲領導人中，英國女首相顯得處境極其孤立「。但她毫不退縮，痛斥那些左派官僚：你們妄圖建立的烏托邦式超級國家將是一個由德國主宰的、為經濟危機所累的「巴別塔」。
為什麼至今歐盟區都在用歐元結算，但英國還在用英鎊？
戴卓爾夫人當初一直無法容忍英鎊要用歐元結算。在以首相身份接受的最後一次採訪中，戴卓爾夫人指出放棄財政主權的危險，「我們將要擁有一種我們根本無法控制、連利率都不能由自己來決定的統一貨幣嗎？」下台後，戴卓爾夫人仍孜孜不倦地告誡英國民眾：「英鎊加入歐元體系是出賣英國的主權」、「英國放棄自己的貨幣永遠都是個錯誤」，「我認為，不管是從經濟、政治還是社會發展方面來看，單一貨幣政策是註定要失敗的，儘管什麼時候失敗、失敗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現在還不清楚。」
正因為堅決抵制歐元區，戴卓爾於1990年被保守黨同僚出賣暗算。親歐派沒辦法在選舉和公開辯論中打敗戴卓爾夫人，於是由保守黨叛徒挑事，副首相退出內閣，然後以此為藉口黨內逼宮，再聯手工黨在國會對她發起不信任案。戴卓爾夫人無奈黯然下台（小說版《紙牌屋》對此有真實記錄）。而美國輝煌的里根時代也在兩年前宣告結束。無能的老布殊總統捱過了一個任期，左翼民主黨終於重登大寶。克林頓上任，歐洲左翼聞歌起舞，鬆散的歐共體也迅即簽約生效變成了強有力的歐盟，歐洲貨幣管理局、歐洲央行宣告成立。1999年歐元開始運作，歐元區覆蓋歐洲多國。十年之後，歐債危機爆發，十八年之後，英國脫歐。戴卓爾夫人的警告可謂高瞻遠矚。
1979年戴卓爾出任首相時，接手了一個爛攤子，一個「無法管理的國家」。英國已被工黨長期實行的福利制度癱瘓。產業的國營程度接近東德，缺乏活力。英國經濟陷入嚴重滯脹，收入稅高達83%，GDP增長率不足2%，通貨膨脹率則有22%，失業率居高不下。而受縱容的工會還在罷工，要求制定保護條款、要求加薪，使通脹愈演愈烈。
上任第二天，戴卓爾夫人就派出騎警衝擊街頭的示威群氓、手揮大棒趕走罷工的利物浦礦工，一夜間打懵了一百多年來處於絕對強勢地位的英國工會。鎮壓了工會後，戴卓爾夫人馬上推出全新的預算案：大規模減稅、大規模減少公共開支、大規模出售國企、大規模出售公租房，同時將「國企」全盤「民營化」。反對改革的內閣成員被她無情撤換，其果斷甚至超過今天的特朗普。在保守黨大會上，她訓斥黨內的溫和派（建制派）是「爬不動的螃蟹」。不甘心失敗的工會發起了1980年和1984年大罷工，左翼組織也在城市裏發動騷亂，悉數被其鐵腕鎮壓。
她大刀闊斧的改革，使戰後英國再次崛起。產業私有化，自由市場經濟，激活了經濟的一潭死水；削弱工會，降低了解僱成本；削減福利和政府開支，降低稅收（個人所得稅的基本稅率從33%減到25%，最高稅率從83%減少到40%），重建了英國的中產階層；採取穩健的金融政策，讓倫敦成為全球金融中心。整個80年代，英國GDP增速達5%，通脹率則下降到4%，普通居民持有大企業股票的比例從7%上升到20%……一部紀錄片裡如此形容戴卓爾時代的英國：「人民富有了：買房子，消費，跳舞唱歌喝酒。」BBC則用一句話讚揚鐵娘子的功績：「戴卓爾夫人挽救了英國經濟。」
大洋彼岸的美利堅合眾國，與大不列顛差不多同時啟動了右翼改革。1981年，里根總統提出著名的「經濟復興計劃」，包括削減政府開支、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同時減少貨幣供給，擴展自由貿易，以此政策組合全面取代自羅斯福新政時代以來一直居於支配地位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該復甦計劃以大幅度減稅為核心，個人所得稅率由原來的70%削減為50%，1986年後降到28%；資本利得稅從28%降到20%，企業所得稅率從46%降到33%，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大幅度的減稅。
里根的減稅政策猶如魔法。祛除了社會主義蠱毒之後，美國漫長的蕭條期終於結束了，黃金盛世開啟了。從1982年到1999年是美國經濟的超級擴張期，被稱為「20世紀最持久的繁榮階段」。實際上經濟的強勁增長直到2007年才告結束，整整延續了25年之久。這1/4世紀裏，美國創造出的財富遠超過前兩百年的總和，經濟總規模比70年代後期翻了兩番，在經濟史上絕無僅有。
里根和戴卓爾夫人在反共、反蘇問題上同樣有着高度一致的共識。戴卓爾夫人當選為保守黨領袖後，就嚴厲批評西方國家對蘇聯的緩和政策。里根入主白宮後，就立即制定了對抗蘇聯的戰略。在英美兩大保守派的主導下，西方國家不再與70年代一樣處於哼哼唧唧的守勢和劣勢，而是積極從價值觀宣傳、經濟封鎖、軍備競賽等多領域全方位對蘇聯發動進攻。
里根在演講中怒斥蘇聯是「邪惡帝國」，可謂前所未有之舉。而1981年對蘇聯展開經濟制裁，數年後晉級為經濟戰——說服多個國家提高石油產量，導致油價大跌，使蘇聯經濟損失數百億美元，亦可謂今天特朗普貿易戰的先聲。
1983年的北約峰會上，戴卓爾夫人大力支持里根在西歐部署中程導彈，換取與蘇聯互相廢核。她先在蘇聯人面前扮演「中間人」，讓蘇聯談判解決歐洲導彈對峙的局面，又在里根面前扮演「先知者」，告訴他「戈爾巴喬夫是個可以合作的人」。1987年12月8日，蘇聯和美國簽署了《美蘇關於銷毀中程和中短程導彈的條約》。這個條約拔掉了蘇聯武裝的牙齒，為瓦解蘇聯及其衛星國奠定了基礎。
1989年11月9日，柏林圍牆倒塌，冷戰結束。
這兩位「政治上的靈魂伴侶」，還拉上了羅馬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西德總理赫爾穆特·科爾等人結盟，共同構築保守主義戰線，堅決對抗共產主義。戴卓爾夫人還牽頭成立了包括西德、奧地利、葡萄牙、丹麥、挪威、瑞典、芬蘭和冰島等30多個國家、40多個保守主義和基督教政黨在內的歐洲民主聯盟，即保守黨國際，以與主張高福利、混合經濟體制、依靠國家計劃調節經濟的社會黨國際相抗衡。
里根和戴卓爾夫人，被稱為政治上的「靈魂伴侶」
對國際共運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有個「社民黨國際」，就是由恩格斯、考茨基、李卜克內西、倍倍爾等人把持的第二國際，那這個「社會黨國際」又是什麼呢？
實際上，社會黨國際由英國工黨發起、1951年於西德法蘭克福成立、總部設在倫敦，是主張社會主義的政黨的國際聯合組織。它的英文名稱Socialist International（社會主義國際），與第二國際的正式名稱完全一樣。
一戰爆發後，第二國際里的各國政黨為了工人應該保衛祖國、還是應該繼續發揚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而鬧得不可開交，只好暫停活動。列寧聽聞興奮得手舞足蹈，連忙成立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利用十月革命的既成事實，大造聲勢一舉奪得左翼的「正統」地位。二戰期間，斯大林為了讓美英反蘇右翼在軍援問題上無話可說，主動停止了第三國際的活動。二戰之後，英國工黨（前身費邊社，列寧的好基友）與德國社民黨（老牌社會主義政黨，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李卜克內西等人的政黨）便合謀重建第二國際。這個1951年版的「社會黨國際」，就是八十年前恩格斯的第二國際的再世。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同盟國汲取了30年代大蕭條的教訓，認為大蕭條造成的失業及貧窮問題為極端意識形態提供了支持，失業貧窮問題為極權主義提供了土壤，尤其造就了威瑪共和的崩潰和納粹德國的崛起。以美國民主黨政府、英國工黨政府為首，連同西歐、北歐多國的形成了戰後共識，即「羅斯福與凱恩斯共識」，標榜國家資本管制、全民就業和福利國家，成為了歐洲民主不能分割的一部分。歐洲乃至全球自由國家，由此被拉入高福利陷阱。
這些高福利國家的底層，便是凱恩斯主義。凱恩斯主張國家採用擴張性的經濟政策，通過增加需求促進經濟增長。即擴大政府開支，實行財政赤字，刺激經濟，維持繁榮。在凱恩斯經濟學方法論里，增加貨幣供給=需求增加、經濟增長、失業減少、物價上漲、通貨膨脹；減少貨幣供給=需求減少、經濟停滯、失業增加、物價下跌、通貨緊縮。
所以，採取「羅斯福與凱恩斯共識」的治國理念就是，不斷增加政府開支，不停大基建，日以繼夜地開動央行的印鈔機，無限銀根寬鬆。用些大家耳熟能詳的術語，就是「量化寬鬆政策」、「積極貨幣政策」、「四萬億」……這種被「馬歇爾計劃」、「戰後重建」等大基建項目刺激起來的泡沫經濟，在七十年代受到蘇聯的軍事挑戰，再加上高油價的壓力，就像個吹成一平方英尺的避孕套一樣，砰然爆破。
戴卓爾與里根共塑的世界「大右轉」，造就了二戰後歐洲第一次右翼政黨回潮，也摧毀了這種「戰後共識」。
然而，對於在危難之秋挽救了美國和歐洲，還消滅了蘇聯帝國的里根總統和戴卓爾夫人，並不像人們所想的，全世界都把他們看作偉大的偶像。在泛左翼看來，他們是福利制度的邪惡破壞者。戴卓爾夫人被保守黨同志出賣，黯然下台的那一天，英國下議院外面聚集了大批人群載歌載舞，高唱《叮噹！巫婆死了》。里根第二個任期的中期選舉，美國左翼揪住所謂的「伊朗門」大肆炒作，重奪議會控制權，將里根政府變成「跛腳鴨」政府，如同今天民主黨企圖炒作「通俄門」敗壞特朗普的任期。
里根去世後，左翼列舉了他的12條「罪狀」——加劇貧困、險些引發核戰、減稅濟富、壓制工會、引發中美洲血戰、支持南非種族政權、摧毀發展中國家經濟等等，聲稱這是里根「對美國和世界所犯下的罪惡」。左媒發表的文章認為：「朗奴·列根造成並加劇了經濟和種族的分裂，留下一個更加卑劣和危險的美國及世界。」比爾·克林頓，這個喜歡拉開褲鏈的癮君子，從無能的老布殊手上奪回民主黨丟失了12年的總統寶座後，立刻重回高福利和增稅的「羅斯福與凱恩斯共識」老路。靠着里根打下的經濟繁榮底子，誇誇其談的格林斯潘配合着「貨幣寬鬆」、流水般大印美元，再次吹出一個越來越大的經濟泡沫。他們把這個泡沫時代稱為「克林頓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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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美國的經濟是真實的繁榮嗎？在這場泡沫經濟中，總體財富確實增加了很多，但大部分財富是紙面財富，都落在Top1%的富人手上，中產階級幾乎沒有受惠。
克林頓八年任期內，拉大了美國貧富差距，1992年最富1％的財富佔全國13.5％，2000年佔16.5％。總體生活水平看似提高了，但這種提高實際上來自於中低收入階層的借債行為。克林頓通過了不少對大企業和華爾街有利卻對平民有害的政策。克林頓在1999年簽署了《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案》，廢止了要求金融機構將傳統商業銀行業務與投資銀行業務分離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還阻止了一個監管衍生品市場的法案。正是克林頓的這系列舉措，導致了2008年的次貸危機。2017年，特朗普上台不久，即表示考慮拆分美國大銀行，回到過去的監管體系，支持重新訂立現代版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
克林頓還做了一件幾乎將美國影響巨大的事，不過中國則抓住了這個機會迅速崛起，就是「國際產業轉移」。民主黨的卡特擔任總統時，於1979年與中國建交，並給予貿易最惠國待遇。八十年代，中國依靠這個待遇，逐漸走向准市場經濟，從窮國堆里爬了起來，於是有了經濟和文化的「小陽春」。但八十年代末尾那年之後，美國國會每年都就是否要推翻總統繼續讓中國享受最惠國待遇的決定發生激烈辯論。直到克林頓上台後，國會大多數意見還是認為美國應該在對華政策上更強硬。但克林頓多次表態支持中國「入關」，一步步扭轉了輿論。
1994年克林頓總統宣佈繼續給予中國貿易最惠國地位，並宣佈不再把中國的人權狀況與是否給予中國貿易最惠國地位問題掛鈎。不久，美國簽約讓中國「入關」。1999年，克林頓政府支持中國「入世」。2000年克林頓發表演講稱：「中國不只是同意進口更多我們的產品，它還將同意引進民主國家最珍視的價值觀之一：經濟自由。中國越是開放經濟，就越能充分釋放人民的潛力——他們的主動性、想像力和非凡的進取精神。如果投票反對與中國建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美國將失去就業機會，因為我們在歐洲、亞洲和其他地方的競爭對手將佔領我們本來可以服務的中國市場。支持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不僅僅關乎我們的經濟利益，這顯然符合我們更大的國家利益。我正在盡最大努力說服國會和美國人民抓住這個機會。我們美國的公司將首次能夠在中國銷售和分銷美國工人生產的產品，而無需被迫將生產轉移到中國、通過中國政府銷售或轉讓有價值的技術——這還是第一次。我們可以在不流逝就業崗位的情況下出口產品。」
克林頓的如簧巧舌說服了華盛頓的所有精英分子，除了一位律師羅伯特·萊特希澤。在里根組閣初期，萊特希澤就已經出任美國貿易代表副代理，並參與了對日本、歐洲和蘇聯的多輪貿易談判，以作風強硬著稱。1985年後他去了著名的世達律所，但並沒有離開老本行，而是用其擁有的專業法律知識為美國企業和產業工人打官司。克林頓極力鼓吹讓中國入世時，律師萊特希澤就撰文警告，絕不能允許中國加入WTO，否則，奉行重商主義與零和博弈的中國將會對美國敲骨吸髓，到時「幾乎沒有哪個美國製造業工作是安全的」。
在華盛頓之外，美國的勞工、環境和人權組織聯盟也都表示反對。經濟政策研究所的專家曾在2000年預測，如果允許中國入世，美國製造業將丟失近百萬的工作崗位。在美國同意中國入世後，外國對華投資從2001年的470億美元迅速增長到2011年的1,240億美元。
由於克林頓常年推銷的「中國龐大的市場前景」，並且從政策上放開了投資和進口限制，大批跨國公司進駐中國，製造業放棄了成本較高的美國，紛紛跑到大陸設廠，尤其是機械和電子產業，使中國一躍而為世界製造業大國，對美出口飆升。這就是第二次國際產業轉移。
早在上世紀50～70年代，美歐就完成了第一次國際產業轉移，先是放棄了輕紡工業，接着將部分造船、汽車、家電行業也拋出來。承接者是東亞，直接導致了「日本製造」暢銷全球，亞洲四小龍經濟騰飛和繁榮，隨後還帶旺了東盟。這次產業轉移對自由陣營大有裨益，轉移的前提是嚴格防範了產業向極權專制國家轉移。
第二次國際產業轉移，則是在民主黨白宮的政治影響力下強行將產業向專制國家定向驅趕。西方國家首腦中，克林頓第一個在八十年代末尾那年後走進廣場，隨後積極與朝鮮修好，促使原本疑慮重重的日本、台灣、南韓加快了向大陸的產業轉移。日本對華投資和ODA（政府援助）規模在1999-2000年間雙雙達到歷史高峰。1997年索羅斯等美國基金大規模摧毀東南亞自由地區經濟，也將金融、投資、製造業驅趕向專制國家。麻省理工學院的一項研究估計，僅1999年至2011年間，受中國商品的競爭影響，美國損失了大約240萬個工作崗位，尤其是製造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城鎮地區受到的衝擊最大，鐵鏽州也由此形成。
克林頓對西方自由陣營的衝擊，很多地方都超越了其民主黨先輩。除了國內經濟上一反前任里根總統的減稅政策，重回大政府、高福利、高稅收的老路之外，還極力推動「文化多元主義」。所謂文化多元，就是宗教平等、道德多元、價值多元，延續六十年代新左派對以基督教文明為核心的「美國信條」的大顛覆。同樣也是支持女權、LGBT，支持伊斯蘭教法的政治正確。後來的奧巴馬不過是沿着克林頓開闢的道路奮力前行罷了。
在歐洲政策上，他一邊支持歐盟成立歐元區，打算將美元的霸主地位拱手相讓，一邊支持北約干涉前南斯拉夫內戰，在東正教國家內部、歐洲的腹部強行培植出一個伊斯蘭教國家——科索沃。共和黨小布殊總統在福音派基督徒支持下繼任，但他才能有限，在史無前例的911挑戰中應對失措，錯誤地消滅了薩達姆的世俗政權，令恐怖主義在伊拉克紮根。在他任期將滿時，又錯誤應對次貸危機，使其升級成蔓延至全球的金融危機。
儘管主因是克林頓種下的惡果，但小布殊本人能力不足亦系致命傷。在他任內，共和黨並不像里根時代一樣，有清晰的理念和路徑反擊民主黨設置的議程，這也導致共和黨慢慢變成了一個跟隨型的准左傾政黨。2002～2005年，小布殊政府拒絕在關稅層面制裁中國，亦為中國對美國市場的大傾銷開了綠燈。
奧巴馬是在全球金融危機的陰影下臨危受命的。2009年剛一上任，新政府便出台了高達7870億美元的巨額刺激計劃。這些撥款一部分用於穩定近乎崩潰的金融系統，另一部分則投入製造業、交通運輸業、社會福利體系和基礎設施建設中。聯邦政府意圖通過巨額的公共花銷，以刺激花銷、提升就業率，進而重振美國跌入低谷的經濟。然而事與願違，近8000億的經濟刺激方案，換來的卻是美國自二戰後最緩慢的一次經濟復甦。
奧巴馬執政的八年間，美國年均GDP增長率僅為2.1%，比半個世紀以來的平均增長率整整低了百分之十一，表現遠遠落後於二戰後任何一個經濟周期。經濟的連年低迷，也造成了民眾收入水平的連年停滯。從2008到2014年的七年間，美國家庭年收入中位數有六年在逐年下降。雖然在2015年家庭收入水平開始緩步回升，卻依然比危機開始時的2007年整整低了百分之四點八。顯而易見，奧巴馬施政的八年裏美國經濟走勢十分不盡人意。
克林頓、小布殊、奧巴馬三位總統任期內，把美國的財富有條不紊地轉移成為「第三世界國家」的外匯儲備。美中之間巨額的貿易逆差就像每天一針高蛋白營養劑，中國由此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美國本身則陷入高失業、高福利、經濟長期低迷的怪圈裏無法自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