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羅新聞網生活 > 社會觀察 > 正文

馬雲退休 中國的經濟失去動力了嗎

本月早些時候,馬雲宣布將卸任全球最大電子商務公司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一職。他的決定出乎許多人的意料。據稱,在俄羅斯的一個經濟論壇上,弗拉基米爾·V·普京總統(Vladimir V. Putin)問他,“你還這麼年輕。為什麼要退休呢?”

本月,中國天津的世界經濟論壇上的馬雲。

也許,54歲的馬雲知道一些普京不知道的事情。推動阿里巴巴達到其目前5000億美元市值的三股力量中的兩股——全球化和市場化——正在消失。第三股力量——技術——也陷入了中美貿易戰的泥潭中,其在中國的前景難以預料。

阿里巴巴不僅改變了中國的電子商務;而且它通過幫助創辦私營行業改變了整個經濟。馬雲現在離開這家公司——儘管他聲稱這個計劃已經醞釀了一段時間——增加了人們的一種越來越強烈的感覺,即作為經濟引擎的中國私營部門正在失去動力和信心。

阿里巴巴是中國最典型的全球化故事。公司成立於1999年,最初只是建立了一個網站,讓在國外的人可以直接向中國出口商下訂單。當時,中國正在對外開放,但由於對中國供應商缺乏了解,外國買家做交易並不暢通。阿里巴巴建立了一個名為“誠信通”的方案,讓第三方來驗證中國供應商的質量和可信度。這個系統使外國買家得以繞開動作緩慢且往往官僚的國有中介機構(驗證過去通常由這些機構進行),也使中國企業進入全球市場變得容易了。

阿里巴巴還利用了國際資本市場。阿里的創始人都沒有顯赫的背景,也沒有多少資金,但他們從中國在就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進行談判期間採取的寬鬆政策中得到了好處。中國最終在2001年加入了世貿組織。在阿里成立的早期,公司領導人就尋求外國投資找到了如高盛(Goldman Sachs)、軟銀(SoftBank)和富達投資(Fidelity Investments)等國外的資本供應商。後來,雅虎也提供了資金。

本世紀初,阿里巴巴通過所謂的“可變利益實體”(variable interest entity,簡稱VIE)安排了投資結構。VIE是一種中介結構,外國公司可以通過對這種結構進行投資,來獲得對阿里巴巴產生的收入的合同權利。VIE是一種創新的解決方案,既幫助外國人找到了應對中國不透明的法律體系的方法,也為中國高技術企業帶來了關鍵的資金。

但如今,全球化正在遭到攻擊。中國政府正在對它一直沒有理會的VIE實施更嚴格的規則,這給外國投資者帶來了不確定性。美國和中國之間的貿易戰正在擾亂中國的出口,威脅到供應鏈,而阿里巴巴是這種供應鏈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阿里巴巴通過另一種方式提升了中國民營企業家的地位:為他們提供直接的資金。中國有一個龐大的銀行系統,但它幾乎完全是圍繞着支持效率較低的國有企業組織起來的,這使得中國充滿活力的私營部門長期缺乏資本和信貸。阿里巴巴通過自己的金融業務,出來為它們提供了急需的資本,尤其是向中國非常小的企業。

但阿里巴巴的運作正在面臨著更廣泛的政治和經濟逆風,中國目前也正在降低其經濟的負債率,主要是通過削減對私營部門的信貸。據《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的一項分析,其結果是,民營企業的利息負擔增加了,而國有企業的利息負擔卻減少了(衡量盈利能力的資產回報率對民營企業來說也下降了,而對國有企業來說上升了)。

由於擔心影子銀行的不穩定性,中國政府也在加強對獨立融資渠道的控制。例如,政府已經收緊了對某些移動支付形式的監管,阿里巴巴的支付寶也屬於這些支付形式。這些金融控制措施在未來可能會增加。

在日益嚴格的金融和監管壓力下,中國的私營部門如今可以說正面臨自1990年代初以來最具挑戰性的環境。

據中國招商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說,2016年至2018年上半年破產的1.1萬家企業全都是民營企業。在近40年的經濟自由化之後,政府似乎正在逆轉進程。據一項統計,十家私人所有的集團今年實際上已被國有化,由於信貸控制收緊,這些集團遇到了融資困難,所以將自己的股份出售給了國有企業。

中國政府甚至似乎在公開對私營部門表示敵意。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一位副部長最近說,私營企業應該由私營企業家和工人“共同”管理。這番言論帶有毛澤東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提出將中國的私營部門國有化的味道。

自稱“中國金融業資深人士”的吳小平在最近的一篇博客文章中稱,中國的私營部門在幫助“公有經濟實現跨越式發展”之後,不應“繼續盲目擴大”,而應接受混合的所有制。這篇文章在中國企業家中引起了廣泛的驚愕——甚至一定程度的恐慌。

我在廣東與來自產品設計、投資和技術等不同行業的商業領袖們談過,他們說目前的形勢“極其嚴峻”。他們說,他們現在做成的交易數量少多了,與去年同期相比,最多減少了50%,他們還抱怨稅收增加給他們帶來了負擔。

阿里巴巴增長的第三個支撐——技術,如今也比公司成立之初更不牢靠。技術本身仍在繼續迅速發展,但美國和中國都希望自己獨自去做。特朗普政府正在限制中國對美國技術的投資。中國政府的《中國製造2025》是一個發展先進制造業的龐大計劃,用股權限制和苛刻的技術轉讓要求來限制外資的參與。

這些都不是讓阿里巴巴成功的條件。阿里是在中國環境中採用西方技術和商業模式——包括在線商務、數據分析法、網站工具等——的先鋒。儘管阿里經常被稱為中國的亞馬遜(Amazon),但這種比喻大大低估了阿里的真正意義。阿里巴巴開始時是一個商家對商家的企業,但其真正的作用是,在一個嚴重不利於民營企業家的中央集權體制下,為民營企業家提供了市場機會。

這些企業家中的許多人都生活在偏遠的農村地區,而中國的收入分配和生產極不平衡。收入分配集中在幾個大都市中心,而生產則分佈在全國各地。阿里巴巴將來自這些不同地區的生產與市場需求和消費的來源連接了起來。阿里提供的連接不僅僅是技術上的,還是廣泛的經濟上的。

那麼,既然民營部門在經濟自由化的過程中起了這麼大的作用,為什麼中國政府現在卻在打壓私營部門呢?其中原因很多,也很複雜:國內威權主義的抬頭,國家主義,貿易戰。但其影響已很明顯,給整個經濟帶來了不祥的預兆。人們不禁要問:在今天的環境下,還能產生一個新的阿里巴巴嗎?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華 來源:紐約時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社會觀察熱門

相關新聞

➕ 更多同類相關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