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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斯達:自由主義被接管 西方精英的墮落相干

——布爾什維克主義者接管了自由主義

與中國合作的自由主義精英正面臨挑戰和革命

發明光纖的科學家高錕,在9月23日於香港沙田逝世。在光纖出現之前,大家也是可以上網,只是速度慢、成本高。光纖出現之後,訊息吞吐量爆炸性增長,使各種科技產品和網絡應用,成為可能。例如網絡硬盤(碟)、雲端技術,如果沒有光纖,而是用電話線模擬訊號,這些技術都不可能出現。簡單而言,將人類歷史縮小為一本100頁甚至50頁的小書,很多“名人”都會省略消失,而高錕的名字卻會留下。

然而,即使這個科學家改變了一個星球的訊息交換方式,他的死訊在香港卻沒有佔據主要版面。前段時間,佔據香港主流傳媒版面的消息,是港深廣高鐵香港段通車。關於高鐵有多好的消息,在親中主流傳媒的覆蓋下,鋪天蓋地,而高錕的消息則被縮小為一般的名人逝世格子,得不到應有的重視。

香港的傳統傳媒大約可以分為三種。

第一種是共產黨的喉舌,雖然沒有銷量,但代表中共官方立場,以《文匯報》和《大公報》等等為代表,這幾天不斷歌頌高鐵,彷佛高鐵通車、普天同慶,是香港頭等大事。

第二種,是二戰後發展起來的商業報章,他們要面向市場,在一般人之間有影響力。中國入主香港之後,很多傳媒老闆或有意北進入幕,或顧着自己在中國的其他生意,或兼之有之,旗下的報章也跟着“從了”。這類主流傳媒對高鐵的重視,也不言而喻,只是可能夾雜高鐵通車的混亂、市民的抱怨,或者中國乘客一落車就吐痰之類的花邊新聞。但無論正與反,他們都engage了這個議題,同樣是鋪天蓋地。

第三種也是主流和傳統傳媒,但會在言論上支持友好的反對派,即是傳統的泛民主派。這裡也有各種人脈和政治勢力的影響。但高鐵議程,在特區政府率令的大合唱之下,已經成為新聞熱話。一為點擊率,二為交功課,即使是從負面角度去講,亦無阻高鐵在最近成為香港幾乎唯一的新聞議題。

香港高鐵只是象徵政治效忠

問題是,新聞議題不一定反映社會和真實,尤其是受到外部勢力高度操弄的地方。事實上是,高鐵根本無關痛癢。從經濟層面來說,坐高鐵去中國要花的時間,竟然比既有直通車系統還多;高鐵的預期載客量,也不斷下降,現在大家都預期,高鐵將來要蝕錢虧本,然後政府高官就說,高鐵並不是用錢來衡量。

然而在八年前,中國和特區政府說要建高鐵的時候,就是一堆“高鐵會大大促進香港經濟”、“不建高鐵香港就會邊緣化”的彌天大謊。事實上香港人的經濟和生活,並沒有因為高鐵而大為改變,甚至連小小波瀾都不會有,但主流傳媒就將之煮得沸沸揚揚,好像那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事情。

打開電視機,打開手機,打開報紙,全部都是高鐵。而真正對世界有重大影響的科學家應該佔據版面之時,後者就在無形之中讓了路。

高鐵事實上與經濟和民生無關,甚至只會有害,它徹頭徹尾只是一個政治工程,一種“中國稅”。當年的利誘,都是謊言,實際上是香港用了超貴价錢,被迫輸送公帑給中國公司。中國向“一帶一路”輸出政治影響力之前,早就向香港下了手,做了試點。對於高鐵的重視,不過是趨炎附勢;因為連行政長官也說,因為每次去中國述職或公幹的行程都很緊湊,所以暫時不會考慮坐高鐵。可見高鐵根本是象徵政治效忠,而與一般人無關。

每一個對高鐵大唱讚歌的社會賢達,不會有多少人從此下定決心,放棄既有出行方式,而轉投高鐵懷抱。高鐵或飛機,不過是工具,人才是目的。但在香港,代表政治忠誠的高鐵才是目的,人民反而被鼓勵去削足就履去“配合”高鐵。

不管是八年前關於是否要准許工程的衝突,乃至今日的擁鐵主旋律。整個社會,彷佛都在落力歌頌一個虛空的東西,非常病態和變態。即使他們怎樣說經濟、說工程、說時間、說行程,彷佛那是很實際的東西,但說到底,高鐵並不是實實在在的東西,而是唯政治論的產物。

彷佛中國勢力就代表印鈔機

香港人講錢講實際,十分知名,但高鐵很明顯不會幫到香港經濟,反而會成為財政黑洞,如果實是求是,利益至上,根本不會答應。當日的答應,還有今日已經米已成炊的讚歌,都只是唯政治論,而不顧香港經濟和利益。

極少數的人為了政治表忠,而浪費了屬於全香港人的寶貴公帑。台灣乃至“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社會朝野,大多數時候都不是面向一個“真實的中國”,而是一些虛無飄渺的政治想法,例如兩岸一家親、彷佛中國勢力就代表印鈔機之類。

然而真實的中國,也是要吃飯、要開銷的國家機器,他們向外“投資”,當然不會是因為佛心來着。有錢的,像香港,就用各項基建之名剝削庫房;沒錢的,就借一個他們不可能還的錢,然後迫他們抵押港口、天然資源之類,令這些國家淪為中國的勢力範圍。他們今日怎樣剝削香港,將來也會怎樣剝削世界。

中國在全世界的傳媒機構都有人,他們散播“中國代表進步,代表經濟機遇”的意識形態,已經起碼有二十年,着道的人是很多的,台灣人之前就因為迷信中國進步、台灣落後,而葬送了在日本風災並無過失的外交官。

每次關於“我國經濟”不好的討論,為什麼一定指向了中國,好像“給中國來管”,經濟就會好?中國國內的經濟也在下滑,一般人也要“消費降級”,她也自顧不暇,國外的人又憑什麼認為恭迎了中國、與她關係好,就可以幫到本國的經濟問題?

從最底層的網絡水軍,到政治黨派和人物,或暗示或明示靠攏渺茫和充滿變數的中國,可以解決國內問題,都是中國輿論工程的一部份。攻心高於攻城,一般人以為解放軍沒有跨過國界,就不是戰爭狀態。我們有這種意識,也是政治洗腦的結果。

主體意識和國防,也包括言論和意識形態陣地,共產政權對此從來很擅長,“自由世界”卻有其短板。近二十年,“親中”與“全球化”是糾結在一起的,使得親中的人也可以無視其專制和陰暗面,安心置身於“一同令世界進步”的美麗圖畫之中。

與西方精英自己的墮落脫不了關係

在歐美,蘇聯瓦解之後,自由主義就開始自我崩解,左翼自由派壓倒經典的西方文明擁護派,無盡的自我鞭韃和講究主觀個體的身份政治,在知識社群中成為顯學;台灣則是解嚴以後,社會急速自由化和左傾,而弔詭地同樣面臨歐美式的主體瓦解,今日台灣不少人對主權大政治興趣缺乏,卻熱衷身份政治,是非常歐美風情的社會問題。

“進步派”、“自由主義”在這個結構下,成為“反言若正”的名詞。“進步派”或倒向貌似是歐美帝國主義受害者的中俄等國,或以“世界主義”事瓦解原生群族,促進其向全球化體系靠攏,自由派精英與違反自由貿易原則的中國合作,是近世的大諷刺,也是其衰落和革命繼起的原因。全球範圍的本土主義,是對這種普世亂象的反動。

最近,老牌雜誌《經濟學人》主張要“改造自由主義”(renewing liberalism)。她慶祝創刊175周年,撫今追昔,回顧創辦人James Wilson當初搞雜誌、開言路,是為了反對當時地主階層向農民徵收重稅。他的主張是自由貿易、自由市場、限制政府,正是經典的自由主義。但雜誌似乎表示,曾經創造輝煌的主張,今日已經變異成另一個既得利益者,變成了人民的壓迫者。

這個利益集團有華爾街、有中國、學術機構、傳媒、各種跨國勢力,他們以“世界主義”、“全球化”、“進步主義”的話術,包裝奴役、專制和一個更廣泛的利益集團,將越來越多的地區和人民拖入黑暗。而各國的民主制度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其對一國人民的問責性(accountability),自然是不斷降低,因為真正的掌權者在幕後,是那班每年在瑞士達沃斯舉行世界經濟論壇全球精英。

他們不屬於任何一個國家。而世界經濟論壇近年的寵兒,是中國的習近平。可見自由貿易、全球化、自由主義,已經通通受到(中國的)歪曲和惡意利用,彼此已經成為同謀。為什麼民主在退潮、西方在衰落,這與西方的精英自己的墮落脫不了關係。

在這種情況下,才會出現川普為首的這類經典美國本位守舊派。這批“守舊者”,卻在今日催生了破壞性創造,帶來停滯中的進步。而固有的精英階層,經常以“民粹”一詞來回應批評。他們正正忘了,當年“民粹”一詞是保皇派用來污衊中產和下層平民。顯然,進步派徒子徒孫在今日已經與貴族無異,他們正用一樣的手段和用詞去阻塞變革,維持自己壟斷的社經地位。

《經濟學人》這樣鞭韃今日的自由派:

在過去幾十年里,自由派太過安逸於權力,結果失去了改革動力。執政的自由派精英自以為掌管着健康的賢能體制,並且獲得了特權。

還聳動而準確地下了斷語:

布爾什維克主義者接管了自由主義。

該刊為“自由主義”開出一系列藥方,表示“自由主義的思想架構和理念正面臨改革和重生的轉捩點”,至少他們知道,現在的“王道”已經出了問題,必須改變。以往信仰“王道”的人,不知道自己出了問題,不知道自己已經由進步者,變成阻礙世界撥亂反正的既得利益者。

在自由主義續存的命題之中,有西方、有中國、有全球化、有主權問題,這是真正重要的事情,也許會是21世紀的總命題。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趙亮軒 來源:上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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