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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雨堂主:「道德錯亂」下的卞仲耘之死

1966年文革爆發。這一年5月7日,毛澤東在寫給林彪的信中指出:“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落去了。”這一信號預示,教師群體的巨大災難即將來臨。8月初,毛又對清華附中紅衛兵的“革命行動”予以明確的支持:“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接着北京各中學紅色恐怖迅速升溫,並在8、9月間達到駭人聽聞的程度。短短的時間內,僅北京市一地,被紅衛兵活活打死的人數達1,772人,其中教師占絕大多數。

在文革結束後的幾十年內,提起北京被打死的教師,人們首先想到的係北師大女附中卞仲耘。然而有幾多人知道,卞仲耘其實唔係教師,而係中共基層黨組織的主要領導。網上可查見,卞係1938年加入中共的老革命,文革前任北師大女附中黨總支書記。常識表明,在中國的學校內,黨的書記負責控制教師的思想。卞仲耘給學生開過哪門課?卞在教室內、在三尺講台旁,有過給學生傳道授業、講課指導、答疑解惑的經歷嗎?沒有!同樣早已被蔽屏的係,1957年在卞書記領導的學校反右鬥爭中,北師大女附中究竟有幾多教師曾被劃為右派、遭受無情打擊。

長期以來,人們完全忽略了卞仲耘作為中共基層黨組織領導人的身份,而將她當作受害教師寄予深深同情。文革中,災難深重的教師通常可分三類。一類係專業學養稍顯厚重,超出一般教師以上,被稱為“資產階級反動權威”:一類係因捕風捉影的“歷史問題”或“右派”分子;還有一類係因平素不願靠攏組織,私下言論存有異見的“現行問題”。這些教師被統稱為“牛鬼蛇神”,即便嗰啲小心翼翼、未被歸為“牛鬼蛇神”的教師,起碼也屬“臭老九”。卞仲耘作為早年參加革命的中共基層領導人,不存在“歷史問題”,也不可能有“現行問題”,更談不上“反動權威”,就連“臭老九”這一賤稱,也與卞毫不沾邊。北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唔係將卞仲耘當作教師中的“牛鬼蛇神”揪出來,而係作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執行者”、“走資派”揪出來的。

在嗰個“黑雲壓城城欲摧”的年代,教師絕對係弱勢群體,他們受迫害程度之深,至今令人唏噓不已。全國範圍內,教師被紅衛兵任意批鬥、圍攻、毒打的事件,被社會廣泛視作“革命行動”。現已漸入老年,口稱“青春無悔”的“老三屆”,全都係這一歷史的見證人。他們之中親手毆打教師的兇手,也絕非少數。文革後整個社會對教師產生廣泛同情,但對於文革中受衝擊的各級官員與基層黨政領導幹部,雖也寄予一定程度的同情,此種同情恐怕係極有限的。僅管現今中小學教師藉助家教、補課、興趣班等花樣,大肆尋租撈錢;大學教師照本宣科、弄虛造假、騙取“課題經費”,更係公開秘密,但文革結束之初,整個社會對教師的同情,卻係不爭的事實。因此在卞仲耘被打致死的事件上,只要淡化她作為“中共基層領導”的真實身份,強調他作為教師的虛幻身份,在爭取社會同情的策略方面,肯定可多得分。

女附中的高幹子女居多,這批人即現今所謂太子黨。他(她)們的父輩在紅色政權建成後的最初六、七年內,即已織成無形的資訊關係網絡,以便互通重要的政治資訊,作為選擇行為策略的依據,以求自我保護。太子黨們正係依仗上一代資訊資源優勢,把握中南海新的態勢,以便窺測方向,迅速在學校捕捉、瞄準鬥爭目標。卞仲耘正係這一背景下的犧牲品。

1966年6月1日,中央台廣播了被毛澤東贊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這張大字報將鬥爭目標指向北京大學黨委,全國各高校很快被“發動”起來。僅僅第二日,卞仲耘和她領導的班子,也成了女附中紅衛兵的“革命對象”,並開始遭洶湧的大字報圍攻、批判與漫罵。6月13日,中共中央發佈通知:全國大、中、小學校一律停課鬧革命。由此運動繼續被引向深入,鬥爭很快升級,這使原本在北師大女附中處於統治地位、足以呼風喚雨的卞仲耘,不僅失去自由,也開始遭受紅衛兵喪心病狂的“武鬥”。

十幾歲的女孩子平時也許弱不經風,一旦被“發動”起來,穿起軍裝戴着紅袖章,擼起袖管手揮棍棒,殺氣騰騰地宣稱要“誓死捍衛毛主席”,那架勢令人不寒而慄。教師中被揪出的“牛鬼蛇神”們不僅被戴着高帽子遊街、下跪,或“坐噴氣式”,被打翻在地時紅衛兵小將還要“再踏上一隻腳”。這係咩樣的“一隻腳”?這係穿着厚皮軍靴的“腳”,這種厚皮軍靴也只有曾參與打天下的高幹家庭才會有。這個穿着厚皮軍靴的“腳”,往往係踏着受害人的頭部,或受害人的脖子,使之“永世不得翻身”。別以為我這係在信口開河,當年真實歷史的慘狀,我遠遠無法完整表達。

我至今記得,那段時期內北京曾有一名教師,被一群紅衛兵押著在街上游斗。紅衛兵手上帶鋼扣的大皮帶不斷抽打在他的頭上、臉上。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絕望之下,這名早已傷痕纍纍、額頭淌著鮮血的教師,忽見對面有汽車急駛而來,猛地奮力朝着汽車衝撞,當即慘死於車輪之下,場面血肉模糊、不堪目睹。對這樣陷於絕境的自殺者,紅衛兵的評價竟係:“態度極不老實”;當年社會上對受害教師的自殺,結論全係“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

卞仲耘死於這一年的8月5日,她死於紅色恐怖的罪惡,死於高幹子女令人髮指的暴行,這一點在今天已無絲毫疑問。8月5日又係一個重要標誌性日子,毛澤東在這一天公開發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由此宣告劉少奇的死刑。8月18日,毛首次在天安門城樓檢閱數萬紅衛兵,打死卞的主要兇手被推舉為紅衛兵代表,在天安門城樓上為毛戴上紅衛兵袖章。毛對打死卞的兇手給予了鼓舞:“要武嘛!”這一基本史實,凡從嗰個時代過來的人,無人不知。從此兇手更名為宋要武,北師大女附中也改校名為“紅色要武中學”。8月23日起,紅色恐怖的暴行開始向全國漫延。8月24日,時任公安部長的謝富治,對他的部下告誡:“如果你們把打人的人拘留起來,捕起來,你們就要犯錯誤”。有人問“紅衛兵打死人點算?”謝的回答係:“好人打死壞人,係活該;好人打死好人,係誤會;打死了就算了,我們根本不用管”。公安部長一席話,標誌着一個社會完全進入野蠻、黑暗的時代。

文革結束後,卞仲耘的不幸受到人們廣泛的同情。其中一個原因係卞被人為添加了虛假的教師身份,同時淡化了她作為主宰教師生殺大權的中共基層頭目的真實身份。2009年,卞的銅像在北師大實驗中學(原女附中)的實驗室落成,打死卞的主要兇手則以“太子黨”與留美博士的雙重身份回國,在卞的銅像面前惺惺作態地默哀、憑弔,並向卞的家屬作了輕描淡寫的道歉。獨立製片人胡傑在記錄片《我雖死去》中,也係把卞當成優秀教師加以頌揚與懷念。網上大量關於卞受迫害文字在海內外廣泛傳播,但沒人注意到,文革中嗰啲在底層受到最野蠻殘害的教師和他們屈死的陰魂,至今依然係“沉默的大多數”。同時作為中共控制教師思想的學校最高領導卞仲耘,卻成了受迫害教師群體的代表。至今只要談起教師在文革中的悲慘境遇,人們想到的係卻係卞仲耘。在我看,這對無數受盡迫害與摧殘的教師而言,實在有欠公正。

美國著名華人牧師馮秉承,文革開始時係北京大學生物系學生。在佈道視頻中馮牧師講起一件事:北京某中學門房的校工,被懷疑有“歷史問題”(可能正因“歷史問題”而不許教書,只得當門房工),被紅衛兵抓起來批鬥、毒打,勒令交待“反動罪行”。這係1966年的冬天,氣溫約零下20度。被捆綁在操場旗杆的這位校工,遭受的係怎樣一種法西斯酷刑呢?紅衛兵先將一桶燒到沸點的開水,從他的頭頂澆灌而下,緊接着又係一桶近於冰點的冷水澆落去,再接着又係一桶開水……這係一幕喪心病狂、慘絕人寰的迫害,幾桶水落去,受害校工頭上臉上早已皮骨分離……

這個可憐的受害者,果然係“死了也就算了”。半個多世記過去,除馮牧師在佈道時提起外,人們早就忘了受害者曾經作為一個生命而存在的事實。還有上文提及的在街上被游斗、被毆打,只能一頭撞向汽車以求解脫的教師,還有無數我們根本不知情的受害教師。互聯網上甚至搵唔到他們的姓名,但他們每人都有自己一段極其慘痛的經歷。他們與卞仲耘不同,因為他們在強力專政的鐵蹄下,只能屬於被唾棄的異類或任人宰割的牲畜;他們的生命如同螻蟻一樣微不足道,人們不可能為他們建造紀念銅像,也不可能有人表示道歉。

當初迫害、毒打他們的兇手,也許早成為呼風喚雨的各級黨政領導,或係腰纏萬貫、二奶簇擁的官員,或係留洋博士、風光無限的成功人士之流。大批受害教師的苦難正在被一天天地遺忘,而曾經係中共基層組織中掌控教師思想的主要領導人卞仲耘,卻代表全體受盡迫害的教師群體,受到人們在互聯網上、在電子媒體上的廣泛懷念。這正係麥克爾‧博蘭尼(Michael Polanyi)在上世記指出的“道德錯亂”(moral inversion),其中充斥着對無恥與不道德的公然認可。

唔好用卞仲耘在遭受太子黨的凌辱與毒打時的慘相,去掩蓋卞在學校曾享有絕對統治地位的真實。如果講我對文革中深受災難的教師懷有10分的同情,那麼對卞的同情,充其量僅保留5分。原因在於,卞仲耘並非教師,而係控制教師思想動向的中共基層領導,因而也沒有資格代表教師。打死卞仲耘的主要兇手,其父系“無產階級先鋒組織”的重要成員,被打死的卞仲耘,也係“無產階級先鋒組織”的重要一員,雙方屬同一陣營。卞仲耘之死,似乎印證了惡魔史達林的一句話:“死一人係悲劇,死1000萬人只係個數字”;卞仲耘之死,完全可歸為自己人打死自己人。正如曾經係一人之下、億萬人之上的劉少奇,同樣因受迫害而死,也無法追究任何人的法律責任一樣。其中一個道理似乎在於,劉少奇在對其他人的政治迫害中,也從來就不會手軟。

卞仲耘又如何呢?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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