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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文輝:政府房子比學校好 縣長就地正法

大邑安仁中學(前身文彩中學)

劉文輝,民國時期軍閥,四川省邛州大邑縣安仁鎮人。1916年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畢業,投身川軍,漸成氣候。

1935年,40歲的劉文輝被侄子劉湘逐出成都,退據四川雅安,出任西康建省委員會主任。1939年1月1日,國民政府正式任命劉為西康省主席。西康省位於四川西部和西藏東部,作為省份,醞釀成立於1935年7月,消失於1955年7月,前後加起來,只存在了20年。著名的《康定情歌》就出自這個省份。康定城為西康省會,省主席劉文輝即在此辦公。劉主政西康十幾年,有一種奇異的現象曾經格外引人注目,那就是對教育的格外重視,而且重視教育已成為自上而下、實實在在的行動。劉文輝為什麼大力興教?這得從其主政西康的執政理念說起。當年,劉文輝執政理念共有16字:“勤儉為政、傾囊興教,開化民智、建設桑梓。”1939年,他到國立康定師範專科學校視察,特地發表演講,鼓勵學生們說:“你們這些學生,很有希望,很有前途,我們國家很需要你們,你們是我們國家的後起之秀。特別是我們這個康定、康巴地區文化素質比較差,希望你們好好地學習,把你們的文化程度提高,把你們的知識提高,將來為這個康巴做點貢獻。”

1939年,攝影師孫明經先生攝製記錄片《西康》,曾驚訝地發現,西康校舍大多堅固寬敞,相比之下,政府機構則破爛不堪。在影片中,孫老師使用對比剪輯手法,凸顯了這個特點。此外,他還拍攝了大量圖片,其中兩幅頗具深意。其一是德格縣小學生合影,背後是高大氣派的校舍,即使今天看,其校舍一點也不寒酸。其二是義敦縣長站在縣政府門前,縣政府不是大樓,而是石頭壘起來的平房,為了防止倒塌,兩根長長的原木支撐着它的前臉。如果不是孫先生對此做了注釋,今人很難相信這是縣政府辦公的地方。孫先生曾問縣長:“為什麼縣政府的房子總是不如學校?”縣長答:“劉主席有令,政府的房子比學校好,縣長就地正法。”為了表示對劉文輝的響應,當時的巴安縣縣長趙國泰就曾放下繁忙的公務,親自到當地小學代課教書,當起了國語老師。他的行動當時在西康地區起到了很好的示範作用。今天的德格縣依然偏僻落後,然而,70年前,那裡的校舍竟然這般的氣派,學生們更是朝氣蓬勃、精神抖擻,和當地惡劣的自然環境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真是讓人不勝感慨!當年,成都還有個建國中學,也是劉文輝建的。這個學校培養了大批地下黨員,羅廣斌(長篇小說《紅岩》的作者)、張露萍都是該校學生。

不僅劉文輝重視教育,其兄劉文彩也重視教育。

劉文彩,其人在毛時代幾乎無人不知,名氣比劉文輝還大。他是“無惡不作”的中國舊社會的首席大地主,但這樣一個惡名昭彰的人竟然也是一個熱心公益,痴心教育的人。上世紀40年代,他幾乎傾盡家財,在其故鄉安仁興建了文彩中學。

文彩中學佔地1000多畝,耗資2.5億(相當於40年代的200多萬美元)。建校期間,劉文彩事必躬親,已經快60歲的人了,還整天在為建校奔波。在文彩中學落成後的碑記中這樣記載:“自是役經始,公無日不親臨監視:嚴冬立雪,手腳皸皺;盛夏量材,汗常浹背,逮目堵皆興,不知耗幾許心血矣!”劉文彩對學校的建造質量要求極高。以學校禮堂為例。修建此禮堂時,劉文彩要求盡量大些,最後大到長28米,寬23米,面積約644平方米。禮堂的房頂不用一根橫樑,全是鋼材焊接。為此,他從成都請來了最好的焊接工人,買來了質量上乘的鋼材。如今。這個禮堂仍氣派不凡地矗立在學校內。

文彩中學建成了,其規模讓人驚嘆,別說一個縣級中學,就連大城市也不多見。1945年初,學校正式開學,包括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孫科、國民黨元老於右任在內的許多政要送來了賀辭、賀匾。中國最後一個探花商衍鎏更是佩服劉文彩的興學義舉,親自為文彩中學題寫了八幅對聯。開學典禮上,劉文彩當眾宣布:“學校成立之日,劉家對之不再擁有所有權和使用權”。劉家惟一保留的權力,就是對學校的監督權,及每年對學校的財務進行一次清理,僅此而已。口頭宣布後劉文彩還不放心,他特意僱人把自己的訓示刻在石碑上,把石碑放在文彩中學校園裡,讓天下皆知,以防後裔隱匿、篡改。

要辦一流的中學,自然要有一流的師資。所以,他又從成都及四川全省廣聘名師,師資之優,讓其他官辦和私立學校無法望其項背。文彩中學高男一班畢業生彭學鑫回憶說:“文彩中學的關鍵老師,都是成都甚至四川很有名氣的,教數、理、化、英語。比如教英語的吳世謙是華僑,英語棒極了,對我們的影響很大,真正學到了東西。”在教學設備上,劉也花了大本錢。文彩中學盡量增加圖書室的藏書量及其他文化醫療設施,還大量購進理化實驗儀器,以便學生可進行分組實驗。他還聘專人在安仁修造發電廠,給學校改善早、晚自習的照明條件。

文彩中學是一所真正的公益性學校,學費也非常低廉。據《地主莊園滄桑錄》記載,1945年春,文彩中學招收第一期學生300多人,全部免費入學。以後各期學生,每期學費也不過6斗米,比當時的一些公立中學的學費還要低。“文革”中有人對劉文彩晚年興學極盡謾罵之能事,說他辦學是為了培養剝削階級子弟,而實際上文彩中學的學生很多是貧苦農民子弟。為了讓窮孩子上得起學,除了低廉的學費,劉還設立一項“清寒補助金”,定向資助家境貧寒的學生,保證他們不會因家庭經濟困難而輟學。出資人除了劉文彩,還包括安仁鎮的其他士紳。前面提到的彭學鑫,當年因家庭經濟困難輟學,考入文彩中學後,他的學費和燈油費全部減免,所交伙食費也寥寥無幾,因此在該校順利地讀完高中,後來成了著名的機械專家。彭學鑫曾這樣回憶自己的母校:“文彩中學為川西平原及成都市培養了許多人才,特別是把許多貧寒子弟培養出來,這實在是不簡單的事。”

不僅對貧寒學生照顧有加,對外地學生,劉文彩也想得周到。抗戰勝利後不久,二十四軍分到八輛卡車(二十四軍為劉文彩六弟劉文輝的部隊),劉文彩立刻挑了一輛,當成了文彩中學的校車,專供外地學生上學、回家之用,避免學生長途跋涉的辛苦。

解放後,文彩中學被接管,改名為大邑縣中學,1958年,劉文彩被徹底“批倒批臭”,文彩中學又改名為安仁中學,並沿用至今。只是,如今的安仁中學,無論是面子還是里子,與當年的文彩中學都已不可同日而語。

劉文輝所言“政府的房子比學校好,縣長就地正法”以及他的所作所為,其中凸現的是對文化教育的敬畏和重視,這樣的現象當時並非西康省獨有,只是劉文輝對違反這種傳統的官員處罰最烈罷了。在川康地區,握有實權的軍閥儘管紛爭不斷,但卻有一個共同特點——格外重視各級教育,最喜歡建學校和豪華圖書館。不僅劉文輝如此,重慶市長楊森上將、四川省主席劉湘上將都如此

上述興教作為也並不完全是這些地方軍閥的個人之舉,同時也是當時民國政府的“國家之舉”。1935年,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通過決議,要在10年期限內普及義務教育。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對日戰爭一再失利,很多人認為,當務之急是抗戰,一切財政都應該投入到抗戰中,一時間,“教育無用論”大有市場。有的人主張將高中以上學校與戰事無關者,進行改組或停辦,讓學生應徵入伍,保家衛國;也有人主張把學校變成各種訓練班,以備戰爭之用;還有人認為“大學在炮火的熾煉中,變成抗戰的累贅,需要予以廓清”。在這關鍵時刻,從蔣介石和一些國民黨高級官員,都力挺教育。蔣介石在1939年3月召開的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訓詞中,提出了“戰時教育需作平時看”的觀點:“我們切不可忘記戰時應作平時看,切勿為應急之故而丟卻了基本。我們這一戰,一方面是爭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於此時期改造我們的民族,復興我們的國家,所以我們教育上的着眼點,不僅在戰時,還應該看到戰後。”陳誠則直接批駁“教育無用論”:“要知道教育是千年萬年的大計,所謂‘百年樹人’,一個國家,要建國,要強盛,就要培養無量數的人才,以為領導,以為中堅”;“教育是立國的根本,尤其當國家臨到存亡斷續的關頭,成為絕對的需要,這是一個國家最強韌、最可靠的生存力量”。這些着眼於國家民族長遠發展的教育講話和表態,糾正了一些人的偏激主張,維護了“抗戰”時期正常的教育教學秩序。教育,尤其是大學教育,不但沒有暫停,相反,還得到了保護——戰時大專院校學生享有暫緩服兵役的權利。

重視教育需要看得見的、真金白銀的財政支持。自抗戰爆發後,由於軍事開支的不斷增加和沿海發達地區陷落,關稅收入喪失,國民政府財政赤字極其嚴重。在這樣的情況下,國民政府仍然不放棄對教育的投入。隨着日本侵略不斷擴大,大批高校不得不被迫西遷,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等都於1938年4月遷至昆明,改稱西南聯合大學。這些大學生逃到大後方後,失去了經濟來源,為了確保他們繼續學業,國民政府教育部頒發《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戰區學生貸金暫行辦法》,用貸款的辦法支持學生上學。由於通貨膨脹等因素,這些貸金以後並未償還,這等於政府向學生無償提供了學費和生活費,因此貸金制隨後改成了公費制。對於中等教育也是如此。教育部於1938年2月建立貸金制度,貸款給家庭陷入戰區的中學生。1940年底教育部又頒發《國立中學戰區學生貸金暫行辦法》,到後來國民政府實行公費制,為教育完全兜底。

據侯楊方先生介紹,抗戰期間,由中學到大學畢業,完全依賴國家貸金或公費的學生,共達128000餘人,這其中就包括了“兩彈一星”元勛錢驥、姚桐斌、鄧稼先、程開甲、屠守鍔、陳芳允、任新民、朱光亞、王希季等9人,還有李政道、楊振寧這兩位未來的諾貝爾獎獲得者。抗戰期間教育經費在國民政府的財政支出中僅次于軍費,居政府財政支出的第二位。

由於政府對教育真金白銀的投入,在戰火紛飛的情況下,硬是為學生放下了一張安靜的書桌,學生不減反增。據侯楊方先生統計的數據顯示,8年抗戰期間,全國專科以上高校增加了31%,教員增加了48%,學生增加了99%。學齡前的兒童入學率從戰前的43.4%上升到了勝利前的76%,初等學校學生數量幾乎是戰爭爆發後的2倍。職業教育方面進步更加明顯,在校學生人數由戰前的7000人增長到了25000餘人。而這些成績,都是在艱苦的戰爭中取得的,是在國家喪失了大部分財源的情況下取得的。

其實,上述民國地方軍閥和民國中央政府的所作所為,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正如本文開頭所言:“教育,從來就是考驗執政者政治良知和底線的試金石,古今中外,概莫例外”。他們這樣做,不過是延續了一個執政者起碼應當具備的政治良知和底線,辦了一點人事而已。

但是,這樣一個底線,自從中國大陸“東方紅”以後,卻被徹底顛覆了。不說在紅太陽光輝普照的時代,教育竟然成為被整肅和專政的對象,一直被壓在最底層,即使文革之後開始了四個現代化建設,教育也未能翻身,在各個部門中,其地位依然比乞丐好不了多少。這從國家對教育的投入就可以看出。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93年的統計,1991年世界平均公共教育經費佔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比為5.1%,其中發達國家比例為5.3%,發展中國家比例為4.1%,最不發達國家的比例為3.3%,中國僅為2.3%。中國的這一比例一直到2012年才勉勉強強達到4%,但依然不及1993年世界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而就在這期間,中國的公款消費(吃喝、公車消費,等等)都遠遠超過了教育的投入。這真是:吃喝嫖賭都不差錢,就是讓孩子上學沒有錢!

一個政府對教育賤視到這種程度,的確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難道這也是“中國模式”?難道這也是“宇宙真理”?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博客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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