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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大選:中日暗中角力

2018年7月27日,柬埔寨首相洪森(中)在他的柬埔寨人民黨舉行7月29日大選之前的最後一次競選。

定於7月29日舉行的柬埔寨大選正成為中日兩個亞洲大國角逐在東南亞影響力的戰場。

此前,有媒體報道中國黑客攻入柬埔寨政府網站,並因此懷疑中共會幹預即將進行的選舉。這條消息被中共和柬埔寨政府反駁,在觀察家眼中也沒有引起任何漣漪。中共歷經60年的苦心經營,如今已形成對柬埔寨的全方位影響,並將西方政府和非政府組織漸漸擠出這個東南亞國家。而幾乎所有人都相信,在主要反對黨被解散、競爭對手流亡海外的情況下,柬埔寨現任首相洪森將贏得一場幾乎沒有競爭的選舉。如此局面之下,中共直接干預此次柬大選實在是沒有什麼意義。

當歐美國家紛紛斥責此次大選是一場“偽民主選舉”、表示將在大選前夕制裁柬埔寨之際,日本成為唯一一個仍然與柬當局保持密切接觸、並給予財務支持的重要民主國家。據報道,此次選舉期間,中共向柬埔寨全國選舉委員會贊助了價值2千萬美元的設備,包括投票站、電腦等,還將派出若干觀察員,而日本則捐助了一萬套投票箱,價值750萬美元。分析人士認為,安倍政府不希望將柬埔寨拱手讓給中共,卻可能因支持洪森政權而受到國際社會的壓力。

中共與洪森關係的轉變

中共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和柬埔寨首相洪森2018年1月11日在金邊舉行雙邊會談

中共謹慎經營與柬埔寨的關係是從1958年中柬建交就開始的,但是,中共政府與洪森的關係並非始終如今天一般的穩固。實際上,1988年,在越南支持下執掌柬埔寨政壇的洪森就曾公開聲稱:中共是發生在柬埔寨的“一切邪惡的根源”。洪森政權甚至將每年5月20日定為“國恨日”,這一天,在官方組織的群眾遊行中,人們高喊的口號是“打倒美帝國主義”和“打倒中國擴張主義”。

冷戰結束前夕,柬埔寨的政治勢力分化成為兩個陣營:一方是蘇聯、越南支持的洪森政權,另一方是中共、美國、東盟支持的“民主柬埔寨聯合政府”,這個聯合政府由波爾布特的紅色高棉和西哈努克親王為首的“奉辛比克黨”(FUNCINPEC Party)等三方聯合組成。

1971年中共頭號領導人毛澤東和二號領導人林彪在北京歡迎柬埔寨的西哈努克親王。

然而,正所謂國際形勢風雲變幻。1989年,戈爾巴喬夫訪問中國大陸,中蘇關係正常化。同年9月,越南軍隊全部撤出柬埔寨。兩年後,洪森政府與“民柬”三方簽署《巴黎協議》,柬埔寨內戰宣告結束。經過了一段短暫的、聯合國監督下的過渡政府管理,柬埔寨於1993年舉行了首次民主選舉,洪森的人民黨因得票數第二而拒絕承認選舉結果,最後各方達成妥協,由獲勝的奉辛比克黨推舉出的諾羅敦·拉那烈王子(Norodom Ranariddh)與洪森擔任共同首相。

洪森與中共關係的轉變發生在1996年,當年7月18日,洪森受邀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中方派出專機到柬埔寨迎接洪森,令其印象深刻,自此走上與中共“化敵為友”的道路。隨後的幾年間,柬埔寨與台灣斷交,中柬高層互訪逐漸頻繁,洪森與中共政府簽署了一系列的貿易和投資協議,中柬關係走向“正常化”。

柬埔寨吳哥古窟前面的獅子雕像。吳哥古窟管理當局2010年說,中共給柬埔寨600萬美元來修復一座衰敗的古廟

西方漸失影響力

1996年,中共邀請洪森訪問中國大陸時,共同執政柬埔寨的奉辛比克黨卻沒有受邀前往。有分析人士評論,中方的這一舉動是在調整對柬關係的立足點,中共認定柬埔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的實權人物是洪森,而不是此前與中共關係熱絡的柬埔寨王室成員。

果然,次年,洪森就發動了一場政變,將共同執政的奉辛比克黨逐出政壇,從而實現了在柬埔寨的大權獨攬。西方國家對洪森政府實行了有限的制裁,中共趁機大舉對柬援助,讓洪森感受到中共是他堅實的靠山。

西方對柬埔寨的制裁短暫而無力,實際上,在隨後的十幾年裡,歐美國家對於洪森的獨裁統治大多時都表現得漠視或模稜兩可。分析人士將西方的這種態度歸結為幾個原因,《外交學人》(The Diplomat)雜誌東南亞專欄作家大衛·哈特(David Hutt)曾撰文指出:一方面,西方認為,柬埔寨的穩定比民主更重要;另一方面,西方國家擔心,向柬埔寨施加更大的制裁只會導致洪森政權進一步投向中共的懷抱。

英國阿爾斯通大學(Ulster University)的東南亞研究專家大衛·羅伯茨( David W. Roberts)在他的著作《柬埔寨的政治過渡期,1991—99》一書中分析了當時的情況:西方的政治家們已經對柬埔寨的問題感到厭倦,畢竟,這個東南亞小國已經經歷了長期的動蕩,而且,是美國將柬埔寨這個中立國拖進了越戰的泥沼,西方國家對於干預這個國家的內部事務有一種負疚感。再者,柬埔寨國內的政治家當中,無論是西哈努克國王,反對黨領袖桑蘭西(Sam Rainsy),還是被趕下台的拉那烈王子,本質上都和洪森差不多,都具有“反自由、反民主和反多元化的傾向”,也就是說,在西方人眼裡,柬埔寨換誰上台都一樣。

羅伯茨在書中引用了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對洪森政變的評價:“為什麼我們(西方)要為柬埔寨人的內鬥而懲罰自己?”這種觀點很能代表西方政府對於柬埔寨政局的態度。時任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在洪森政變後不久宣布,聯合國“成功地幫助柬埔寨建立了可以促進穩定和經濟發展的國家機構”。羅伯茨評論道:安南的這一言論是國際社會在一系列複雜環境中掩蓋現實的最糟糕表現。

中共的支持使洪森毫不在意外界對其政權的批評,作為回報,洪森在南中國海問題上始終站在中共一邊,還在公開場合多次頌揚北京“不帶任何附加條件的經濟支持”,同時對西方“帶有各種條件的援助”表達出自己的不屑。中國逐漸取代了美國和日本,成為柬埔寨的最大貿易夥伴和最大外資國,柬埔寨也在進入21世紀之後,GDP連年保持7%左右的增長水平,從而更加穩固了洪森政權的“執政合法性”。

日本的戰略考慮和角色分工

當西方國家在柬埔寨的影響力逐漸淡出之際,日本作為一個民主國家,仍然堅守着這塊對抗中共勢力的陣地。尤其是最近兩年來,柬埔寨的政治環境愈加惡化,反對派領袖被監禁、被驅除出境、被禁止政治活動,西方非政府組織被強行關閉,異議媒體被封殺,而日本對所有這些都保持沉默,甚至對柬埔寨反對派要求日本撤銷對“偽選舉”資助的請願,也表現得充耳不聞。很多西方學者對日本繼續支持洪森政權提出過多次批評,認為日本遏制中共影響力的企圖不會產生什麼效果,這種長期的地緣戰略會讓日本失去民主國家對其的尊重。然而,面對這類批評,日本政府看似絲毫不為所動。

只有少數觀察家認為,日本在柬埔寨的堅守有着一定的意義。《南華早報》援引東南亞問題專家卡爾·塔耶爾(Carl Thayer)的話說:如果日本現在退出的話,柬埔寨將變得更加依賴中共,從而徹底結束了這個國家任何走向民主的可能性。作為支持柬埔寨大選的最後一個民主國家,“日本可能認為它有義務來維持柬埔寨與自由世界的聯繫。”

塔耶爾表示,“應該怎樣在中共崛起的地區保持影響力?肯定不是徹底切斷與柬埔寨的聯繫……這是一場漫長的競賽,應該讓日本保持其在東南亞的地位。”

實際上,日本政府的舉動正是源於美日同盟在亞太地區的分工所致。美日兩國在亞太地區形成了某種程度的默契。分析人士指出,美日兩國的這種分工基本上是美國負責軍事防務,日本負責經濟和投資----日本充當“胡蘿蔔”,美國揮舞“大棒”。美日這種分工不光體現在柬埔寨事務上,在緬甸、菲律賓、泰國等東南亞國家,美日都是運用這一策略來與中共爭奪影響力的。

人權觀察亞洲部副主任羅伯森(Phil Robertson)批評日本政府未能在人權問題上向洪森當局施加壓力,他認為:“毫無疑問,最大的贏家是洪森,他利用中共和日本的對抗,從中獲得最大利益。多年來,洪森已成為操縱國際援助的大師,現在,他正是這樣置日本於手掌之中。”

塔耶爾並不贊成這種觀點,他認為,日本可能現在處於和中共抗衡的下風,但他們還是需要(與柬埔寨)保持良好關係,為將來做好準備。中共和柬埔寨的“鋼鐵般友誼”不可能永久保持下去,“機會到來時,日本就可以一把抓住。”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秦瑞 來源:美國之音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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