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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們知道了自己的死亡日期和方式!

你和你認識的每個人終有一天會離開人世。一些心理學家認為,這一令人不安的事實一直潛伏在我們的腦海里,並支配着我們的所作所為,包括做禮拜、吃蔬菜、去健身房、生孩子、寫作和創業等等。

對於身體健康的人來說,死亡總是盤踞在我們的腦海深處,並從潛意識層面對我們產生影響。費城兒童醫院和費城大學兒科醫生倫理學家福特納(Chris Feudtner)說:"大多數時候,我們都察覺不到時間的流逝,也不會去思考死亡的問題。人們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應對眼前更加迫切的問題上。"

如果死亡問題上的這層模糊的面紗被摘去,也就是說如果我們突然知道了自己的死亡日期和方式,將會發生什麼?雖然這根本不可能,但是仔細考慮這個假想的場景,將會為個人和社會帶來啟發,指引我們如何更好的度過自己有限的人生。

首先,我們要搞清楚死亡是如何影響人們在現實世界中的行為。20世紀80年代,心理學家們開始研究,人們在意識到自己這樣的本質後如何處理潛在的焦慮和恐慌,如紐約斯基德莫爾學院的一名心理學教授所羅門(Sheldon Solomon)所說,我們只不過是會呼吸、排便和有意識的肉塊,隨時會死去。

"恐懼管理理論"是由所羅門和他的同事們為新發現創造出來的術語。這一理論的基本觀點是,為了緩解與生俱來的死亡恐懼,人們會信奉文化價值觀。這種價值觀使人感覺每個人都是這個有意義的世界中有價值的一員。

在1,000多次經過同行評議的實驗中,研究人員發現,當人們知道自己即將離世時,會更加堅守基礎文化信念並努力提高自我價值感。同時,人們還會變得愈發捍衛自己的信仰,並對任何威脅信仰的事物做出帶有敵意的反應。

任何關於死亡非常微妙的細節都足以觸發行為的變化。比如,電腦屏幕上僅閃爍了42.8毫秒的"死亡"一詞,或發生在殯儀館附近的對話。

這些變化會如何表現出來?當得知死亡迫近,我們會對那些在相貌、政治傾向、出生地和宗教信仰等方面與自己相似的人更加友善,而以更輕視的態度和暴力的方式對待那些並沒有什麼相似點的人。我們會對三觀相同的伴侶做出更深刻的承諾,而且更傾向於支持煽動恐外情緒的魅力型領袖。

你和你認識的每個人終有一天會離開人世。一些心理學家認為,這一令人不安的事實一直潛伏在我們的腦海里,並支配着我們的所作所為,包括做禮拜、吃蔬菜、去健身房、生孩子、寫作和創業等等。

對於身體健康的人來說,死亡總是盤踞在我們的腦海深處,並從潛意識層面對我們產生影響。費城兒童醫院和費城大學兒科醫生倫理學家福特納(Chris Feudtner)說:"大多數時候,我們都察覺不到時間的流逝,也不會去思考死亡的問題。人們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應對眼前更加迫切的問題上。"

如果死亡問題上的這層模糊的面紗被摘去,也就是說如果我們突然知道了自己的死亡日期和方式,將會發生什麼?雖然這根本不可能,但是仔細考慮這個假想的場景,將會為個人和社會帶來啟發,指引我們如何更好的度過自己有限的人生。

首先,我們要搞清楚死亡是如何影響人們在現實世界中的行為。20世紀80年代,心理學家們開始研究,人們在意識到自己這樣的本質後如何處理潛在的焦慮和恐慌,如紐約斯基德莫爾學院的一名心理學教授所羅門(Sheldon Solomon)所說,我們只不過是會呼吸、排便和有意識的肉塊,隨時會死去。

"恐懼管理理論"是由所羅門和他的同事們為新發現創造出來的術語。這一理論的基本觀點是,為了緩解與生俱來的死亡恐懼,人們會信奉文化價值觀。這種價值觀使人感覺每個人都是這個有意義的世界中有價值的一員。

在1,000多次經過同行評議的實驗中,研究人員發現,當人們知道自己即將離世時,會更加堅守基礎文化信念並努力提高自我價值感。同時,人們還會變得愈發捍衛自己的信仰,並對任何威脅信仰的事物做出帶有敵意的反應。

任何關於死亡非常微妙的細節都足以觸發行為的變化。比如,電腦屏幕上僅閃爍了42.8毫秒的"死亡"一詞,或發生在殯儀館附近的對話。

這些變化會如何表現出來?當得知死亡迫近,我們會對那些在相貌、政治傾向、出生地和宗教信仰等方面與自己相似的人更加友善,而以更輕視的態度和暴力的方式對待那些並沒有什麼相似點的人。我們會對三觀相同的伴侶做出更深刻的承諾,而且更傾向於支持煽動恐外情緒的魅力型領袖。

研究人員對一種叫做"死亡反思"的思維方式進行了研究。他們發現,讓人們不僅僅以一種普遍的、抽象的方式思考死亡,同時還讓他們思考自己將如何死去以及死亡對家庭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會產生截然不同的反應。

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會變得更加無私。例如,不管是否社會急需都願意捐獻血液,也更願意反思生活中遇到的各種好事和壞事。

這些發現揭示,知道死亡日期可能會讓我們更關注生活目標和社會聯繫,而不是下意識地固步自封。

薩爾斯堡大學(University of Salzburg)的心理學教授約納斯(Eva Jonas)表示,實現上述目標,需要"倡導一些策略,幫助我們接受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並將這些知識融入我們的日常選擇和行為中;了解生命的寶貴可能會加深人們對其價值的認知,並讓人們產生'我們都在同一條船上'的感覺,增進寬容和同情之心,並將防禦反應降至最低。

病態的人格

不管整個社會是否會經歷一個糟糕的或美好的轉折,我們在個人層面上如何回應死亡的召喚取決於個人性格和重大事件的具體情況。

諾丁漢大學(University of Nottingham)心理學助理教授布萊克(Laura Blackie)表示:"你越神經質、越焦慮,你就越受控於死亡恐懼,無法專註於其他有意義的生活變化。但另一方面,如果有人告訴你,你將於90歲在睡夢中安詳地死去,那麼你可能也不會太陷於其中,或者只是不屑地說一句,'哦,沒關係,繼續。'"

然而,無論生命是在13歲還是113歲結束,對絕症患者的研究可以揭示人們對於死亡的典型反應。

福特納說,接受保守治療的患者通常會經歷兩個思考階段。首先,他們質疑診斷結果,詢問是否無葯可醫,還是他們可以與之抗爭。

之後,他們會考慮如何充分利用剩下的時間。大多數人屬於以下兩類:要麼決定把全部精力放在盡一切可能戰勝疾病上;要麼選擇反思自己的生活,儘可能與所愛的人在一起做能帶給他們快樂的事情。

在假設已知死亡日期的情況下,同樣的過程可能會發生。"即使你知道自己還有60年的壽命,但你在最終的幾年、幾個月甚至幾天內也會有所體驗,"福特納說,"一旦時鐘走得越來越近,我想人們會呈現兩種截然不同的反應。"

那些選擇逃避死亡的人可能會沉溺於此,尤其隨着時間的流逝更是如此。例如,一個知道自己註定要被淹死的人可能會不停地練習游泳以獲得生存的機會,然而一個知道自己會死於交通事故的人可能會選擇不惜一切代價避開所有車輛。

然而,另一些人卻可能背道而馳——以自己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打破他們的預期死亡時間。在某種程度上,這能使他們對於整個過程擁有更多控制權。喬納斯和她的同事發現,當要求人們想像他們會飽受痛苦並漸漸死於疾病時,選擇用自己的方式結束生命的人會有更多的控制感,表現出更少的防禦性偏見與對死亡的焦慮。

那些選擇坦然面對死亡的人可能也會有不同的反應。一些人將會精神飽滿地充分利用剩下的時間,在創新、社會、科學和創業領域達到更高的高度。所羅門說:"我認為,知道自己的死亡日期能使激發出我們的潛能,同時還會帶給我們心理上的自由,讓我們能夠為自己,為我們的家庭和社區做更多的事情。"

的確,創傷倖存者的案例足以表明,意識到所剩時間是有限的,可以激發自我提升。雖然很難收集這些倖存者的基線數據,但許多人堅持認為,他們身上發生了深刻、積極的變化。"他們認為自己更堅強、聰明,更能看到事物積極的一面,也愈發珍惜生活,"布萊克說,"他們開始意識到,'生命如此短暫,總有一天我會死去,我應該充分利用它。'"

然而,並不是每個人都能表現出最好的一面。相反,許多人可能會選擇脫離現實,不再對社會做出有意義的貢獻,這不一定是因為懶惰,而是因為不知所措的感覺淹沒了他們。作為一名殯葬業者,《善終的秩序》的作者及創始人道蒂(Caitlin Doughty)說:"如果你知道自己明年6月就要死了,你還會寫這篇專欄嗎?"(可能不會)。

虛無感也可能導致許多人放棄健康的生活方式。既然死亡時間是命中注定的,道蒂認為:"我幹嘛還要吃有機食品,我要喝普通的可樂,而不是健怡可樂。也許我會嘗試吸毒,吃一整天蛋糕。我們的很多文化的主題都是如何延緩死亡,如何通過維護法律和秩序來避免死亡。"

所羅門認為,大多數人很可能會在極度興奮和虛無之間徘徊。可能前一個星期選擇頹廢地窩在家裡,吃一堆沾有乳酪的餅乾,在網飛(Netflix)上看下一季的《法律與秩序》,下個星期就跑去救濟廚房做志願者。但不管如何選擇,即使是最想得開的人,偶爾也會情緒崩潰,尤其是當死亡逼近的時候。

福特納認為:"改變是有壓力的。這裡我們討論的是每個人身上會經歷的最大的變化——從活着到死去。"

宗教的干擾

實際上,無論我們生活在世界的哪個角落,我們都會因為知道何時和如何死去而根本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更多的人可能會選擇接受治療,這將催生出一些與死亡相關的特殊領域。這可能會導致新的社會儀式和活動的出現。比如說,死亡日可能會像生日一樣被慶祝,但日期是倒數而不是增加。

現存的宗教將被徹底動搖,當精神覺醒被拋棄,邪教可能出現。道蒂說:"我們是否會開始崇拜這個告訴我們何時將死的系統?是否會向此系統提供祭品?把我們的處女女兒送出去?這絕對會破壞現有的宗教信仰。"

人際關係也必然受到影響。對於許多人來說,找到一個與自己的死亡日期很近的人將成為必然需求,而戀愛約會的應用程序將對合適的人進行篩選。道蒂說:"人們懼怕死亡的原因之一,是害怕失去所愛的人。這種恐懼總是大過死亡本身。如果我89歲才離開人世,那我為什麼要和一個40歲就會死去的人在一起呢?"

同樣的,如果能夠通過生物樣本確定死亡日期,一些父母可能會選擇流產註定會夭折的胎兒,以避免失去孩子的痛苦。而另一些知道自己活不過某個年齡的人可能會選擇不生孩子,或者相反,儘快多生幾個孩子。

我們還必須努力應付新出台的法律和規範。艾弗萊斯(Rose Eveleth)是Flash Forward播客的創始人和製作人(其中一集探討了類似的死亡日期假設)。據她所說,為了避免僱主和服務提供者的歧視,人們將起草關於死亡日期隱私的法律。另一方面,公眾人物可能會被迫在競選前公開他們的死亡時間(如果拒絕可能會引起公憤)。艾弗萊斯指出:"如果一位總統候選人將在上任後三天去世,那就需要引起重視了。"

即使沒有強制要求,一些人可能會選擇在手臂上紋上去世日期,或者將其記錄在軍牌上。發生緊急事故時,醫療救助人員就能決定是否需要進行搶救。

殯葬業也將受到深遠的影響——這個行業將迎合活着的人,而不是他們去世的親人。艾弗萊斯說:"殯儀館沒辦法再從那些沉浸在喪親之痛的人身上拚命刮錢。消費者能更好的利用這個權力。

在這個重要的日子裏,有些人可能會精心籌辦一場聚會,就像那些選擇安樂死的人一樣。另一些人,尤其是那些認為自己的死會為他人帶來傷害的人,可能會被迫在道德上或情感上孤立自己。艾弗萊斯說,還有一些人可能會選擇利用死亡來達到更高的藝術造詣或個人目的。比如,參演一部戲劇,劇中最終所有人都會死去的;或是為了所信仰的事業獻身。

如果我們知道自己的死亡時間和方式,生活方式將會發生深刻的改變。

道蒂說:"人類文明確實是圍繞死亡和死亡的概念發展起來的。我認為這(知道自己的死亡時間和方式)會徹底破壞我們的生活。"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寧成月 來源:BBC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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