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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日 講講我的好運氣

——高考日 講講我的往事

又是一年的高考日,在網上各處看見不少朋友的感慨和回憶。忍不住也寫點什麼,聊聊我自己的一點事情。

可以說,我能有現在完全是因為在人生不同的關鍵時期連續碰上了若干好運氣。

首先我沒有高考。估計要是我高考,幾乎沒有可能從山東考進北大。

我初三因數學競賽獲獎被選入當年分管教育的某位副總理辦的全國高中理科實驗班。當時,高考扼殺創造力,造成國家落後這類輿論非常流行。趕超的方法則當然是,廢了(至少大幅改革)高考實行‌‌“素質教育‌‌”。因此,該領導搞出了這樣的政策:搞每年100個左右學生,成立四個高中全國理科班,解除一切、任何升學壓力,只要選上了,從第一天就有國家政策保證,全都不用高考全部按自己意願上大學,愛上哪兒就上哪兒。目的是:考察在這種全無壓力的情況下進行素質教育,到底會出什麼結果(實驗結果我認為比較失敗)。

領導拍腦瓜,國家政策突然掉到我頭上,完全等於中彩票。所以別人高三在挑燈夜戰準備高考的時候,我正在清華附中抱着從清華大學舊書攤上掏來的方企勤數學分析做題——這不光是少受罪的問題,而且沒進大學已經奠定優勢。

而我初三那年為什麼數學競賽能獲獎——當然我數學本身學的也還行,但關鍵還是在於,那年的競賽,題比前兩年都容易,剛好都是我全能做出來的那種。這種考核線剛剛好劃在你的水平之下的感覺不知大家有沒有體會過。。。再早兩年,題就難得一塌糊塗,當時我省第一名為我北大數學系師兄柳聳,我記得非常清楚他得了138分(滿分140),而全省第二名則為118分。柳師兄是數學競賽屆傳奇人物之一,這是另一回事。

然後這還不是原因全部。那年最後一道是平面幾何題,一個中間步驟我以為很顯然所以沒有詳細寫出。閱我卷的老師覺得我有跳步,一下子扣了很多分。要是這樣我剛好在一等獎的分數線之下,也不會有去北京考全國理科班的資格。好在我自己的數學老師在青島的初中數學競賽屆有點發言權,他看了一下我的卷子就提出,這一步這麼顯然,這個學生別的題都答對了,不至於不明白這一步吧?他這麼一爭取,我的分全部加回去了,一下子變成了滿分。後來在省里的分數複核也通過了。所以整個事情一下子就完全不同了。

然後,為何我的數學老師會費心為我去找分呢?這聽起來很顯然,哪個老師不想為自己的學生多找回來幾分!但是並不如此。當時我的中學(19中)不是青島市最好的(二中),而青島市從古到今,所有的各類競賽獲獎者,幾乎全部集中在二中。偶爾有漏網的也在青島九中。我那所學校雖然也算重點,但屬於重點中比較差的一所,從來沒出過這方面成績。所以我的老師非常重視我。如果是在二中,那裡另有好幾位其他同學得了獎(後來其中一位獲得IMO金牌),他們數學都比我好。二中的數學老師當然是青島市中學教育屆大腕,但幾乎一定沒什麼動力再為我找回幾分。

而我為什麼不是在二中上學呢?這又是因為再三年前的一件事。當時(90年代初),青島小升初要按區劃片考試。每個區有一所重點初中。我所在的市南區,對應的重點校是二中。我那年不幸考試沒考好,比二中分數線正好差一分。

19中屬於青島市台東區的重點校。台東是青島的貧民區,老青島又稱‌‌“東鎮‌‌”,另一個貧民區是台西區,稱‌‌“西鎮‌‌”。光看這名字就知道這是青島傳統的城鄉結合部,是德國殖民建城後來此尋找生活機會的貧民聚居地。當時青島最大棚戶區仲家窪就在我校附近,是城市內澇的重災區(看多了青島下水管道里發現百年前德國人油布包好的替換零部件段子的人不會知道這些事。。。)。很多同學就住在裏面。

所以,哪怕我二中沒考上,按政策也只能上我區非重點中學,而不是上其他區的重點中學。所以我之所以能去19中,是我父母拚命活動的結果。

假設我當年小升初多考了一分,就會順利進入二中,也就不會有努力為我找分的老師。但假如我父母沒努力把我活動進入19中,而是上了市南區的非重點中學,我倒是相信我競賽也能獲獎,但那裡的老師又沒有足夠的權威去為我爭取。所以一切都剛剛好。這純粹是出於運氣。

而我父母為何又能把我送入19中,那也不是顯然的。我們家背景在青島屬於外來戶,爸媽是文革前老大學生畢業後分配和調工作輾轉來到這裡,連個親戚都沒有,並無什麼關係。靠的是舔着臉去求一切可以求的人。這裡面又有些好心人相助的情況不用說了,但最幸運的是這麼一件事:

當時事情辦到最後一步,19中已經表明了願意接收我的意向,但按當時青島官僚系統的潛規則,最後需要青島市某領導表個態放行,否則學校還是不敢做。所謂表態也不是官方下文件那種,只是去知會一聲,哈哈幾句,某領導沒有明確反對就行。看起來難度不大,但真正難點在於:可想而知,要去找某領導表這種態的,不只是我們一家,多了去了。某領導首先不勝其煩,然後假如都通過又覺得人數太多,也不太好。因此某領導一到每年這個時候,東躲西藏,他家地址也嚴格保密。而全市家長就會展開一場hunt某領導的行動。

第二天就要發榜,當晚,我父母綜合各種信息,已經找到了某領導家所在宿舍樓,但就是不知道是哪一家,也不知道在不在家,你問鄰居是沒用的。鄰居自然知道其中利害,誰會告訴你?況且,就算你知道了是哪家,但不知道誰是某領導,人家說不住這裡或者不在家你怎麼辦?所以,在樓下團團轉沒有辦法,幾乎就要放棄了。

但突然就有人和我母親打招呼,定睛一看原來是一位多年沒見的老朋友。沒想到他竟然住在這裡,就和某領導住鄰居!此人一聽說我父母來此的目的,馬上帶我們到了某領導家,並且隔着紗門看到了某領導,告訴我父母這位就是!因此當場hunt到領導,半小時後一切搞定。

先且不說這位老朋友在多年後神奇的在關鍵時刻出現,他到底為何能是我家老友,多年不見後還願意幫忙呢?這又得繼續上溯到80年代初的一段往事。

當時此人是我父母所在研究單位所設加工車間招的一位青年臨時工。該車間功能是幫助研究人員加工或修理一些簡單裝置,母親則憑藉自己機械工程方面的文憑在那裡擔任‌‌“技術員‌‌”。

那時老鄧剛搞‌‌“改革開放‌‌”,略為鬆動城市裡和戶口捆綁的傳統‌‌“國家單位‌‌”體系,出現了城市臨時工概念。這些人往往從農村或者城鄉結合部來,沒有固定單位編製,屬於受歧視的對象。在我父母那個人員多擁有大學文憑的知識分子單位,他們當然也是二等公民,大家不願搭理。但我母親心善,又也是農村出身,所以從來都和臨時工們平等交往,並盡量提供些幫助。臨時工有時外出干私活掙外快,想用一些車間的工具,母親剛好負責管理這些東西,總是給予方便。因此他們對母親非常感激。前面所說的這位臨時工大概也沒有在這單位干多久就離開了,但是這點感情一直記得。

所以父母80年代初因為歷史機緣和善心交到的朋友,近十年失去聯繫後,在90年代初的某領導樓下又出現了。我父母找到了領導,我順利進入了青島19中。三年後我的數學老師為我在數學競賽中爭回來分數,剛好趕上天上掉下的國家政策進入北京清華附中。再過三年避開千軍萬馬的高考獨木橋——別人高考的時候我正在清華附中宿舍里睡覺,字面意義上的躺着進了北大。再之後則是以此為基礎的人生經歷。

回憶起這些往事,我今天自我感覺過得還不壞,一方面有一定自己努力的因素,但如果不是人生關鍵時刻的若干運氣,也是絕無可能的。有太多比我優秀但是不如我走運的人,就經歷了多得多的艱難。

前些天和朋友談過美國著名的‌‌“虎媽‌‌”女兒上哈佛的事情。其實我對虎媽若干說法的反感在於,她幾乎沒有討論,自己女兒出身在這樣的家庭所佔有的結構性巨大優勢。可以說,了解點美國情況的人都知道,以虎媽的家庭背景,她的女兒上哈佛是件相當容易的事情。如果你了解到這到底有多容易,甚至會覺得為了此事居然花了這麼大力氣(虎媽書里描述的那些),虎媽簡直失敗。

正好有位這邊的北大師弟給虎媽的女兒做過家教講平面幾何,介紹說拿過黃岡難題難為孩子。這件趣事又讓我想起我之前東家工作時一位同組北大數學系師弟,黃岡中學畢業,高中數學競賽獲獎進入過冬令營——大概等於湖北省前六七名的水平。不用說,這是相當厲害的(比我強太多),我和他做同事,他的天分我天天感受。但是很後來才聽他講起之前的生活,了解了一些他在湖北農村所經歷的那些超出我想像能力的貧窮困苦。他現在做的非常優秀,但我不得不想像,如果之前他擁有的是哪怕稍微接近美國精英階層能提供的那種條件,又會有何種不同。這些精英家庭的孩子出來,輕鬆成為商界政界各種領袖。往往比他們更加聰穎很多的孩子,僅僅因為沒有家庭出身方面運氣,最後爭到的是為他們打工的機會。

當我們觀察這個社會為各種成功者,精英,‌‌“上等人‌‌”賦予的光環時,不應該忘記這些事實。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趙亮軒 來源:數字時代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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