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羅新聞網 新聞 > 民生 > 正文

徒步沙漠中產精英進ICU 徹悟人生

6月敦煌的沙漠沒有一絲綠色。天氣異常炎熱,旅行團還是來了。

有人說那天的地表溫度超過了50攝氏度,“站在那已經滋滋冒油”。齊志輝和四五十個同事分好組,穿上專業的護具,帶上對講機,在快到正午時進入沙漠,開始徒步。

這是繁忙工作中,一場期待已久的旅行。齊志輝畢業於名牌大學,是一家房地產上市公司的中層,有一個2歲的女兒。那是2016年,再過兩個月他就將迎來自己的30歲生日。

4個小時後,在距離終點200米的地方,齊志輝昏迷倒地,他在烈日下走了30公里,一刻未停。

前一晚的動員會上,他決定跟自己較個真兒,看到底能走多快,競爭前幾名。他給妻子發去信息:“我很緊張,我要往死里走。”

病人

醫療救援的飛機停靠在敦煌機場,齊志輝通過專用擔架登機,轉運到上海一家醫院。這架獵鷹2000LX遠程固定翼飛機的機頭,貼着紅色十字,機上的醫療裝備是目前世界上最先進的。齊志輝的同事回憶,飛機上有所有ICU(重症監護室)的儀器,可以進行手術。

廣西南寧首次開通空中醫療救急

轉到上海後,當醫院院長和公司的領導站在ICU的病床前時,齊志輝已經昏迷了50多個小時,誰也不知道他還能不能醒來。

齊志輝得的是熱射病,腎、肝、肺、心臟4個器官衰竭外加胃出血,還有橫紋肌溶解,他的血液已經變成褐色。

ICU里沒有時間,LED燈白天也亮着。滴滴答答的儀器報警聲響起,齊志輝的血液情況不妙,呼吸也微弱,搶救措施輪番上陣。如果再不醒來,醫生決定上呼吸機、做血透。

在作決定的最後時刻,院長用筆捅了捅齊志輝。

“挺神奇的,我竟然醒了。”

他看見病床頂上的燈光刺眼,看見兩張驚喜的臉,醫生指着老闆問他認不認識,“我當時比較懵,怎麼問我這麼奇怪的問題啊。”

在短暫意識的清醒後,齊志輝說的第一句話是:“我想喝橙汁。”含混的句子沒人能聽懂,除了隔着玻璃的妻子,她“讀”出來了。

其後幾天,老闆看望他時,聊了半個小時。後來老闆才承認,當時完全聽不懂齊志輝說的每句話。他舌頭不聽使喚,吃飯一嘴血、刷牙一嘴血,連說話都一嘴血。

疾病留下的痕迹還包括沒有行動能力,他拿筷子時,飯撒了一桌子,只能靠護工喂飯、洗澡。ICU的病床比普通病床寬敞,這樣便於給病人翻身,通常規定2個小時翻身一次,防止出現褥瘡。

齊志輝說話困難,因而也不願意跟醫生護士聊天。一個星期之後,他覺得無聊,找家裡要了個手機。發出第一條信息,他花了2個小時——眼睛重影,手機要貼在臉上看;手也一直抖,按鍵的輕重無法控制。

插着尿袋時,一個30歲男人的尊嚴讓他試圖自己下床上廁所,但“自尊摔碎一地”,根本站不住,“這他媽不是個廢人!”

他在ICU躺了22天,看不到太陽,也看不到天空。有一個小窗戶對着走廊,常年擺一個倒放的拖把。齊志輝高度近視,以為是趴着睡覺的人,他跟它“大眼瞪小眼”,心想:“這個人怎麼趴一天了?”

在住進ICU的第五天,齊志輝“瘋了”。他用嘴把輸液針咬掉,喊着“有人想殺我!”氯化鉀注射液他看成劇毒的氰化鉀,“誰想弄死我!”

突然失控、說瘋話出現在很多ICU的病人身上,一些醫院不得不把病人的手綁起來,以防他們拔掉維持生命的重要儀器。

南昌第三醫院ICU男護士周強,從衛校畢業就從事護士這一職業

出院時,母親煞有介事地做了個儀式。帶着紅紙袋,在病房裡轉了一圈。“以前我會惱火、凶她,現在只要她覺得心安,就行了。”

而立之年

這一場沙漠驚魂被齊志輝稱作“宿命”。大學讀書時,他學的是環境,對沙漠有獨特的情感,說沙漠是人類對自然糟蹋到極點的產物。在學校的BBS上,齊志輝的簽名是“層層堆積的黃沙像是幾千年積攢的地球的褶皺一樣,我喜歡這日積月累的沒有莊稼的梯田”。

“宿命之二”是他這些年工作順利,朋友挺多,不會有時間停下來想:人到底為什麼而活。表面開心,內心卻憂慮和焦躁,“我往沙漠走去,到最後,原先的困惑爆發到極點。”

畢業時,在小城當公務員的父親讓齊志輝考公務員,齊志輝考上了但不想去,“跟老父親決裂”。父親自認為自己過得還行,每每喝多,總會教育齊志輝,“你必須怎麼樣,才能像我一樣。”但齊志輝看父親的工作一眼望到頭,“小爺我要出來,只要不回家去哪都行。”

當年他投了很多簡歷,最滑稽的一次是應聘一個娛樂公司,到那一看就是一家夜總會招端酒的,他說自己做過什麼社會實踐、拿過什麼證書,“一些黃毛紋身的人冷冷地看着我,一句話沒說。”

後來他來到現在的公司做物業,誰家馬桶堵了、下水道壞了,打個電話罵一通,他就會被派過去修。有時也要挨家挨戶敲門收物業費,“付錢的人好像有道德優勢,就是懟你,看你不爽。”

靠着機靈勁兒,他被調去跑業務、拉客戶。他在4個城市駐紮過,第一次跑業務時,就被人罵得在車裡哭了半個小時。“那時心高氣傲的,哪裡受得了這個委屈,憑什麼跟你低三下四。”

後來“臉皮厚了”,“發現自己無所不能”。他學會了混酒、品茶;一個不抽煙的人比誰都懂煙;當時沒生孩子的他,比當爹的都懂新生兒這樣那樣的小毛病;沒去過中東,但攻略門兒清。

遇到項目集中的時期,他一天要喝三頓酒。“大概這輩子能喝的酒喝光了,出事後一滴酒都不能沾了。”

成為病人後,他有大量時間躺在床上胡思亂想,以前,他一倒在床上,想的是誰喜歡喝什麼酒,喜歡談哪些東西。“那時候過節送禮的單子丟了,幾天都睡不着覺。”

“我在那樣的生活中如魚得水、深陷其中,認為這就是我的生活。但又陷於一種糾結的痛苦,我需要陽春白雪、讀很多書、思考人生,但已經沒有多少時間和空間去想了。”

齊志輝有時會羨慕上幾代人,信息匱乏,目標單一。活着有時就是為了解決吃飯問題,有時是讓孩子上學。“他們比我們幸福得多,社會歷史給了他存在的意義。”

“死”過一次之後,齊志輝才第一次真切感覺到“我到底為什麼而存在,這僅僅是個開始。”

在出事的前一年,齊志輝工作調動到上海,他和妻子帶着女兒租了一居室,月租5000元。他的工作變成早期投資,做孵化器,每天參加路演,看過好幾百個項目。他說創業有時像個惡魔,年輕人把焦慮凝聚到創業上來,把人性弱點擴大化,“挺不能看的”。

“很多創業者身上誠實、踏實、執着做事的品質都沒有,只能描繪一種情緒和藍圖。”

尤其是已經融資過幾輪的一些人,很牛氣,身上缺乏敬重,不管是對人還是秩序,只崇拜表象的成功,“眼睛裏閃爍着未來我就是馬雲的光芒,現實中連一個雞蛋灌餅的小攤都管不好。”

“我們這代人,好像什麼都不缺,又好像什麼都沒有。”站在敦煌灼熱的沙漠里,齊志輝擁有一種從未有過的決心。“我前30年從沒為哪件事努力到極致,我們這代人也不知道該往哪個方向努力,意義是什麼。”

齊志輝固執地在沙漠里行進,既害了他,最終也救了他。

若是在失去意識時就倒在半路,一時半會可能沒人發現他,耽誤救治。“最終我出事是因為焦慮,在走到自己沒意識前的一刻,我感到一種解脫。”

那個異常炎熱的上午,他決定就那麼一直走下去,不給自己任何退路。途中有補給車來回開,救護車隨時能招呼,對講機一直開着,但他忘了它們的存在,內心的想法就是“不行,我得走”。

這讓他屏蔽了生理上的不適和痛苦,機體的警報被他忽略了。同行的人里也有中暑的,都在慢慢地走,感覺到眼睛睜不開時,及時就醫,“我確實沒感覺到那麼多”。

他翻過了小沙丘,也走過硬一點的石子路,在最後時刻,他完全失去了意識,沒有視覺、沒有聽覺、沒有感覺。

至少有兩個人證實,他在快到終點時“看着很奇怪”,有好兄弟想跟他一起走,說“志輝你別走那麼急”,但沒有得到回應。有人說他走得很兇,眼神狠;有人說他眼神獃滯,像死了一樣。

在失去意識前的最後時刻,齊志輝周圍沒有一個人,“有人我也一定要超過他”。“在變成行屍走肉之前,我是孤獨的。”

人間百態

齊志輝的新生命是從ICU里開始的。他的病房是一個單間,大約10平方米,擺了許多機器,顯得很擠。晚上10點,所有房間關燈休息。病人發出痛苦的呻吟,夜裡會死人。

一個ICU護工給病人剪指甲

清醒的時候,他試着去觀察。有些病人一直在喊“護士救救我”,“其實未必是緊急情況”。

最讓他難忘的是一個病情很重的病人,想見家裡人。醫生給家屬打電話,很氣憤地說,“人已經這樣了,你再不過來,兩天之後就沒了!”電話另一頭沒有給出積極回應。

病友是他“生病期間僅有的一些朋友,出來一個都沒見到過”。

“這裡閱盡人生百態。”安友仲是北京大學人民醫院重症醫學科主任,在ICU工作了24年。他坐在幾塊屏幕前,病人的心率、血壓、呼吸頻率、氧飽和度等是屏幕上不同顏色的曲線。

一位在ICU上班第一天的護士記下日記:各種粗細、各種材質的管道,插入他們的頭、胸口、腰背、尿道,引流出身體不需要的多餘液體,暗紅色、醬油色、鮮紅色、淡黃色。生命被這些出入水量控制,被一群數字數據所代替。有人光肚子上就插了13根管子。

蘇醒的病人面臨何種局面?直徑1厘米的管子插在嗓子,“嘴不能言,如鯁在喉,不吐不快,誰能夠痛快?”一些病人在被告知自己不能亂動後,剛點了點頭,其後還是要動,很少能忍住。

“把人當做人,不是當成細胞和組織。”安友仲說。他希望病房最好有窗戶,而不是LED燈,給病人時空定位,當他從昏迷中醒來,不容易出現今夕何夕的失控狀態。窗戶還要有豎的百葉窗,病人能看見外面,外面看不見裏面,還能通風。查房時,要叫病人名字,而不是幾床的代碼,叫名字是在不斷提醒對方,他姓甚名誰。

“國外有一項研究,數據顯示剛剛進入ICU的病人,第一天的睡眠有40幾次,這意味着一個小時有幾次睡眠,十幾分鐘就被吵醒一次,這是非常令人難以忍受的。”安友仲告訴記者。

“歐美病人拔掉管子的少,為什麼我們多,是因為我們耐受比歐美差嗎?其實是因為我們越來越缺乏信任。”

接受採訪時,安友仲的岳母剛剛去世,去世前住進當地ICU,“醫生的親戚對當地醫院也有懷疑,缺乏彼此的信任,歐美病人是‘我不懂,我把所有治療交給醫生’”。

在美國,一張ICU病床前有3位護士,而中國大部分医院裏,一個護士要照看四五個病人。非典時期,一個護士辭職時跟安友仲說:“主任,我有記日記的習慣,剛進科室的時候,您說ICU是朝陽的學科,一定有發展。我們很努力,給病人翻身擦背,100多斤,個個都腰肌勞損。”她說,下班後東西往地上一扔,床上一躺,根本不想動。剛結婚時,丈夫會給她捶背,時間久了人都受不了。

這裡離死亡很近。在一場清明論壇上,安友仲說自己是會場里見證過最多從生到死的人。“做醫生,誰沒有過五關斬六將的時候,但走麥城的時候談了嗎?有些病就是治不好的。”

“看病跟修車不一樣,任何小的病也不能打包票一定治好,上萬種疾病能治癒的沒有幾個。”呂傑是北京大學人民醫院重症醫學科的副主任醫師,他最怕聽到家屬問,“大夫你說這個手術是不是做壞了?”“手術做了九死一生,不做是有死無生。”

“其實沒有絕對的好人和壞人。”一些病人家屬打完官司,對安友仲說,“我對你個人沒意見,我也知道我們家這事跟你沒關係,但是我得要錢;癱在床上的病人,得要錢。”

下午有一個小時是家屬的探視時間,病床前有一些溫情時刻。老人彼此握着手,默默地趴在耳邊說一些話,不是愛你之類的,往往是孩子怎麼樣了,家裡怎麼樣了,吃了什麼飯。“那是一個很美的畫面。”安友仲說。

一個媽媽在ICU看望孩子,病重的孩子很高興,很吃力地側過身子朝向媽媽

一個昏迷了10多天的病人,大概無望。家屬蹲在醫院走廊的馬紮上,不願意走。到了探視時間,家屬撫摸着病人的身體,嘴裏一直在對他講話,講着講着眼淚就掉了下來。他詢問護士,“我撓他腳心有反應,是不是進步?”

事實是“病人隨時有可能不行了”。探視結束後,醫生找到家屬,一頓安撫,讓他們做一點心理準備。家屬愣愣地,聽完後,把一個剃鬚刀遞給大夫,仔細演示了用法,請護士幫忙給病人刮鬍子。

王玥是北京大學人民醫院重症醫學科的護士長,從業23年。“人能夠判斷出什麼是真愛。”一個五六歲的小孩,在ICU住了20多天,血液病。媽媽拉着王玥的手說,“您怎麼教育的護士,對我們孩子這麼好,擦乾了屁股,還給吹吹,還擦油,一點不嫌他臟。”說起這事,王玥哭了,“她是發自內心地理解你。”

“最怕看到這種小病人,醫生和護士從頭哭到尾。尤其當孩子特別乖時,很配合你。你看他那麼小,遭這個罪,皮膚掉得一塊一塊的,還在那玩遊戲機,意識不到自己快不行了,小孩沒有恐懼感。”呂傑說。

“主任總說,病人站在懸崖邊上,ICU就是那根繩,我們做的是把他拉起來,離懸崖越來越遠。”王玥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這出於一種本能,面對一個生命,人類的本性是救助。每一個醫生護士,都不希望病人在自己的班上死去,即便是病人主動放棄。

她見過一位孕婦,懷孕後得了肺癌,進展很快。病人一宿一宿地坐着,不停地咳,躺不下,也睡不着。她要求插管,這意味着凶多吉少。家屬反覆猶豫,在門外抱頭痛哭,抉擇起來太痛苦。

當一個生命體征漸漸走向衰竭時,護士會打開窗戶,“對死亡的尊重,希望他安然離去。”

這些年,王玥看到人對活下去的慾望如此強烈,沒人會說“我沒錢別給我治了”。有些家裡實在貧困,決定拉回家,病人沒法表達,只是默許。

窮困的人不會說“我沒錢”,只是一個勁兒地問,什麼時候才能出去。有錢人的家屬作起選擇來,少了些猶豫。王玥見過有位有錢人躺在病床上,“小三”抱着孩子來認爸;有人在搶救,律師進來做公證;還有炫富的,不吃醫院的小米粥,非要吃遼參。

“沒有任何一個人比醫生和護士更希望你活下去。”呂傑告訴記者。到生命的最後一刻,最親的人想的可能是其他的事,“銀行卡密碼還不知道,後續該怎麼處理”。

他見過,有的家屬頭一天跪在地上要求救治,沒過兩天,就又說要放棄,拒絕非常徹底。“在拒絕救治上,兒子比女兒要果斷。”

在這個科室,一年搶救有七八百例,平均一天有兩例。病人突然情況不好時,呂傑的神經會無意識地緊張起來。實習時遇到緊急情況,他從7樓跑上19樓,根本來不及等電梯。

他接手過一個高位截癱的病人,她的兒子胳膊上有文身,戴着耳環,說話不客氣,“看着不像好人”。呂傑估計他很快會放棄對母親的治療。在花了近百萬元之後,希望仍是不大,他說:“不行,我就這麼一個親媽,我得救她。賣房也救她。”

在ICU住了70多天後,這位母親終於摘了呼吸機,轉到康復醫院。之前欠了醫院30萬元,兒子賺一點,還一點,出院時已經還清。他果真把一套北京朝陽區130多平方米的房子掛出來賣了。

“那些說砸鍋賣鐵也要治的人,通常堅持不了幾天,這種人很虛偽,真正需要砸鍋賣鐵的人,不會張揚,他已經去砸了。”呂傑說。

“我剛工作的時候,家屬問的最多的是:我們家老爺子到底有戲沒戲。有戲就繼續治,沒戲就拉回家了。”安友仲說,現在,病人家屬常說的一句話是“我們家老爺子走着進來,怎麼躺着出去了呢?”

王玥遇到過一個中醫世家,病人需要ICU的呼吸機,“共同的職業,他們應該很理解,但不該發生的都發生了。”

病人尿在床上,家屬覺得護士看護不力,給了病人一根棍,讓他有事使勁敲。“跟我們說話,從頭到尾錄音,後來要封病例,告我們。在医院裏大吼,‘把病人治死了’,保安都來了。”

安友仲回想女兒出生那天,一位病人突然生命體征不好,他放棄休假,投入搶救,救了回來。一年後,病人因其他原因去世,家屬得知安友仲那天的特殊情況,在他女兒10歲前,每年那一天都帶着花去祝她生日快樂。

父親去世那晚,外院轉來一個病人,家屬都在美國。安友仲正陪着母親把父親送到太平間,病房一直打來電話,說家屬要求主任必須到場。安友仲還是去了,家屬不在,必要的治療只能“硬上”,“穩定住了”。後來同事告訴家屬,安大夫的父親昨晚去世了,家屬來道歉,安友仲把他們罵了一頓:“誰沒爹沒媽,就你有爹有媽!”不打不成交,之後醫患成了好友。

ICU的工作通常挺有成就感。安友仲的ICU病人死亡率是3%。他們進來的時候渾身不能動,臉上是淡漠的眼神,來探視的家屬轉一圈都認不出人來。出ICU的時候能開玩笑,有病人痊癒後來看望醫護人員,那種生命力讓人全然想不到他曾離死亡那麼近。

重生

齊志輝以前的微信頭像是一個繁華背景里疲憊的小人物,從ICU醒過來後,他換上了電影《終結者》的海報,那裡面有一句經典台詞,“I WILL BE BACK(我會回來的)”。

恢復的那段時間,他四處尋醫問葯,衰竭的心、肺、肝、腎逐漸恢復機能。出事兩個月後,他和家人一起度過了30歲陰曆生日,那天正巧也是女兒的陽曆生日,女兒黃色的發卡上有朵朵小花,噘着嘴等待吹蠟燭。

出事後,公司把齊志輝安排在海南休養。他重新獲得了許多已經遺忘了的作為一個健康人的感覺。他重新經歷自己吃進去的第一口飯,自己說清楚的第一句話,自己邁出去的第一步路,自己爬上去的第一階樓梯,自己寫出來第一個字……

剛開始走兩公里,他滿腳水泡,必須一個個挑破,撒上消炎水,第二天才能保持運動量。出事9個月後,海南那天的陽光正好,滿大街的車,齊志輝心情也好,“不如跑它兩步吧。”

當雙腿開始動起來時,“那感覺真好,正常的走和跑,耳邊的風是不一樣的。”

那天他只跑了50米,肺因此疼了2天,只要呼吸就無法入睡。但他感到快樂。

“小孩子知道跑之後,發生了很多改變,世界因此變小了。”他之前只能走,到哪裡都怯生生的,走路慢、範圍小,能跑之後,可以去更遠的地方。

除夕,媽媽在ICU外,陪沉睡了300多天的孩子跨年

再看《阿甘正傳》,他把裏面的每句話都融入了眼前的經歷和以後的生命,“我們把很多習以為常的擁有當做理所當然,當我承受着肺的疼痛和腿的慌亂,重新拿回奔跑的權利,我才真真切切地知道,要付出多大努力,才能收穫理所當然。”

齊志輝在而立之年獲得“難能可貴的平靜和跳脫”,“使我有機會以一種真正平靜和成熟的視角審視世界。我前所未有地感覺到,自我本身的存在。”有時候他一個人,走在沙灘上,海水突然湧向天空,腳底是軟軟的沙灘,海浪拍打着,他感受到無比真實地存在於這個世界。

以前,這種感慨只發生在吃完飯、唱完歌,半醉半醒的KTV里,當他“死”過一次,“死亡是實實在在的,頭腦里的籌碼,是最忠誠的朋友。”

當初,但凡錯過好的機會,他會懊惱難過,現在,任何可能後悔的時刻,他的頭腦里都有個聲音在說,“你他媽死過一回了,現在所有的東西都是白賺的。”

他說,“我們這代人,總是想着怎麼更快、更成功。”他的父親在經過“喪子之痛”之後,再也不會把想法強加於他,“有句老話,失去才知道珍惜”。

他討厭在朋友圈花式秀加班、潑灑雞湯,也不願意發一些歲月靜好的文字,更不願意絮絮叨叨總是守着這件事沒完。但在出事一周年後,他決定寫一首詩。

回首凝望以為人影憧憧

背後卻是面荒涼的鏡子

只有深淵於其中凝視着我

我也凝視着這深淵

……

我走在沙漠里

兵丁散卻蜃樓遁形

追逐着五千年的烈日

在這個天地顛倒的沙洲

我獲得了自由

“其實我們每年都過一次自己的忌日,只不過不知幾月幾日。現在我可以把6月12日作為那個特別的日子,時常反省自己將來是否有足夠的底氣面對死亡。”

兩年前的6月12日,敦煌大熱,這個年輕人決定往沙漠走去。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華 來源:中國青年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民生熱門

相關新聞

➕ 更多同類相關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