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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城市女性不願多生二孩

中國政府從上個世紀1979年末開始,實施嚴厲的一胎化政策,全國上下強制墮胎,強制結紮,超生罰款,給億萬中國人特別是婦女,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也使中國人口的自然增長陷入積重難返的困境。中國計劃生育委員會曾一度聲稱,一胎化政策使中國少生了4億人。

2015年10月,中共中央十八大五中全會作出決議: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

2016年一月,中國開始實施全面二孩政策,實施了近36年的一胎化政策終於成為歷史。

但歷史的惡果已然形成:中國社會人口老齡化問題嚴重,勞動人口下降,男女出生性別比嚴重失衡,光棍危機凸顯,不一而足。更令人擔憂的是,中國實施全面二孩政策後,出生人數不升反降,反映出育齡婦女生育意願較低已成為一個普遍的現象。

英國《金融時報》日前發表了中國人民大學助理教授靳永愛的署名文章,題目是:為什麼中國城市女性不願多生二孩?

文章說,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家庭生育決策影響機制研究》團隊分別於2016年和2017年在全國開展了全面二孩政策後的生育意願調查。2017年的結果顯示,計劃生育第二個孩子的女性比例僅為26%。

分析為什麼中國城市女性不願多生二孩,靳永愛的文章提出了幾大原因。一是生不起且沒人照料。據調查,在不想生二孩的女性中,超過三分之一的人表示“經濟條件不允許”。而“沒人幫忙照顧孩子”則是影響城市女性不想再生孩子的第二大因素。現階段中國托幼服務體系尚不完善,照料孩子的壓力完全由家庭承擔,目前的主流養育模式是由父母幫忙照顧,在調查城市的已育一孩女性中,有超過70%的父母幫助照顧過第一個孩子。在父母無法提供支持的家庭,照料孩子的壓力也成為影響生育的限制性因素。當然,現代女性也更注重自我發展和自我價值的實現,“工作壓力大”、“生育會影響職業發展”等也是調查中女性常提到的不生二孩的因素。

記者首先採訪到目前在中國的關注婦女問題的80後滑瑞女士,她說,現在城市婦女生育意願低,有性別平等的問題,也有養育成本高的問題。現在不僅是城市,即使農村的年輕人結婚也晚,還有選擇不結婚的,她的姐姐也是只有一個孩子。她說,這些人不願意生,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多年的一胎化政策改變了中國人,特別是年輕一代的生育觀念:

“中國從上個世紀80、90年代以來,開始宣傳計劃生育,給人們灌輸的是生孩子是一種負擔,人是一種負擔。尤其是現在80後的年輕人,如果兩個人都是獨生子女的話,既要養孩子,又要養多位老人,那他們肯定就不願意生。”

其實,滑瑞女士說,中共是用自己的方式,斷了自己的後路,以往是中共不讓這一代人生,現在,又讓他們去生。但中共已經把人們的價值觀和世界觀變成這個樣子,再去改變很難:

“比如我從小被教導的就是,我們中國地大物博,但人口眾多,一定要執行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我作為89後,有切身體會。”

記者詢問滑瑞,作為80後,她在生育問題上有什麼打算呢?她表示:

“我本人沒有孩子,最近和我丈夫在討論要孩子的問題。我覺得我吃的食品和呼吸的空氣質量都不好,讓人不放心,我為什麼還要讓自己的孩子處在這種環境下呢?將來也是只要一個就行了,現在我們還在糾結,這是由國內的生存環境決定的。另外考慮到自己的經濟狀況和感情投入,可能會比較辛苦,這樣的話就要一個。”

而且,在男女平權等方面,滑瑞女士認為,中國做得也不好。她說,她有朋友去應聘時,就被問想不想要二胎。如果你說要,你會在人力資源市場處於一個不利地位,這也使中國的社會更加男權化。她說,以往女性是家庭主婦,現代女性則是既要主內,還要象男人那樣出去工作,養家糊口,這也是女性不願意生二胎的原因:

“包括我身邊的一些朋友,有些人被迫放棄工作。即便你不放棄,一般男性回家後什麼都不幹,而女性下班後還要照顧孩子和老人,承擔更多的家庭責任。我作為一個女權主義者,每次看到這樣的情況,確實很痛心。”

英國《金融時報》刊登的中國人民大學助理教授靳永愛的文章提到,21世紀初,澳大利亞的一位學者彼得-麥當勞(Peter McDonald)就提出,生育率的下降與性別平等的發展歷程相關,他將性別平等分為外部性別平等(市場機構的性別平等)和內部性別平等(家庭內部的性別分工)。隨着社會發展,外部性別平等水平在上升,比如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勞動參與率提升、收入提高、在工作中與男性同等競爭;而與此同時,社會文化並未適應外部市場這種性別角色的變化,導致家庭內部平等仍然處於不平等狀態,“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家庭分工模式演變成了女性既需要“主外”又需要“主內”的局面,女性仍然是家務勞動、照料子女的主要承擔者。面臨工作、家庭平衡困境,女性生育的機會成本非常高,為了調和這樣的矛盾,女性的生育意願降低,生育孩子數量減少。於是,低生育率就出現了。

滑瑞女士在接受採訪時說,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生育離不開女性。她說,當年中國的一胎化政策導致女嬰被殺被棄,造成男女出生比例的嚴重失衡,這也是近十幾年來中國生育率上不去的一個原因。在農村,男性找不到配偶的現象非常普遍。她問到,如果人們連配偶都找不到,又怎能生育呢?

此外,滑瑞女士認為,現在畢竟中國女性承擔了更多的社會責任,她們的話語權也會有提高,為了事業選擇不生,也是生育率不能提高的原因。而且即使女性為了生孩子放棄工作,男性壓力也會增大,因為家裡少了一份收入,所以丈夫一般會尊重妻子不願意生的意願。如果生了二胎,一兩年內生活開支會很高,家裡再減少一份收入,這樣壓力會非常大。

中國婦女權益活動人士馮媛女士在接受採訪時也就此談了她的看法:

“如果我們不只是看出生人數或出生率,而是真的去了解女性的生育意願的話,現在確實蠻多元化的。當然,大部分女性還是願意生育,但可能不願多生,比如很多人已經接受只生一個的觀念。如果多生,經濟上確實是一個很大的負擔。現在家庭對一個孩子的投入,遠遠超出人們想像。”

除了客觀原因以外,馮媛女士說,現在中國的一般家庭靠一個人的收入不能養活全家,女性一般都會出外工作,但大部分的家務仍然由女性承擔。比如官方所做的有關中國婦女地位調查的數據顯示,雖然90%的男性表示願意主動承擔家務,但是70%的家務都是女性在承擔。而如果女性還要出外工作,她的生育意願肯定會受到抑制。

此外,馮媛女士說,現在大部分人傳宗接代的意識也沒有以往那麼強,這也是生育意願不高的原因。她接著說:

“我剛才也提到生育意願多元化,與此同時也有一部分女性出於各種原因,在適婚年齡還沒有結婚,她們或者沒有合適的婚姻對象,或者不想結婚,或者是同性戀而無法有法律認可的婚姻等等,但她們仍然希望不結婚的女性也可以有生育權。但目前我們的政策,只把生育權給了已婚女性。所以,在很多女性並不那麼願意生二胎的情況下,一部分沒有結婚的女性卻想生而不能生,因為法律和政策不予以她們這樣的權利。”

馮媛女士說,政府在兩年前全面放開二孩,它肯定是從人口控制的這個角度來把握人口政策的。過去中國長期進行計劃生育,是政府擔心國家養不活那麼多人,國家資源不夠。現在人們已經看到,未來不是人口過多,而是勞動年齡人口不足。馮媛女士說,其實知識界和學界做政策研究的人,早就在呼籲放開對計劃生育的控制,可是政府的擔心仍然揮之不去,所以政府的放開是姍姍來遲。

那麼,中國是否到了與世界接軌,全面放開由公民自主生育的時候了呢?馮媛女士對此表示:

“其實聯合國關於人口和發展方面的國際共識是生育意願,應該由婦女說了算,比如生不生,生多少。很多國家希望有對策來調節生育,鼓勵或者壓抑,這在很多國家都多見。但是象中國這樣用嚴厲的政策和懲處來控制人口,是絕無僅有的。不管是從中國人口發展的現實,還是從尊重育齡婦女意願的角度來說,其實都應該放開控制,由夫婦或者婦女來決定,包括沒有結婚但是想生育的婦女,都應當有這個權利。”

當被問到為了解決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短缺問題,中國政府在鼓勵女性生育方面可以做什麼,馮媛女士說:

“其實我覺得很簡單,一個國家的政府,如果真的想鼓勵生育,只需要做到兩點,雖然現在大多數國家都沒有做到。第一,是實行全面的性別平等,男女共擔家庭責任,家務和育兒,照料老人。這樣,生育對女性的影響就不像現在這麼大,因為現在的女性除了要十月懷胎,分娩哺乳外,照顧孩子的主要責任也在女性。所以,只要在性別平等上有所促進,生育就不是一個影響婦女發展的大的因素。”

第二,馮媛女士認為,國家要更好地承擔起兒童托幼,養育和教育的責任:

“因為生孩子主要還是為社會生,現在很少是為了家庭的傳宗接代而生。但是為社會生養孩子的責任,現在主要還是落在家庭身上,尤其是婦女身上,包括生孩子的母親,照料孩子的祖母和外祖母。政府要幫助發展建立3歲以前兒童的托幼系統,並鼓勵民辦,同時要進行質量監督。”

另外,還要改變教育制度,馮媛女士說,現在教育制度給孩子的壓力這麼大,也轉嫁給父母,尤其是母親,母親在指導孩子學業方面很花時間。一個家庭,如果父母不輔導孩子的話,孩子的學習就無法跟上。她說,這麼大的壓力,確實會使生育率和人們的生育意願受到抑制。

我們還採訪到了目前旅居美國的中國人口學家,《大國空巢》的作者易富賢先生。他表示,中國不僅是城市婦女生育意願低,農村也一樣低:

“因為2015年中國的生育率只有1.05,是全世界最低的。到2016年二孩政策時,國家計生委預計2015年是1.8到2.4。2017年是全面二孩出生高峰年份,但也只有1.25。2012到2014年,計生委預測全面二孩生育率會達到4.4到4.5,但現在看來只有1.2。”

這意味着,中國人的生育觀念已經被計劃生育政策徹底改變。事實上,易富賢先生說,不但婦女不願意生孩子,男人也不願意養孩子。許多人不願意生二胎,甚至第一個孩子也不願意爸爸媽媽生弟弟妹妹。他認為,中國幾十年的經濟模式,都是圍繞着一胎家庭來進行規劃的,即便現在允許生二胎,經濟模式也很難改變,成為慣性的延續:

“比如中國的高房價,高生活成本,老百姓根本養不起小孩。一方面不願意生,認為一個小孩就夠了,這個觀念已經是根深蒂固了,另一方面是養不起。歐美國家托兒機構在城市比較發達,也比較安全。中國以前是由父母帶,現在中國基本城市化了,父母在老家,來也不方便,而要在城市找人帶孩子很難,因為中國沒有配套的托兒機構,缺乏家庭託兒所,而且父母也不信任讓被人帶孩子,整個社會信用成問題。”

此外,易富賢先生指出,台灣和韓國生育率也低,但婦女的勞動參與率低一些,在家裡可以帶孩子。而中國由於長期實施一胎化政策,中國婦女的勞動參與率,在世界罕見地高,中國婦女忙裡又忙外,生孩子成為很大壓力。而且,易富賢先生說,中國一直把生育當成負面,而把財富作為衡量成就的標準。所以在中國,評價一個女性成功的標準是掙多少錢,他說,這種觀念和社會心態還是沒有改變。

而從全球來看,易富賢先生說,婦女的勞動參與率遠遠低於男性,這樣可以有時間帶孩子:

“上班時間少一點,可以兼顧家庭。在全世界,女性自殺率遠比男性低,男性自殺是女性的3.7倍,香港、台灣、韓國和日本男性的自殺率也比女性高。中國是全球唯一實施一胎化政策的國家,也是唯一一個女性自殺率高於男性的國家。由此可以看出,中國婦女的工作和生活壓力非常大。”

易富賢先生說,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已經徹底改變了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現在實行全面二孩,而沒有整個社會配套的改革,光調整人口政策,生育率不可能提高。

易富賢先生撰寫的《大國空巢》(全名為《大國空巢--走入歧途的中國計劃生育》),是反思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人口專著。在《大國空巢》中,易富賢先生打了個比喻,他說,中國人現在的生育觀念就如同一個跳蚤,把跳蚤放在桌面上,你一拍,它可以跳得很高,其高度能達到身體的100倍。但如果你把跳蚤放在一個玻璃瓶里,你再拍一下,跳蚤就跳到玻璃瓶的頂部。你再把它放在桌面上,再拍,它就不跳了,因為它已經習慣跳不高了:

“這和中國的計劃生育是一個道理。另外,比如馬戲團,大象被馴服後,已經習慣不跑了,即使身後有大火,它寧願被燒死也不跑了。中國的生育政策也是這樣,以前農民超生,被拚命壓制和罰款。現在農民已經習慣了,你想再放開,他不願意生了,和馬戲團的大象一樣。”

那麼,中國人口問題到底有多嚴重?給社會帶來了哪些危機?中國政府在實施了近36年的一胎化政策後,全面放開了生育二孩政策,又是如何考慮的?易富賢先生對此表示:

“中國人口政策除了決策的重大失誤,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人口學者的學術腐敗。從人口政策來說,這種學術腐敗甚至比決策腐敗還要嚴重,中國人口學家一次又一次地錯誤預測,來誤導中國的人口決策。比如認為中國不實行計劃生育的話,會出現人口過多,然後中國才實施計劃生育。”

易富賢先生指出,中國現在人口危機的現狀是,6.8個勞動力養一個65歲的老人。中國目前只有城市的4000多萬老人享受社會保險,由全國9億勞動力提供社保,社保基金已經開始出現問題:

“而到2030年,中國大概只有3.6個勞動力養一個老人,到2060年,只有1.2個勞動力養一個老人。也就是說,中國將有3、4億老人老無所養。”

易富賢先生說,現在中國有很多婦女不生孩子,認為婦女50多歲就可以退休了,以後靠社保,沒有問題。易富賢先生認為這是不可能的:

“今後婦女的退休年齡會不斷推遲,中國會是世界上退休年齡最晚的國家,因為中國今後將是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我們的生育率從2000年以來比日本和歐洲還要低。所以中國計劃生育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婦女,因為婦女壽命一般比男性長6、7歲,退休後再領不上養老金,加上疾病,再沒有孩子,婦女會非常凄慘。”

一胎化政策的另一個惡果就是男女出生性別比的嚴重失衡。易富賢先生說,正常的男女出生性別比應該是102到107比100,而中國現在是大約120比100,中國今後將有約4000萬光棍找不到老婆,導致光棍危機:

“這一方面導致婦女不安全,因為很多光棍虎視眈眈,社會不安全,女孩子晚上不敢出門。另外還會導致中國的信用卡和銀行貸款的借貸危機。比如在美國,如果你結婚了,你的汽車保險就會低一些,有小孩會更低,因為你是一個對家庭負責的人,一般也不會酗酒開車,你會考慮社會責任。如果沒有結婚,保險費就會很高,因為你沒有牽掛。”

易富賢先生說,很多人以為,中國的光棍危機是因為中國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事實上這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污衊。他說,中國的傳統文化並沒有象現在這樣重男輕女,中國傳統是重男不輕女,對女孩還是比較關愛的。比如中國漢字“好’的寫法,就是例證。他接着列舉台灣,韓國,香港和新加坡為例說,儘管這些國家和地區有中國文化的傳承,但由於沒有實行一胎化政策,性別比就相對平衡,目前大約是107比100,比平均水平稍高一點,但沒有象中國這樣高。易富賢先生接著說:

“在中國,人們生第一個小孩時願意生男孩,第二個願意要女孩,一兒一女。美國也是這樣,美國從1941年到2011年所進行的70年的調查顯示,如果只有一個孩子,40%的人願意生男孩,20%的人願意生女孩,美國男人54%願意要男孩,只有19%願意要女孩,但美國沒有性別比失衡。中國的問題在於一胎化政策,人們只能生一個孩子。其次,中國實行計劃生育,對生命的倫理底線已經喪失,墮胎不是什麼嚴重的事情,沒有對生命的尊重,也沒有道德的壓力,認為政府可以強制人們墮胎,個人也可以。而且正是由於中國政府鼓勵墮胎,所以導致中國出現選擇性墮胎現象。”

在易富賢先生看來,中國今後要鼓勵生育,任務很艱巨。他說,首先,人是有權利和尊嚴的,要改變人口是負擔的觀念,把人當人看,把人當作財富來看待;其次,要創造條件,降低養育成本,在房價,教育和醫療成本方面要大刀闊斧地改革,而改革難度會比1979年改革開放的難度還要大。第三,易富賢先生表示,政府要對建立幼兒園作投入,同時改變城市規劃。他說,中國現在城市密度太高,不利於生育。易富賢先生說,現在中國的城市都是圍繞一孩家庭規劃的。

今年3月13日,中國國務院提請審議機構改革方案議案,其中包括:不再保留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改為“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

3月22日,中國政府發佈《國務院關於機構設置的通知》(國發〔2018〕6號),設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

易富賢先生預計,中國在2018年會徹底廢除計劃生育:

“今年是中國的關鍵一年。中國在1981年正式成立計劃生育委員會,但是到2018年3月13日,中國政府的機構改革,計生委已經被撤銷,這是一個重大轉折。我預計,中國在2018年會徹底廢除計劃生育。現在地方計生委雖然還有,但隨着機構改革,地方計生委也很快會被撤除。”

易富賢先生說,這也是為什麼目前地方在拚命地抓計劃生育罰款,因為他們知道,他們馬上就要被解散,今後將不再有權利和機會了。

易富賢先生說,現在是黎明前的黑暗。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陳柏聖 來源:自由亞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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