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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立平:資本抽離與社會斷裂

在市場經濟中,國家權力、資本、勞工是三個最基本的要素,並由此形成一種最基本的三角關係。在這當中,資本與勞工的關係最具有日常性,也最容易引起人們的關注。在平時,人們更敏感於兩者關係的緊張與對立,但其實,兩者更通常的關係是互相依賴。由於前面所述資本的流動性強於勞動力的流動性,因此可以說,勞工對資本的依賴性要更強。而這一問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變得更為突出。

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已經一年有餘。在這期間,整個世界發生了許多重要的事情,甚至可以說整個世界也走到了一個轉折點上。回顧和消化這一段時間所發生的變化,也許可以使我們更好地認識當今世界所面對的一些問題。

當時,特朗普的當選,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所以如此,是人們忽視了一個重要因素的存在:美國社會的潛結構。即那個平時不發聲的、往往受到人們忽略的那個結構因素。從實體的角度說,他們主要是白人勞工階層和“農村中老年白人男性”。在這部分選民中,投特朗普的人數是希拉里的兩倍。從結構或相互關係的角度說,人們頻繁使用一個詞:撕裂,用以說明當前美國社會結構的一個特徵。

然而,恰恰是這樣一個因素,讓我們看到當今美國社會,其實也不單單是美國社會的一個值得注意的新特徵,即資本抽離所造成的社會結構的斷裂。

我們知道,現代社會結構中的一對重要關係就是勞資關係。雖然人們一直在努力尋找使兩者能夠和諧共處的機制,但由於利益關係,其間的張力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於是,人們看到的是工會、談判、罷工等等這些現代社會中重要要素的存在。在處理得比較好的時候,兩者的關係比較緩和;處理得不好的時候,兩者的關係比較緊張。然而這一次的情況卻與原來完全不同,這一次不是雙方關係的緊張,而是其中的一方抽身而去。

這個過程的基本背景是:隨着上個世紀末期蘇東劇變,冷戰結束,全球化的政治障礙被清除,原來實際上的半球化開始進入真正全球化的階段。在這個過程中,率先釋放出的是資本這個全球化的先鋒要素,使得資本開始具有真正的全球性特徵。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化資本的形成,意味着國界的淡化,資本無國界從理念變成現實。與此同時,這也就意味着全球性的資本在從本國的社會結構中抽離。

由此造成的結果,勞資的關係不是緊張了,而是坍塌了。由此,一種斷裂的社會開始形成了。

說到社會的斷裂,首先讓我們來看看什麼是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是通過什麼樣的方式將不同的部分連接在一起的?

這就是社會整合的機制。

法國社會學家德爾凱姆曾經提出過一對概念:機械聯繫和有機聯繫。他的意思是說,在傳統農業社會中,分工不明確,大家做着類似的事情,從而形成了大體相同的觀念、信仰以及生活方式。這種同質性和相似性把人們凝聚到一起。這就是所謂機械聯繫。

而到了近代,分工細化了,大家做着不同的事情,社會呈現出越來越強的異質性,這種整合的機制就失效了。但分工形成了互相依賴,種糧食的依賴做衣服的,反過來,做衣服的也依賴於種糧食的。誰都離不開誰。於是在這種差異性和互相依賴的基礎上形成了一種新的整合機制。他將其稱之為有機聯繫。

但我們要注意到,建立在這種異質性基礎上的互相依賴,往往需要一種封閉的環境。

有點類似於國內統一市場形成打破了過去傳統鄉土社會中的互相依存一樣,全球化的過程,特別是在美國這種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國家,則正在瓦解着有機聯繫建基之上的國內的互相依賴性。於是,人們看到美國的資本在與不發達國家的廉價勞動力形成了一種新的結合,美國的金融和科技精英與其他國家的藍領形成了一個鏈條。

這樣,就把他本國中的一部分人,尤其是藍領和部分中產階層甩了出去。這就是美國所謂社會斷裂的真正含義,而這種情況是不久前還沒有引起人們足夠重視的。人們對所謂建制派的怒火,對特朗普的支持很多就是來自這裡。而特朗普競選中的許多主張,以及就任以來所做的種種努力,尤其是重振製造業,鼓勵製造業資本回歸美國本土,甚至吸引外國資本流入美國,可以視之為修復這種機制所做的努力。

換言之,資本的抽離造成了美國原有社會結構的坍塌,從而形成一種全球化背景下的斷裂社會。

資本抽離所造成的問題,是因為資本、勞動力、居民這三者的流動性是不一樣的。

在空間的意義上而言,資本的流動性是最強的,特別是由於全球化資本市場的形成,資本的流動速度快,成本低。即使是資產形態的資本,由於各種資本運作形式的紛紛出現,其流動性也在明顯加強。其次是勞動力的流動性。其實,就勞動力本身而言,其流動性是極強的,但在現實中,由於勞動力是嵌入於各種社會關係和結構之中,其流動還是要受到各種牽制。而作為居民的流動性是最差的,這不僅僅是由於居住地改變的成本,更重要的是,在國與國之間,國籍是其中最重要的壁壘。

這三者流動速率的差異,形成了一種內在的緊張。當資本快速流動的時候,勞動力可能被甩在一邊;而當勞動力強行隨着資本而流動的時候,作為居民的家人可能被甩到一邊。美國憤怒的勞工體現的是前者,而中國農民工的兩地分居以及大量留守兒童的存在,體現的則是後者。

應當看到,目前的中國,無論是在國際的意義上還是在國內的意義上,也都在面臨著類似的資本抽離過程,以及資本抽離所帶來的種種問題。

在這當中,我們至少可以看到這樣的三個過程。一個是國際資本在中國的抽離。在這方面最典型的是蘇州。蘇州曾以大量使用外資而形成蘇州模式。而且這些外資主要集中在實業尤其是製造業領域。但這些年,隨着國內外種種因素的變化,這些外資在紛紛撤離。二是中國國內資本的抽離。不僅大企業在海外大規模投資,一些中小型製造業企業也開始將企業遷移到海外勞動力便宜的地方。三是國內資本在地區間的流動以及對特定地區所產生的抽離效應。

這種資本抽離的過程,也將會對中國國內的社會結構和社會生活產生重要的影響,這是很需要我們給予注意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資本抽離的情況下,社會結構變化會產生一種驅動力,這就是朝向民粹與極權的雙重變奏。下層被資本拋甩出來,可能會更加向權力尋找寄託,於是就為權力的擴張提供了社會基礎。這個問題也許將來我們還可以另文討論,現在只談一些最基本的想法。

我們知道,在市場經濟中,國家權力、資本、勞工是三個最基本的要素,並由此形成一種最基本的三角關係。在這當中,資本與勞工的關係最具有日常性,也最容易引起人們的關注。在平時,人們更敏感於兩者關係的緊張與對立,但其實,兩者更通常的關係是互相依賴。由於前面所述資本的流動性強於勞動力的流動性,因此可以說,勞工對資本的依賴性要更強。而這一問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變得更為突出。

在這樣的情況下,勞工所面對的是什麼呢?不是工資的問題,不是工時的問題,不是福利待遇的問題,甚至不是什麼公正不公正的問題,他們面對的是依賴對象抽離之後的真空,是在一對互相依賴的關係中由於其中一方的離去而導致的自己位置的消失。或者我們用另一種方式來說:人們社會地位最重要的變化,還不是上下的變動,不是地位的下降,而是被結構所拋棄。在這種情況下,靠向權力,希望得到權力的拯救,就成了他們最現實的希望。

達倫多夫在分析極權主義的時候指出,成為極權主義基礎的是這樣的一些人:他們在一種較為陳舊的結構中失去了自己的位置,卻未能在新的秩序中找到另一個位置;在這個意義上,他們是一些毫無地位的和失去根基的階層。

這種意義上的變化也許現在僅僅是一個開始,還僅僅是由全球化帶來的。如果再考慮到新技術和自動化帶來的可能衝擊,朝向這個方向的變化將會更為持久和強勁。這是在以前的時代我們所沒有面對過的。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孫立平社會觀察」微信號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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