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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1945

編者按: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0周年,美國之音製作紀錄片《穿越1945》,帶觀眾回顧八年抗戰的關鍵戰役,探索抗戰歷史的真相,並且藉由歷史人物之間的糾葛,剖析美中兩國在二戰期間的盟友關係及其如何影響今日的美中台關係。紀錄片帶觀眾走進台北的中正紀念堂和北京的人民抗戰紀念館,一同挖掘珍貴的史料。參與戰爭的老兵,主管兩岸事務的官員,著名歷史學者,以及戰爭英雄的後代,在影片中回憶戰爭時期的情景,表達真誠的情感。穿越1945,立足2015,這部影片努力呈現多元觀點,並還原史實,以史為鑒,讓今人避免重蹈覆轍。

第一章:飛虎隊緣起

前飛虎隊員陳鴻銓:窗外風景很好啊。

前飛虎隊員陳鴻銓:1945年8月15日,夜裡兩點多鐘,我正在睡覺,聽見“梆、梆、梆、梆,日本人!”我的頭髮都豎起來了,因為那個“梆、梆”表示日本人已經進來了,我嚇得馬上跳起來。後來還有:“日本人投降了。”喔,那“梆梆梆”原來是日本投降了。那好,頭髮馬上又下去了。

1945年8月15日上午10點,蔣介石在重慶發表抗戰勝利演說。

蔣介石原音:今天敵軍已被我們盟邦共同打倒了,我們當然要嚴密責成他忠實地執行所有的投降條件。但是我們並不要報復。

郝柏村回憶得知抗戰勝利的那一天。

前台灣參謀總長郝柏村:抗戰勝利的時候,我在重慶。那天,所有的信號彈、所有的爆竹都放光了!委員長廣播“以德報怨”的時候,他出來重慶街上的時候,我也站在裏面,我站在那裡看到了。

1945那年夏天,從重慶到紐約,美中兩國人民,熱烈慶祝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打過二戰的老兵,在美國被稱為“最偉大的世代”。70年後,他們已從意氣風發變成滿頭白髮,人們再次湧上街頭,向這群“最偉大的世代”致敬。

(5/25/2015美國首都華盛頓陣亡將士紀念日大遊行)

2015年,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了國殤日大遊行,台灣駐美代表沈呂巡獲邀出席,除了中華民國的國旗,遊行隊伍中還有一架繪有青天白日的飛虎機,坐在花車上的陳鴻銓,回憶當年駕駛飛虎機作戰的情景。

司儀現場音:下面出場的是95歲的陳鴻銓將軍,他是前中華民國台灣空軍副總司令,也是前飛虎隊的成員,1943年加入中美空軍混合聯隊,在中國戰區作戰,陳鴻銓將軍曾經擊落兩架日本飛機。

前飛虎隊員陳鴻銓:在昆明,老百姓在外邊看到飛虎機上畫的鯊魚,但是中國人沒有看見過鯊魚,昆明哪裡看得到鯊魚?他們以為這畫的是老虎,說這個是“飛虎”。所以“飛虎”這個名字是中國人、昆明人起的。

前飛虎隊員陳鴻銓:P-40太重了,日本零式機轉半個圈子就轉到我們後頭去了。我想我不跟你糾纏,我用我的大馬力、高速沖完了以後,用我的六挺點五零重機來打你。所以說叫Hit and Run“打了就跑、跑完了再回來”…利用加速度、重量…事實上,每一次空戰我們都是用“打了就跑”的戰術,所以日本人一下子被我們打垮了。

(華盛頓杜勒斯機場)

陳鴻銓在杜勒斯機場看到老友李其深,兩人打招呼。

前飛虎隊員李其深:是陳將軍呀!陳將軍您好。

前飛虎隊員陳鴻銓:你也要去台北?

陳鴻銓和李其深這兩位老飛虎,一見面就聊起了以前的“老闆”陳納德。

前飛虎隊員陳鴻銓:我們在中美空軍混合聯隊,我們都叫他OLDMAN(老大),他是我們“BOSS”。BOSS(老闆)說什麼東西,我們每個人都相信,OLDMAN(老大)有腦筋。

1937年5月,44歲的陳納德以美軍退役飛行員的身分來到中國。陳納德遺孀陳香梅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回憶說。

陳納德遺孀陳香梅:本來是說來中國幫忙訓練空軍三個月,沒有想到一來就是八年十年的時間,就留了下來。

1943年秋天,18歲的陳香梅在昆明與陳納德初次見面,當時她是中央社的記者,兩人譜出一段戰爭中的戀曲。

陳納德遺孀陳香梅:那個時候根本沒有想到會在一起,就是去報道他們的工作和貢獻。也沒有想到後來會和他戀愛、和他結婚。那也是非常動人的回憶

二戰結束70周年,適逢陳香梅90大壽,回首抗戰歲月,陳香梅感觸良多。

陳納德遺孀陳香梅:陳納德很有正義感,尤其是看到中國抗戰人民的苦難,他是非常感動的。

1937年的這趟中國之行,不但改變了陳納德自己的命運,也扭轉了戰局,對美中關係的影響更是延續至今。

1937年6月3日,時任航空委員會秘書長的蔣宋美齡,在上海接見陳納德,聘他為顧問,協助中國發展空軍。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陳納德拍發電報給蔣介石,主動要求協助中國抗戰。

1937年8月13日,淞滬會戰爆發。8月28日,日軍對上海實施戰略轟炸。美籍華裔戰地記者王小亭拍攝的這張照片,震驚國際社會,成為二戰的經典影像。

1939年5月3日,日軍對重慶發動空襲,當時親眼目睹重慶大轟炸慘烈景況的陳納德,建構出一套預警系統,保衛中國的大後方。

前飛虎隊員陳鴻銓:當時我們沒有警報系統,沒有警報系統。陳納德研究發佈警報系統,在旗竿上,放一個球表示預備警報,放兩個球就是空襲警報,放三個球是緊急警報,把球拿下來就表示解除警報。確實,這個系統建立以後,大家都曉得了,一看一個球,沒有吃飯的趕緊吃飯。看到三個球,就不能吃飯了趕緊躲起來。

抗戰初期,日軍掌握絕對空中優勢,陳納德離開重慶後,前往美國首都華盛頓,和作為蔣介石私人代表的宋子文向美方提出“航空援華計劃”。

台灣駐美代表沈呂巡:羅斯福總統1941年4月簽了一份行政命令,一個機密的行政命令,准陳納德不但可以有100架飛機,然後可以在美軍中間去招募飛行員。

前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卜睿哲:珍珠港事件發生前,美國就已經在經濟和外交上採取行動支持中華民國。羅斯福批准成立美國志願大隊(飛虎隊)。當時我們正在加強對日本實施嚴厲的制裁,在日益升高的壓力下,日本認為他們必須採取行動來突破這個壓力。因此如果沒有珍珠港事件,我們不太可能看到美國捲入二戰。

前台灣參謀總長郝柏村:珍珠港事件發生以後,就是我們中華民國同美國、英國正式成為同盟國了。我們原來是靠自己的力量抗戰,打了四年。現在我們同美國站在一條戰線上了。

台灣駐美代表沈呂巡:然後我也必須講,那個時候我們的外交辦得很好,其中主要幾個人物包括蔣夫人。

蔣宋美齡原音:我中國國民,正與諸君相同,不僅為吾人本身,且更為人類全體,希望有一較佳之世界

蔣宋美齡生前友人王冀:她(蔣夫人)講話就像美國南方女人一樣,美國南方女人講話是一般人最喜歡聽的,很charming(迷人),很可愛。她(蔣夫人)等於是一個南方美人,長着一張中國臉。

蔣宋美齡原音:吾人弗許侵略主義重招其魔首,以威脅人類代代相傳之最大寶物,即各民族所應享受生命、自由與康樂也。

前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卜睿哲:蔣宋美齡的演說非常具有說服力。為美國與中國同盟以及美國對華援助闡述了充分的理由。

蔣宋美齡生前友人王冀:國民黨想要一些飛機,美國沒動靜,一開始送了一批爛飛機去,蔣夫人來了以後,美國真的準備援助飛機了,來了幾百架,中國開始有一點希望的感覺。她回去以後,第二年走之前,又到白宮去再見羅斯福總統,羅斯福真的被她感動了。

1943年3月10日,羅斯福致電蔣介石,批准創立由陳納德擔任司令的第十四航空軍,並將陳納德的飛機增加到500架。蔣介石稱讚,夫人的能力,抵得上20個陸軍師。

陳納德曾在日記中寫下,他初次見到蔣宋美齡的印象——他說:“她將永遠是我的公主!”

陳納德遺孀陳香梅:陳納德對蔣夫人非常敬愛,蔣夫人也跟他非常親密,兩個人的友情非常值得珍惜。

陳納德外孫女嘉蘭惠(Nell Calloway):蔣宋美齡授予陳納德上校的官階。他原來離開美國到中國的時候只是上尉,但是蔣夫人說這樣不行,他必須是上校。初次見面他們就建立了特殊的聯繫。在陳納德的回憶錄中,他回憶那天,一開始他還以為蔣夫人是一位侍者,因為她就只是站在那裡,特別的美麗,後來他發現她的英文非常好,他很驚訝,以為她是翻譯,後來才知道她原來就是蔣夫人,陳納德十分震驚,我想他們初次見面就立刻建立起了非常特別的感情。

飛虎隊史研究者許劍虹:陳納德希望幫助中國建設戰後的現代化空軍,所以他就將國軍的第一轟炸機大隊、第三戰鬥機大隊和第五戰鬥機大隊,併入第14航空軍的指揮體系裏面,然後成立中美空軍混合團,傳授美式的作戰技術,融入美式的指揮體系中,同時也使中華民國的空軍成為全亞洲最親美國的一個飛行單位,到今天這個傳統也還沒有改變,這是陳納德很成功的一點。而且他在指揮混合團的時候,嚴格禁止種族歧視,不許有任何歧視。只要是低階的美軍看到高階的中國人也要敬禮。

陳納德遺孀陳香梅:陳納德將軍每一次看着隊員們出去,他都等着他們回來。陳納德將軍對部下們都非常、非常地關心。

陳納德外孫女嘉蘭惠(Nell Calloway):我的外祖父對人總是充滿熱情,他深愛中國人民,他的部下對他很重要。他在給我叔叔的家書中寫到,他將這些飛行員視為自己的親生兒子。他和他的每一個部下都建立了感情。他總是坐在那裡焦急地等他們從戰鬥中平安完成任務回來,就像每一個父親會做的那樣。這就是他對他的飛行員們的情感。

飛虎隊史研究者許劍虹:飛虎隊創造了一個奇蹟。喬無遏將軍曾說,飛虎創造了奇蹟,它讓兩個完全不同文化、不同種族、不同語言、不同宗教的飛行員,可以在一起像兄弟一樣打仗。它本身就是一個奇蹟,它在歷史上可能都很難見到。

第二章:被遺忘的盟友

牛津大學歷史教授芮納米德(RANA MITTER):我是芮納∙米德,《被遺忘的盟友:中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1937-1945》一書的作者。中國在二戰期間的經歷,是至今有關二戰這場最著名的世界衝突當中,最偉大卻不為人知的故事之一。西方國家過去70年來,竟然不知道二戰期間的中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這真的非常奇怪。

前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卜睿哲:我認為現在看來,中華民國的確是被遺忘的盟友,不過戰時並非如此,美國當時的想法或許是認為中國這個盟友並沒有達到我們的期望。

台灣駐美代表沈呂巡:羅斯福當時幫助中國,當然他也有他的動機。他希望中國在戰後成為一股穩定的力量,基本上美國對中國是非常同情的,出於一種真誠的同情。

前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卜睿哲:我們當時認為中國可以在戰場上貢獻得更多,也許並沒有考慮到國民政府在那場戰爭中所面臨的艱難處境。

台灣駐美代表沈呂巡:後來美國可能是把蘇聯戰場上盟軍的發展跟中國戰場上的發展作比較。那中國的確落後蘇聯抵抗德國的成果。但我們消極的貢獻是牽制了幾乎一百萬日本的軍隊,這一百萬日本軍隊如果送到南洋戰場,美軍子弟不知道要死多少。

前台灣參謀總長郝柏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英國打了6年,蘇聯打了5年,美國打了4年都不到,所以真正打了8年的是我們中華民國。我們陣亡了2個集團軍的總司令,2個集團軍總司令等於1個美軍的軍團司令。我們陣亡了8位軍長,我們陣亡了20位師長。

前台灣參謀總長郝柏村:中華民國國軍的一個基本思想,就是寧死不降!

台灣駐美代表沈呂巡:比京九國會議還沒有開完,蔣介石下令一定要死守,他甚至發電報給龍雲,龍雲是雲南的省主席,他讓龍雲派兵來。所以八百壯士的背後有一段外交故事。

前台灣參謀總長郝柏村:四行倉庫是我們最後的守衛陣地,最後我們達成任務了,退到蘇州河南岸,蘇州河南岸是租界。當時跟租界協商好了,他們當時知道我們的軍隊在那裡,這種固守的精神還是很了不起!

台灣駐美代表沈呂巡:上海是一個國際都市,如果上海完全失守,西方國家大概就不管你了,所以為了比京九國會議,當時中華民國派了五位大使參加,可以想見這個會議有多重要,幾乎開了三個禮拜,十九個國家參加,最主要是想請日本來一起協調停火。日本拒絕來,但是日本拒絕來以後,發表一個聲明譴責日本侵華。所以在那個時候看起來是一個外交上很重要的動作。

八百壯士的孤軍奮戰,不但粉碎日軍三個月滅亡中國的計劃,國民黨軍隊的表現也讓國際社會刮目相看,為美國後來援助中國提供了一定的信心。

前飛虎隊員陳鴻銓:抗戰的時候,我們覺得八年好漫長。

前飛虎隊員李其深:當時的八年,是我們年輕生命的三分之一,現在回想那八年卻猶如一晃眼。我們現在沒有再一個八年可活了。

前飛虎隊員陳鴻銓:別這麼說,你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前飛虎隊員李其深:當人們說:噢,你是飛虎隊的!我說,我是一隻垂死的老虎。我們都快成死老虎了…

前台灣參謀總長郝柏村:最近因為歲數大了,要體檢。腦部做掃描,醫生說你的腦部怎麼有金屬反應,原來是日軍當時給我的小彈片現在還在裏面。也許就是因為這個彈片,所以我70年前的事情都還記得。所以我還要謝謝這個彈片。

郝柏村的重返抗日戰場之旅,除了涵蓋華中、華北幾個主要會戰的地點之外,在華南行當中,也特別來到了飛虎隊的基地—昆明。

郝柏村回憶抗戰期間,帶領100名士兵前往印度接受美國援助的武器裝備,頭一次坐飛機,飛的就是美中兩國在印度與雲南之間的駝峰航線。

前台灣參謀總長郝柏村:當時坐飛機,我們很多兵。過了兩個山就到了。所以後來部隊到了,有些兵想家,逃兵逃了。後來印度人抓到了給中國人。我問他怎麼逃了,他說想回家。我說,家那麼遠你怎麼回家?他說沒有啊,就是過兩座山啊。原來飛機就飛了十幾二十分鐘。

從1942年5月開闢駝峰航線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為止,美中兩國在駝峰航線上總共損失飛機609架,犧牲飛行員1579人。

1942年被派往印度擔任教官的陳鴻銓,也曾經多次執行“飛越駝峰”的任務。

前飛虎隊員陳鴻銓:駝峰最高大概2萬多尺,最低大概1萬6千多尺。再飛高用氧氣多,不用氧氣絕對不行。所以只能在1萬6千尺的高度過去。

前台灣參謀總長郝柏村:駝峰空運三年,運輸了80多萬噸的物資,對抗戰的戰略意義很大。

前飛虎隊員陳鴻銓:假使說發動機不好,跳傘以後下面就是野人山了,絕對無法生還。所以大家把它當成一個很冒險的死亡之谷。

(台灣桃園國際機場)

2015年7月2日,陳鴻銓和李其深從紐約飛抵台北,出席台灣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的活動。

美台兩地的飛虎老兵齊聚一堂,回憶當年並肩作戰,生死與共的情義歲月。陳鴻銓想起1944年9月,中美空軍混合聯隊第三大隊第七、第八、和第二十八等三個中隊,聯合突襲漢口時遭到日機攔截的生死一瞬間。

前飛虎隊員陳鴻銓:我當時正準備要開槍時,一排子彈從我後頭飛過來了,很多子彈。我的僚機一看,覺得長機恐怕絕對完蛋了。我也沒辦法,馬上就翻下去,打了就跑嘛!我回頭一看,是一架P40,Flying Tiger(飛虎隊員),我自己人,是一個美國人。我心想大概我的飛機一定中彈了,飛不回去了。不過後來還好,空戰慢慢就完了,完了我們就回去了。我就問領隊:我要知道誰打我的?我非常憤怒,六挺點五零重機槍絕對會把我打下來的,還好我飛機一個子彈都沒有中。很奇怪,真的很奇怪。可能上帝留着我今天在這裡講故事。頭一次問,領隊沒有講。等第二次問。我的副大隊長在邊上,叫我過去。過去以後,他拉着我到柜子旁邊,打開一瓶白蘭地。拿個杯子倒一杯給我。我喝了之後,他說,寬恕是最高的榮譽。

(台灣園山飯店)

70多年後,陳鴻銓重新穿上仿當年樣式的飛行服,英姿不減當年,只是當時一起喝酒的戰友們大多都已經不在了。

前飛虎隊員陳鴻銓:很多老兵犧牲後,連名字都沒有留下。我並不是真正的英雄,我只是英雄的見證者,我來替他們接受(致敬)。今天看到這種情形,我們每個軍人都高興,我只是其中的一份子,但是那些沒有來的人,我們替他們來參加。

(7/5/2015台北松山機場)

前飛虎隊員陳鴻銓:我進空軍的時候有360多人,畢業只有108人,從美國受訓回來剩下98人,到了抗戰勝利的時候剩50幾人。現在就剩下5人,在美國就2人。我們非常高興能夠慶祝勝利70周年,但是我們也難過,很多同學都不在了。

(7/5/2015台中清泉崗空軍基地)

飛虎老兵的這趟台灣之行,除了參加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的戰力展示,也特別前往台中的清泉崗參觀,這裡曾經是美國在遠東地區最大的空軍基地。

前飛虎隊員李其深:看到這些戰機讓我印象很深刻,和我們在二戰中使用的飛機比起來,這些戰機要先進多了,但我們那時還是完成了任務,靠我們僅有的力量最終打贏戰爭。我在這趟旅程中遇到了老朋友,結識了新朋友,希望以後每個周年都還能再來見他們。只是不知道這個願望是否能實現。

(7/6/2015台北空軍司令部)

美籍援華飛行員朱安琪:這次回來,我覺得就像回家一樣。因為我回來的時候十幾歲。在美國來講,十幾歲還在上學。我回來以後,就不是在美國了,是在空軍裏面,由空軍把我帶大。所以我很感謝空軍對我的愛護。

1939年,年僅15歲的朱安琪,以旅美華僑的身分回國參戰,曾駕駛霍克三型與飛虎機執行多達72次作戰任務。朱安琪稱自己是中華民國空軍永遠的上尉。

美籍援華飛行員朱安琪:我14歲開始飛行,我記得只飛了十五個鐘頭就單飛了。後來空軍招考,招生第三期的時候,我就報名去考了。那時年紀比較小,我和家裡頭講,父親同意後,我就把歲數提高了兩歲。按道理來講這是不應該的事情。但那個時候心想救國要緊,殺敵要緊,所以多報了兩歲。

朱安琪在台灣的最後一天,想起了1939年那年夏天從軍之前,在舊金山的碼頭上和雙親道別。

美籍援華飛行員朱安琪:因為我父親也非常愛國,我也懂得他的心理。我回去是沒有預備要回來的。那時候就是一張單程機票one way trip,去了不一定能回來。家裡頭當然不說話,但是我知道他們心理特別(難過)。

記者:媽媽是不是也很難過?

美籍援華飛行員朱安琪:媽媽當然難過。但是我認為我做得很對。我們犧牲我們這一輩,下一輩可以安居樂業,有這個機會可以安居樂業。

記者:你這一生很曲折,最後在美國的營救之下你又回到了美國。但是回到中國參戰是不是改變了你的一生?

美籍援華飛行員朱安琪:這個也沒有什麼,戰爭稍微改變了一些,但希望我們這次犧牲了,希望下次就沒有了,就和平了,讓下一輩可以好好念書、做事,不要再打仗了!

第三章:烈士遺孤

(台北忠烈祠)

吉民立的父親吉星文在盧溝橋打響中國全面抗日的第一槍

國民革命軍第29軍團長吉星文之子吉民立:7月8號,我爸爸在一天之內要兩百個敢死隊(隊員),這個敢死隊真的是有去無回。因為那個時候的國軍就是三大件:大刀、盒子炮。盒子炮是德制的,可以打響十次,就是有十發子彈再來就是步槍,步槍還是兩人分一把。

國民革命軍第74師師長張靈甫之子之子張道宇:(抗戰)到了最後用的就是美軍的配備。那時候就是美式的配備,所以說子彈打得很快的。以前開始的時候,我們國軍的配備很糟糕。所以為什麼這麼多人去世呢?就是日本人超越我們國軍,不論是槍還是飛機。

國民革命軍副參謀總長白崇禧之子白先勇:七七抗戰之後,(白崇禧)八月四號就飛南京。一飛到南京,日本的報紙頭條登出來說:“戰神蒞臨南京,中日大戰不可避免。”

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鬍宗南之子胡為真:他(胡宗南)的部隊是中央軍,也就是國民政府最精銳的部隊之一。苦戰三個月,四萬人進去等到奉命轉移的時候,只剩下1千3百人,其他的都戰死在淞滬戰場上。

國民革命軍第74師師長張靈甫之子張道宇:那個時候,(張靈甫)最重要的一戰是萬家嶺大捷。他從山背偷襲出來,到山頂殲滅了1萬6千的日本人。

國民革命軍副參謀總長白崇禧之子白先勇:打敗日本人,擊敗日本人,(國軍)大勝,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台兒庄和崑崙關。這是其中兩場真正很重要的(戰役),都是我父親(白崇禧)指揮的。對全國的士氣(有很大鼓舞),讓全世界都刮目相看,這是很要緊的。

等於是整個國家,用英文來說就是galvanized,好像一觸電,全都起來了!

國民革命軍第九戰區第一兵團總司令薛岳之子薛昭信:三次長沙、長衡,他(薛岳)全部都經歷過。第一次長沙大戰,那個時候中央希望棄守,等他們過完之後再打回來。但是他認為一定要守,所以陳誠跟白崇禧就去找他談,白崇禧絕對是贊成放棄的,一直到那天晚上,蔣夫人大概也知道他們已經吵得不可開交,蔣夫人打電話來。

他(薛岳)那個時候回話是說:如果贏了,是國家之福;如果輸了,我就提頭來見。

國民革命軍副參謀總長白崇禧之子白先勇:最後湘桂大撤退,我們搭上最後一班火車。火車上面三層都爬滿了人,開都開不動。最後日本人在後面追。我祖母90歲,我外婆75歲,幾個老人,我的小弟抱在手裡,真是一幅流離圖啊!我們撤退桂林的時候,一片火海,

自己燒的,就是“焦土抗戰”,自己先燒掉!

國民革命軍第九戰區第一兵團總司令薛岳之子薛昭信:第一次長沙大戰完了之後,他(薛岳)寫了一份公文給陳誠說他要辭職,他說他晚上睡不着覺。在第一次長沙大戰之前,打的中間,我爺爺過世。他那個時候不能回去奔喪,所以一直等到長沙大戰結束幾個月之後,隔年他才回去把他下葬。這個過程一定對他來講應該是很辛苦。但是這些東西他都不寫。

國民革命軍第38師師長孫立人之子孫安平:那時候在緬甸行軍,他(孫立人)騎在馬上。那時候環境惡劣,有很多吸血螞蝗。在山區走的時候,馬肚子上已經吸滿了吸血螞蝗。最後那個馬受不了自殺了,跳下懸崖,我父親也就跟着下去了。可是他運氣不錯,托在了樹上頭。他們(隨行)本來以為他完蛋了,後來看他沒事,還在樹上跟他們搖手,才把他救上來。

國民革命軍第38師師長孫立人之子孫安平:盟國當時和國民政府聯繫,要求派部隊到緬甸去。財政部的稅警總團、緝私總隊抽調三個團,編成38師。記得那個時候是經過國界的惠通橋離開中國大陸到緬甸去。第一次作戰以後,退到印度去整訓然後反攻。

記者:美軍的飛虎隊也曾經支援過您父親的部隊是嗎?

孫安平:是,有很大的支援。(飛虎隊)不管是壓制日軍空中的兵力,兵源經過駝峰的運補,物資的運補,空投一些補給,給在叢林裏面迂迴作戰的部隊,這樣的支援都很多。

孫安平:史迪威將軍是他的長官,也是指揮他們的。他們互相配合得很好,溝通也很好。不管是二戰、還是二戰結束以後,其實美國的合作和援助,對中國都是蠻重要的。

第四章:尋找真相,止戰療傷

美中兩國在二戰期間的盟友關係,對美中關係的發展影響深遠,其中一位關鍵人物就是史迪威。

史迪威1942年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在作戰計劃以及戰略物資的分配上,與蔣介石、陳納德發生摩擦。

前飛虎隊員陳鴻銓:史迪威是中國戰區CBI—China Burma India Theater的參謀長。CBI戰區的最高統帥是誰呢?是蔣委員長。他(史迪威)是參謀長。他非常驕傲,非常驕傲。

台灣駐美代表沈呂巡:因為蔣介石和史迪威個性上的確是(不同)。一個是東方文化培養出來的人物,一個是西方文化。兩個人性格原來就不太相合。

前飛虎隊員陳鴻銓:他(史迪威)呢,是一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陳舊的思想,他對空軍的運用根本就沒有觀念。

前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卜睿哲:陳納德將軍堅信用空軍力量可以打敗日本。但是爭論的另一方是史迪威將軍和馬歇爾將軍,他們並不是不重視空軍,而是更強調從地面確保這些空軍基地安全的重要性。

1943年1月英美兩國與中國簽訂平等新約,廢除不平等條約,中國取得國際平等地位,晉陞四強。

不過蔣介石卻在日記中寫下“中美英俄雖並列四強,其實中國最弱,情勢有如弱者遇拐子、流氓和土霸!”

前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卜睿哲:二戰期間美中結盟的一些不愉快經驗,導致戰後兩國彼此都不信任對方。

1943年11月,蔣介石與宋美齡赴埃及首都開羅參加世界三巨頭會議。

蔣宋美齡生前友人王冀:開羅會議就是羅斯福、丘吉爾、蔣介石。本來只有羅斯福、丘吉爾和斯大林。斯大林決定不參加。斯大林當時並不喜歡蔣介石,丘吉爾也不喜歡他(蔣介石)。可是丘吉爾一看到宋美齡以後,他的態度就轉變了,因為開羅會議蔣夫人就坐在他(丘吉爾)旁邊,我曾經問宋美齡,她跟我說,丘吉爾這個老先生呀,跟他講幾句話,他就高興得一塌糊塗。

當時美國的戰略重歐輕亞,相較於美國對英國的援助,中國得到的物資很少,對華援助約只佔美國對外援助總額的1.8%。

而蔣宋美齡除了調解蔣介石與史迪威之間的將帥不和,也在開羅會議上居中斡旋。另一方面,陳納德也作為蔣介石的顧問出席了開羅會議。

前飛虎隊員陳鴻銓:我們委員長就跟陳納德講:他說,我們現在在這兒開會,但是我們常德快丟了,打得不好,你能不能想辦法,翻成英文是“if you could”,假設你能夠做的話,請你能不能想辦法派空軍(飛虎隊),來支援常德。

飛虎隊史研究者許劍虹:陳納德通過很多辦法支援被圍困的國軍。比方說(薛岳指揮)衡陽會戰的時候,用P-40空投子彈和糧食到前線去給國軍。他會想辦法去救國軍。

前飛虎隊員陳鴻銓:但是飛虎就是沒有油。

飛虎隊史研究者許劍虹:因為史迪威把他的一些重要的油料、資源放在印度,反攻緬甸。反而忽視了中國戰場本身的問題。如果那個時候他(飛虎隊)的空軍的數量、飛機和油料可以得到更充足的支配的話,我覺得後來“一號作戰”國軍敗得那麼慘是可以擋住的。尤其是史迪威還要求指揮所有國軍。這是一個很大的忌諱,你到任何一個國家這麼做,都是不太恰當的。史迪威後來也有點偏執了。他的一個幕僚叫多恩(Frank Dorn)寫過一本書,說羅斯福下令讓史迪威去搞一個“藍鯨計劃”暗殺蔣公。但其是後來證明這也不是羅斯福的命令,是史迪威自己的一些想法。因為羅斯福不可能去暗殺蔣介石。因為當時中國是那麼重要的一個盟友,中國牽制了一百萬的日軍,讓中國內亂對盟軍也不利。

1944月9月25號,蔣介石正式照會羅斯福,要求撤換史迪威。

前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卜睿哲:美國為了在政治上維持與中國的同盟關係,不得不撤換史迪威。

1944年10月19日史迪威去職。

台灣駐美代表沈呂巡:史迪威後來又是一個外交上的勝利。因為我們請他走路。

精於空戰卻不擅政治的陳納德,夾在互不信任的美中高層之間,壓力越來越大,終於1945年7月遞出辭呈,並且很快獲得批准。陳納德在辭呈上感嘆:時不我與!

陳納德遺孀陳香梅:這個(陳納德)在中國這麼大的聲望,大家對他這麼器重,也許好像遭人妒忌,是吧。

1945年7月30日,蔣介石在官邸設下晚宴為陳納德送別,並親自頒贈青天白日勳章,表彰他對中國對日抗戰的貢獻。

陳納德外孫女嘉蘭惠(Nell Calloway):當他(陳納德)離開重慶的時候,蜂擁的市民前來和他道別,以致人群推着車子走。司機都沒法開車,太多人來送別了。陳納德受到許多中國人民的愛戴。

1945年8月8號,陳納德離開中國。一個星期之後,日本昭和天皇向同盟國宣布無條件投降。日本代表重光葵在9月2日於東京灣內的美軍戰艦密蘇里號甲板上籤署《降伏文書》,麥克阿瑟以盟軍最高指揮官的身份代表同盟國簽字。

當時麥克阿瑟曾在現場問副官:怎麼不見陳納德將軍?

陳納德外孫女嘉蘭惠(Nell Calloway):他(陳納德)的心都碎了。他抗戰的時間比任何人都久。他是唯一從1937年就開始抗日的美國人。在日本投降儀式之前就被告老還鄉,無法參加受降典禮,讓他(陳納德)悲痛至極。

1945年夏天,陳納德帶着遺憾離開中國。蔣介石贏了戰爭卻輸掉國家。

這場戰爭改變了許多人的一生,同時也成為台灣命運的轉捩點。

1945年8月,毛澤東與蔣介石在重慶談判,這個時候的毛澤東已經掌握中國大片土地,轄區人口一億,並擁有一支將近百萬人的軍隊。

而接下來的國共內戰,也使兩岸在抗戰勝利70年後仍對這段歷史有着不同的說法。

前台灣參謀總長郝柏村:沒有抗戰就沒有今天的台灣,我們所有大陸和台灣的年輕世代必須要了解真相。我想抗戰真相的話語權在台灣不在北京。所以大家要了解抗戰歷史真相,一定要到台灣來。

(7/7/2015台北中正紀念堂)

台灣總統馬英九:對日抗戰共有268位將軍殉國,其中有七位是上將,中間還包括了中共當年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可見當時的戰役是有當時的八路軍、後來的新四軍參加,但是絕大部分的戰役都是由我們國軍所從事的。在十年前,當時中共的領導人胡錦濤先生,在抗戰勝利60周年的時候,曾經說過抗日戰爭的正面作戰是由國民政府所領導的,敵後作戰是由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這個想法至少比他們以前中共所說明的要更接近事實。但是,我們最近看到的一些大陸的報道又在強調抗戰是中共領導的。這一點我們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前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卜睿哲:二十多年來,中共執政的合法性有部分是奠基於他們自稱打敗日本拯救中國,但中共現在說他們是抗戰的中流砥柱,則是言過其實了,他們的確參與了一些戰役,但是牛津大學的米德教授和其他學術界人士現在的共識是,中華民國對日抗戰的貢獻比中共大得多。別忘了最終還是美國擊敗了日本。

前台灣參謀總長郝柏村:我們是亞洲戰場的一個主角,但是因為49年以後大陸情勢的變化,所以真正的世界大戰關於中國戰場的真相被掩埋了。

自稱抗戰老兵的郝柏村特別選在2014年7月7日這一天回到盧溝橋,尋找歷史真相。

盧溝橋,標誌着抗戰的開始,橋上百來頭獅子,70多年來,看着中國苦戰、看着中國勝利、看着中國分裂、看着中國崛起。

前台灣參謀總長郝柏村:他們讓我看什麼洛川會議,統一陣線,我問他們,最重要的《共赴國難宣言》在哪裡?他們說:我們沒有。

《共赴國難宣言》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於1937年9月22日發表的文件,當中提到改編紅軍為國民革命軍,受中央軍事委員會統轄待命出動,這份文件目前收藏於台北新店的國史館分館內。除了消失的《共赴國難宣言》,郝柏村還提出兩個疑問。

前台灣參謀總長郝柏村:大陸說抗戰是毛澤東領導的,那既然是毛澤東領導的,那為什麼開羅會議不是毛澤東去呢?為什麼最後受降,是何應欽來受降,不是朱德呢?

1945年9月9號,中華民國政府在南京舉行接受受降儀式,日本的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簽署投降書,向同盟國代表、中國陸軍總司令部總司令何應欽遞交降書。降書一開頭便寫着,日本“向蔣委員長投降”。日本降書的正本,目前收藏在台北的國史館內。八年抗戰,換來了一紙降書。蔣介石一生的功過,也與這場戰爭密不可分。

(7/3/2015桃園慈湖蔣介石陵寢)

前飛虎隊員陳鴻銓:想看的問題很多,想看的朋友也很多。但是我們更難過的是,沒有機會把我們所知道的事情告訴下一代。我相信我說的還不夠。

台灣空軍F-16飛行員林國裕:所有的工作人員對這些老師,基本上就是以一種跟家人一樣的感情,必須要給他最好、最安全的照料,當然最重要的還是要聽他講故事,然後跟他講笑話。他們是第一期送到美國,由陳納德將軍親自挑選,他們都是最優秀的,一回來就馬上加入作戰,當然戰功彪炳,卻也損失慘重。在那個時候他們都是最頂尖的人才,很年輕,都是20歲出頭就已經在空中血染長空。

前飛虎隊員陳鴻銓:我們本來70周年應該是非常高興,慶幸。而事實上不是,我們有悲憤、難過。悲憤與難過是因為我們被遺忘了。我們倒並不是希望大家記得陳鴻銓這三個字。我希望你們記得,曾經有一批人,空軍,那個時候冒險,置生死於度外,為國家奮鬥。

台灣空軍F-16飛行員林國裕:沒有過去的光榮歷史就創造不出榮耀的未來。你只有知道,我的爺爺曾經是個空戰英雄,你才會覺得,當空戰英雄是有他的價值所在,才會去延續他的精神。

飛虎隊史研究者許劍虹:這段歷史,延續自二戰的歷史,到今天,還是維持亞太地區穩定、繁榮和自由的一個重要的象徵意義。

陳納德外孫女嘉蘭惠(Nell Calloway):我的祖父熱愛美中兩國。他深愛着中國人民和自己的祖國。他在戰時為兩國付出了心血。他的故事是美中兩國流芳百世的寶貴財富。

(7/29/2015阿靈頓國家公墓/陳納德墓)

前飛虎隊員陳鴻銓:我痛恨戰爭,因為我親眼見證過戰爭。

國民革命軍第29軍團長吉星文之子吉民立:不容青史盡成灰,所以我們辦那麼多的活動,是要記取教訓,不是記取仇恨!

國民革命軍副參謀總長白崇禧之子白先勇:不能忘記的,不能遺忘的。我想這是前車之鑒嘛,如果這個歷史輕浮地遺忘以後,同樣的錯誤,還會重犯。

老兵不死只是凋零,我們不知道下一個十年他們會在哪裡,但是我們知道,他們的故事不能被遺忘。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美國之音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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