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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憲派的反叛是清朝滅亡的根本原因

1911年春,孫中山經過精心準備、革命黨傾全力發動的“黃花崗”起義以失敗告終,但半年後事起倉促的武昌起義卻“意外”成功。細細看來,成功的最重要原因就在於得到了以士紳、商人為主體的“立憲派”的支持。

紳商反正

10月11日,湖北革命黨人佔領了武昌城,清軍協統黎元洪被革命黨推舉為湖北軍政府都督,而政務、交涉之事,則期望湖北省咨議局議長湯化龍出面負責。湯表示讚許革命,儘力幫忙,可在政治和民事方面贊助,還提議通電各省請一致響應,以助大功告成。湯是具有全國影響的湖北立憲派領袖,他的表態,使湖北其他立憲派人士迅即以實際行動支援了革命黨,籌款捐款,維持地方。新政權的漸漸鞏固及湯化龍等人的通電,大大鼓舞了更多省份民眾和立憲派,推動了更多地方響應武昌起義。

首先響應的是湖南。武昌首義勝利消息傳來,湖南革命黨人焦達峰、陳作新等即與立憲派幾次秘密商議發難,雙方“握手共生死”。10月12日,長沙新軍起義,立憲派在城內響應。當晚,焦達峰、陳作新被舉為正副都督。“各商民人等,歡迎義師,異常鼓舞,致送豬馬牛羊者,不下數十起,紳學各界人等前往投效者,絡繹不絕。”

工商中心大都市上海的反正,立憲派的作用更大。11月3日,革命黨人發動起義,上海立憲派首領李平書等控制的商團武裝積極參戰,與革命黨通力合作,繼佔領上海縣署之後,又獲得攻克江南製造局的勝利。6日,成立滬軍政府,革命黨人陳其美出任滬軍都督,但一大批立憲派人士和商人在滬軍政府任職。上海是中國工業、商業、金融、外貿的中心,如果沒有商會和商團武裝的大力合作,僅革命黨人是難以取得起義勝利的,即便一時勝利,也難以長久維持。

江蘇是經濟發達、工商興旺、士紳力量強大的省份,因此,它的“獨立”更具戲劇性。上海反正消息傳來,江蘇士紳潘祖謙、尤先甲、孔昭晉、江衡先後遊說江蘇巡撫程德全響應革命,自保免禍。在他們的勸說、支持下,程德全終於在11月5日“獨立”,宣布“和平光復”。這月中旬,在全國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張謇堅辭清廷農工商大臣、東南宣慰使的任命,到蘇州出席省議會,蟬聯議長。

與江蘇獨立幾乎同時,浙江新軍也發動起義。在起義前幾日,參加了革命黨同盟會的咨議局議員、立憲派成員褚輔成即與新軍方面的革命黨人商定,推舉浙江咨議局議長、具有全國影響的湯壽潛為浙江軍政府都督。經過雙方努力,11月5日浙江起義宣告勝利。湯壽潛又聯合滬軍都督陳其美、江蘇軍政府程德全等通電已起義各省,商議成立聯合政府。

廣州長期是孫中山武裝起義的重點,但孫中山的多次起義全都失敗,此次成功,商人作用甚大。武昌起義後,革命黨人加緊軍事行動,攻擊廣州,發動各路民軍數萬人向廣州進軍。廣東的官、紳、商都看到了清王朝的統治已岌岌可危,焦慮怎樣來維護廣州治安。10月29日,廣州九大善堂、七十二行總商會召集各界人士開會,明確提出承認專制政府還是承認共和政府的問題。最後議決“公認共和政府”。11月8日,九大善堂和七十二行總商會聯合各界再行集議,要求兩廣總督張鳴岐獨立。最終,廣州未發一槍便宣告獨立。

四川立憲派人倡首保路,推動了全川保路同志軍的起義,成為辛亥全國反清運動的導火索。11月27日,成都成立大漢四川軍政府,舉四川咨議局議長、出獄不久的保路運動領導人蒲殿俊為都督。

從武昌首義至四川軍政府成立,50天內,共有14個省脫離了清朝的統治。清政府的半壁江山已去,為最後傾覆清廷,民國肇建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起義各省,立憲派、紳商都不同程度地協助了反清的“獨立”運動。相當一部分省份是以立憲派為主的,甚至某些省份還是立憲派獨自完成的。而立憲派的主體就是紳商階層。

立憲絕望

紳商是清政府的統治基礎,他們向來主張由上而下的立憲,反對激烈革命。而他們態度、立場的根本變化,則是清政府的政策步步錯誤所致。

1905年,國內外形勢使要求立憲的士紳越來越多,甚至一些官員也要求立憲。與此同時,革命派的力量也開始集結,成立了同盟會。反對革命的立憲派與革命派進行了激烈論戰,他們認為:“革命之舉,必假借於暴民亂人之力。天下豈有與暴人亂民共事,而能完成者乎?終亦必亡,不過舉身家國而同葬耳。”他們相信,只要人民要求立憲,清政府“終必出於讓步之一途”,可以實現代價最小的和平轉型。

1906年9月1日,清廷頒發了仿行立憲的上諭,確立預備立憲為基本國策。而且,僅僅過了5天,即9月6日就頒佈了改革官制上諭。對此遲來的順應民意之舉,國內依然萬眾歡騰,一些大城市甚至張燈結綵,敲鑼打鼓。學生、市民、紳商集會、遊行、演講表示慶賀,“何幸一道光明從海而生,立憲上諭從天而降,試問凡我同舟,何等慶幸!”人們自發撰寫的《歡迎立憲歌》表達了對朝廷的熱愛尊崇和對必然帶來暴力革命的反對:“大清立憲,大皇帝萬歲萬萬歲!光緒三十二年秋,歡聲動地球。”“和平改革都無苦,立憲在君主。”“紛紛革命頸流血,無非蠻動力。一人坐定大風潮,立憲及今朝。”

然而,事實說明清廷並不珍視此時對它來說極其珍貴的民情民意。由於內鬥激烈,為避免引起更大的動蕩,清廷不得不宣布了官制改革中的“五不議”:第一,軍機處之事不議;第二,內務府事不議;第三,八旗事不議;第四,翰林院事不議;第五,太監事不議。最後,朝廷裁定中央新官制只有少數舊部被裁併,但多數未動,最多只是改名,軍機處仍舊保留而不設責任內閣,宗人府、翰林院、欽天監、內務府等滿人所掌管的部門全部保留。

這次官制改革使人對清廷是否真準備立憲大起疑心,甚至有立憲派直斥其為“偽改革”、“徒為表面之變更”,“襲皮相而竟遺精神”。參與保皇會之憲政會組建的徐佛蘇當即評論道:“政界之事反動復反動,竭數月之改革,迄今仍是本來面目……”徐是立憲派的重要人物、堅決反對革命,他都如此看法,遑論他人。

事實無情地說明,這次行政改革的效果與清廷初衷正相反對,徹底失敗。不僅沒有緩解危機,反而加劇了危機。人們當然可以分析種種原因,如沒有開明且強有力的中央權威,利益集團毫無遠見、不願自己的利益受到絲毫損失……反正最終結果就是這樣,使堅決反對革命、堅持“保皇”的“立憲”派對它越來越失望,無奈地嘆其“反動復反動”,這也就不必更多地指責“革命”了。1907年初,梁啟超在《新民叢報》發表了《現政府與革命黨》一文,更是承認:“革命黨者,以撲滅現政府為目的者也。而現政府者,製造革命黨之一大工場也。”

清廷1908年秋公布的《欽定憲法大綱》以日本明治憲法為藍本,但“君權”卻比“明治憲法”擴大、“民權”卻比其縮小。在這種“憲法”框架下,再加清政府的“立憲”實際步驟一拖再拖,連以溫和的士紳為主的立憲派都指其為“假立憲”、“偽立憲”,更不必說廣大民眾和“逢清必反”的革命派的反應了。一向溫和的立憲派開始激烈地指責“政府寧肯與人民一尺之空文,不肯與人民一寸之實事”,開始號召“人民與之爭者,宜與爭實事,而不與爭空文”。從1907年起,立憲派就發起和平請願,要求開國會,而地方士紳和商界首領對“開國會”的要求更甚。在請願高潮中,梁啟超組織的政聞社也以全體社員名義致電清政府的“憲政編查館”,提出限期3年召開國會的主張。同時,風傳梁啟超要回到上海領導政聞社的活動。

面對如此局面,慈禧太后與支持她的頑固派官員認為任其發展最後無法控制局面,於是決定鎮壓。1908年8月13日,朝廷突然下旨查禁政聞社,並直指梁啟超。

朝廷如此嚴厲鎮壓政聞社,具有多重悲劇意義。首先,梁啟超一直與革命黨論戰,堅決反對推翻清王朝、極力為清王朝辯護,一直主張合法、體制內變革,最後卻被清王朝當做“悖逆要犯”而“嚴拿懲辦”。這對他個人來說,是悲劇,也是諷刺。更廣些說,也是整個“立憲”的悲劇,主張和平變革的立憲的精神領袖卻不能回國、還被清政府通緝捉拿,這本身就使“至上而下”的改革理論的說服力大大減弱,使信服“革命”的人越來越多。當然,更是清廷的悲劇,對一心護衛自己的改革者竟以“悖逆要犯”待之,政權內最高統治者一直對十年前內部“權爭”之事耿耿於懷,不僅不想方設法撫平創傷,不安撫當年因主張體制維新而受迫害的政治家,不讓其為敵所用,而是依然毫不寬容當年的政敵,仍把他們當作體制的敵人,最終,清政府失去了領導改革的能力與機會。

咨政平台

但是,面對社會各界越來越強烈的立憲要求,清政府再也不能充耳不聞,就在1908年夏與查禁梁啟超的“政聞社”幾乎同時,清廷在7月22日公布《各省咨議局章程》、《咨議局議員選舉章程》,並諭令各省限一年之內一律設立咨議局。但是,咨議局功能或性質非常含混,甚至有矛盾之處。這種含混和矛盾,是清廷對“立憲”態度曖昧、左右為難的反映。清廷一方面將其定為一個地方政府的諮詢機構,另一方面卻又規定了它有一定的立法權和監督地方行政、地方財政的權力,可對督撫的違法侵權行為向資政院控告……這些明顯又不是一個僅僅提參考建議的諮詢機構,具有相對的政治和行政權力,在一定程度上牽制督撫權力。不過,又規定督撫對咨議局議案有“裁奪”施行之權,所謂“裁奪”就是最後決定之權,如果否定,並不需要再交咨議局“複議”,這與前面的有關規定完全矛盾。作為“懲戒”之一的停會或解散,則是模仿憲政國家政府解散議會的做法,但憲政國家的政府是通過選舉產生的,而清王朝的督撫是朝廷任命的,強調督撫之權的實質是強調皇上的權力。

咨議局為立憲派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一展身手的平台,因此咨議局開議後議員政治熱情高昂。雖然咨議局“定性”有含糊、矛盾之處,但至少為他們提供了一個合法的言論場所,成為新的、重要的“公共空間”,而且,他們利用一切可能,爭取立法權和監督權,直接“干政”。

雖然時間不長,立憲派在各省咨議局和全國性的各省咨議局聯合會的議政活動,是近代中國政治現代化過程中地方民主政治的初步嘗試。在即將到來的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中,立憲派以咨議局為平台,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走向革命

從1910年1月起到11月止,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以地方士紳為主的“立憲派”發動了4次大規模的國會請願運動,聲勢浩大,遍及全國。儘管“開國會”的呼聲越來越響,一浪高過一浪,清廷就是毫不妥協,不願讓出點滴權力,拒不開國會,拒不立憲,反而採取越來越激烈的手段鎮壓立憲運動。清政府確已不堪救藥,對各種警勸充耳不聞,一意孤行,仍要大權獨攬,結果便是眾叛親離,真正“動搖國本”,最終垮台。

1910年6月,第二次國會請願被拒後,立憲派態度明顯激烈,公開號召民眾要“消滅政府假立憲之威焰”,“破除假立憲之狡猾”。他們和清廷權貴的關係,也開始明顯緊張起來。10月~11月第三次國會請願被拒,清廷嚴令請願代表“即日散歸”,不許在京城逗留。隨後,東三省請願代表被逐,天津學界請願同志會會長溫世霖被遣戍新疆。這樣,立憲派和清廷之間的關係已到破裂邊緣。

面對轟轟烈烈的請願運動與革命黨的活動,滿清權貴唯恐大權旁落,反而倒行逆施,更加集權,採取種種措施將政權、軍權、財權高度集中在自己手裡。正是在這種思維主導下,1911年5月8日,清廷利令智昏地出台了一個壟斷權力的“皇族內閣”。這個內閣由13人組成,其中9名為滿人,漢人只有4名;而在這9名滿人中竟有7名為皇族成員,因此人們將此稱為“皇族內閣”。這種“組閣”完全違背了皇族成員不能入閣當國務大臣的基本原則,實際向世人宣示清廷所謂“立憲”只是一個幌子、其實根本不願放棄一丁點權力的真實面目。此舉實無異於自掘墳墓,結果使作為其統治基礎的士紳階層與其迅速疏遠,最終棄它而去。

儘管如此,立憲派最上層領導不放棄最後希望,仍想走相互妥協的改革之路。於是決定妥協讓步,決定認可皇族成員違反規定任內閣閣員,但反對皇族充當內閣總理大臣,希望朝廷也妥讓一步。6月6日,他們將此議案提交清政府,但朝廷置之不理。咨議局聯合會於是再次呈請都察院代奏,同時公開發布報告書,指出皇族內閣“名為內閣,實則軍機;名為立憲,實則專制。”然而,皇族內閣非但不思悔悟,反而在7月5日副署的上諭中斥責聯合會議論漸進囂張,干預“君上大權”。

現在有觀點認為辛亥革命過激,缺乏妥協,然而史實說明,拒不妥協的恰恰是清王朝。連立憲派提出的皇族成員可違反原則當內閣閣員、但不可當總理大臣這種雙方各讓一步,最低限度的妥協方案清廷都嚴辭拒絕,其他妥協就不必談了。

而且,就在皇族內閣成立的次日清廷即副署實行全國民辦鐵路幹線國有政策的詔令。這一政策損害了民眾、尤其是投資最多的紳商的利益。於是,湖南、湖北、廣東和四川的立憲派立即領導群眾開展了保路運動,其中以四川最為激烈。結果,清政府反而逮捕了四川保路運動領導人、咨議局議長、具有全國性的各省咨議局聯合會副主席蒲殿俊,隨後在成都開槍打死三十餘名手無寸鐵的和平請願者。

上海是新式工商業最為發達的大都市,商人力量強大,也最先與革命黨接近。1910年第三次國會請願時,上海總商會推舉大商人沈縵云為代表參與其事,並求見慶親王奕劻,請從速召開國會。遭到拒絕後,沈“退而嘆曰:‘釜水將沸,而游魚不知,天意難回,請從此辭。’乃束裝返滬”。1911年春,沈在滬活動南北商團公會成立全國商團聯合會,舉李平書為會長,後又成立中國國民總會,沈本人出任會長,宋教仁、陳其美、譚人鳳等一大批同盟會員均是國民總會重要成員。7月底,由革命黨領導人譚人鳳、宋教仁、陳其美等人組織的同盟會中部總會在上海成立。在此前後,沈縵雲、李平書和商會、商團重要負責人王震、顧馨一、葉惠鈞等,都相繼參加同盟會,事實上已難分彼此,所以武昌槍響後雙方才能協同與清軍作戰。而貴州、湖南的立憲派也在1911年夏與革命黨人建立聯繫。

立憲派最後轉向革命,從根本上說是清政府拒不改革、拒不妥協、拒不放棄利益的結果。從清朝建立起,雖然朝廷親貴對漢人、漢族大臣一直防範很嚴,但至少形式上一直泯滅滿漢差別、矛盾。然而,從1906年秋改官制起,到1911年5月的皇族內閣的出台,它的政策總體上卻是利益高度集中化、並且利益邊界高度清晰化。使士紳、甚至一部分漢族官員也清晰意識到自己並不在這個“利益範圍”之內,自己並非清廷的“自己人”,產生強大離心力,不僅士紳走向革命,許多漢族官員在關鍵時刻也背叛了朝廷。

2011-10-10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中國經營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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