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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心武:優惠台灣人搞窮台灣地的「惠台政策」

無論如何,在這些思潮下,繞過台灣統治階級,直接對「讓利台灣人民」,讓台灣人「人心回歸」,就成為對台政策的新思維。除了以上的思潮梳理之外,毛澤東時期的口號「寄希望於台灣人民」,也被重新挖出來。

優惠台灣人搞窮台灣地的“惠台政策”(圖:公有領域)

中國人大政協“兩會”開幕前,2月28日,中國出台《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出招惠台政策31條,其中12項項涉及加快給予台資企業與大陸企業同等待遇;19項涉及逐步為台灣人提供與大陸人的同等待遇。總之就是要把台灣人“國民化”。在中國的宣傳中,這是給“台灣同胞”讓利,讓台灣人分享大陸市場與“經濟發展的成果”。

跳回20多年前,中國為了招攬台商,給台商各種優惠政策,堪稱超國民待遇。現在用“國民待遇”就可以令台灣人趨之若鶩。變化之大,不得不讓人唏噓。

當然,有的人認為這些是“假的優惠”,反而是“從超國民待遇倒退到國民待遇”,也小瞧了中國與台灣大眾的智慧。31條中給台商開放的是以往“超國民待遇”時期沒有開放的產業項目,對個人開放部分更是前所未見。總之,這些優惠確實對台灣人很有吸引力,這也是北京要繞過中華民國政府,直接爭取台灣民意的新措施。

中國新思路緣起是這樣的

歷史上中國的中央王朝,對“叛離”的地區無非兩招:“剿”與“撫”。前者就是武力進攻,不需多解釋。後者就是懷柔招撫。以前中國沒有“人民”的觀念,所謂招撫的對象都是對方陣營的首領或上層人士,或是給予金錢收買,或是給予加官進爵的許諾。《水滸傳》中宋江、晚明時期的鄭芝龍等都是這種被“撫”政策收買的代表。

到了20世紀,中共上台繼續強調“統一戰線”,其實質也是這種“撫”的延續。統一戰線的要旨,是籠絡對方陣營的上層人士,給予名譽、官職、或金錢,通過策反與拉攏上層人士而達到管治的目的。在進攻西藏的時候,中國先是拉攏了十世班禪喇嘛,又扶植俘虜過來的噶倫兼昌都總管的阿沛阿旺晉美,最後簽訂十七條協議。

“解放”西藏初期,又通過達賴喇嘛等實現對西藏的管治。對“收回”香港也是同一套路,“高度自治,港人治港”政策,首先就是通過對效忠的上層港人精英形成“代理人階層”,對香港實現間接統治。這種對上層港人精英的拉攏,就是新時代下的“撫”。

中國對台灣也多年沿用同一政策。葉劍英提出“葉九條”的時候,主要考慮的是保證當時台灣上層(即國民黨)的利益。比如“兩黨可以對等談判”、“統一後的台灣可保留軍隊,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特別自治權”、“台灣政界領袖可擔任全國性政治機構領導,參與國家管理”。這時的思路仍然是“撫”的一套。此後,無論是李登煇、陳水扁、還是馬英九當政,中國的談判(與拉攏)對象都是台灣的統治階層。

但這種通過上層精英代理人的“主撫”政策,在21世紀之後的中國學界、政圈、以及大眾中越來越受質疑。很多人認為,這樣通過拉攏上層的代理人管治,即無法得到當地人的人心,又無法真正把這些地區“整合”到中國之內,反而給“中間人”從中取利的機會,中央則“兩頭不是人”。

很大程度上,這種思潮的湧現與香港“一國兩制”實施中出現的問題有關。2003年香港七一大遊行反對23條立法,最後迫使特首董建華辭職。這對中國對港工作的官員打擊甚大,於是有組建“第二支管治隊伍”,親身上陣的計劃,後來就發展為“西環治港”。

值得指出的是,這種思潮同樣在民間盛行。由於新聞封鎖以及片面報導之故,中國很多人對民主派“反對一國”非常不理解;2009年香港興起的本土派“蝗蟲論”後,大部分中國人對“反中”的香港人更深惡痛絕。於是認為繞過香港上層,直接面向香港民眾才是正道。

讓台灣人“人心回歸”成為對台政策新思維

西藏“經驗”也屢屢被重提,儘管西藏與香港的情況有很大差別。反對“代理人制度”的人認為,中國在1951年與西藏簽訂十七條協議,“藏人治藏”,正是1959年“西藏叛亂”的主因。中國理應一開始,就直接“解放西藏農奴”,摧毀藏人的上層階級。

這種思潮的湧現也和毛派的回歸有關。在毛派分子看來,“主撫”的“代理人”政策是鄧小平時代的產物,是拋棄了毛澤東“群眾路線”的錯誤政策。這種說法經不起推敲,因為西藏十七條就是毛澤東主導的產物。

無論如何,在這些思潮下,繞過台灣統治階級,直接對“讓利台灣人民”,讓台灣人“人心回歸”,就成為對台政策的新思維。除了以上的思潮梳理之外,毛澤東時期的口號“寄希望於台灣人民”,也被重新挖出來。

這些思潮湧現與壯大的時期,正是馬英九當政八年。馬英九與中國關係很好,兩岸關係穩步緊密,中國沒理由明面上繞過馬英九直接面向台灣民眾。但中國也同時加緊直接拉攏台灣人心。

第一:在台灣收買媒體與豢養親共組織,從中國時報被收購後變紅、周泓旭共諜案、“白狼”返台充當打手等事件,都可以看到這種操作的模式,這裡不多討論。

第二:就是加緊與台灣“掛鈎化”。敝文《蔡英文的脫鉤化思路》曾討論到,在中國經濟力越來越強大之後,利用“掛鈎”後的經濟關係影響政策是成為中國戰略脅迫的重要方法。

2014年的《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實質有雙向的兩個目的。一方面,中國企業進入台灣,通過忠於中國的企業單位影響台灣的經濟、政治與輿論。另一方面,大批台灣人進入中國後,商人與企業家依賴中國的市場,更多的普通台灣人則依賴中國的就業與創業機會,可以預期這些人中的大部分以後都會成為中國的支持者。

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中止了服貿協議。雖然當時的關注點只放在“中國企業進入台灣”這第一個層面上,但事實上也同時封殺了第二個層面的圖謀。

在馬英九時代,中國不太好“拉下臉面”。但蔡英文上台以來,對九二共識不鬆口,令中國有了繞過中華民國政府,直接“招安”台灣人的理由。這次的惠台政策,其實可以視為變相地單方面實施服貿協議,不在乎台灣是否對等地開放,只在乎能否把台灣人拉到中國。

留住資金與人才才能振興本土經濟

這種“惠台”政策,實質上“優惠台灣人,搞窮台灣地”,也就是“窮台”。現在與十幾二十年前不同,台灣已經過了那個產業升級、資金過剩,需要向外轉移產業的時期(那時在中國投資對商人是好事,中華民國政府也鼓勵商人“走出去”)。但用現在“反全球化”的思維看,現在面對經濟空心化危機的台灣,把資金與人才留在本土,才能振興本土經濟。

隨着中國人力成本的增長,對外資的吸引力也在下降。正如習近平最近說的,人才是第一資源,中國本來就在打一場爭奪資金與人才的大戰。所以,所謂中國雖然口口聲聲說是“讓利台灣人”,實際上對自己也不無裨益。只是對國家來說,這種爭奪戰基本上是零和遊戲。

放在國際關係上,這種沒有談判與溝通就單方面的“優惠”措施是很罕見的。它不符合國與國之間的交往準則,不尊重他國政府,對外國人單方面開放就業市場損害本國人民的利益,這是赤裸裸地爭奪他國的資金與人才。但這在中國看來,反而都沒有問題,因為在中國看來,兩岸關係從來不是國與國的關係。

再從另一個角度出發,“惠台”政策給予台灣人“國民待遇”,是要製造中國管轄台灣人的“現狀”。在國內層面,它與中國近年來單方面對台灣人實施“司法管轄權”(如從外國電信詐騙案嫌疑人遣返到中國,李明哲入罪中引用其在台灣的言論等),發行身份證大小的台胞證等措施一道,逐步實現單方面對台灣人“國民化”。

更在國際層面上,與民間的迫令外國民間公司把台灣修改為“中國的一省”的“獵巫”,及官方上迫使部分台灣駐外國商務處除去“中華民國”字樣等行動相呼應。總之,它是潛移默化地推進兼并台灣工程的一部分。

對中國這種行為,中華民國政府需要採取何種措施應對,這裡暫不討論。但對普通台灣人來說,首先需要認清事情的本質與後果,多加思考。中國最近的修憲“習帝永續”大概是最好的警鐘。

已經擁有民主的台灣人,是否能重回獨裁?已經擁有自由的台灣人,是否能重回專制?已經習慣自決的台灣人,是否能重新被別人主宰命運?不錯,中國能給你帶來眼前的利益,但這種眼前利益的代價,是要你以後永遠生活在倒退的社會中,你是否願意?即便你願意,你又是否願意自己的後代也永遠如是?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上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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