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70年代末開始的改革開放，到中共十九大，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經濟落後與社會需求之間的矛盾。因此改革的重點是經濟體制的改革。中國取得了30多年的持續高速增長。
伴隨着經濟的增長，產生了社會分配不公的問題，階層分化和社會衝突越來越明顯。這個本來是可以通過同時進行的政治體制改革來解決.但是政治體制改革在80年代末嘎然而止。
雖然社會不公、社會衝突已經出現，但是沒有發展成為社會的主要矛盾。對經濟發展的需求仍然是中國社會的主旋律。隨着經濟改革在各個領域的深化，市場規律越來越發揮作用。經濟增長使國家富裕。
執政黨解決社會不公和社會衝突的問題，也是通過經濟發展積累的財富來解決的：超出國防經費的資金被用於社會穩定。社會矛盾的解決沒有配套的政治制度，於是政府，特別是急於經濟發展的地方政府，往往是採取粗暴的簡單的手段來處理：武裝警察甚至軍隊成為解決社會衝突的主要手段。用於社會維穩的派生性的人員越來越龐大。為了監視一個出名的異議人士，可能會動用上百人的資源。
十九大後，經濟發展的速度趨緩。發展中國家的後發優勢漸漸喪失。經濟發展的蛋糕已經足夠大，如何切蛋糕，成為社會的主要矛盾：社會分配不公、社會衝突以及維護社會穩定的主要方法也發生了重大變化。
如何解決社會衝突，成為執政黨的首要任務。如何解決社會不公、貧富差距、階層分化和階層矛盾，關係到執政黨的政權穩定，甚至決定執政黨的生死存亡。而如何解決基層的社會衝突，代替如何促進經濟發展，也成為地方官員的主要政績。
處理社會衝突的主要手段，將從簡單粗暴地動用軍警進行強力鎮壓的對抗方式，轉變為衝突雙方的對話方式。政治體制改革必須重新啟動，相關的政府、立法、司法必須進行必不可少的改變，才能為衝突雙方的解決方式從對抗到對話做好準備。
反腐要獲得制度性的保障。除了獨立的監察機構外，官員財產的公佈是根本解決腐敗問題的有效措施。司法要在政府和民眾的衝突中保持完全的獨立。立法民意代表要真正從民眾中產生，代表各個階層的利益，把一些矛盾和衝突在議會中提前解決，或給政府提出解決方案，監督政府的施政。這些都必須有政治體制的改革才可以實現。
民間缺少代言人。一旦發生衝突就會激化矛盾。如果司法獨立，維權律師參與，通過獨立的司法解決部分衝突問題，把可能激化的矛盾在司法程序解決或者緩和。
因為衝突，特別是惡性衝突主要發生在基層政府和民眾之間，因此地方性的政治改革可以優先開始。政府的一些功能性部門，比如信訪等部門，要變成地方政府的重要職能部門，甚至要超經濟職能部門。解決社會衝突需要政府和民眾雙方都出現有智慧和能力，也有民意基礎的人。而來自雙方的人，應該成為將來的地方官員和民意代表，以及成為執政黨的未來梯隊。
面對如此的大變局，執政黨卻出現了一系列的錯誤做法：司法不獨立，失去了司法解決矛盾的重要手段。法院應該不受政府和執政黨的影響，所以案件只要交案件受理費，都應該立案，並進行審判；打壓維權律師，民眾失去法律顧問和代理；消除民間健康力量：把有獨立見解的人都打壓成異議人士；黨內民主弱化，各級政府都是執政黨一把手的一言堂，從中央到地方，不准「非議」打壓了黨內民主。
重新恢復黨內民主，帶動社會民主，媒體輿論獨立，監督政府施政；司法獨立，通過訴訟解決大部分經濟利益衝突；培養民眾代言人，建立對話渠道。從社會矛盾的解決中發現和培養政府官員和民意代表。這些政治改革的措施，從地方上開始啟動，才能夠應對中國出現的大變局，從根本上解決日益激化的社會衝突和動盪，這才是長期有效的社會穩定的執政方略。
2018年2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