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於八十年代初的中國西南農村，是一個穿着沾滿泥巴的黃膠鞋，靠單槍匹馬闖進城市並最終藉助城市的屋檐遮陽避雨的人。在此之前，我的世界是封閉的，天地是狹小的。目光所及，不外牛羊豬狗，紅薯水稻。我一直覺得，十八歲之前，我已經完成了我的一生——見慣了貧窮和生死，體驗了落寞和孤獨。那時候，我惟一的幸福，便是我那深刻的痛苦。
這樣講，別以為我是在虛構歷史，或偽造生活。如果你也是一個出生於八十年代的鄉下孩子的話，一定會對我的話感同身受。儘管，改革開放的春風，已經在當時的神州大地蕩漾，風力卻很少能刮到窮鄉僻壤的田間地角。當那些城市裏的孩子，戴着紅領巾，唱着「小船兒盪起雙槳」的歌謠，在老師的帶領下做遊戲或踏青之時，我正背着背簍，打着赤腳，蹲在田坎上挖野菜。陪伴我的，是身旁那條搖頭擺尾吃草的水牛，以及不遠處咩咩叫的幾隻山羊。
有人說，出生於八十年代的人是幸運的，躲過了五六十年代人所經歷的政治浩劫和社會動盪。我對此說法不以為然。單就我個人而言，如果非要說自己所出生的時代，對我有什麼恩賜的話，那便是使我在鄉下過早地認識到人與自然的關係，世間萬物與天地宇宙的關係。舍此，實無幸運可言。
02
人活於世，除了解決基本的生存之外，最難的是解決精神和心靈的問題。這個終極問題，當然跟社會大環境息息相關。身處動盪年代，無休無止的戰爭、革命、流血、犧牲等，更多的是指向人的生存層面，求取基本人權和做人的尊嚴；而身處和平時代，隨着全球化的不可逆轉，各種社會問題層出不窮，尤其是物慾的膨脹和道德人倫的滑坡，導致芸芸眾生失去了生活的方向和重心。作為80後的一代，我們正處於社會轉型期，生存的壓力和精神的空虛，像達摩克利斯之劍，高懸在我們每個人的頭頂，讓人坐臥不安，惶然惕惕。
我們不知道該以怎樣的心態，來面對這個變幻莫測的時代；而這個偉大的時代，又不知要以怎樣的姿態來迎接我們。
曾經，為逃離鄉村，改變自身命運，獲得一個「城市人」的身份，我們寒窗苦讀，晝夜不寐。好不容易熬到大學畢業，才發現城市對諸如我們這樣的鄉下孩子並不友好。
我記得最清楚的是剛畢業那陣，我跟一個最要好的同學，同去一家公司競爭一個職位。老闆叼着煙，坐在靠背椅上，看我們互相「舌戰」。我跟同學都迫切需要這份工作。他也是農村孩子，母親病重，正躺在鄉下簡陋的茅屋裏奄奄一息。他需要掙錢救他母親。而我自讀書以來，家裏欠了一屁股的債。逼債的人，快把我父母都逼瘋了。我必須儘快替他們排憂解難。我跟同學面對面站着，你一言，我一語，每句話都似一把鋒利的刀，朝對方心靈上刺。我深知，當我們彼此以傷害對方為前提去謀取生存時，其實我們心裏都在滴血。後來，我實在不忍再繼續玩這個「殘酷的遊戲」，便將職位讓給了同學。但自此我倆的友情也就一刀兩斷了。不知啥原因，那同學一直不願再見我。
當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終於找到了工作，吃飯問題解決了，卻又整日為住房的事憂心忡忡。我雖然不是一個好高騖遠之人，但眼看單位上其他家庭條件優裕的同齡人，在父母的幫扶下，住上了新房，開上了新車，心裏多少還是有些羨慕。然而，羨慕也僅僅是羨慕而已。在這個拼爹拼媽的年代，我深知自身的處境。我不能責怪我的父母是農民，不能埋怨他們沒有替我創造優渥的物質條件，就對其含血憤天。倘若那樣，我就是大逆不道，或壓根兒就不是人。
我的一個發小，大學畢業後，在城裏一家裝飾公司搞設計。他每天都在跟那些有錢人設計豪華新房，自己卻住着廉價的出租屋。廁所和洗澡間都是公用的，晚上睡在狹窄的板床上，能清楚聽到隔壁屋子裏小兩口吵架的聲音。前兩年，他交了一個女朋友。人長得秀氣，也很善良。姑娘答應跟他結婚，條件只有一個：在城市裏買一套房。我這發小已年過而立，對家庭滿懷嚮往。他找遍了所有親朋好友，試圖湊齊買房的錢，結果仍是相差甚遠。不得已，他跑回鄉下，希望藉助父母的力量圓娶妻之夢。他父母見兒子心急如焚，只好將圈裏的豬、牛、羊牽到鎮上換成了錢，還把糧倉里的糧食賣得顆粒不剩。即便如此，仍不夠付首付款。他女朋友見狀，索性嫁給了一個富二代。我的髮小悲痛欲絕，在一個有星光和月亮的夜晚，他躲在出租屋裏，用剃鬚刀片割斷了手腕上的靜脈。
與此相反，我以前單位上的一個同事，1983年出生，家境相當殷實。其從小到大，幾乎沒碰到過坎坷之事。生活和工作，早就由父母安排妥當了。他每天唯一要做的事情，便是好好地活着，別給父母丟臉。對待工作，他素來不敬業。一到辦公室就打遊戲，反正這份職業於他而言，有或沒有都無關緊要。失了業，也不會被餓死。上班之餘，他也沒什麼別的愛好和追求，不外乎邀朋呼友，跑到酒吧去蹦迪、唱歌、酗酒，每天過着醉生夢死的生活。久而久之，他沾上了毒品。整個人黃皮寡瘦，精神萎靡，像是被死神提着的一個木偶。
他被關進戒毒所後，作為同事和朋友，我曾去監獄看望過他。從他那冷漠和無助的眼神里，我看不出他有絲毫的內疚和愧怍。那一刻，我在想，假如我那個死去的髮小，有他一樣的家境，結果會怎樣？是像他那般，走上一條不歸路；還是珍惜生活，做一些對自己，同時對社會有意義的事情。
03
這就是我們身處的時代，這就是我們80後一代的現實困境。貧困的孩子被生活擠壓和拋棄，找不到精神的歸宿；而條件優越的孩子，又大多處於價值混亂和心理頹廢的狀態，更談不上有心靈支撐和信仰追求。
社會道德和良知責任，都不是他們所關心的。他們只關心自己的喜怒哀樂，在大環境的潮流之水裹挾中痛並快樂着。任何歷史時期，做「理想主義」者都是要付出代價的，因此，很多人選擇了明哲保身。況且，當一個人自己都無法安身立命之時，你又怎能期望他去經世濟國，談什麼家國天下，憂國憂民呢？
我也曾是一個有志向、有理想的熱血青年，自逃離鄉村那一刻起，即懷着滿腔熱血，發誓要干一番驚天偉業，來報效國家，造福鄉梓，且有一種「聲不震名誓不還」的決絕之心。但遺憾的是，在城市裏闖蕩的這麼些年，當年的那股銳氣和霸氣，早已被現實給打磨鈍了。我工作雖然穩定，卻長年成了房子的「奴隸」。每個月都需省吃儉用，一邊還房貸，一邊將微薄的余資寄給鄉下的父母。他們生我養我，操勞一生，到了晚年，我不能不管他們。我是他們唯一的兒子，也是他們活着最堅實的理由。
進城快十年了，我依然處於一種漂浮狀態。一隻來自鄉村的小船，很難在城市裏找到停靠的港灣。我人在城市，心卻在鄉下。也許，發生在這座城市裏的醫療改革，或一次出租車司機罷工事件，不會對我的情感造成深度傷害；但我鄉下父母的一聲咳嗽，卻可能對我的心裏造成強烈地震。我在想，這是不是充分證明了我的自私呢？可有什麼辦法呢，在關注社會問題之前，我必須先安頓好自己的家人，安頓好自己的內心。
前年的一天深夜，我正準備睡覺，突然接到父親打來的電話，說母親生病，叫我速回。我趕緊打輛出租車，連更連夜趕回鄉下，將母親送往縣醫院急診。因當地醫療條件所限，無法查出母親病因，我只好將母親送至市裏的醫院再做檢查。待母親病情穩定，我領她到市區逛了逛。那是她有生以來，第一次到大城市。瞬間，她就被這個燈紅酒綠的城市給嚇住了。入夜，當她住在我簡陋的家裏時，一直悶悶不樂。我問她何故如此，她閉口不答。還是她返鄉之後，才在電話里跟我說：「娃，沒想到你在城市裏生活得這麼艱難。我當時想，要是我的病醫治不好的話，我就去撞車，給你掙一筆錢回來。」聽到母親這話，我的淚頓時流了出來，心裏既酸且痛。
那麼，既然我的根在鄉下，這是否意味着我能在鄉村找到心靈的歸宿地呢？答案是否定的。如今的鄉村，已然是一副破敗、荒蕪景象。即使個別村莊矗立起一座座嶄新的樓房，卻鮮有人住。家中除了遲暮老者和流着鼻涕的留守兒童，就只剩一條黃狗，以及幾隻雞鴨。所有的青壯勞力都一窩蜂湧向城市，靠販賣廉價的體力獲取求生的資本。他們寧可在城市裏住工棚，也不願回到故園，守住那一畝三分地。
面對鄉村嚴重的「空心化」現象，加之鄉村結構、人際關係、道德習俗的改變，我曾經熟悉的故土早就不再了。它只剩一個朽壞的軀殼，專等着在外的遊子回去憑弔和傷感。如此說來，我們註定是無根的一代。城市我們進不去，鄉下又回不去。我們就像一個遊魂，在城與鄉之間艱難往返，唱着不倦的輓歌。
一個沒有歸宿感的青年，他能做什麼呢？也許，他唯一能做的，只有默默地承受，像農民承受土地的重量，像居無定所之人承受鄉愁的煎熬……惟願到我們年老的時候，能在真正屬於自己的生活和精神家園裏，獲得靈魂的大寧靜，大慈悲，大歡喜。
我們等待着，奮鬥着，也祈禱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