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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的「大師時代」

陳丹青作《國學研究院》,左起:趙元任、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和吳宓。

2005年,溫家寶總理在看望錢學森的時候,錢老感慨說:“這麼多年培養的學生,還沒有哪一個的學術成就,能夠跟民國時期培養的大師相比。”錢老繼而又發問:“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的人才?”

其實,以錢氏的閱歷和學識,問題的答案,他是心知肚明的。他的老師、清華大學故校長梅貽琦先生早在80年前就給出了響亮的回答——“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而民國時期的清華更以其輝煌的歷史對“錢學森之問”做出了回應。

民國時期的清華大學是一個大師雲集的人才高地,也是一個孕育大師的人才養成基地。當你翻開歷史的那一頁的時候,你自然就會明白:什麼才是真正的大師,什麼才叫世界一流大學;你就會明白,清華大學的偉大與光榮在於她曾經是一個出大師的地方,而不在於她是一個出大官的地方。

一、這些大師中的大師設帳清華,以自己精深的學問、開闊的視野,嚴謹的治學態度,為清華,也為全國開創了融會中西、貫通古今的學術與教育傳統。

清華大學的前身為清華學堂,始建於1911年。當初是清政府建立的留美預備學校,1912年更名為清華學校。為嘗試人才的本地培養,1925年設立大學部,同年開辦研究院(國學門);1928年始更名為“國立清華大學”。

在1949年以後的國人心目中,清華一直是一所工科大學,以工科傲立於世,但歷史上清華卻是一所文理工完備的綜合性大學,她最為自豪,也最為當時學界和世人所稱道的則是她的國學研究院。

近代以來,歐風美雨洶湧東來,國內有心者常思融會中西,貫通古今,為中國新時代創造新文化。清華創辦研究院,即是近代中國學術思想發展的內在要求與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的體現。1925年,清華學校在成立大學部的同時,又增設了一個研究院,成為校內與大學部、舊制留美預備部並列的三個相對獨立的教學單位之一。研究院第一年先設國學一科,擬再陸續添設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等科目。但揆諸實際,研究院以國學一科貫其始終,因此,習慣上又稱研究院為國學研究院。

清華研究院在短暫四年中,開創出一股研究國學的新風氣,成為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的一個奇蹟。研究院開創的優良傳統,成為清華英才輩出的一個重要原因。

國學研究院對師資選擇標準很高。研究院籌備處主任吳宓表示,“務敦請國內碩學重望”,且須具備三種資格:一、通知中國學術文化之全體;二、具正確精密之科學的治學方法;三、稔悉歐美日本學者研究東方語言及中國文化之成績。校長曹雲祥開始時曾請教胡適如何創辦國學門,並想請胡適來清華擔任研究院導師,並主持研究院。胡適表示:“非一流學者,不配作研究院導師,我實在不敢當。你最好去請梁任公、王靜安、章太炎三位大師,方能把研究院辦好。”胡適推薦的三人中,除章太炎推辭不就外,梁啟超與王國維皆同意移教清華。之後,又陸續延聘了陳寅恪、趙元任、李濟等人。這些大師中的大師設帳清華,以自己精深的學問、開闊的視野,嚴謹的治學態度,為清華,也為全國開創了融會中西、貫通古今的學術與教育傳統。

在這些大師中的大師中,影響最大的是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其影響不僅僅是學術上的,更重要的精神上的。也就是說,在清華,他們不僅僅是學術上的導師,更是精神上的導師。

梁啟超(1873—1929),字卓如,號任公、飲冰室主人等,廣東新會人。他曾是戊戌變法的領軍人物,是中國近代“百科全書式”的巨人,對近代中國的政治、思想、文化等多個領域都產生了深刻影響。當時,學術界公認“太炎為南方學術界的泰山,任公為北方學術界的北斗。”

梁啟超和清華的淵源,可上溯至1914年。其時,清華建校剛剛3年多,提倡德、智、體三育並進和人格教育。作為文化名人,梁啟超被請來校講演,演講題目為《君子》。演講中他引《易經》中乾、坤二象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來勉勵清華學子們樹立“完整人格”。他說:“乾象言君子自勵,猶天之運行不息,不息有一暴十寒之弊。坤象言君子接物度量寬厚,猶大地之博,無所不載。”最後他聯繫清華實際說:“清華學子,薈中西鴻儒,集四方之俊秀,為師為友,相磋相磨。他年遨遊海外,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會,促進我政治。所謂君子人者,非清華學子行將焉屬!”他的演說對清華優良學風和校風的養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根據全校師生之意願,學校即把“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八字定為校訓(亦稱校箴)。

是年冬,梁啟超因清華幽靜而暫居清華園從事著述。梁在清華住工字廳西客廳,取名“還讀軒”。梁氏與清華師生朝夕相處,“感情既深且厚”,“覺無限愉快”。期間,他在教職員及各級長、室長之座談會上說:“清華學生除研究西學外,當研究國學;蓋國學為立國之本,建功立業,尤非國學不為功。苟日專心於西學,而荒廢國學,雖留美數十百年,返國後仍不足以有為也。”1922年2月,梁啟超正式就聘為清華學校講師。從此,他在清華的活動就進一步固定化,影響也更廣泛起來了。這年夏,張君勱來清華講演,反對科學人生觀;丁文江則針鋒相對,在《努力》上撰文為科學辯護,主張“打倒玄學鬼”,從而激起一場科學與玄學的筆戰。梁啟超先是站在外面觀戰,隨後以“暫時局外中立人”的立場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主要觀點是:“關涉理論方面的事項絕對要用科學的方法來解決;關涉感情方面的事項,絕對的超科學”:“人生問題有大部分是可以——而且必要用科學方法來解決,卻有一小部分——或者還是最重要的部分是超科學的”。這場論戰,後來分成三大營壘:“科派”中有丁文江、陳獨秀、胡適等,“玄派”中有張君勱、張東蓀等,持調和態度的則以梁啟超為代表。有人評價這次論戰是“中國近代學術史上最光榮最偉大之一役,影響於後世中國思想界頗大”。其中梁氏的立場和觀點更是深深地影響了清華。1921年及1922年,梁應北京、天津、南京、上海等地各大學及教育團體之請,講演關於中國文化、學術問題不下兩百次,其所到之處,“學子景從,風氣大開。”

梁啟超學識廣博,冠以群論,而且能言善辯,盛名遠播。或以為其必倨傲自負,實則不然。例如當時學界談及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四大導師”,他與王國維究竟誰居首席,看法不一。但他自己則公開向學生表示:“教授方面,以王靜安先生為最難得。其專精之學,在今日幾為絕學,而其所謙稱未嘗研究者,亦且高我十倍。加以腦筋靈敏,精神忠實,方法精明,而自己又極謙虛,此誠國內有數之學者。故我個人亦深以得與先生共處為幸。”

梁氏這樣表示,固然是謙虛,但同時也可以看出清華國學研究院另一位導師王國維的分量。

王國維(1877—1927),字靜安,號觀堂,浙江海寧人,近代著名的學術大師。通曉日、英與德文,對康德、尼采哲學素有研究,在歷史、考古、文學、美學、戲曲、音韻、古文字和西北地理等多種學科中,作出了一系列劃時代的貢獻,在國內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郭沫若高度評價“王國維的業績是新史學的開山”,“他的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金文的研究、漢晉竹簡和封泥的研究,都是劃時代的工作。”在他的著作中,僅僅一部篇幅不長的《人間詞話》,就壓到了不少大師級的學者。如朱光潛在《詩的隱與顯——關於王靜安的〈人間詞話〉的幾點意見》一文中說:“近二三十年來,就我個人所讀過的來說,似以王靜安先生的《人間詞話》為最精到。”王攸欣則在《選擇、接受與疏離——王國維接受叔本華、朱光潛接受克羅齊美學比較研究》一書中說:“王國維寥寥幾萬字的《人間詞話》和《紅樓夢評論》,比朱光潛洋洋幾百萬字的體系建樹在美學史上更有地位。”

王國維來清華之前,曾在北京大學執教,因不滿北京大學國學門的某些做法,半年前剛辭去北大的職務。他本無意應聘清華,但吳宓代表清華國學院親自登門相請,表現出來的誠意讓他大受感動。在他看來,這不僅是對其個人人格的尊重,更是對整個傳統文化的尊重。因此,他決定接受聘請。因為他曾當過滿清遜帝溥儀的老師,所以在應允來清華之前,王還特地赴天津面見溥儀,得溥儀首肯後才做出最終決定。因此,王國維來清華是“面奉諭旨命就清華學校研究院之聘”的。

王國維性格淡泊,不喜歡與人交遊。來清華後,學校請他任研究院院長,但他以無意行政事務為由堅辭,只任專職教授。在清華,除了講書授課以外,他一般不主動跟學生談話。從來都是上完課就走,回到自己的西院住所,鑽進自己的書房研究學術。但是如果有學生登門拜訪或致函,不管是求教或是辯論,從來都是一律接待,不分老幼尊卑,而且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曾有當時東南大學的學生特意赴京向其求教,就住在他的家裡。在他看來,學術為天下之公器,不應有門戶之見,所以不管是不是自己的門下弟子,他都有問必答。講課之時,遇到某些問題,他常以“這個問題我不懂”一語帶過。語言學家王力當年曾師從王國維,起初不理解為什麼先生常說“我不懂”,後來才慢慢體會到,其實,王國維說的“不懂”,並非真的不懂,課後有學生問及他說“不懂”的地方,他都能說出自己的見解。他之所以在課堂說“不懂”,一是出於立言的謹慎,他認為自己的見解尚未考慮成熟,不宜做結論;二是出於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和實事求是的治學態度,以此鼓勵學生去探索和研究尚未定論的問題。王力對王國維這種嚴肅、認真、謙遜、務實的治學態度十分敬佩。

王國維對清華,特別是對中國知識界的最大影響是他的投湖自殺。因為曾是清廢帝溥儀的師傅,溥儀對他一直很敬重,而在王的心中,他們之間仍然是君與臣的關係,他給自己的定位就是中國古文化傳統中的“士”。1924年,馮玉祥率軍進京派人把溥儀逐出皇宮,王國維不離溥儀左右,內心頗受震蕩。作為一個“士”,他的忠君思想未曾改變過。即便溥儀手無寸權,喪家逃難之時,他也始終跟隨,矢志不渝。而且他始終留着辮子,無論在清華園,還是出入北大,即使激進的學子也無人敢剪掉他的辮子。因為他有一種威嚴在身——知識和身份的威懾力。在清華,他維持了從1925年起到1927年止僅僅兩年零三個月的學術生命,但在兩年的時間裏,他培養了一批大師級別的弟子。1927年6月1日,研究院36名學生畢業,在舉行敘別宴會時,他默默無語。當日夜裡,他在扇葉上題寫了陳寶深《落花詩》。吳宓在《空軒詩話》里說“以落花明示王先生殞身之志”。第二天,他於西郊頤和園沉入昆明湖,給中國文化留下了一個沉重的話題。

王氏死後,其自殺原因,眾說紛紜,各執一詞。梁啟超在給他的女兒的信中談到王自殺的動機時說:“他平日對於時局的悲觀,本極深刻,最近的刺激則有兩湖學者葉德輝、王葆心之被槍斃。”“靜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淵,一瞑不復視。”

但這方面以清華國學院的另一位導師陳寅恪的說法最為權威,影響也最大。

陳寅恪(1890-1969),江西省義寧州(今修水縣)人,生於湖南長沙。陳氏是中國現代甚負盛名的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在清華的百年歷史上,他與葉企孫、潘光旦、梅貽琦一起並稱為清華四大哲人,又與梁啟超、王國維、趙元任一起並稱為清華四大國學導師。因其身出名門,而又學識過人,在清華任教時被稱作“公子之公子,教授之教授”。在世界各國遊學期間,掌握了蒙、藏、滿、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臘等十幾種語言,尤以梵文和巴利文見長。當時的清華大學研究院主任吳宓稱之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

在清華,陳氏首先以“三無學人”身份與“三不講”的治學精神,成為當時清華和中國學界傳誦一時的傳奇人物。

清華國學研究所開辦時,當時留學德國三十五歲的陳寅恪在國內屬無名望、無著作、無學位的“三無”學人,但最後卻與聲望卓著的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同聘為國學院四大導師。當年梁啟超向清華大學校長曹雲祥推薦陳寅恪,曹問:“他是哪一國博士?”梁答:“他不是學士,也不是博士。”曹又問:“他有沒有著作?”梁答:“也沒有著作。”曹說:“既不是博士,也沒有著作,這就難了!”梁生氣地說:“我梁某也沒有博士學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總共還不如陳(寅恪)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

陳寅恪遊學海外近三十年,先後就讀於德國柏林大學、瑞士蘇黎士大學、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美國哈佛大學等著名學府,卻未曾拿一個學位。他的侄子陳封雄曾問他:“您在國外留學十幾年,為什麼沒有得個博士學位?”陳寅恪回答:“考博士並不難,但兩三年內被一專題束縛住,就沒有時間學其他知識了。只要能學到知識,有無學位並不重要。”後來,陳封雄向自己的姑夫俞大維(曾任國民政府國防部長)提起此事,俞說:“寅恪的想法是對的,所以是大學問家。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學位,但我的學問不如他。”

到清華以後,他當時在國學院指導研究生,並在北京大學兼課,同時對佛教典籍和邊疆史進行研究、著述。在清華大學開設語文、歷史和佛教研究等課程。哲學專家馮友蘭,當時任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已經是學界泰斗一級的人物了,可每當陳寅恪上《中國哲學史》課時,馮友蘭總是恭敬地陪陳寅恪從教員休息室走出來,靜靜地坐在教室里聽他講課。陳氏講課,從清華始,即奉行“三不講”主義:“書上有的不講,別人講過的不講,自己講過的也不講”。他因此而被稱為“三不講”教授。

然則,陳氏對於清華乃至中國文化,其價值和影響也主要不在學問(儘管在這一方面許多名教授也難以望其項背),而在於他和王國維一起以生命寫出了中國士人的風骨,為現代中國留下了最後一代中國士人的穿越歷史的絕響。

王國維去世後,陳曾作七古長篇《王觀堂詞序輓詞》,在其序言中有云:

“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處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蓋今日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所凝聚之人,安得不於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之所以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至於流俗恩怨榮辱委瑣齷齪之說,皆不足置辯。”

王死後兩年的忌日,清華大學研究生院師生立“王靜安先生紀念碑”,陳寅恪撰寫碑文云:

“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而與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從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成為中國學人共同的精神指向。

1948年,陳寅恪在解放軍的隆隆槍炮聲中離開了清華園,同胡適一起到了南京,但最終沒有去台灣,而是選擇留在了中山大學。1953年11月,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副院長李四光函請他擔任中古歷史研究所所長,他複信提出條件稱:“我絕不反對現在的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因此,我提出第一條:‘允許中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不學習政治’。其意就在於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馬列的見解,再研究學術,也不要學習政治。”“我提出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該和我有同樣的看法,應從我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我的思想,我的主張完全見於我所寫的王國維紀念碑中。”“我認為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有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

1967年,陳寅恪於文革中悲愴離世。

這就是中國的“士”:砥礪氣節,淡泊明志,獨立特行,堅守原則,寵辱不驚,精於治學,不阿附於權貴,不為人利用。王國維如此,陳寅恪亦如此。與陳獨秀、胡適、魯迅等人相比,他們也許不能算是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但他們之間在靈魂深處應該是相通的。

清華國學研究院應當是早期清華傲然於世的最亮眼的名片。研究院共招生四屆,畢業74人,其中徐中舒、姜亮夫、王力、吳其昌、姚名達、高亨、陸侃如、劉節、劉盼遂、謝國楨、賀麟、張蔭麟、羅根澤、周傳儒、蔣天樞等等,日後都成為我國20世紀人文學術的中堅力量。但這些人雖然也稱得上是大師,但已經沒有他們當年的幾位導師的文化重量了。再如清華其他文科教授馮友蘭,及後來的聞一多、朱自清、錢鍾書、吳晗等,雖然在某些方面也有可圈點之處,但也都不具文化典範意義。

二、無論是作為科學家還是教育家,無論是人格還是學術,葉企孫和熊慶來所達到的高度是一個世界的高度。他們從另外一個角度無言地回答了錢學森之問。在他們之後,無論是清華還是中國,都不再有高度。

由於對自然科學長期隔膜,所以我對科學家總是找不到感覺,即使對清華人津津樂道的李政道、楊振寧這樣的出身清華的大科學家,也缺乏研究的興趣。但是,當我接觸到下面這個人的事迹時,卻有一種欲哭無淚的感動,而且哽咽得氣都喘不過來。

這個人是葉企孫。

葉企孫(1898—1977),上海人。中國卓越的物理學家、教育家,中國物理學界的一代宗師,中國科學史事業的開拓者。這樣的結語當然難以給人留下印象,但當你看過下面這個長長的名單,自然就會掂量出這個人的分量。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在北京召開大會,隆重表彰研製“兩彈一星”的功臣,共有23位科學家獲得“兩彈一星功勛勳章”。分別是: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亞、孫家棟、任新民、吳自良、陳芳允、陳能寬、楊嘉墀、周光召、錢學森、屠守鍔、黃緯祿、程開甲、彭桓武;(追授)王淦昌、鄧稼先、趙九章、姚桐斌、錢驥、錢三強、郭永懷。其中王淦昌、趙九章、錢三強、王大珩、彭桓武、屠守鍔、鄧稼先、朱光亞等最著名的科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都是葉企孫曾親自指導過的學生。而周光召、程開甲、錢驥、于敏等,則是葉企孫的學生的學生。

與葉企孫有直接關係的還有華羅庚、楊振寧、李政道等人。

1955年中國科學院成立時,第一批數理化學部學部委員(院士)中半數以上都來自葉企孫領導下的清華大學理學院的畢業生和教師,其中就有鼎鼎大名的數字家華羅庚。眾所周知,華羅庚出身貧寒,只有初中學歷,但他刻苦鑽研數論,自學成才。1929年被清華數學系熊慶來教授發現,又經葉企孫批准,從小縣城調到清華數學系資料室當職員,邊工作邊旁聽大學課程。1931年,葉企孫在日本數學刊物上看到華羅庚寫的數學論文,很是欣賞。在教授會上力排眾議說:“清華出了個華羅庚是好事,不要為資歷所限制。”最後,作為理學院院長和校務委員的葉企孫拍板決定,破格提升華為教員,並讓他講授大學微積分課。從此,華羅庚脫穎而出。1936年,葉企孫又派華羅庚去英國劍橋大學深造,終成國際知名的數學家。

1957年,兩位留美華人楊振寧,李政道的名字第一次出現在諾貝爾獎獲得者的名單上。這兩位能到美國留學,也與葉企孫有關。楊振寧1942年從西南聯大物理系畢業後,隨即考取了王竹溪教授的研究生。王是清華物理系1933級畢業生,後去英國劍橋大學留學,是著名的理論物理學家,中科院院士。隨後,楊又考取了留美公費生。李政道原先在浙江大學物理系讀書,1944年轉到西南聯大。由於他年少聰敏,給葉企孫留下好印象,當1946年聯大有兩個公費留學名額時,葉就想到了他,並推薦成功。

此外,在美國科學院和工程科學院中有二三十位華裔院士,最早當選的兩位院士都是清華物理系的畢業生。畢業於1933年的林家翹當選為美國科學院院士,也是畢業於1933年的戴振鐸當選為美國工程科學院院士。1948年,美國編撰百年來科學大事記,入選的中國科學家僅兩位:彭桓武,王淦昌,又是清華畢業生,也都是葉企孫的弟子!

直接或間接地培養出這麼多的大師級的科學家,不但在中國,即使在全世界,也絕無僅有。

葉企孫能在短短二三十年的時間內取得如此驕人的業績,不但對他本人,即使在中國科學發展史上,都是一個奇蹟。奇蹟的產生是東西方文化在他身上完美結合的結果。

葉企孫生在上海,父親是舊式文人,讓他從小就開始讀經史子集。他幼年已經以君子“慎獨”之道要求自己,修身自省,對跟朋友之間“因小故而致‘割席’”之事也寫在筆下:“一時之忿,至今思之,猶有隱痛。”或許基於這樣的精神底色,他終其一生都保持溫潤如玉的君子之風。

1915年,他在清華上學的時候,組織成立了清華校史上的第一個學生團體-——科學會。他當時不過17歲,擬訂的會員守則是:(一)不談宗教,(二)不談政治,(三)宗旨忌遠,(四)議論忌高,(五)切實求學,(六)切實做事。

1918年,他留學美國,後來在哈佛讀博士,導師是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布里奇曼。他的第一個研究課題,是用X射線短波極限法精確測定基本作用量子h值。實驗結果,在美國《科學院院報》和《光學學會學報上》發表,很快被國際科學界公認為當時最精確的h值。這一數值被國際物理學界沿用達16年之久。這一年他23歲。

他27歲回國入清華執教,執教之嚴,人所共知。他的課給李政道的分數只是83分。他允許這位學生不聽自己的課,“因為你看的參考書比我的更高明”,但是“你的實驗做的不認真,要扣去25分”。他是清華物理系系主任,作為系主任,他把聘任第一流學者到清華任教列為頭等大事。從1926年到1937年,他先後為物理系和理學院聘來了熊慶來、吳有訓、薩本棟、張子高、黃子卿、周培源、趙忠堯、任之恭等一批學者。吳有訓當時還是一個剛到校的普通教師,資歷年紀都不如他,但他把吳有訓的工資定得比自己還高。1934年,他引薦吳有訓接替自己的物理系系主任一職;四年後,他又力主吳有訓接替自己的理學院院長一職,而他,那時正當盛年。

他對學生們說:“我教書不好,對不住你們。可是有一點對得住你們的就是,我請來教你們的先生個個都比我強。”

1929年,他在一篇叫《中國科學界之過去、現在和將來》的文章里說:“有人懷疑中國民族不適宜研究科學,我覺得這些論調都沒有根據。中國在最近期內方明白研究科學的重要,我們還沒有經過長時期的試驗,還不能說我們缺少研究科學的能力。惟有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去做學研究,五十年後再下斷語。諸君要知道,沒有自然科學的民族,決不能在現代立腳得住。”他認為,凡是出人才的地方,必然是科學文化最盛行、科學土壤最肥沃、科學氣氛最濃厚之地。比如德國的慕尼黑和美國的芝加哥等。所以,他不光要栽種,還要培土。於是,他在1929年又組建了清華理學院,其中包括算學、物理、化學、生物、心理、地學6系。他想讓清華成為中國的科學研究中心,以求中國之學術獨立,以求中國科學之昌盛。

早年的清華隸屬北洋政府,實行的是校長個人專權,校長多為官員政客。1927年,清華成立教授會和評議會,“教授治校”由此開始。第二年,他當選評議員,當時他不滿30歲。“教授治校”,說白了就是拒絕外行進入學校管理層,把不懂科學、不知學術、不諳教育的人掃地出門,以保障高等院校的民主辦學、教育獨立、學者和學生的思想自由,從而激發創造力。從1929年至1931年的兩年間,清華沒有官方委任的校長,而純粹由教授會代表全體教授治校。

他終身未娶,唯與學生親厚。王淦昌回憶道:“我和葉先生是同時進清華,他當先生,我當學生。葉先生非常關心學生,我經濟困難沒錢回家,葉先生就給我錢讓我回家。”在清華如此,到北大後他仍是視學生如子女。60年代初三年困難時期,國家為了照顧著名學者,給他們“特供”一些牛奶,葉企孫也是其中之一。但是,當他看到自己所教班級的學生有人患浮腫時,就把自己的牛奶一定讓這學生喝下去,他說:“我沒有什麼可以幫助你們的,這點牛奶你們一定要喝下去。”

但是,就是這樣一個人,1949年之後就被邊緣化了。1953年高等院校大調整,他離開清華到了北大。1968,他已經70歲,因為他的學生熊大縝的事,涉嫌“國民黨C.C特務團”被捕。

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

1938年,還在清華讀書的熊大縝突然對他說要去中共領導的冀中抗日根據地抗日。他明知熊在河北沒有熟人可以依靠,又沒有政治經驗,但是國難當頭,他只能送他去。1939年,國共關係惡化,熊大縝被疑心是國民黨特務,遭秘密逮捕,在沒有調查核實,沒有經過法定程序的情況下,在押送途中被用石塊砸死。從平津來冀中參加抗日的知識分子將近百人受到株連。幾十年後,葉企孫也因此而受到牽連。

他在獄中一年半。看過提審紀錄的黃延復說,他所有的話,其實只有一句:“我是科學家,我是老實的,我不說假話”。之後他由紅衛兵組織隔離審查。之後他再次入獄,出來的時候,已身患重病,小便失禁,雙腿腫脹難以站立,整個身子弓成九十度。

當時的中關村一帶,有不少人都看過他,他穿着一雙幫裂頭缺的破棉鞋,有時到一家小攤上,向攤主伸手索要一兩個小蘋果,邊走邊嚼。如果遇到學生模樣的人,便伸手說:“你有錢給我幾個。”所求不過三五元而已。

後來他已經漸漸恢復一些神智。有一次錢三強在中關村的馬路上碰到他,一看到老師,錢馬上跑上去打招呼。老師一看到他來了,馬上就說,你趕快離開我,趕快躲開,以後你見到我,再也不要理我了,躲我遠遠的。錢三強當時為二機部的副部長,負責原子彈工程。他深知老師的用意——“他知道這麼重要的工作,最忌諱同那些政治上有問題的人來往的,他生怕錢三強因此遭到一些不幸。”

他的侄子說他從沒對任何人講過自己的悲慘,“他的看法好像是世界上和歷史上冤枉的事情很多,沒有必要感嘆自己的人生”。

1977年1月13日,他帶着一身的污水離開了人世,直至80年代,始獲昭雪。但是,讓人匪夷所思的是,這樣一個當年代表清華科學高度的大師的大師,當現在的清華想要為他塑像之時,清華園內竟然有人用流氓無賴的下流話說:“你們要為這個人造像,我就尿它”。

談到清華園當年那些大師的大師,讓我肅然起敬的還有一代數學宗師熊慶來。

熊慶來是與華羅庚的名字聯繫在一起的。

中國近代“戊戌變法”後,國家廢科舉,一些有識之士辦學堂,開始傳播西方的科學文化,並興起留學潮。到“五四”時期,一批學子從國外留學回國,把西方科學移植到中國,為今天中國的科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熊慶來便是其中傑出的一員。他於1921年從法國留學歸來,即將近代數學引進中國,創建了中國第一個數學系(當時稱算學系),培養了大量的數學人才。他是中國現代數學辛勤的開拓者。

數學家熊慶來一生有兩種身份,一是數學家,二是教育家。作為數學家,他的函數論研究成果被譽為“熊氏無窮極”(即“熊氏定理”),並載入世界數學史冊。作為教育家,他培養了華羅庚、嚴濟慈、趙忠堯、陳省身、許寶祿、庄圻泰、錢三強等一大批優秀數學家、物理學家,使民國年間的數理研究達到國際水平;而對於國家而言,教育家的熊慶來的貢獻要更為偉大,也更有意義。

1926年,清華學校改辦大學,聘請熊慶來前來創辦算學系。他在任清華算學系系主任的9年間,培養了一大批在國內外享有盛譽的優秀人才。有人說:“中國的數學家約有一半出自清華算學系。”

著名的物理學家錢三強、趙九章、彭恆武都是熊慶來在清華任教時的學生。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後,法國《世界報》載文評述,談起錢三強的貢獻時,還特別指出他是熊慶來的學生。

熊慶來在代理清華學院院長時,還創建了我國第一個數學研究機構-——清華算學系研究部,他是指導老師之一。蜚聲當代數學界的美籍大數學家陳省身,就是當時該部的研究生。

1931年,熊慶來代表中國出席在瑞土蘇黎世召開的世界數學會議。這是中國代表第一次出席國際數學會議。會議結束後,熊慶來利用清華規定的五年一次的例假,前往巴黎專攻函數論,於1933年獲得法國國家理科博土學位,他定義的無窮級被國際上稱為“熊氏無窮級”,載人了世界數學史冊。

1934年,他返回清華,仍任算學系主任。翌年,他聘請法國數學家H·阿達瑪和美國數學家、控制論的奠基人N·魏納到清華講學,為高年級學生和研究生開拓視野,幫助他們提高研究能力。當時的研究生陳省身、吳大猷、庄圻泰、施樣林、段學復等人,後來都成為著名學者。熊慶來在晚年回顧說:“平生引以為幸者,每得與當時英才聚於一堂,因之我的教學工作頗受其鼓舞。”

熊慶來在清華執教9年,在這期間,他最為人稱道的是他對華羅庚的發現、提攜和培養。他與華羅庚的師生緣是教育也是科學史上的永恆的經典。

華羅庚是飲譽世界的數學家,是中國解析數論、矩陣幾何學、典型群、自安函數論等多方面研究的創始人和開拓者。國際上以華氏命名的數學科研成果就有“華氏定理”、“懷依—華不等式”、“華氏不等式”、“普勞威爾—加當華定理”、“華氏算子”、“華—王方法”等多種。著名數學家勞埃爾·熊菲爾德說:“他的研究範圍之廣,堪稱為世界上名列前茅的數學家之一。受到他直接影響的人也許比受歷史上任何數學家直接影響的人都多”;他的名字在多家美國著名博物館中與少數經典數學家並列在一起。他沒有取得博士學位,但被選為美國科學院國外院士,聯邦德國巴伐利亞科學院院士。在國內,他被譽為“中國數學之神”、“中國現代數學之父”,還被認為是中國計算機界的兩位功勛科學家之一。

可是,幼年的華羅庚學習成績並不好,有時數學還考不及格。初中畢業後,因家境貧寒,無力繼續學業。於是,回到家鄉,一面幫助父親在雜貨店裡幹活,一面繼續鑽研數學。1930年春,他的論文《蘇家駒之代數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在上海《科學》雜誌上發表,立即引起當時在清華大學數學系任主任的熊慶來的注意和重視。熊問周圍同事:“這個華羅庚是哪國留學生?”恰好有江蘇籍教員在場,忽然想起其弟有個小同鄉名叫華羅庚,便說道:“這個華羅庚哪裡上過什麼大學,他只念過初中,聽說在金壇中學當事務員。”熊慶來驚奇不已,當即作出決定:“這個年輕人應該請他到清華來!”這年,華羅庚只有19歲,並且得了嚴重的傷寒症,落下了終身殘疾,走路都要藉助手杖。

在清華,華羅庚得到熊慶來的直接指導,並可隨意聽教授們的課,同時又有條件潛心鑽研,可謂“如魚得水”。一年之後他被任為助教,再一年後升為講師,又兩年後成為文化基金會研究員。1936年,經熊慶來和理學院院長葉企蘇的推薦,華羅庚登上北去的列車,橫穿西伯利亞,跨越英吉利海峽,前往英國劍橋大學做訪問學者。他在劍橋的兩年中,把全部精力用於研究數學理論中的難題,不願為申請博士學位浪費時間。他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國際數學界的注意,逐步成為了世界數學界頂尖的學者。

熊慶來於1937年離開清華,出任雲南大學校長;1949年以後因為參加國際會議而客居海外,後來周恩來派華羅庚把他請了回來。1957年6月從法國返回北京以後,被安排在中國科學院數學所工作。1966年“文革”開始以後,熊慶來和華羅庚都被打成“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遭到批鬥。據熊先生的孫女熊有德回憶說:“爺爺的一個學生是‘造反派’小分隊隊長。奶奶陪爺爺去參加批鬥會,會場上的標語是批判‘華熊黑線’。當人們喊‘揪出反動權威華羅庚’時,華羅庚先生站了起來。開始時爺爺坐着聽人們斗華羅庚,後來他們高喊着‘把熊慶來揪上來’,爺爺就自己顫顫抖抖地上去,站不穩,有好心人給他搬了一把椅子,他沒坐。華先生就過來扶着他,但他自己也站不穩,還是奶奶上去扶着爺爺。忽然,一個‘造反派’上來摘掉了爺爺胸前的毛主席像章。爺爺看着周圍似熟悉又不熟悉的臉,感到一陣隱痛,難道當年他不顧一切回到祖國就是為了這個?奶奶給我講了這個經過,她也沒有講是誰這樣恩將仇報。”

熊有德還說:當時她爺爺聽完奶奶的話以後,只說了八個字:“學生有錯,先生有責”。

1969年2月3日,熊慶來在深夜中去世,享年76歲。當時還是“專政對象”的華羅庚聽到這個消息後,曾向當時中科院的革命委員會申請前去弔唁。等到批准以後,熊慶來的遺體已經送到火葬場。於是他匆匆趕到火葬場,走進停屍間,一時無法認出恩師,便動手挨個掀開蓋在一具具屍體上的白布,終於見到了熊慶來先生。面對骨瘦如柴的先生的遺體,華羅庚放聲大哭……

後來華羅庚對熊有德說:“沒想到你爺爺,那個當年赫赫有名的數學家,會死得那麼慘。躺在一大堆屍體中間,沒有花圈,也沒有追悼會。”

“文革”結束以後,華羅庚發表《哭迪師》一詩,痛悼恩師,其中有句云:“惡莫惡於除根計,痛莫痛於不敢啼”,悲憤之情,盡在其中。

無論是作為科學家還是教育家,無論是人格還是學術,葉企孫和熊慶來所達到的高度是一個世界的高度。他們從另外一個角度無言地回答了錢學森之問。在他們之後,無論是清華還是中國,都不再有高度。

三、梅貽琦是國民黨中央委員,他一生成功地長校清華,以自己的人格塑造了清華的校格,確立了清華的精神和學術高度,以及清華在國內和國際學林中的地位。

20世紀上半葉,國內局勢風雲變幻,動蕩不安,學生運動遍及全國。其中清華大學的學生運動特別活躍,學生們經常乾的一個活就是驅趕校長,清華大學的校長因此當得相當狼狽,長則三五年,短則一兩年,其中任期最短的只有兩個月。然而,梅貽琦在清華做了17年校長,任何時期,清華學生喊出的口號都是“擁護梅校長”;在成千上萬人的心目中(尤其是清華校友),梅貽琦就是清華,清華就是梅貽琦。

梅貽琦(1889-1962),字月涵。天津人。20世紀中國偉大的教育家之一。早年以優異成績畢業於南開學校,為著名教育家張伯苓先生的高足。1909年考上庚子賠款清華第一期赴美留學生,入麻省伍斯特理工學院學習電機工程專業。1914年畢業回國,翌年即入清華,擔任教學和教務長等多種職務。1931年出任清華校長,此後一直到在台灣去世,一直服務於清華,因此被譽為清華的“終身校長”。在他的領導下,清華得以在十年之間從一所雖有名氣,但並無全面的學術地位的學校一躍而躋身於國內名牌大學之列。歐美曾有著名大學校長在1941年清華建校30周年時以“西土一千年,中邦三十載”一語稱譽當時的清華。梅貽琦是國民黨中央委員,他一生獻身於教育,成功地長校清華,以自己的人格塑造了清華的校格,確立了清華的精神和學術高度,以及清華在國內和國際學林中的地位。

梅貽琦留給後人最著名,影響最為深遠的辦學理念就是他的“大師論”。“大師論”是他1931年12月3日向已經10個多月沒有校長的清華學生髮表的就職演講中提出的:

“我希望清華今後仍然保持它的特殊地位,不使墜落。……一個大學之所以為大學,全在於有沒有好教授。孟子說:‘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我現在可以仿照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我們的智識,固有賴於教授的教導指點,就是我們的精神修養,亦全賴有教授的inspiration。但是這樣的好教授,決不是一朝一夕所可羅致的。我們只有隨時隨地留意延攬而已。同時對於在校的教授,我們應該尊敬,這也是招致的一法。”

“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一句,即眾所周知的“大師論”。“大師論”是梅貽琦教育思想中最核心的理念。他強調,“學術的造詣,是不能以數量計較的。我們要向高深研究的方向去做,必須有兩個必備的條件,其一是設備,其二是教授。設備這一層比較容易辦到,我們只要有錢,而且肯把錢用在這方面,就不難辦到。可是教授就難了。”對於老師,他要求不單要能“以己之專長之特科知識為明晰講授”,而且要為學生的“自謀修養、意志鍛煉和情緒裁節”樹立楷模,使“從游之學子無形中有所取法”。

在這一辦學思想的引導下,清華大學的教師中可謂大師雲集,人才輩出。在教師陣容中,既有早就海內外聞名的前輩大師,如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吳宓、潘光旦、葉企孫、熊慶來、顧毓琇、吳有訓、馮友蘭等,也有新生代的聞一多、朱自清、沈從文、費孝通、陳省身、錢鍾書、華羅庚、錢三強、錢偉長等。

著名翻譯家許淵沖先生回憶,在清華大學梅貽琦主政的西南聯大時期,他剛入學那年(1939年),學校來了三位年輕老師,才28歲,都是正教授。這三人都剛剛回國,一個名叫錢鍾書,一個名叫華羅庚,一個叫許寶騄。錢鍾書、華羅庚是大家所熟悉的。許寶騄是研究統計學的,是世界級權威數學家,後來在北大數學系。1936年許寶騄考取了赴英留學,在倫敦大學統計系學習數理統計,攻讀博士學位。1938年許寶騄共發表了3篇論文,因成績優異,研究工作突出,第一個被破格用統計實習的口試來代替學業成績,並於1938年獲得了哲學博士學位。這種不唯學歷,不唯資歷,只憑真才實學,照樣可以當教授的用人理念,在梅校長看來,是再正常不過的事。而身為校長,他給自己的定為則是,他的工作只是幫人搬搬凳子而已。

梅貽琦重視大師,其最終目的還在通過為師者的表率作用,成就學生。他在《大學一解》一文中,對於師者的表率作用更作出了形象的解讀:“古者學子從師受業,謂之從游”,“學校猶水也,師生猶魚也,共行動猶游泳也,大魚前導,小魚尾隨,是從游也,從游即久,其濡染觀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為而成。”上文提及的華羅庚的最初成才,即是“從游”於熊慶來等大師的結果。

“通才教育”和“人格教育”是梅貽琦教育思想的另一基本觀點。他認為,大學階段的培養目標是“通才”,而非“專才”,“竊以為大學期內,通專雖應兼顧,而重心所寄,應在通而不在專”。就大學培養通才的重要性,梅貽琦在多種場合,費盡筆墨予以論述。其中還列舉這樣一個親身經歷的例子,那就是他在美國工科大學讀書期間,一位此前上過文科的同班同學,雖然工科專業不比同學出色,但其他知識與見解遠在同學之上。時間是最好的見證。10年後,當別的同學還在當技師和工程師時,“他已經做到美國一個最大電業公司的分廠主任,成為電工業界的一個領袖”。針對當時教育“只重專才,不重通才;重實科不重文理”的嚴重功利傾向,他指出大學應着眼於在知、情、志三個方面對學生進行人格的全面培養,主張對學生進行“智、德、體、美、群、勞”的“全人格”的教育和熏陶,以造就為國家服務的真正人才。

學術自由和教授治校是梅貽琦一生倡導和力行的基本管理原則。他心儀蔡元培先生,尤其推許蔡先生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並包”。他在日記中寫道:“……對於校局則以為應追蔡孑民先生兼容並包之態度,以克盡學術自由之使命。”

著名民主鬥士聞一多先生,性情率真。1937年抗戰開始,他在昆明西南聯大任教。1943年後,因目睹國民政府腐敗,奮然而起,積极參加反獨裁,爭民主的鬥爭,經常拍案大罵國民黨,大罵蔣介石。梅貽琦深知聞先生的秉性,對於聞的一些“過激”言論,亦有微詞:“一多實一理想革命家,其見解、言論可以煽動,未必切實際,難免為陰謀者利用耳。”1946年4月15日,在西南聯大即將結束使命之際,聞一多在西南聯大校友會上“開謾罵之端”。梅貽琦對此也很不滿意,在當天日記中寫道:“下午昆明聯大校友會有‘話別’會……會中由聞一多開謾罵之端,起而繼之者亦即把持該會者,對於學校大肆批評,對於教授橫加污辱。果何居心必欲如此乎?民主自由之意義被此輩玷污矣。然學校之將來更可慮也。”

但是,當政府當局暗示西南聯大解聘聞一多等數名激進教授時,梅貽琦卻根本不予理睬。1946年6月,梅赴南京,蔣介石約見,與他談大學復校問題。蔣問:“下年校中辦法如何?”梅答:“仍當注重學術研究風氣之恢復,倘使教授們生活得安定,研究設備得充實,則研究工作定更有進展。”隨後梅主動提到清華教授中有少數言論行動實有不當,但多數同人深不以為然,將來由同人自相規勸糾正,諒不致有多大影響。他解釋說,此數人以往在學術上頗有成績,最近之舉動當系一時之衝動,故極希望能於規勸之中使其自行覺悟,則其後來結果必更好。梅繼續解釋,此數人之如此或尚有一原因,即其家屬眾多或時有病人,生活特困難,而彼等又不欲效他人所為在外兼事,於是愁悶積於胸中,一旦發泄,火氣更大。這一番入情入理的分析,得到了蔣介石的認同,蔣頻頻點頭說,“生活問題實甚重要。”隨後,梅向蔣提出提高教授待遇,改善生活水平的建議。此事足以見出梅先生的包容之心和處事智慧。

民國時期的大學校長,當學生與政府發生對立時,往往都站在學生一方,以保護學生為己任,認為這是堅守“教育獨立”、“思想學術自由”的應有之義。身為國民黨中央委員的梅貽琦也是這樣。1935年底,日寇壓境,華北危急,以抗日救亡為主題,以清華學生為主體的“一二·九”運動的大幕隨之拉開。學生運動引起了當局的緊張,他們想方設法阻撓運動的蔓延。一天,冀察政委會委員長宋哲元派了軍隊到清華清查,士兵們聲明有命令不用槍彈。有些同學知道後,竟搶了他們的槍枝,扣留了他們領隊的團長,打翻了運輸的車輛,一時群情激憤……護校的組織應運而生,儼然以清華園為堡壘,大有長久對抗的意思,並集合同學以擴大聲勢。事態因而激化。當天晚上,竟有一師軍力的部隊,荷槍實彈,並附有大刀隊,進入校園。學生中的負責人早已溜了。當時同學們手拉着手,以示團結,但是敵不過大刀的威力。結果二十名左右的同學被捕了,大都是無辜的。事情發生後,梅先生極為沉痛,他告誡同學:“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確的判斷和考慮……徒憑血氣之勇,是不能擔當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責任心,昨天早上你們英雄式的演出,將人家派來的官長吊了起來,你不講理,人家更可不講理,晚上來勢太大,你們領頭的人不聽學校的勸告,出了事情可以規避,我做校長的是不能退避的……你們還逞強稱英雄的話,我很難了。不過今後如果你們能信任學校的措施與領導,我當然負責保釋所有被捕的同學,維護學術上的獨立。”

作為深受西方文化影響的知識分子,梅貽琦行事有着極強的規則意識。在規則面前無所通融,無論是誰。在今人看來,近乎不通人情。1938年,奉國民政府教育部的命令,清華大學與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合組西南聯合大學,遷往昆明,當時的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在人財物等方面給了西南聯大最大的支持。有一天,龍雲特地來拜訪梅貽琦,說孩子沒有考取聯大附中,請求破例錄取。梅貽琦留龍雲吃飯,並請聯大教務長潘光旦作陪。席間,梅貽琦先生請潘光旦派老師晚上輔導龍雲的孩子,等明年再考,並且言明老師的家教費得由龍主席支付。對別人堅守規矩,對自己的子侄更不例外。當年,梅貽琦的侄子梅祖武、小女兒梅祖芬都報考過清華,結果,因為成績不合格,一個去了北洋大學北京分部(即後來的北京大學工學院),一個去了燕京大學。他做了那麼多年的清華大學校長,沒有錄取過一個“自己人”;他曾囑咐秘書和有關招生的老師,凡要求破例錄取的信件,不必轉給他本人,一律按規定辦事。

在梅祖芬考清華的1946年,還有兩位名教授的女兒報考清華大學落榜了。她們一個是清華大學建築系系主任梁思成的女兒梁再冰,一個就是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哲學系系主任馮友蘭的女兒馮鍾璞。

梅貽琦的規則意識表現在自己身上,就是廉潔自律,公私分明。他可以以私奉公,但決不會化公為私。20世紀30年代初,梅貽琦剛出任清華大學校長,就主動放棄前任校長享受的免交電話費、免費雇家庭幫工、免費拉兩噸煤等幾項“特權”。抗戰之初,梅貽琦剛到昆明,就退掉司機,將個人使用的小汽車拿來公用。他外出有公務,近則步行,遠則搭蔣夢麟或別人的車。1939年以後,昆明物價飛漲,師生基本生活極難維持,梅貽琦向國民政府教育部申請了一些補助金,有給老師的,有給學生的。梅貽琦的4個子女都在聯大讀書,他卻不讓妻子領取補助金。其實,梅貽琦一家也過得非常清苦,他一個月的工資只能維持一家人半個月的生活,其妻子不得不做些糕點外賣以補家用。1942年,美國駐華大使特別助理費正清來昆明,拜訪聯大的金岳霖、張奚若、錢端升等人,梅貽琦請其吃飯,本來完全可以用公款報銷,他卻為費正清舉辦家宴,一頓飯花了不下1000元,而他當時的月薪不足600元。1962年,梅貽琦在台灣去世,旁邊的人打開他病中一直攜帶的一個箱子,裏面全是清華基金的數目,一筆一筆,分毫不爽。

1948年底,梅貽琦倉促南渡,離開北京去美國管理清華基金,以資助中華學人完成學業和研究事業。1955年,他應邀赴台灣創辦清華大學原子科學研究所(新竹清華大學前身),直至1962年生命最後一刻。1986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李遠哲的研究生學業即完成於該所。

梅貽琦離開大陸,直接原因是因為支撐學校運轉的庚子賠款當時在美國,如果不去美國,那錢也就沒了。可是很多年後,據說在一次與朋友的談話中,他說自己如果留下,結果會是要麼被打成反革命,要麼成為傀儡,兩者都非其所願。所以,他最終把他心中的清華帶去了台灣。

四、不是結語的結語

1952年,在全面蘇化的基本國策的規定下,以歐美教育為範本建立起來的中國現代高等教育體系被蘇聯高等教育體制所徹底顛覆。經過蘇化的高等教育院系大調整,清華大學被閹割成為一所工學院。同年底,一二·九運動的發起者和組織者蔣南翔回到他的母校水木清華主政,並發表“就職演說”:“清華大學當前迫切任務就是要深入教育改革,破除英美資產階級的舊教育傳統,逐步地把自己改造成為社會主義新型工業大學”,而“黨的領導是勝利完成教育改革的關鍵。”破除舊教育傳統,對於清華而言,潛台詞就是批判並且拋棄梅貽琦老校長的教育獨立之原則和自由民主之精神。大概,梅貽琦做夢也沒有想到,是蔣南翔這位當年整天策劃學潮的職業學生,成了系統摧毀清華的傳統和精神的殺手。

蔣南翔主掌清華,提出的培養目標就是又紅又專——“一是聽話,二是出活”的“工程師”。從此,清華成了技術官僚——“紅色工程師的搖籃”。

圍繞培養目標問題,時任清華副校長的錢偉長提出質疑,並展開了激烈爭論。爭論的結果是中國近代力學奠基人錢偉長被打成右派,從此蒙受了22年的苦難。文革中,56歲的科學家錢偉長當上了爐前工,國家科學規劃的主要執筆人變成了技術革新能手。而蔣南翔則把清華進而將大陸所有高等學府都變成了黨的“馴服工具”。這一結果也間接地回答了“錢學森之問”。

2010年11月13日凌晨,為迎接百年校慶,修繕中的清華大學標誌性建築——百年清華學堂失火。學堂東面的尖頂被燒光,裏面的木製結構也燒得空空如也。據現場保安說,學堂大約三分之一已經被燒沒了。清華學堂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裏面是木製結構,這裡在過去的幾十年間都曾是清華學生們每年開學的報到登記的地方。

2011年清華百年校慶,中共高規格紀念,胡錦濤發表重要講話。但是,畢業於清華大學,曾為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擔任翻譯的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原所長資中筠在收到請帖後,斷然拒絕出席清華百年校慶。她說,已經不認同現在的清華,清華就像一個大官,非常勢利,向權力和財力聚集。而中國名牌大學招天下英才而毀之,傷天害理。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博客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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