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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智斌:「低端人口」的處境Vs「高端人口」的困境

北京驅逐低端人口(網絡圖片)

北京大興冬天的一場大火,不但殘酷燒死了掙扎在社會底層的19條人命,同時還燒穿了華麗首都那件漂亮的盛世外衣,也暴露了那些“高端人口”的低端思維和末端品行。

在一個將底層民眾稱為“低端人口”的社會裡,其“上層建築”必定認為自己是屬於“高端人口”的,否則也就無高低之分了。早在2016年8月,《人民日報》在報道超大城市怎麼控制人口問題時,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顧寶昌——這個專門研究中國人口和發展的學者稱中國超大城市為減慢人口增長,“通過政策將特別是其中所謂的低端人口‘清理’出去,導致了這些地方常住人口出現增長放緩。但對超大城市來說,這不一定有好處,也不可持續。”

“低端人口”這樣的觀念在2016年後不時出現在國家級媒體和黨報上,至少說明將人分成三六九等的觀念,對社會底層國民的歧視和排斥,已經在這個社會的“高端人口”中深入人心。而最骯髒的,莫過於那些嘴上操着諸如“經濟槓桿”、“政策調控”這些看上去好有學問、文縐縐的字眼,在行動上憑藉手中掌握的沒有約束的權力,將勞苦大眾的生存權利剝奪殆盡的“高端人口”了。

“低端人口”Vs.“不忘初心”

今天,這些“高端人口”一面口中追隨着“不忘初心”的口號,另一面在行動上又極力違背“初心”,這種分裂和矛盾的狀態,在社會現實中其實到處可見。

“初心”是什麼?我們不妨先來看兩個都有出處的小故事後再談它。

將近一百年前,就有這麼一位初到北京的外來人口,面臨著如何解決生計的難題。據他自己回憶說:我是向朋友借錢去北平的,所以一到就得找事。同情和幫助他的一些人後來回憶說,他們首先想到了蔡元培,“他一貫的仁慈寬厚,我們寫信請示他可否給他安插一個打掃教室的工作。”這位當年來到北京一無所有的外來人口,如果在今天,他同樣也會被“高端人口”看作“低端人口”的,不是別人,正是後來成為“頂端人物”的毛澤東。這段史料,現在還能從當年北大校長蔡元培致時任北大圖書館館長李大釗的信函中得到證實:“守常先生大鑒:毛澤東欲在本校謀一半工半讀工作,請設法在圖書館安置一個書記的職位,負責整理圖書和清掃房間,月薪八元。蔡元培即日。”於是,李大釗順從的給毛澤東安排了一份“清掃房間、整理圖書的工作,一個極簡易的差事”。(來源:《黨史文苑》2007年第8期,《毛澤東與北大圖書館的幾個問題考析》,作者:方勇、劉大禹)

當年北大教授的月薪大多為二、三百元,毛澤東月薪八元,可謂是極低收入者了。我不知道今天在“高端人口”口中的“低端人口”究竟是怎麼定義的,但如果用無房、無車、無存款、無固定收入來衡量一個人是成功還是失敗的話,當年的毛澤東絕對不能算作成功者,倒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外來人口,也算是一位低收入的“低端人口”了吧?

在《西行漫記》(Red Star Over China)一書中,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記錄了毛澤東在北大期間的一段回憶:“我的職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對他們大多數人來說,我這個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來閱覽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頭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我對頭面人物很有興趣,我打算去和頭面人物攀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話。”

當年毛澤東在思想上的鬱悶是可想而知的。那些大家們都有自己的學術要做,還有那麼多社會責任要去擔當,當然不會有充裕的時間像今天的北大教授孔慶東們一樣,在酒足飯飽之餘還熱衷於推銷孔子和平獎那樣去混世界。但毛澤東的苦悶,與今天“低端人口”的遭遇相比,那真是不幸中的大幸了,畢竟從中我沒有讀出那些今天在我們眼中“高、大、上”的大家們是如何戴着有色眼鏡去貶視他,更沒有人因為“低端”而把他強行趕出北京城。當年若真也像今天這樣對待“低端人口”,有人一把把他拉出北京城的話,今天恐怕真的就沒有“不忘初心”的故事了。這樣看來,在總結大興“11·18”火災的教訓時,北京市委書記蔡奇表示要“充分認識維護首都安全穩定的極端重要性”,也確實是有他的道理的。

如果僅從財富的角度去衡量人的地位,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之中,其實沒有幾個人不是出身於“低端人口”(我必須聲明,儘管我是不同意將貧困階層稱為“低端人口”的,也不願意將這個詞用在任何人身上,但既然《人民日報》都在用,那就用這個詞來說事吧。但這並不是我的觀點,我本人也絕對不同意這種帶有歧視色彩的觀點和使用這樣的詞彙的,本文中使用此詞彙僅限於批駁這種觀點。)的,否則也就妄談“無產階級”了。

那位後來被稱為“第二代領導人”的鄧先聖先生,1904年出生在四川省廣安州協興鄉的農村,1920年來到法國勤工儉學時,他只有16歲。因為沒有技能,他只能在鋼廠當雜工。他每天工資只有10法郎,據說生活非常拮据,連飯都吃不飽,更不要說讀書了(來源:《少年鄧小平》,新浪文化)。這位後來被“高端人口”廣泛稱為“偉人”的“頂端人物”,竟然曾經也把“低端人口”做出了國門?當然這並不是他的錯,活下去是人的本能,這既不是一種恥辱,也不屬於有辱國格,只是當時的社會情形所迫而已。

1949年後,“無產”被視作無上光榮。從偉大光榮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到震天撼地的無產階級專政,赤貧一直主宰了這個國家超過30年的時間,今天我們中間有許多人都經歷過那個痛苦和無奈的時代。時至今日,昔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後代們,恐怕很多已經成為腰纏萬貫的房產家、地產家、銀行家、投資家、實業家這樣的“高端人口”了,而昔日是無產階級的工農子弟,今天很多人依然是無房、無車、無存款、無固定收入的無產階級,還無償得到了“低端人口”的冠名權,這樣的數典忘祖,哪能用“不忘初心”去解釋得通呢?

“低端人口” Vs政治制度

“低端人口”雖然總是以弱勢群體的面貌出現在政治、經濟等社會利益的博弈之中。但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他們的境況會大不相同。

2017年11月27日,在我生活的城市溫哥華,當地報紙Vancouver Metro刊登了Jen St. Denis的一篇分析報道:“城市的分裂:地圖展現的投票趨勢”(A City Divided: Map Shows Voting Trends),論述了剛剛公布的溫哥華市政府在今年10月份補選一名市議員的選票統計情況。文章從收入和房產的角度着眼,用統計數據和兩幅不同候選人得票數量的分佈地圖,向讀者精確展現了在民主社會中,城市不同的社會階層是怎樣通過選票為自己爭取權益的。

文章中NDP(Non-Partisan Association,無黨派團體)候選人Hector Bremer在溫哥華西區和Killarney和Victoria-Fraseview等東南部居民區都得到了最高份額的選票(在Kerriesdale贏得高達63%的選票),這些地區擁有高收入和房產的居民比例遠高於租房的居民,他在中產居多的Yaletown地區也獲得成功,得到了45%的選票。

Jean Swanson作為一名獨立參選人,她常年來致力於溫哥華市中心東區的“反貧困”(Anti-Poverty)運動,她主張“租金凍結制”(Rent Freeze),並對擁有多處房產的產權人實行“累進制稅率”(Progressive Property Tax),她打出的標語是“Tax the Rich to Housing the Poor”(給富人加稅,給窮人住房),她在相對貧困的溫哥華市中心東區Downtown Eastside,Strathcona和Grandview Woodland都得到了超過40%的選票,她在Mount Pleasant和Hastings Sunrise也得到了可觀的選票,那裡都有着大量的租戶。

最終Hector Bremer贏得了市議員的選舉。Jean Swanson雖然在選舉中以微小的差距失利,但還是獲得了得票第二名的成績,離成功當選僅一步之遙。比起其它黨派的候選人來說,她的選舉策略顯得非常成功。

其實,這樣的例子很多很多,這並不是表明窮人有可能改變政治格局的唯一例子。這場不起眼的選舉統計和分析之所以被登上報紙,因為近幾年溫哥華深受包括來自中國等外資購房之苦,房價扶搖直上,已經讓大部分無房的工薪階層覺得住房成為難以負擔的昂貴之物。這種結果正深刻影響到溫哥華人的生活質量,在民主政治制度下,這種結果也一定會最終影響到政治格局的變化。

幾乎在任何形式的國家裡,政治總是“高端人口”的遊戲,“低端人口”不掌握話語權。人性又無法擺脫自私和貪婪的一面,在沒有制約的制度里,僅想依靠花言巧語的政客們的自律來達到公正、無私的目的是非常靠不住的。但民主政治的遊戲規則可以彌補這種缺陷,選票的作用,就是讓自身沒有話語權的“低端人口”憑藉手中的一張票子,讓佔有話語權的“高端人口”為了選票而自己找上門來,成為“低端人口”的代言人,為自己的利益在政治、法律、輿論和其它領域裏博弈。當“低端人口”的群體越是廣大時,這樣的博弈力量也越發強大可觀。

因此,在這種制度下,社會結構總會趨向於一種平衡,就像我們在工程設計時研究理論力學(Theoretical Mechanics)中的超靜定結構(Statically Indeterminate Structure)一樣,由於構件間的相互依存、相互支撐和相互制約,即使其中某個構件發生意外而斷裂失效時,其它構件立刻承擔起額外的負荷,並讓受力狀態達到新的平衡,因而不至於引起整個結構的垮塌——在這樣的政治結構下,“低端人口”和“高端人口”之間的利益博弈雖然總在不斷的發生摩擦、衝突和變化,但也總能相互制約、相互依存並能達到一個新的平衡點,讓社會各個階層都能找到相對的公平和各自安居樂業的空間,社會總體上也就趨向於安全、和諧和穩定。

但是,在一個“低端人口”對“高端人口”完全沒有制約的政治制度里,“高端人口”在人性“惡”的一面驅使下,私慾總是呈現出無限膨脹的趨勢。這種情形所形成的例子其實比比皆是,既有大批觸目驚心、貪得無度的貪官,也有喪失良知、為虎作倀的專家、文人,更有大量不擇手段獲取暴利、迅速致富的暴發商人。這些現象的結果,都是“高端人口”對“低端人口”利益在各種層次上的肆意掠奪。

在這種社會生態下,法律可以變成牟利的工具,權力成為通吃一切的怪獸。政治、司法荒謬可笑,社會亂象層出不窮。“高端人口”可以為所欲為,而“低端人口”既沒有話語權,也沒有申訴權,更不可能有自己利益的代言人。在上訪群體中,這種現象被表現得淋漓盡致。

在這種比叢林法則更殘酷的現實里,“低端人口”的處境甚至比自然法則下的弱肉強食更不如。自然法則畢竟還遵循着自然之規律,但在一個惡的社會體系中,貧困人口中的絕大部分人不可能具有在高明的謊言和騙術中辨別是非的能力,他們一面被欺騙被洗腦,在度日如年中麻木的幻想着政客們許願的美好未來,另一面又不得不面對歲月流逝帶來的一個個希望破滅的殘酷現實,根本無法改變讓下一代重蹈自己覆轍的命運。

但凡事都是物極必反。“低端人口”的範圍越廣大、命運越悲慘,也必定會給“高端人口”帶來不安全的壓力,所以“維穩”就被提上議事日程,穩定成為壓倒一切的要務。當矛盾的複雜性和對立程度積累到一定程度時,維穩還是維不穩的,越是強烈維穩,其反作用力也會越大,最終結果必然會導致無良權力的崩潰,否則古代的帝王將相都不會垮台了——所謂今天的“高端人口”,同樣也走不出這樣的困境。這樣的崩潰,不論是對“高端人口”來說,還是對社會底層的人民來說,其代價都是無比慘烈、難以承受的。

這個原理其實在力學中早就被驗證,在研究材料力學(Mechanics of Materials)里材料的斷裂(Fracture of Material)過程中,我們看到在應力(Stress)作用下,柔性材料在應力達到極限時,材料由於塑變(Deformation)而延緩了斷裂的時間,使得斷裂不至於那麼突然。但對強硬的脆性材料而言,應力一旦達到極限,則脆斷(Brittle fracture)便在突然間發生——這種情況如果出現在工程上,事故會發生得非常慘烈——威權政治也是這樣,越是強烈維穩,脆斷也一定會突然降臨,這就是自然規律。如果哪位研究相關領域的教授、學者真有興趣,開設一門“政治社會力學”(Mechanics of Political Sociology)的學術研究,在“大數據”時代專門量化研究這種極權政治的應力極限、脆斷髮生的現象和條件,或許會非常有益、有趣,也一定會有很大收穫。

2017年12月8日定稿

圖片說明:一幅“清退低端人人有責扮靚環境人人點贊”的宣傳橫幅,表明了在“高端人口”頭腦里,城市的面子遠比窮人的生存權更為重要。圖片來源於網絡,拍攝者不詳,拍攝地點、時間不詳。

來源:民主中國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趙亮軒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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