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中國殘聯的推算，截止2010年底，中國殘疾人總人數8502萬人。
數量如此龐大，為什麼在我們的大街上，很少看到殘疾人？
他們「不適合」出門
2015年，英國青年詹姆斯·巴拉迪決定來中國旅行。巴拉迪雖然一直坐輪椅，但之前的環球旅行都很順利，直到他來了中國。
在前往北京的通宵火車上，詹姆斯很興奮，一眼望去全是平原，不用整天爬上爬下。而當他真的下了車，走進中國的大城市裏，才發現這裏的無障礙設施基本都是花架子，極不便利。
比如，街道兩旁都豎着防止攀爬的鐵柱子，只有走天橋和地下通道，而詹姆斯只遇到兩種升降梯：一種是完全壞的，另一種根本找不到打開的鑰匙。是花45分鐘繞遠路，還是跟着人群闖過馬路，無奈詹姆斯只能選擇後者——在匆匆人流中一邊瘋狂地轉動車輪，一邊躲避行人的胳膊肘。
不要說大馬路，即便是醫院這樣的特殊場所，無障礙設施也令人堪憂。
2015年，在一線城市深圳，當地一家公益機構做了份《深圳市福田區醫院無障礙環境調查報告》，發現深圳福田區19家醫院的無障礙設施沒有一家是合格的。
我們的城市越來越發達，公共設施也建了，但實用性依然低，根本不能全面地照顧到殘疾人。
2001年，全國才開始大面積地鋪設盲道。如今看來，這盲道堪比通關遊戲，什麼關卡都有，燃氣管道、路牌標語和掀開的井蓋，電話亭、路墩子和機動車，就是沒有見過1730萬盲人中的一個。
黃色的瓷磚和凸起的紋路，變成了盲道設計師眼裏的一種裝飾。他們忘了，多拐一個彎，對盲人來說卻有可能變成迷宮；坡道角度只增大了五六度，但對坐輪椅的肢殘人來說，可能變成高牆。
很多人說，盲道不行，不還有導盲犬？
按國際導盲犬聯盟制定的標準，每100個視障人士就應配備一隻導盲犬。按照這個標準，中國應該有近17萬隻導盲犬供盲人使用。但過去12年，累計只培訓出100多隻導盲犬，數量甚至遠低於國寶大熊貓。因為導盲犬的培養成本非常高，培養一隻導盲犬至少需要18個月，花費近12萬元。
但好消息是，是導盲犬培訓機構是完全的社會公益機構，視障人士申領導盲犬在中國是免費的，除了來往導盲犬基地的交通費、導盲鞍等器具費之外，不用任何費用。導盲犬是公益組織是昂貴的愛心，而便宜實用的盲道才是更好的選擇。
即便是千辛萬苦領養了導盲犬，現實也會給你迎頭一擊。想必你一定看過公交、地鐵不讓導盲犬上車的新聞，很多人擔心早高峰人流大、公共交通內部空間狹小，很可能會因為狗的天性，對周圍的乘客發起攻擊。導盲犬真的危險嗎？
導盲犬是工作犬中要求最高的，同為工作犬，挑選時導盲犬是第一位，之後再是警犬、搜救犬等等。最常見的品種為拉布拉多、黃金獵犬或是有計劃育種而交配的，如導盲犬「黃金拉不拉多」。導盲犬的來源絕大多數為導盲犬學校出生，有優良血統的幼犬，無任何遺傳疾病，其八代之內不能有攻擊人類的記錄，因為他們是工作犬，為人類安全及訓練成本考量。
導盲犬曾經是可以上地鐵的。2008年殘奧會期間，為保證外國運動員攜帶的導盲犬可以出入公共場所和乘坐公共交通，專門出台了一份公告，允許導盲犬隨盲人出入所有比賽場館、競賽場和公共場所。
那時候，盲人運動員的導盲犬都會領一張「臨時身份證」，上地鐵公交。2008年後，「臨時身份證」失效了，有證，也不一定能上地鐵。
2014年，盲人調音師陳燕在微博曝光了自己的遭遇。她有殘疾人證，她的導盲犬「珍妮」有動檢證和工作證，證件這麼齊全，成都地鐵依然要求她出示「導盲犬出生證、領養證以及馴養證」，和珍妮生活了3年的陳燕壓根就沒聽說過這些證件，地鐵最終以「禁止貓狗寵物」的理由拒載了她。
盲人乘坐公交和地鐵是免費的，但這個福利享受起來並不舒服，「導盲犬遭拒」依然不斷出現在我們的新聞中，與此同時，更多的盲人消失在我們的視野中。
因殘疾致窮
在大街上，其實你也可以見到殘疾人，多數是乞討的人。
殘疾人更容易深陷貧窮，這點在邏輯上並不難理解。因為身體上的缺陷，找工作明顯處於劣勢，能選擇的往往是一些低薪且無保障的工作。
貧窮不只是殘疾的結果，也可能是殘疾的原因。
從致殘原因來看，中國的交通事故估計造成了超過150萬成年人殘疾，其中更多的是低學歷者、低技術崗位從業者、低收入者。其中，有46%的人文化程度沒有超過小學，家庭成員人均年收入不過4390元。
雖然生活在城市裏的有錢人相對窮人來說面臨車禍的風險更大，但後者卻在車禍後有着更高的致殘率。
這種反差並不是令人難以理解的。因為窮人在馬路上有可能是路人、騎自行車或者摩托車的人。同時，本身經濟能力有限，交通事故後也更不太可能接受高質量的治療和恢復訓練，很可能造成後續的永久性傷害，無法勝任普通人的工作。
這就形成了一個貧窮與殘疾的惡性循環。
雖然我們有醫保，對殘疾人有補助，也有像新農合一樣專門針對農村人口的補貼，但這些都實在是太少了，既不能幫助他們付完醫藥費、減輕債務負擔，也不能彌補他們殘疾帶來的收入損失。
2013年，城鎮地區，沒有工作的殘疾人41.6%靠家裏人養活，其次是領取政府補助的基本生活費，有28.2%。而在農村，靠家庭供養的佔68.5%，領低保的只佔到15.3%。
雖然中國能夠在殘奧會勇奪頭籌，但落後的殘障服務設施卻讓人很難驕傲地說，這個社會對殘疾人是友好的。從全國平均水平看，很少甚至從不參加社區文化、體育活動的殘疾人佔到了91.9%。
除了身體的康復，殘疾人要想儘可能回歸正常生活，還需要接受多方面的心理治療。不能重新開始正常的社會生活，還有很大程度上的原因來自社會歧視和自卑抑鬱造成的心理問題。
但是中國殘疾人中，75%生活在貧窮的農村地區，在這裏，醫療資源貧乏，更不用說還專門針對殘疾人的心理治療了。2013年，殘疾人接受康復治療服務的比例僅為58.3%，在農村這個比例只有56.1%。接受了心理疏導的殘疾人比例只有13.9%。
即使想治療，但有囿於眼界與生活環境，他們也不知道自己該選擇什麼樣的康復器材和心理諮詢服務。沒有社會主動積極的幫助，僅僅是經濟的困窘，就足以把他們的生活壓垮了。
統計數據的秘密
1987年冬天的一個清晨，站在北京街頭的馬純（音）崩潰了。因為一次工作失誤，她失去了右腳的腳趾，從此走路困難。工廠裁員時，廠領導告訴她，如果她能拿到殘疾人證就不會下崗。
然而當地的殘聯機構卻告訴她：根據國家標準，切掉一個右腳腳趾並不算殘疾。
因為按1987年出台的五類《殘疾標準》（以下簡稱《標準》），「保留足跟而失去足的前半部者」不屬於肢體殘疾範圍。2011年出台的《殘疾人殘疾分類和分級》國家標準也明文規定「雙腳前掌缺失」才屬於肢體殘疾。
最終失去工作的馬純憤怒又無奈，她無法理解的是，在這樣一個人口大國，「殘疾標準」關乎着全中國殘疾人總數量，因此它不僅僅是一個生理學問題，更摻雜非常複雜的社會問題和國家臉面。
1981年，國際康復協會的諾曼·艾頓在一次演講中公開提出的：殘疾人佔世界人口的10%。
6年後，中國啟動了第一次殘疾人調查，被艾頓這個「10%」折騰壞了。1987年的《殘疾標準》是和第一次全國規模的殘疾人口抽查配套實施的，也就是說，《標準》既隨着抽查數據而調整，又用來指導抽查的進行。
你也許會問：為什麼標準要隨着數據而調整？難道不是劃定好標準之後才能進行嚴謹統計嗎？
為了讓中國人看起來更「健康」，更符合國際衛生組織的預期，事情當然沒有那麼簡單。
在正式的大規模抽查之前，調查組做了一次試點，結果得到了13%的數據，足足高出了3個百分點。因此，在正式調查中，調查組決定讓各級公立醫院的醫生護士都參與到其中，而且把試點所使用的調查問卷做了更為嚴密的擴充、限定，以提高統計的「科學性」。
最終的正式結果更讓人不安：4.9%。調查組只好又想了一個辦法：請了幾位外國專家來檢查調查的方法和過程。直到2006年第二次全國殘疾人抽樣調查，得出了一個「符合國際普遍規律」的數字——6.34%。
無語的是，後來諾曼·艾頓也承認了，他的「10%殘疾人」並不是一個準確的統計結果，在他眼裏，這麼高的比例，才能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艾頓的任性，害苦了調查小組，更害慘了中國的殘疾人。
2014年中國教育部曾發佈了一項計劃，到2016年底至少確保90%視覺、聽覺有障礙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同時高校不得因為殘疾拒絕他們進入校園。但偏偏在2016年7月，在河南洛陽，有位叫宋奕辰的考生因高考體檢出「輕度視覺異常」（俗稱色弱），而被天津中醫藥大學退檔。
宋奕辰視力只有0.04，被判定為視力殘疾三級。但色弱檢測表並不適用於0.15以下的視力，平時他需要藉助燈光和放大鏡看書，但辨別色彩並沒有問題。
最終因為高考體檢報告標準的疏漏，只是重度近視的宋奕辰變成了「色弱」。而天津中醫藥大學摳着體檢報告的字眼說，我們不是歧視殘疾人，但宋奕辰是色弱，不符合招生標準，最終將之拒之門外。
高等教育對殘疾人的歧視只是冰山一角，從義務教育階段，孩子們就開始了超級hard模式。中國殘疾人聯合會的統計，截止2012年，超過9萬殘疾兒童上不了學，2008年至2012年間，僅有35000名殘疾人進入高等院校，占普通大學生比例0.5%不到。
在大街上看不到殘疾人，是因為他們還生活在無邊的黑夜中。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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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袁曉彬，「禁止導盲犬上地鐵」沒道理，網易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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