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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為憲法流血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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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公民保障,誰非後死者;為憲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1913年4月孫中山挽宋教仁聯(《孫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615頁)

宋教仁只活了32歲,但在辛亥一代革命黨人中,毫無疑問他是一顆巨星。少年時他在湖北讀書萌生思想,參與組織華興會,失敗後亡命日本,他親赴遼東,運動「馬賊」,策劃武力革命,最後武昌起義也與他組織中部同盟會,推行「上中下三策」之「中策」關係最大。他提出的上策是中央革命,聯絡北方軍隊,以東北為後援,一舉佔領北京,號令全國;中策是長江流域各省同時起事,設立政府,然後北伐;下策為邊境革命,或雲南、或兩廣、或東北,在國外設立秘密機關,先佔據邊隅之地,徐圖進取。在辛亥革命到來的前夜,他在上海主持《民立報》筆政,以「漁父」等筆名發表大量光焰逼人之文,內政外交、經濟文化無所不談,筆鋒犀利,學識遠大,為世人欽服。他之所以高出同時代的許多人物,是他的憲政思想,和實踐這種思想的努力。

宋教仁東渡日本時只有20來歲,在那裡接受了西方的民主思想,形成了系統的憲政觀念。僅據他1906年的日記記載,這一年他翻譯的著作就有《日本憲法》、《英國制度要覽》、《各國警察制度》、《俄國制度要覽》、《澳大利匈牙利制度要覽》、《美國制度概要》、《比利時澳匈國俄國財政制度》、《德國官制》、《普魯士王國官制》等10來種。對各國的政治制度、政權組織形式等都有比較全面的了解。

他在日本對景梅九說過:「破壞容易,建設難,我看同志從事於破壞一途的太多,對於建設,很不注意,將來要組織共和國,不是玩笑的事!什麼臨時約法,永久憲法,都須乘此功夫,研究一番才好!所以我很想邀集精悉法政同志們,一齊幹起來」(見景梅九《罪案》)。

在同盟會中沒有其他人曾經象他那樣花費大量的時間、精力去學習、翻譯有關的著作,有人稱他是民國藍圖的主要設計者,並不過分。

責任內閣制是宋教仁一直堅持的政見。孫中山回國後,1911年12月26日晚上,黃興、陳其美、宋教仁等在上海會商政府組織方案,宋主張內閣制,孫力持不可。他之所以極力主張責任內閣制,他自己後來說:「內閣不善而可以更迭之,總統不善則無術變易之,如必欲變易之,必致動搖國本」。還有一層意思,史家陳旭麓認為他自己沒有說出來,那就是他試圖通過這一制度性安排,由革命派掌握實際權力,排除舊官僚影響。他為自己沒有領導武昌起義,使大權落入黎元洪之手悔恨不已,所以他極力勸黃興在南京開闢新天地。對袁世凱這樣一個「不學無術,其品更惡劣可鄙」的人,就更有必要用可靠的制度來限制他的權力,使他不至於脫離共和的軌道。袁已經取得了民國大總統的高位,那麼,除了責任內閣制之外,還可以設計什麼更有效的制度呢?從袁世凱當時的緊張來看,從民國的體制來看,一旦宋教仁的政黨內閣組成,袁想在這樣的制約之下走他的專制獨裁之路是不可能的。

責任內閣制必然是和政黨政治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宋教仁之所以致力於把同盟會從一個革命黨改造成普通的政黨,就是為了實現他的政黨內閣主張。他認為,政黨目的就是要貫徹主義與政綱,「政策不良,國民以建設政府為入手,建設政府全藉政黨才識。」他聯合其他政黨把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在通告海外書中,他不無得意地宣稱「然自斯而後,民國政黨,唯我獨大,共和黨雖橫,其能與我爭乎?」但對於政黨政治,他是主張兩黨制的,他認為當時時勢艱難,沒有真正強大的政黨作中流砥柱,不能挽回危局。各黨雖然政見不同,但不應猜忌離間。他在改組國民黨的宣言中就說政黨宜兩大對峙,希望自黨發達,也希望反對黨發達,以致能旗鼓相當。要組織完善政府,必須有政黨內閣。他希望國民黨在選舉中獲勝,組成國民黨內閣,是因為擔心其他政黨不能勝任,所以要國民黨負起責任來。

他的最成熟、最有價值的憲政思想主要包含在他生命最後一段日子裏所作的演講中。

他認識到當時的中國,名為共和國,其實真正的共和政體還沒有開始建設。並認為沒有把民國建設好,「其責不在政府而在國民」,國民黨尤其有着極重要的責任,斷無破壞之後就放任不管的理由。

他認為政治的重心應該在國會,在國會裡佔有多數席位的政黨可以組織政府,即政黨內閣。他主張內閣制就是要造成議院政治,對這種議會民主寄予了無限的希望。關於國會,他主張以一院製為合宜。如果採取兩院制,參議院的組織比較成問題,他以為由地方議會選出,象是聯邦制,不太合適。因此提出由公共團體(公法人)選出,既包括地方議會在內,又能代表各個階級,與上院的性質完全符合。地方自治團體、商會(華僑商會)、工會、農會、學會、教會、大學堂等,都是公共團體,有公法上的人格,是各界特殊職業的人所組成,由他們選舉產生上院,則各界都有代表,較為完善。

1911年8月他發表《論都察院宜改為懲戒裁判所》一文中指出,立憲國的國家機關不能違背立憲政治的原則,議會是監督政府的機關,行使決議、質問、彈劾等權,司法機關是裁判機關,行使普通裁判權。中國特有的都察院來源於御史制度,權限與立法、司法機關有重複,所以他提出把它改為行政裁判所,行使一般的行政裁判權。

他極力主張地方自治,提倡中央與地方分權,外交、軍政、司法行政、國家財政、重要產業、國際商政、國營工程、實業、交通業,國立學校,歸中。地方行政分兩種:一類是地方官治行政:如民政、產業行政、教育行政。一類是地方自治行政:如地方交通業、衛生、地方財政、地方工程、地方實業、地方學校、地方慈善公益事業等。警政等屬於國家委任地方的權力。他曾起草過一篇中央行政與地方行政分劃的演講稿,對此論述非常清晰、有條理。

對於地方自治,他主張省長民選和省有列舉立法權,反對道府制、觀察使等腐敗的官制。他認為共和國必須使民意由各方面發現,總統、國會都由國民選舉產生,省長也應當由國民選舉,才能完全發現民意。

宋教仁生前還沒有來得及公諸於世的《代草國民黨之大政見》,是他的憲政思想一次比較系統的闡述,也是他留下的最後的精神遺產。他本準備到北京與本部議決後公布天下,我們可以把它看作是宋教仁未實現的施政綱領。他提出了對政體的五點主張和對政策的十點主張,提綱挈領,確實讓人折服。

關於政體:

(一)主張單一國制,不同意聯邦制。

(二)主張責任內閣制。

(三)主張省行政長官由民選制以進於委任制(這和他1913那月19日在上海發表的演說中主張省長民選不一樣)

(四)主張省為自治團體,有列舉立法權,以保障地方的自治權。

(五)主張憲法規定國務總理由眾議院推出,其他國務員則由總理組織,不須國會同意。

關於政策從整理軍政、行政、財政到劃分中央地方的行政、開發產業、振興教育、民政、興辦國有交通業,乃至司法、外交,無不提出了他的綱領。

宋教仁的憲政思想是明確的,就是要在中國建立起一個以多黨制、議會制和地方自治為基礎的民主制度。我們未必都認同他當年的思想,但他對自己所追求的思想的執著,他為自己的理想不惜獻出生命的崇高精神,他身上所體現出來的政治責任感,他作為一個政治家的人格,這一切即使過了多少年都是有他不可磨滅的價值的。

1912年冬天到1913年初春舉行的國會兩院選舉中,他以代理理事長名義領導的國民黨獲得壓倒性勝利。宋教仁離開闊別10年的故鄉湖南桃源,從長沙到武漢,沿長江東下,從安徽到上海,再到杭州、南京,一路上到處發表演說,批評袁世凱政府,闡述自己的憲政理想,言論風采,傾動一時。

宋教仁此時卻躊躇滿志,準備着北上組閣,在湖南就討論過準備組閣的計劃。根據《臨時約法》他到北京組織內閣是沒法阻止的。他在1913年3月2日游杭州時所寫的《登南高峰》一詩,其中有「徐尋屈曲徑,競上最高峰」、「海門潮正涌,我欲挽強弓」這樣的詩句。

1913年3月20日,就在他動身北上時,上海火車站的黑槍擊中了他,中國民主憲政的先驅撒手而去。二十年後,章太炎還認為「而宋之在政府,亦以副署權陵轢元首,終蒙殺身之禍」。

誰是「宋案」真正的主使人?雖然還有不同的版本,有人認為是趙秉鈞擅自乾的,袁世凱並不知情。但,袁世凱畢竟是宋案的最大得益者,即使暗殺不是他明確授意,從趙秉鈞、洪述祖到應夔丞等都是揣摩袁意所為,袁氏無論如何都難辭其咎。從「宋案」發生後袁的一系列舉措看來,他也是脫不了干係的。後世想為袁開脫、辯解、翻案的人包括唐德剛「同情之理解」說都註定了徒勞無功。

宋教仁一向重視憲法,1911年春天,他從上海趕到香港,參加黃花崗起義的準備工作,起草了文告、約法和中央制度、地方政治機關的設施,有厚厚三大本。熟悉他的《民立報》記者徐血兒曾見過,並稱他十年潛心建設事業,所有主張都在這三巨冊中,這是他憲政思想一次比較具體而完整的表述,可惜已經遺失,內容無從考查,我們只能從他留下的其他文獻和政論、演講中想見他當年的良苦用心。

武昌起義發生後,他與黃興同赴武漢,起草了《鄂州約法》,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具有近代意義的憲法草案,對人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規定很詳盡,有21條之多,同時規定了三權分立的基本結構。他還起草了七個官制草案,條分縷析,非常詳細。他批評當時匆忙出台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草案》,「人民權利義務毫不規定,行政官廳之分部則反載入,以制限其隨時伸縮之便利。又如法律之提案權不明,大總統對於部長以下文官吏之任免權不具,皆其失處也」。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他出任法制院長,多數法律都出自他的手筆。中華民國第一部《臨時約法》本來也叫他主持起草,但他認為最好由參議院組成起草委員會,提出草案,依法審議。最後頒佈的《臨時約法》包含了他的一些重要觀點,本來在修改《臨時政府組織大綱》時,他就極力主張把總統制改為內閣制,遭到強烈反對,未能通過。等到制定《臨時約法》時為了制約袁世凱又匆忙把總統制改成了內閣制,第三十四條規定,總統任命國務員及外交大使、公使,還有內閣的副署權等。這是典型的以人立法,只可惜小站練兵起家的拿槍杆子的袁世凱不會把什麼憲法放在眼裡。

他在遭暗殺前,在演講中多次講到要「先定憲法,後舉總統」,這和袁世凱「先選總統」的主張針鋒相對。他說:「不能因人的問題以法遷就之,亦不能因人的問題以法束縛之。吾人只求制定真正的共和憲法,產出純粹的政黨內閣,此後政治進行,先問諸法,然後問諸人」。

他認為「討論憲法,行政、立法、司法三權應如何分配,中央與地方之關係及權限應如何規定」,都應該依據法理、事實,以極細密的心思研究,而且明確憲法應由國會制定憲法。

而袁世凱想繞過國民黨人占多數的國會,另外組織一個「制憲委員會」。這種分歧在當時的報紙上非常激烈。憲法之爭,成為宋教仁被暗殺的重要誘因之一,稱他是「為憲法流血第一人」也無不可。

2008-04-29

責任編輯: zhongkang   來源:博客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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