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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體性事件才是辛亥革命的導火線

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埋葬了中國兩千二百年的皇權專制。中國人習慣把辛亥革命歸功於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其實辛亥革命並非孫中山和同盟會直接組織策劃的。

武昌起義打響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槍,是多米諾骨牌倒下的第一塊。武昌起義則與同盟會一點也不相干,武昌起義其實源於一起失控的群體性事件。

太平天國後,滿清統治集團放棄“滿貴老革命”獨裁的傳統國策,依靠延攬曾國藩、左崇棠、李鴻章、張之洞等無“打江山背景”的漢族後起之秀,擴大專制政府的統治基礎才逃過了生死一劫。隨後上台執政的慈禧太后也一直延續重用漢族才俊的人事路線,依靠漢族人才的智慧度過了一個又一個危機四伏的統治瓶頸。

1908年慈禧太后升天后,滿清權力高層犯下了一個致命的認識錯誤,誤以為只有當初打江山出身的滿貴老革命的後代——也就是“太子黨”最忠誠最可靠,漢人則“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可重用。新任攝政王載灃把清政府的中流砥柱袁世凱革職;同時把良弼等滿清少壯親貴委以重任。

慈禧太后在世時清政府就走上了“預備立憲”之路。1911年5月8日,清政府首屆責任內閣誕生。13位內閣大臣中“滿貴老革命後代”就佔了9人,其中皇族7人;四個漢人閣員分別擔任學務、外務和郵傳等非樞密閑職,一看就是“裝飾和陪練角色”;軍事、財政、組織、司法、民政等決定國家命運的軍政要職全部由“滿貴太子黨”把持。

那時的中國滿人只有區區幾百萬人,漢人則高達四個億!“代表”的不公平程度恐怕高居世界第一。

清政府首屆責任內閣是名副其實的“太子黨內閣”。

滿清權貴“聰明反被聰明誤”,把本來忠於滿清政府的漢族特權集團也推向了敵對力量那一邊,“太子黨專政”的結果是削弱自己壯大反對力量。廣大漢族人民自此徹底喪失了對滿清政府的幻想和耐心。

於是巨大的不滿在社會各階層象野火一樣滋長蔓延,群體性事件風起雲湧。

那時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在屢戰屢敗後處於革命低潮階段。很多同盟會員對中國革命喪失了最基本的信心,認為清政府最少還有五十年以上的壽命,自己永遠也看不到革命勝利那一天,於是紛紛放棄“革命理想”去國外“討生活”“過小日子”去了。同盟會事業差不多陷入絕境。“滿貴太子黨”的專橫弱智使同盟會絕處逢生,風起去涌的群體性事件讓孫中山在絕望的深淵裡看到了“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1903年,清政府放棄“鐵路國有”政策,允許民間集資興辦鐵路,就象特色中國允許民間資本經營房地產和礦山一樣。

於是擬建中的川漢、粵漢兩條鐵路就計劃吸收民間資本。

專制體制下的民營企業,凡是牟利空間較大的特種行業都不可避免地滲入“官僚背景”。官僚政客利用特種行業的審批、監督特權,在企業里摻入自己的股份;或者不出一分錢擁有“乾股”;甚至直接投資僱傭代理人壟斷某特種行業的經營權。沒有官僚背景的民營特種行業你根本不可能生存或發展下去。

興建鐵路無疑屬特種行業,自然是官僚政客充當“領導人”。特種行業無論是民營還是國營,“領導人”都是肥差。

武昌起義的主要“導火線人物”滿貴太子黨端方就通過跑關係謀到了“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這一肥差。

在官僚專制體制下,一旦是官僚政客充當企業領導人,就不可避免感染腐敗病菌,就算掛着“民營”招牌也不例外。

首先吸收民間資本的股份公司,民眾是否入股應該是完全自願的,可川漢鐵路公司的“領導人”卻利用職權把自願變成強制,把鐵路捐款攤派在7000萬四川人的農稅里強行徵收“鐵路股金”,就象特色中國的某些地方政府強行攤派若干年後才“有可能”償還的大橋捐公路捐一樣。這樣鐵路股金的相當大一部分就來自平民的強制性集資。

其次是股份公司的管理權和決策權應該由股東大會來決定,每個股東的話語權取決於出資的多少。川漢鐵路公司的管理權、決策權卻集中在“領導人”手中,哪怕領導人自己沒出一分錢股金也一樣。

再次公司的財務收支應該完全透明,防範大股東利用資本優勢侵犯小股民的利益。可川漢鐵路公司卻奉行官場通行的暗箱作業,“領導人”隨意揮霍、挪用甚至侵吞股民的資產。

在這種“官僚背景”下,川漢鐵路公司的管理不善和資金流失也就在所難免。

川漢鐵路公司駐上海經理施典章就曾挪用鐵路集資款300萬兩白銀到上海錢莊去做投機生意,結果全部虧空……

對於巨額資金流失問題,川漢鐵路公司的官僚採取官場傳統的封鎖消息辦法。但紙是長久包不住火的,官僚揮霍、挪用、侵吞巨額鐵路集資款的小道消息不斷傳出來,在廣大鐵路股民心中激起了強烈的不安和不滿。

專制清政府允許私人開辦銀行。銀行一樣是特種行業,在專制體制下一樣必須有深厚的“官僚背景”才能生存和發展;因此一樣是隱性“官僚資本”,一樣存在腐敗和管理不善問題。1911年川漢鐵路集資款存放的私人銀行倒閉,再度使路款損失慘重。出了這樣大的事件,封鎖消息這個損招自然失靈了。在新聞不自由的背景下,真相通常以十倍放大的謠言方式傳出來,百萬股民群情激奮,紛紛要求連本帶息退還築路集資款,在正當要求被拒絕後就形成了一個前赴後繼的上訪潮。地方官僚害怕醜聞敗露影響仕途就四處圍堵,結果釀成一個又一個的群體性事件。

如果清政府是一個精明負責任的政府,面對這樣的事件就應該採用行政司法手段追究相關責任官僚及其代理人等腐敗集團的責任,追迴流失的鐵路資金;同時對相關責任人給予毫不留情的膺懲。官僚權貴大都富敵百家千家,從他們身上追回損失不但容易阻力很小,而且因“討公道”能贏得大多數國民的擁護。既能挽回損失又能贏得民心,能大幅提升政府的聲望和民意基礎。“社會公平”是穩定的根本,只有公平社會才會長治久安。

可自作聰明的太子黨內閣就是不肯走正點,習慣用和稀泥與火上澆油的方式去處理上訪和群體性事件。對待群體性事件首先是不分清紅皂白地打壓,當打壓不能起作用時就“和稀泥”,待事態平息後再秋後算帳,前提是“不追究腐敗官僚的責任”,不惜“拿江山做代價”來保護特權集團的利益。

近百萬股民的上訪和群體性事件僅靠打壓是無法起作用的,於是太子黨內閣再度乞靈於“和稀泥”策略,由“國家”認下虧損,“國家”出面來補償股民的損失,說白了就是讓全國無辜納稅人來給腐敗瀆職的地方官買單。

因為民眾痛恨的責任權貴得不到應有的懲處,股民就算經濟上沒吃虧心裏依舊很不爽;那些無緣無故當了冤大頭的全國納稅人就更不爽了。

“國家”不能無休止做冤大頭,為了防範類似的悲劇再度重演,太子黨內閣開始尋找悲劇的根源,並制定相應的預防措施。

晚清的民營企業在國民經濟中所佔的比重是逐年上升的。鐵路股金流失事件本來不是民營企業的過錯,而是落後的專制體制干擾了民營企業的正常運轉造成的。太子黨內閣當然不會認為自己的統治方式有什麼過錯,於是把所有的過錯全算在民營企業頭上。既然問題的根源在“民營”,太子黨內閣就來個“國進民退”,實行“鐵路國有”政策,取消民間資本經營鐵路的權利。

當官僚直接出面經營管理特種行業時,官僚代理人就下崗了,心中的失落與不滿是可以理解的。為了發泄不滿情緒,很多代理人加入到群體性事件隊列,由革命對象成為革命者,甚至成為革命領導人。

四川保路運動領導人蒲殿俊就是由官僚代理人變成革命領導人的典型。

蒲殿俊在做代理人時一樣仰仗官威貪污鐵路款,如果當時清政府主持公道追究他的貪賄罪就會成為四川的過街老鼠,很可能被憤怒的四川人民抄家殺頭,沒想到官僚機器袒護他讓他逍遙法外,結果造就出了自己的掘墓人,搖身一變成為四川人民反抗官僚政客的革命領袖。

歷史有時就是這麼滑稽!

鐵路國有化政策一出台,等於是給群體性事件火上澆油,群體性事件因此升級,分散的上訪鬧事集結成大規模有組織的“保路運動”。

四川的鐵路股民最多,是鐵路國有化政策的最大受害者,自然成為保路運動的中心。

保路民眾早期採取靜坐、請願等和平守法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合理訴求,可四川總督趙爾豐卻採取“槍打出頭鳥”的傳統損招,把保路運動的組織嫌疑人全部抓起來投入監獄,罪名是“煽動不明真相的群眾鬧事,搞打砸搶”?

趙爾豐再度火上澆油,終於把忍無可忍的保路民眾逼上梁山,紛紛走上以牙還牙的暴力反抗之路。成都的保路民眾甚至成立了自己的武裝保路同志軍,一度攻佔了成都近郊的龍泉驛和雙流兩縣,把縣官捉起來殺掉。

四川的局勢終於亂到了不可收拾那一步。

太子黨內閣決定從外省派軍入川平亂,授權岑春煊統率川省新舊各軍及各路援軍。

如果清政府堅持信任重用岑春煊,四川的保路運動就不致成為辛亥革命的導火線,太子黨內閣的壽命就要長得多。

可太子黨內閣不可能信任岑春煊,因為岑春煊不是滿貴太子黨。

岑春煊是晚清少見的清醒智慧官僚,堅持解決四川事件的兩個首要條件:

一、不主辦首要;

二、商股非還給十足現銀不可。

岑春煊的過人智慧在劣勝優汰的逆淘汰官場沒有幾個官僚政客能夠理解。太子黨出身的湖廣總督瑞瀓上奏朝廷,攻擊岑春煊是“平亂不足,反以長川人之驕……”

太子黨內閣自然傾向於相信自己的“同志”,及時解除對岑春煊的任命,另派太子黨出身的端方統兵入川嚴懲“黑惡勢力”。

亂象終於釀成不可收拾之勢。

四川的群體性事件在太子黨的一再“資助”下終於蔓延成全國性的大革命。

守衛武昌的軍隊踏上了入川平叛之路,武昌防衛空虛。

太子黨內閣為了維護滿貴的專制統治,採取籠絡軍隊策略,不惜濫用納稅人的血汗錢給軍人一再加薪。

他們深信加薪能使軍隊永遠忠於自己,“有兵在”就能及時撲滅各地的民眾反抗。

但無原則加薪並不能保持軍隊的忠誠,只能增長軍隊的腐敗,增加的軍事撥款多數進了各級軍官的腰包,擴大了官兵的收入差距。當士兵的薪水增加一倍,而軍官的收入增加N倍時,士兵的不滿反而會增長,對主人的忠誠度也隨之下滑。

太子黨內閣給軍人加薪的結果是加劇了軍隊的不公平,下級士官的不滿與日俱增,紛紛加入反政府組織。

靠加薪來維持軍隊忠誠的做法多半事與願違。薩達姆不惜血本一再給共和國衛隊與青年敢死隊加薪,可大敵當前時這些“高薪軍”卻選擇拋棄給他們發高工資的薩達姆“集體蒸發”了,戰鬥力甚至抵不上長年吃不飽肚子的民兵。享受奢華生活的軍官品格早就被高薪毒害,除了貪得無厭就是口是心非,嘴上高喊“無限忠於”內心則視“忠誠”為傻蛋,在關鍵時刻“有奶便是娘”“認錢不認人”,在大把美金的誘惑下充當美軍的第五縱隊……

不滿的下級士官一直在尋找報復腐敗軍官發泄不滿的機會。1911年10月10日那天,機會終於來了,武昌的士兵自發衝出了營房,沒有組織和領導,不約而同地去楚旺台軍械庫搶槍,然後又不約而同地殺軍官進攻總督府。一群烏合之眾竟然攻克了總督府,可見士兵平時對只知貪腐的軍官是多麼同仇敵愾;那些享受豪奢生活的軍官又是多麼地無能。

那時的太子黨內閣只知道盯着同盟會,可武昌起義連同盟會員的影子也沒見一個。

那位代替岑春煊統兵入川鎮壓亂黨的太子黨元帥端方,在半途也被士兵砍了腦袋。

武昌起義“濫打亂贏”,全國紛起響應,到處是士兵嘩變,到處是軍官背叛舊主,太子黨內閣屁股還沒坐熱就玩完了。

不是同盟會等反對黨,而是群體性事件敲響了清政府的喪鐘。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熊飛駿冬天童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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