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捕後，一直關在部隊的看守所，除了幾個軍人待審判的犯人外，整個看守所空空蕩蕩，基本沒有幾個犯人。突然有一天，把我從南京軍區政治部西善橋看守所轉入南京市公安局茶亭看守所。
記得那是夏天的一個傍晚，我被送進市局看守所的五號監室，我進門的時候，一個戴眼鏡留着絡腮鬍子的人出門，和我打了一個照面，他是拎着自己行李被調往另外一個監房的，隨着身後哐當一聲鐵門被關上，房間裏面其他的犯人告訴我，出去的這個人名字叫楊同彥（楊天水）。
因為同一個監房不能關押兩個反革命集團主犯，所以，我進這個號房，老楊就必須要調走，看守所對我們執行的是分開關押。但那個時候，市局關押的政治犯太多了，根本就做不到政治犯全部分開關押，所以過了幾天，天水的同案犯詹躍維就調入我所在的五號監室，他給我看了他們的起訴書，我才了解到他們這個案子的所有案情。
隨後是我們各自開庭被宣判，我們都是以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罪被定罪，都以主犯被量刑，分別被判處了十年有期徒刑。
再次見面就是一九九一年的冬季了。我被送到江蘇龍潭監獄的時候，天水已經在這裏服刑了好幾個月了。那個時候，江蘇省決定，把全省的政治犯的主犯，全部集中關押到這裏。所以陸陸續續有全省各地的政治犯被不斷的押入。
我到了龍潭監獄下車間的第一天就看到了天水，我們被關押在同一個中隊。當時我們只能以目光交匯，因為我是新犯人，是要上緊箍咒的，所以監獄裏面看管我的人盯的特別緊。沒有機會說話。
隨着漫長的刑期開始，我們逐步有了接觸的機會。尤其是周末，犯人們大都喜歡去看電視錄像，我和天水就會站在我們監房的走廊上，隔着鐵欄杆，眺望着藍天，經常暢談理想。無聊的時候我們在一起背誦范仲淹的《岳陽樓記》背誦文天祥的《過零丁洋》，我們經常互相鼓勵，互相交流着我們在這個惡劣環境中，如何健康的活下去。
監獄的生活是非常殘酷的，有一次我實在吃不下去那個餿霉的米飯，倒掉的時候，被犯人揭發了，大會小會批我。記得那天晚上，天水端着一碗爛糊面過來，深情的對我說：建民，為了將來一起戰鬥，保重身體，好好活下來，是我們現在的任務。他堅持看着我吃完了所有的麵條，笑吟吟的把碗拿去洗了，回身時，偷偷的對我做了個V的手勢。
這碗麵條，我一直回味了幾十年！
我比天水提前兩年恢復了自由。但是我不被允許留在南京。我記得有一天，我回南京去看父母，南京的朋友告訴我，天水也回來了，我立即要求安排我們見上一面。
第二天，天水來了，在自由的藍天下，天水的笑容顯得是那麼的和善和率真，兩位飽經煎熬的戰友，終於有了一個久別的擁抱。
很快我就知道，天水在繼續從事的民主活動中，已經和我一樣，經常被盯梢和威脅。
大約在SARS事件爆發後那段時間，我記得當時我們都戴着口罩，我和天水又一次在南京秘密會面。那次天水已經意識到他有可能再次入獄，他意志堅定的告訴我：建民，我已經無牽無掛，老婆孩子都已離去，我隨時準備做中國的曼德拉。我聽了後心頭一沉，我馬上勸誡天水：你糊塗啊同彥，不能做無畏的犧牲，不能把我們再次送進牢裏，你想做曼德拉，不錯，但是中國不缺曼德拉，中國缺的是德克勒克。你以為中共和南非白人政府一樣嗎？如果沒有德克勒克，就沒有曼德拉。
其實天水心裏都明白，他當然知道中共是什麼，中共就是法西斯，就是希特拉和斯大林。中共哪有什麼道義底限？在中國，我們沒有看到過任何一位民主鬥士，因為長期服刑，讓中共感到過一絲一毫道義上或者良心上愧疚的，所以我們都知道共產黨最不怕的就是民主鬥士都去坐他們的大牢。
但是：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
天水還是再次入獄了，這一次是煽顛罪，被判刑十二年。
他的身邊已經沒有任何親人。除了他年邁的一個在老家的四姐和獄方有聯繫外，很長時間，他的服刑情況無人知曉。我知道，我們都經歷過那種長期無人關注的一種習慣，我們只是選擇默默地服刑，度過那些堅守的日子，只是這一次，對天水來說，太漫長，太漫長。
漫長到眼看只有幾個月服刑將滿，天水卻被中共折磨的奄奄一息了。聽說獄方幫助他辦理了保外就醫，住進了上海的華山醫院。我甚為關切，當年的戰友們在南京一起送別了天水，希望他此次去上海治病，能度過難關。
非常難過的是，今天聽到了他已經逝去的消息。天水他再也不能和我一起戰鬥了。
短短一年，先後有彭明，劉曉波，楊天水被中共折磨死於獄中。
中共這樣一個令人髮指的暴政，人民無論多少苦難都不會讓他們有一絲的震顫。夠了，我們的血流的夠多了，除了血債要用血來償之外，還能有其他的方法嗎？
很多人會反問我，什麼時候讓中共償還血債？我想問我這個話的人，也問問自己，你打算怎麼樣去做？我希望找到和我有共同願望的人和我一起去做，因為說再多憤怒的話都是空話，幹掉他們幾個才是實話。
吳建民
2017/1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