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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於軾:我在60年代的挨餓經歷

所有的人都有肚子餓的經驗,但是這完全不同於長時間的飢餓,那是一種極端痛苦的經驗。現在的人不大可能再經受這種痛苦了。

三年大饑荒的第二年——1960年,我因為是“右派”而被下放到山東藤縣。當然那時候下放的不光是“右派”,也有一般同志。不過對“右派”管得特別嚴,受的罪也最多。我們鐵道研究院一起下放的大約有六七十人。我被放到了莊裡東村,住在該村黨支部書記李某的家裡。他家有他的愛人和兩個孩子,大的有三四歲,小的剛周歲。三年大饑荒時候只有幹部家裡有新生的小孩,一般人根本沒有生育能力。我自己在農村待了整整10個月,根本沒有任何性慾。我們剛到的時候,就知道隔壁的一家四口人中已經餓死了兩個,留下一個戶主和他的大女兒,他的愛人和小女兒都在上一年(1959年)死了。媽媽活着時能夠保護孩子,媽媽一死,孩子就難逃一死了。當地最慘的是一家12口人,只剩一個人。當時他十幾歲冬天凍得沒衣服穿,他看上了我一條要淘汰的衛生褲,屁股上已經磨出了洞。我臨走的時候把褲子給了他,他感激不盡。後來知道,看上我這條褲子的人很多。有人埋怨我,說不該把這條褲子給他,因為還有人比他更需要。

父親埋葬餓死的孩子

我們剛剛到藤縣時,縣裡的領導設宴招待我們。從北京來的人還沒有挨過餓,而當地百姓已經餓了一整年。我們和當地幹部沒有共同語言,當地的幹部們口口聲聲說百姓有的吃,糧食不是問題。我們聽不懂是什麼意思。那天的宴會說不上有什麼好菜,但是糧食是敞開吃的。我們並不感覺敞開吃有什麼奇怪。到了後來,挨了餓才知道敞開吃有多難得。那時候最難看到的是一個人嘴巴在動,這意味着他在吃東西,這怎麼可能呢。我們盼望的就是能夠到縣裡去開會,有一頓飽飯吃。這種機會很少,只記得開過兩次,每次差不多一個星期。在這一個星期中我每天早中晚三頓飯每頓都吃一斤饅頭(五個)。一個禮拜吃下來,並沒有解餓。解餓要有油吃。沒有油,光吃糧食,肚皮照樣餓。

人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人生追求,但是又都有一個臭皮囊。在正常情況下,人的理想和人生追求在起作用。人是受意識支配的,但是到了挨餓的時候臭皮囊起了決定性作用。人的意識完全讓位於臭皮囊,人失掉了任何理想,只有一個願望,就是“吃”。這是一段極特殊的人生經歷,一個沒有意識的經歷,人退到了野獸的狀態。

我在藤縣餓得沒辦法,全身浮腫,連鞋都穿不上,彎腰都困難。肚子餓了就靠喝水填充饑餓感。因此小便特別多,一個晚上要起來七八次。我之所以挺過來有一個原因,就是夏天和秋天時吃了許多螞蚱。在田野里有許多螞蚱,抓住一個就放入一個信封口袋裡。等有了七八個,就把信封放到火里燒。信封燒掉了,螞蚱也燒熟了,放進嘴裏嚼嚼咽下肚去。螞蚱的消化系統里有一股綠色的水,是它吃草後消化過程中的產物,非常苦,很難咽。但是餓使人不顧一切。

人都說災年撐死的比餓死的多,這是有道理的。人餓急了,會不顧一切地進食,就有可能撐死。有一位華僑青年,肚子餓得不行。他媽媽從香港寄來一大包食物,他不顧一切地吃,最後活活地撐死了,情況慘不忍睹。他媽媽來領屍時痛不欲生。我從藤縣回北京,當天晚上我太太給我開了一個豬肉罐頭,我還算有節制地吃了一大碗帶豬油的大米飯,到了晚上全吐了。我一生有幾次面臨死亡,一次是進入深水游泳,那時我11歲,不懂會有淹死的可能。一次是在齊齊哈爾當副司機,冬天,我拎着一桶油追趕前進中的火車頭,差一點被車頭撞死。再就是在藤縣挨餓。如果再在那兒留兩個月,我必死無疑。再有一次是“文化大革命”時被紅衛兵用皮帶抽,幸虧當時是早上七八點鐘,馬路上的人不多,沒有圍觀的人,否則幾個紅衛兵湊起來打人要不了多久就會被打死。

由於有了挨餓的慘痛經歷,後來我每次吃宴席,剩下許多菜時,都有一種沉重感。我吃東西從來不挑食,不管是什麼,都是好吃的,因為有挨餓的經驗。挨餓真正是“切膚之痛”,而且一直痛到內心的深處,痛到永久。

沒有挨過餓的人無法理解挨餓時的心理。三年大饑荒時最高興的是能夠吃一頓不要糧票的飯。有沒有這種機會?倒是有的。比如出差坐火車,按規定在吃飯的時候可以供應4兩糧食的食品。一般是兩個火燒或麵包。再有就是有特權的人,參加人民代表大會,有機會吃不要糧票的飯。那時候到朋友家做客,都要自帶糧票,或者自帶乾糧。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華 來源:博客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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