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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遺忘在歷史塵埃里的鋼琴詩人

上海愚園路1088弄103號,顧聖嬰的家,如今早已經物是人非。曾經的老洋房早成了“七十二家房客”,顧家落實政策後,唯一的倖存者顧聖嬰的父親顧高地再也沒有回到那裡居住。

不過是半個世紀的光景,發生在不正常年代的“鋼琴家全家自殺事件”,漸漸少有提及,曾經被稱為“天生的肖邦作品演奏家”的一代鋼琴詩人顧聖嬰,知其者寥寥。

在肖邦誕辰200年的日子裏,那麼多璀璨的明星開演奏會,錄製出版了疊床架屋的唱片,唯獨把顧聖嬰遺忘在歷史的灰塵里。而她,曾以彈奏肖邦樂曲震動世界琴壇,被她視為生命的“肖邦石膏手模”——她在波蘭巡迴演出時,波蘭政府贈送的禮物,在批鬥被摔碎後成為刺殺她的匕首,將其送上一條不歸路。

2010年夏,筆者來到上海,多方打聽,在其當年師長、好友、學生的散落記憶中,尋找關於顧聖嬰的各種片段;筆者還走訪了顧聖嬰父親平反後所認的義女蔡蓉曾,從這些歷史的碎片中還原顧聖嬰臨終前的最後日子。

鋼琴象牙塔里的女孩

顧聖嬰出生於上海一個書香之家,父親顧高地是愛國將領,曾任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的秘書,母親秦慎儀是原上海大同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高材生。早慧的顧聖嬰5歲即入開設鋼琴科的上海中西小學,自三年級起獲歷屆比賽第一名。她先後師從邱貞藹、楊嘉仁(李斯特的再傳弟子)、李嘉祿(1940年代末就在美國各地巡演,回國前曾接到美國許多大學的聘書)教授。她還跟從馬革順學理論,沈知白學音樂史,文學則受惠於傅雷。顧聖嬰自幼所受的音樂教育和鋼琴訓練,其正統和純粹性在那個年代是絕無僅有的,她純正的“血脈”和早慧的天資後來造就了一個無可替代的鋼琴天才。那個年代,國內以自學成才為主的其他鋼琴家不可與之同日而語。

1953年,16歲的顧聖嬰開始登上音樂舞台,與上海交響樂團合作演奏肖邦《F小調第二鋼琴協奏曲》大獲成功,第二年即擔任上海交響樂團鋼琴獨奏演員。1956年後,顧聖嬰師從蘇聯著名鋼琴家塔圖良和克拉甫琴科,這使她的眼界大開,琴藝日趨精進。在莫斯科中央音樂學院學習時,克拉甫琴科說:“顧在每一堂課上,都以自己的成績使我感到驚訝。她每天彈奏10到12小時;她一年學會的作品,至少比我國音樂學院用功的學生學會的樂曲多一倍。”

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海外稱傅聰、劉詩昆、顧聖嬰、李名強、殷承宗為“中國鋼琴五聖手”。除了傅聰,其他四人在國內外名噪一時(稍後這個名單里加上了鮑蕙蕎)。顧聖嬰更是獨領風騷。1957年,19歲的她在第六屆莫斯科國際青年聯歡節鋼琴比賽中榮獲金獎,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人在國際音樂比賽中奪得的第一個金獎,四十多位評委一致認為她的演奏堪稱奇蹟。次年10月,她又在高手雲集的日內瓦國際音樂比賽中榮獲女子鋼琴最高獎(著名鋼琴家波利尼獲男子鋼琴最高獎),西方音樂界反響強烈,瑞士國家電台、電視台分別向全歐洲轉播了頒獎音樂會的實況。1964年,她在比利時伊麗莎白皇太后國際鋼琴比賽中再次獲獎。

匈牙利的評論家說:“她給貝多芬的樂曲注入了魅力和詩意,在聽眾面前表現了巴赫的嚴肅、舒曼的豐富和德彪西的澄明和優美。”保加利亞的評論家說:“她的演奏着重詩意和發自內心的感受……肖邦的樂曲在她的手下呈現出不可再現的美”。更有國際權威評論稱她是“天生的肖邦演奏家,真正的鋼琴詩人”,是“高度的技巧和深刻的思想性令人驚奇的結合”。

顧聖嬰的演奏風格有着強烈的個性,既有激越的浪漫詩情,又有端莊含蓄的魅力。用劉詩昆的話說,顧聖嬰的鋼琴風格是“輕功”,秀麗澄明的音色,輕巧快速的觸健技巧,明快利落,宛如珠走玉盤。她周圍的人,無論老師同學,同事朋友,提起她的為人都是眾口一詞的稱讚:優雅的家教,謙遜的人品,聰穎的天資,出眾的才華,樸實的衣着,拚命三郎的忘我的工作精神……她身上有太多的美好光明純潔,但這一切在黑暗的年代裏卻成了被侮辱被損害被拋棄被碾碎的正當理由。

非正常死亡

從上世紀50年代起,顧聖嬰一直按照組織的要求學習進步:1954年加入共青團,當年就被團市委表彰為先進青年,後又當選為市文化局團委委員、局優秀團員、三八紅旗手,並成為中國音樂家協會會員。她生活樸素,平易近人,熱心為工農兵群眾服務。

在上海愚園路,互為近鄰的傅家和顧家是通家之好,傅雷為顧聖嬰補習文學,還給她介紹過鋼琴老師。1966年9月2日的夜晚,傅雷夫婦先後在家自盡。翻譯大師之死,無疑給了顧聖嬰和家人自我了斷的暗示。

文革初年的上海,音樂界是遭受迫害的重災區。上海交響樂團的文革受難者,除了顧聖嬰,還有指揮陸洪恩,他在文革初年因“反對”姚文元的文章而被捕,1968年4月28日被判處死刑槍斃。這是“文革”中在上海第一個被處決的高級知識分子。樂團的中提琴家周杏蓉也受到迫害,在1968年秋天自殺身亡。上海音樂學院在文革中有十七個“非正常死亡”:以死抗爭的有上海音樂學院的教授楊嘉仁和妻子程卓如(上海音樂學院附屬中學副校長),夫妻二人被批鬥後,先是吞服了安眠藥然後開煤氣自殺,鋼琴系主任李翠貞1966年開煤氣自殺,音樂理論家沈知白1968年自殺,管弦系主任陳又新1968年跳樓自殺……當這些教授們被“鬥爭”時,不但遭到紅衛兵的毆打,而且被強迫和其他被“鬥爭”的教員互相毆打。紅衛兵命令“牛鬼蛇神”們站成兩排,打對面的人的耳光。如果不打或者敷衍了事,就會被紅衛兵加重處罰。如此的白色恐怖,在上海的“一月風暴”中也是令人髮指的。中央音樂學院的造反派來滬串聯後感嘆地說,我們學院怎麼一個自殺的都沒有呢。

階級鬥爭的火焰終於燒向了顧聖嬰。1967年1月的最後一天,又是一場批鬥會,顧聖嬰被拉到台上,被定性為白專典型、裡通外國的叛徒、修正主義分子、歷史反革命的子女……一頂頂大帽子飛向顧聖嬰,造反派們讓她回去,準備第二天接受專場批判。

1967年2月1日凌晨3點左右,一輛救護車朝愚園路749弄中心醫院呼嘯而來。擔架抬下來兩女一男,已經沒有了氣息。醫生匆匆寫好死亡鑒定,旋即擔架被推到太平間。三個人是媽媽秦慎儀、弟弟顧握奇和顧聖嬰。屍體燒掉後,沒有親屬保留下骨灰,風雨如晦的年代又有誰敢來收屍呢。關於一家三口臨死之前做了些什麼、說了些什麼、想了些什麼,成為永遠的謎。那一年,才華橫溢的顧聖嬰不足30歲。

那個時代,各級部門的負責人對自殺現象毫無人道關懷,一個人自殺以後,他們所在的單位非但不會放棄對他們的批判,反而會給他們加上“畏罪自殺”的名義,讓他們罪加一等。巴金回憶說:“當時大家都像發了瘋一樣,看見一個熟人從高樓跳下,毫無同情,反而開會批判,高呼口號,用惡毒的言詞攻擊死者。”

私密的溫暖

阿倫特曾說過,“當人們被剝奪了公共空間時,他們就(可以)撤離到思想的自由中。”但當時當地的中國,公共空間佔領了個人空間的最後一塊領地,沒有隱私,沒有喘息,沒有一絲一毫的後退可能。顧聖嬰只是個鋼琴演奏家,和許多藝術家一樣,他(她)們思想單純,懦弱善良,即便是被人陷於不義,也力圖向主流意識形態靠攏,一心希望得到組織的幫助和承認,力圖跟上所謂時代的步伐。如若無所支撐,這些沒有“自己的”思想空間可以退守的人,這些纖弱優美的靈魂比暴風雨中的枯葉更搖搖欲墜。

父親,那個從小循循善誘教導她的慈父,在女兒最需要的時候卻身陷囹圄,因潘漢年案獲罪,羈押於青海服刑,遠在天邊。家庭里母親沒有工作,弟弟輟學待業,整個家庭的生活負擔落在了年輕的顧聖嬰肩頭。

在顧聖嬰留下的不多文字中,話題大都圍繞着鋼琴和與之相關的人和事,連出國比賽期間寫回國內的信件里,對母親和弟弟也隻字未提。有知情者回憶說,堅忍的顧聖嬰有時候也免不了嘮叨幾句家裡的瑣碎,家庭的溫暖自父親坐了監牢以後就消失了。甚至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家庭成了她的負擔,壓得她喘不過氣。

暴風雨來臨之際,師友們也都自顧不暇,所謂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那些曾經給顧聖嬰關心鼓勵愛護的人一時間都作鳥獸散。接下來的事情是人所共知的:批鬥會上的口號,口水,污衊,攻擊,以及人身侮辱,最後是自我了斷。

難道殘酷的現實面前真的沒有一絲光亮了嗎?阿倫特說過:“人們在這些黑暗時代里是多麼強烈地渴望着彼此靠得更近,在這種私密的溫暖中尋求光明與啟明的替代品。”阿倫特所說的“私密的溫暖”其實無時不刻地存在着。

據中央音樂學院指揮系的一個老教授回憶說,當年他被打成反動分子,戴高帽子遊街示眾,威望盡失顏面掃地。當所有的人見了他都避之唯恐不及的時候,一次在學院門口,一個看門的教工給了他一個平靜的微笑。也許這種微笑過去曾經有過,只不過他沒有注意到而已。但危難之時,就是那樣一個看似不經意的微笑,使他在絕望無助的日子裏有了支撐的力量,有了活下去的勇氣。

自殺之前的顧聖嬰也被這“私密的溫暖”的熱度滾過。當年和顧聖嬰交情甚篤的殷承宗回憶說,1967年初,顧聖嬰返回上海前一日,倆人在殷承宗的住處促膝長談整整一天。談到創作,談到《南方來信》等當時流行的一些文學作品和音樂創作的關係。

“記得那天特別冷,零下20度,我們在廚房裡開煤氣取暖,但我們談得很熱烈,並且充滿信心。她離去時,我把全套下鄉用的棉衣棉褲都讓她穿戴走了。”

殷承宗不但不怕擔嫌疑惹禍上身,除了物質上的溫暖,還給了顧聖嬰以精神上的砥礪。很快,殷承宗用鋼琴創作了“紅色經典——《鋼琴伴唱紅燈記》”,成了文革時期的紅人,那是另一個話題。

回到上海以後,如果有更多如此這般“私密的溫暖”:一個眼神,一個笑靨,一次握手,一次交談,說不定會給懸崖邊的顧聖嬰一個迴轉的空間。

事實上,歷史也見證了私密的溫暖的缺失,記錄了遠害避禍的場面。同樣是最後一面,這滋味卻更顯得酸楚。

顧聖嬰自殺前的一天下午,她的一個鋼琴老師遠遠地和她走了個對面,看到顧聖嬰心事重重,步履沉重,緩緩走來,本想上前打個招呼,但因想到自己同樣被動的處境,躊躇了好一會兒終沒有上前搭話。第二天上午傳來顧聖嬰棄世的噩耗時,這位老師痛惜無比,後悔莫及。很多年後,只要一提起此事他都悔恨不已。

顧聖嬰弟弟顧握奇的一個同學後來回憶道,“依稀記得動亂初的一個初冬的黃昏,我去親戚家借債購糧,路過淮海路國泰影院,驀地與顧迎面碰上。見她頭髮零亂,臉色慘白。雙方不敢多言,寒暄幾句即分手。誰知這是我和她生前最後一晤。”我們無苛責他人的權力,更無意怪罪誰。那樣一個危情時刻,誰也沒有挽狂瀾於即倒的超拔的能力。只是嘆息在極端黑暗面前,為什麼亮起一點“私密的溫暖”如此之艱難,為什麼溫暖失去了本應有的力量?

逝者如斯

1967年的冬天是非常寒冷的。學院的權威們一個個成了“資產階級反動分子”,高個子的鋼琴家劉詩昆在武鬥中被打得頭破血流,從他人處隱約聽到顧聖嬰的死訊。僅有的一些浮光掠影般的交集儘是些傳說:有人說她被剃了陰陽頭,還有其他很過分的人格侮辱。這樣的事發生在別人那裡也許不一定釀成悲劇,但顧聖嬰不行,她是染不得一點纖塵的。

離開愚園路顧家幾個街口,便是上海交響樂團。還是那個三層小樓,枝葉婆娑的梧桐密密匝匝地擋住了歷史的視線:無法分辨顧聖嬰是在哪個房間里被批鬥的。難以想像所謂高雅的管弦鍵盤之聲如何被口號聲叫罵聲打耳光聲所替代。筆者上前打聽顧聖嬰的有關事宜,得到的是茫然的眼神和事不關己的敷衍。7月2日是顧聖嬰的生日,在這個日子裏,除了牽掛者的孤獨尋訪,還有誰會委託朋友通過各種方式打聽了解顧聖嬰的蛛絲馬跡?失望的結果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1979年,得到平反的顧高地從顧聖嬰的老師李嘉祿教授口中聽說了自己女兒第一次舉行獨奏音樂會的情景。他用顫抖不止的手,一個勁地撫摸着女兒的骨灰盒,良久,只說了一句:“聖嬰,我的好女兒……”而當年顧高地被從家裡突然抓走的時候,顧聖嬰也只說了一句,“我愛祖國……更愛爸爸!”

顧高地為空空的骨灰盒操辦了追悼會,為女兒布置紀念堂,在朋友的介紹下顧高地找到著名的畫家俞雲階,求其為女兒作畫。當看着這幅名為《此時無聲》的畫懸掛在畫展廳堂的中央時,顧高地雙淚成行。他希望女兒顧聖嬰能一直活下去,不僅在他的心裏,還有更多人的心裏。

2010年10月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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