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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屠殺喋血長安 戒嚴部隊拿到殺人令牌 外記說醫生都嚇傻了

美國國家廣播公司首席記者洛里回憶說:「聽到軍隊進城,在木樨地一帶開槍的消息後,我沒有到廣場去,我本能的想到,要趕快到醫院去。我帶着攝製組到了城西的北京兒童醫院,那個情景我永遠也不會忘記。医院裏一片混亂,死傷者被一個個抬進來,醫生護士不知所措,他們從來沒有處理過槍傷。医院裏滿地是血。我是個老記者,曾報道過越戰,血沒少見。但那一天,我又目睹了另一場屠殺」。

在西長安街六部口,一輛大客車被群眾截住,車內滿載了槍支彈藥。一挺機槍被抽出架在了客車頂棚上。

軍隊在架着機槍的坦克、裝甲車和平端着衝鋒槍的徒步行進的士兵的掩護下,沿長安街東西兩側向天安門廣場突進。

東西長安街上,大批工人、學生、市民用交通隔離墩、公交車、甚至掀起長安街的人行道水泥板塊,設立起一道道路障,試圖把軍隊堵住。

6月4日清晨站在坦克車前的一名青年,成了89民運不屈的象徵。

6月2日,劉曉波、周舵、高新及侯德健四人,作為首批知識分子代表加入廣場的絕食。“四君子絕食”,給已趨疲憊的天安門廣場靜坐學生平添了一把火,使已日見冷清的天安門廣場重新人頭攢動。

而這時,中共最高決策層已經下定決心,不惜開槍殺人,也要將學生立即清出廣場,重新控制首都。

6月4日凌晨,北京終於發生了一場震驚世界的暴力鎮壓。而6.4鎮壓的序幕從6月3日凌晨就拉開了。

便裝進城

6月3日凌晨起,不斷有學生和市民向天安門廣場的指揮部報告,被堵在城外的戒嚴部隊開始着便裝向市中心滲透。“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呼籲北京市民進行阻擊圍堵。

這些士兵雖是便裝,但清一色平頭、白襯衫、綠褲子,使他們在人群中一眼便能認出來。他們被市民分割包圍,動彈不得。廣場上學生組織的喇叭不斷報告“勝利”的喜訊,戒嚴令似乎仍是令人嘲笑的廢紙。

下午一時許,在西長安街六部口,一輛大客車被群眾截住,車內滿載了槍支彈藥。一挺機槍被抽出架在了客車頂棚上。幾名青年人站在車頂上,用帶刺刀的步槍挑着鋼盔向人們展示,不時向圍觀人群打着V型手勢。

當時是北京電影學院85級學生的張華傑是站在車棚頂上的學生之一:

“我站在公共汽車頂棚上演講,講了十幾分鐘左右後,就看從新華門裡衝出了一百多名防暴警察,到了六部口後開始扔催淚瓦斯,群眾四下散開。從車頭車尾上來兩個軍人,一言未發抬腿一腳踢在我的腰上,我就從車頂摔下去了。很多人圍着踢我。等我站起來的時候,滿臉滿身都是血。我當時的反應是,他們開始使用暴力,我跑回廣場報警。我當時有一種強烈的感覺,今天他們要殺人的。那是6月3號下午兩點鐘”。

心存僥倖

張華傑的預感是準確的。但在廣場上,學生、市民卻不相信政府會讓軍隊真刀真槍的鎮壓。

當時在廣場的“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發言人韓東方,雖然自己曾是軍人,也知道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但他仍然認為解放軍不會開槍:

“我自己曾當過兵。我覺得,除了發生一群人沖入了新華門會開槍之外,我絕不相信,軍人開進北京城,在大馬路上會朝老百姓開槍。如果我是軍人,我會拒絕執行這種命令。”

廣場流沙

然而,執行戒嚴的軍人已經接到命令,務必在6月4日凌晨一時抵達天安門廣場,清晨6時前完成清場。

戒嚴部隊可以“採取一切必要手段”。士兵拿到了殺人令牌。

6月3日晚6點30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發出的《緊急通告》,通過電台、電視台和廣場上的高音喇叭一遍遍的播出:

“全體市民要提高警惕,從現在起,請你們不要到街上去,不要到天安門廣場去。廣大職工要堅守崗位,市民要留在家裡,以保證你們的生命安全。戒嚴部隊、公安幹警和武警部隊有權採取一切手段強行處置”。

隨着《緊急通告》的每一遍播出,天安門廣場上的人群就縮小一圈。如果說,過去50天中,廣場像是磁石一樣吸引人群,此時的廣場卻像流沙,人們在暮色中悄然逝去。

血濺長安

《緊急通告》也像是動員令,東西長安街上,大批工人、學生、市民用交通隔離墩、公交車、甚至掀起長安街的人行道水泥板塊,設立起一道道路障,試圖像過去十多天一樣,再次把軍隊堵回去。

但這一次,軍隊沒有停下來。架着機槍的軍車在坦克、裝甲車和平端着衝鋒槍的徒步行進的士兵的掩護下,沿長安街東西兩側向天安門廣場突進。

遇到阻攔,士兵則開槍還擊。特別是西長安街一線,公主墳、木樨地立交橋和西單路口,成為流血最多的地方。阻攔軍車的群眾、圍觀的市民、甚至兩邊居民樓里,都有人中彈倒下。

被政府認定為主要“黑手”的方勵之(已故)回憶說,當晚將近10點的時候,有一個學生打電話到他在北京的家裡:

“他說,方老師,你聽。這是在木樨地打得。槍聲在電話里聽得很清楚。”

當時在北京的美國國家廣播公司首席記者洛里回憶說:

“聽到軍隊進城,在木樨地一帶開槍的消息後,我沒有到廣場去,我本能的想到,要趕快到醫院去。我帶着攝製組到了城西的北京兒童醫院,那個情景我永遠也不會忘記。医院裏一片混亂,死傷者被一個個抬進來,醫生護士不知所措,他們從來沒有處理過槍傷。医院裏滿地是血。我是個老記者,曾報道過越戰,血沒少見。但那一天,我又目睹了另一場屠殺”。

“劊子手”、“法西斯”、“畜生”…每一聲怒吼和辱罵,得到的是士兵槍彈的回應。

到凌晨一點左右,戒嚴部隊突進到天安門,並切斷封鎖了通向廣場的四周街道路口,完成了對天安門廣場的包圍。

坦克、裝甲車在天安門城樓下的金水橋前一線排開,等待開進廣場的命令。

1點30分左右,戒嚴部隊播出的《緊急通告》更充滿殺氣:

“首都今晚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暴徒們猖狂襲擊解放軍指戰員,搶軍火,燒軍車,設路障,綁架解放軍官兵,妄圖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推翻社會主義制度。

凡在天安門廣場的公民和學生,應立即離開,以保證戒嚴部隊執行任務。凡不聽勸告的,將無法保證其安全,一切後果完全由自己負責。”

撤離廣場

廣場的照明系統被切斷,諾大的廣場顯得空蕩陰森。侯德建藉著手電筒的光,為圍坐在紀念碑周圍的幾千名學生彈着吉它,唱起《龍的傳人》。

廣場上的學生,沒有人知道該怎麼辦。沒有人知道下一步會發生什麼。

這時,侯德建、劉曉波等人,找到“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對學生領袖們說,廣場外流的血已經太多,沒有必要流更多的血。

“指揮部”成員之一的封從德回憶說:

“侯德建找到我,說能不能讓他們(即絕食‘四君子’)去跟軍隊談判。我說你們去談判是可以的,但不能代表指揮部也不能代表學生”。

指揮部另一名成員張伯笠回憶說:

“侯德建就把他的白色的背心脫下來,舉着,就像白旗似的(朝戒嚴部隊)走過去了。然後很快就看到侯德建跑回紀念碑,說‘只給半個小時時間,半個小時撤出廣場,不撤後果自負’”。

撤還是不撤?生死攸關的決定,責任落在了封從德肩上:

“我也不敢自己做決定,黑燈瞎火的也沒法點人數,我就拿起話筒說,大家喊,用喊聲來表決。要留守的喊‘留守’,要撤離的喊‘撤離’。我個人感覺兩邊聲音差不多。但我覺得如果喊聲大小一樣的話,那心裏想撤的人一定是更多。於是我就決定撤了。”

學生們打着旗幟、挽着手臂、唱着《國際歌》。許多人泣不成聲。

在士兵平端的槍口和身後隆隆的坦克聲中,在黎明的第一線曙光中,學生撤離了天安門廣場。

一場震驚中外的血腥鎮壓,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以這樣一句話告訴了世界:

“…約5點左右,戒嚴部隊進駐天安門廣場。到5點半,整個過程結束”。

死傷人數

六四鎮壓到底死了多少人?

中共政府在六四鎮壓後公布了這樣一個數字:

“有二百四十一人死亡,其中:戒嚴部隊指戰員23人,地方218人。地方(含市民、學生、外地人員和暴徒)218人中,北京高校學生36人,外地人員15人。約7千多人受傷,其中:戒嚴部隊指戰員5千餘人,市民約2千人。天安門廣場範圍內沒有打死一個人。”

這是迄今中共政府向外界公布的唯一的六四傷亡數字。

但是,西方媒體和其它國際組織的估計則高於這個數字,從數千人到上萬人不等。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zhongkang 來源:BBC中文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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