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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媽 一種總是被外界詬病變態的母女關係 ​​​​

不久前,我和一個朋友聊起我戀愛上的屢屢失敗,她問我:‌‌“你有過真實關係嗎?‌‌”

我問什麼是真實關係,她說就是彼此不畏懼暴露出最真實和卑鄙的一面,我說:‌‌“至少在兩性關係里沒有過。‌‌”在兩性關係里,我基本上都表現得溫良恭儉讓,和對方攀比做道德模範,最重要的是,我從來不發火不生氣不產生負面情緒,整個人像是一個笑盈盈的不倒翁,或者是一個始終微笑着迎來送往的餐廳老闆娘。

朋友又問:‌‌“那你和你媽呢?‌‌”

我想了想,那大概是我人生中唯一的真實關係,我會向她發脾氣,和她置氣,不吝展示出自己最不願示人的一面。這大概是我到現在還沒有被憋成精神變態的原因吧。

向且只向我媽發火,這聽起來對她並不公平,但實際上是我賦予她的特權。我從來不埋怨和向別人生氣,是因為我是一個自大的人,大多數時候我認為自己比他人更強大、穩定和堅不可摧,因此從來不把要求自己的標準來要求他人,認為受害者若是自己便是可以忍受的——因為我更強。這並不是軟弱,這是驕傲。唯有對於我媽,我賦予了她能夠傷害我的特權。

我媽和她媽並不擁有這樣的真實關係。她的母親是一個沉默的婦女,不經常在家,在家的時候對於如何陪伴和對孩子表達感情一無所知。我媽對於她父母的想法與王朔描述的一樣,‌‌“很長時間,我不知道人是爸爸媽媽生的,以為是國家生的,有個工廠,專門生小孩,生下來放在保育院一起養着。‌‌”

我媽幾乎長成一個少女時,對於自己的母親太好奇了,翻到她家的戶口本,看到母親的名字,默念了好幾遍——那是她第一次知道自己的母親叫什麼。

在我剛出生沒幾天,她的母親,我的姥姥因為懷疑自己得了腰椎間盤突出,不願意拖累家裡人,喝農藥自殺了。所以我對我媽口中這個矮小而嚴肅的女性幾乎毫無印象。

不知道是否是因為我媽與她媽從來沒有過親密的體驗,所以她不願意在自己身上複製這種冷漠,在我的記憶里,我和我媽從來就親密得過分。

和大多數孩子一樣,我也有過和爺爺奶奶共住兩年的經歷,也有過被一個桃子誘騙着說出:‌‌“比起媽媽,我更喜歡奶奶。‌‌”這一類不負責任的鬼話,但是在我真實的生命記憶里,卻總覺得我和我媽相依為命,和其他長輩的關係都只是像一種諂媚的表演,如同幼兒園穿着玻璃紗表演服的文藝匯演。

我和我媽的親密不只是一種母女的親密,更有些戰友的關係。她困囿在小城市的小婦人的皮囊之下有一顆敏感而不安分的心,希望掙脫現有環境,但是始終沒有實現這一點,因此她在我很小的時候就如同花樣滑冰的男運動員一樣,對我做出托舉的動作來,希望把我推出那個狹窄的井口:遠離那些狹隘的人際關係,遠離那種自欺欺人的價值觀,遠離詛咒一樣的宿命人生。

在網絡不發達,更沒有自媒體的時代,這種托舉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只能希冀以一種幼年寫作的驚人之姿橫空出世——如同馬戲團里表演軟骨的雜技少女,觀眾並不是驚嘆她的優美舞姿,只是單純感慨她的扭曲。

我如果是雜技演員,那我媽當然是教練。我寫第一本書時每天寫一頁練習本,等我媽回家就進貢一樣拿給她看。她看我寫的文字,我就看她。從她的微表情之中猜測自己到底哪裡寫得好,哪裡寫失敗了。她從來不評價或者建議,寫作全憑我的自覺。

在我剛剛通過寫作獲得名聲的短暫時光里,我媽也曾因為被我調動了寫作衝動,而作為教練親自下場,寫過幾本書,寫了一兩年專欄,最後終於因為體力和腦力不支而寫不下去,剛剛讀初中的我接替她寫下去。此時的我媽又成了陪練,為了讓我矯正動作而存在,在她身上看到了諸多不能犯的錯誤,比如寫作不能過分依賴個人經歷,不能因為寫作而斷絕社會交往,信息輸出的速度不能大於輸入的速度等等。

隨着我上高中外出讀書,我們這種總是被熟人和外界猜測和詬病的戰友/教練和運動員/陪練和種子選手的關係終於得到了暫時的解除。我媽開始在她任教的中學尋找下一個培養對象,試圖證明‌‌“給我一個孩子,我就能把培養成蔣方舟‌‌”,結果慘遭失敗,而我則忍受着少年寫作與成名的苦果在青春期時如洪水一樣洶湧而至。

我高中時,曾經和我媽吵過很大的一架。因為我發現自己和周圍同學的關係很差,我不知道如何和他們交談,他們也當然不理我,我因此不快樂,我媽說:‌‌“快樂不重要,把事做成才重要。‌‌”那是在我高中的宿舍里,她坐了很久的火車和汽車來看我,提了很重的牛奶和水果,我大哭大鬧,不斷重複着:‌‌“都是你害得,都是你把我變成了一個這樣的人……‌‌”我當時認為自己永遠喪失了快樂的能力,我媽也痛哭。情緒宣洩這件事就像沉默一樣,到了一定的程度就默認事情已經解決,而沒有繼續溝通的必要。

那一哭之後,我內心給我媽下了解聘教練的合同,而我確信她收到了那封解約信。

我到了北京上大學,大學畢業之後,我讓我媽提前退休,搬到北京來和我住。因為她在家鄉的中學做老師實在是太辛苦,每天早上六點鐘上早自習,對着自知升學無望的學生講着她重複了二三十年的知識,簡直消耗生命。

我印象非常深刻,我母親第一次到北京坐地鐵,不會刷卡,被攔在鐵欄後面,她滿面通紅,窘迫地不得了,試圖挑戰自己的身體極限像跳鞍馬一樣跳出來。她脫離了自己熟悉且安全的環境,到了我的地盤,我正式成為了一家之主。

自此,我和我媽的權力關係發生了顛倒。

有一陣,我經常在外面應酬和聚餐,有一次回家晚了,我媽說:‌‌“我看一個台灣的綜藝節目,有一個女藝人養了一隻失聰的狗,女藝人好奇狗每天在家做什麼,就裝了遠程攝像頭,發現自己每天上班之後,那個狗就一直四腳趴在地上,用頭頂着門,這樣就能第一時間感覺到主人回家了。我就是那隻狗。‌‌”

我聽得很難過,意識到我媽每天的時間並不是與我相處的短暫幾小時,而是漫長的空白。從那以後,我就幾乎每天回家吃飯,即便和我媽相對無言,我也不願意讓她一個人在家。

她在北京生活,可她是沒有生活的,沒有目標,沒有社會關係,沒有朋友,而且也沒有和我的朋友成為朋友的慾望。第一次來我家做客的人經常會覺得我媽是個冷漠的人,她不會像別的熱情長輩一樣招呼人吃飯聊天,而是做完飯放下菜轉身就走,就像剛剛擲下一盆狗糧,我的朋友們都很尷尬,只有我的日本朋友說:‌‌“你媽媽真是很害羞的人。‌‌”他洞穿了她的本質,極度害羞的人經常會顯得很冷漠。我本質上也如是,現在的開朗和多話是我媽刻意把我往她的相反麵塑造的結果。

因為沒有生活,我媽就開始‌‌“偷窺‌‌”我的生活。她醒得早,每天五六點鐘就醒了,爬到我的床上看我的手機,每一條群里的消息和朋友圈都不錯過,看完之後把手機放回我身邊,又回去睡覺。有時我醒了,她看我的手機,我看她的表情——就像我最早開始寫作那樣,她從來不議論和評價,而我內心竟然因為她的偷窺而有些許的輕鬆:她時刻看着的人生,畢竟錯不到哪裡去。

最近半年,她開始忍受不了這種依賴着我的生活,主要是受不了總是花我的錢。我們一家三口在物質上很像日本人,習慣AA制,客氣得一塌糊塗,花了對方的錢要感恩戴德鞠躬半天。她宣布:我也要實現個人價值。

她開始剪紙,開始是剪我認識的作家老師人物肖像,剪得繁複到了極點,所有看的人都很驚嘆。但我媽很快就嫌棄人像里沒有世界觀,沒有原創性。因此買了市面上一切關於剪紙的書,去日本看了紙藝切繪美術館,有一天晚上她看了阿城的《河圖洛書》,參透了裏面所有的奧妙,再剪‌‌“有宇宙觀‌‌”的作品,下筆不凡。

我自覺意識到一個家庭空間里是容不下兩個藝術家的,狹窄的空間里總會撞着對方膨脹的靈魂。因此我現在每天吃完早飯就去咖啡廳寫作,從上午十一點寫到晚上六點半,回來和我媽吃晚飯,看她當天的剪紙作品,聽她聊她的創作理念。她興奮的樣子就像七歲時候剛剛開始寫作的我。

——這樣的生活幸福又危險。危險在於過於幸福,在我們晚飯後在同一張桌子面對面工作的時候,我時常覺得這樣的日子能安穩地過一輩子,也不會有任何不滿足。

同齡的朋友在聽我形容和我母親的關係時,總會自覺代入一個心理諮詢師的角色,試圖去分析其中的問題,但人並不僅僅是一個病理報告的結果,還是不斷變化的個體。

大部分父母和子女的關係很殘酷,因為小孩看不到父母壯年意氣風發的樣子,小孩子長大後,只看到父母的衰頹,他們的固執與經驗的缺失,偏要到很多年後,當自己在他人眼中也有了衰頹的勢頭,才發現父母的睿智。就像現在流行在社交網絡上曬父母最盛年時期的照片,其實也是一種惘然的補償。

而友誼比親情要幸運很多,價值觀做底,還有很多共同前行的記憶,多年不見,忽然抬頭髮現對方在平行的航道上,沒有一方被遠遠甩在後面,之前中斷的交往再次無縫地續上,情誼從未中斷過。

我和我母親的關係比大部分親情幸運的地方,在於它在親情炙熱的火燃盡之後還有友情平穩的焰。我錯過了她的最盛年,卻參與了她五十歲之後的再次成長,我們又成為同時航行的船,兩艘船有時近得可以抓住對方,我們時而望向彼此,在大多數時候,卻只是應付各自的波浪與狂風,擦肩而過的時候,在內心向對方揮手示意。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寧成月 來源:蔣方舟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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