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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翠巧:唱《白毛女》、跟毛周跳舞的經歷

1967年4月25日,江青與《白毛女》舞蹈演員合影。(AFP)

1949年中共建政以後,《白毛女》的故事在中國可謂家喻戶曉,它被改編成歌劇、電影、樣板戲唱遍全中國,卻不知《白毛女》原來完全是中共根據政治需要杜撰出來的。

近日,一位唱了一輩子《白毛女》的女演員趙翠巧,一位為《白毛女》伴奏一輩子的演奏家郝忠良(因安全原因均為化名),分別講述了自己六十年來的親身經歷和感受。

參閱»郝忠良:我給《白毛女》伴奏了一輩子

“15歲我就會唱《白毛女》了”

15歲我就會唱《白毛女》了,那時一開口,我們住家的對面,好多人就在那兒趴着聽。哎,你看那小女孩,真像白毛女啊,我當時還覺得很榮耀呢,說明我唱得好唄。

那時我在南方的學校上高中,北京的一個文工團通過教育局招生,我就給學校叫去了。人家說,你唱個歌吧,我就唱了《白毛女》里“北風吹”,喜兒他爹楊白勞去世那一段。聲音一出來,把他們嚇一跳:小小的個頭,聲音那麼大!最後我被錄取了,市裡好幾百人考試,我們那地方一共就要了兩個人去北京,一個是我,唱歌的,另一個是彈鋼琴的。據說我們是第一批文工團自己培養出來的學員,後來我調到了部隊的歌劇團。

我演過歌劇,唱過樣板戲,還拍過電影,但經常給我安排的都是B角,重要場合不讓我演。一次我們團要給班禪演出,女主角突然崴了腳,就通知我上,因為平常不排練,上台的時候,我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換的衣服,拉拉扯扯的就給拽上去唱了,腦子還迷迷糊糊的呢。我唱最多的,就是《白毛女》里的喜兒。

唱了一輩子《白毛女》,所以後來聽說喜兒的故事不是真事,我還真接受不了,但有記者親自去採訪證實了啊,證實白毛女沒有受過什麼欺壓,楊白勞因好賭而欠債,還有,真實的黃世仁竟然是個勤勞本分、喜歡行善的地主,我們演員和觀眾都給騙了!《白毛女》是為了政治需要而杜撰的,目的就是要煽起對“地主”的仇恨。

作為演員,我當然要義憤填膺,才能唱出苦大仇深的情緒啊。現在看來,我們搞文藝的不過就是政治宣傳工具,《白毛女》曲調優美,因為它本身就是千錘百鍊的民歌嘛,藝術的感染力不知不覺就把我們給洗腦了,沒有判斷,沒有常識,自然而然就盲目接受了中共要灌輸的東西。

小時候我哪知道什麼叫地主,但所有的教育宣傳都告訴我:像《白毛女》這樣的悲劇在“萬惡的舊社會”太多了;正因為有地主,我才吃不飽飯,必須打倒地主;還說“解放”後“大救星”來了,救了我們,我們才吃飽了飯。

直到最近幾年我才學會思考:四九年時我9歲,我挨餓的時候已經是“解放”後了,“解放”前我並沒有餓的記憶啊。以前怎麼苦怎麼苦,也不是我家裡人說的,是整個社會輿論就那麼講的。

地主這個詞其實沒有任何貶意,它只是一個很普通的名詞,就是田地的主人。可從小為什麼就想當然認為地主就是惡霸呢?一說誰是地主,我就是非常非常仇恨,別說台下看《白毛女》的老百姓了,就連對演黃世仁的那個演員,我看他都可氣、可恨,都不願理他。

有些事真是很荒唐。那時我們團到山西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有一天晚上大夥被叫起來,說貧農受地主欺負了,這是階級鬥爭新動向,我們要去鬥地主,為貧下中農長志氣。幾個人就給叫上去即興發言,發言的也沒搞清怎麼回事,知道肯定就是鬥地主唄,於是連地主名字都沒鬧清就喊口號批鬥,我們在下面跟着舉手,喊口號助威,打倒某某某!結果有人鬨笑起來,原來我們把地主和貧農的名字說反了!後來才知道,是那個地主被貧下中農整急了,回了一下嘴而已,我們這幫人就說地主打人、罵人了,栽贓誣陷唄。在我們的觀念中,是凡地主出身的就沒有好人,壞事都是地主幹的!

還有就是“特務”,也招人恨,那時和國外有聯繫都說是“特務”。小時候,有個音樂老師帶我們到教堂參觀,她丈夫是教堂的牧師,結果一進教堂,我就特別害怕,因為都說牧師是特務嘛,雖然牧師人很和善,我看着也怕,怕得都直打哆嗦,在教堂也不敢亂跑,感覺教堂陰森可怖。這個牧師不久挨整了,還給關監獄了;後來需要他這種人了,就又給放出來,讓他在省里當政協委員,代表教會去擁護共產黨,可能為了教堂能生存下去,他也去做了。

我有個聲樂老師,姓袁,放棄了印尼的家產,滿腔熱情回國內來“貢獻”,後來給打成右派,下放到了青海,他妻子也被逼着和他離婚,非常慘。他在那裡“勞動改造”,受盡屈辱。後來歷次運動都不放過他,有一點動靜他就被弄出來挨整,漸漸他精神也不正常了,年紀不大就去世了。後來我又換了一個老師,也給打成右派,也給整死了,都是挺有名的人。

“感情上分不清好壞了”

我的老師我很了解啊,都是非常好的老實人,怎麼會挨整?我不明白,我們當學生的,也不敢接觸這些右派老師,知道他們出事,也不敢問,有疑問有意見也不敢說啊,否則就是政治立場有問題。別說對領袖有意見,對我們團領導有意見都有危險啊,因為你看到就是,很多人只是因為提個問題或開個玩笑就挨整了,你不知道誰會給你打小報告,和誰都不敢說心裏話。

我們團每個禮拜都要政治學習兩天,念報紙、聽報告什麼的。那個報告都是政治文件,比如說反右,講反右如何如何有道理,然後就要表態。輪到我發言,我想有啥好說的呢,報告都說了,已經說的一套一套的了,你也不能反對呀,經常我就說不出什麼,所以一到表態我就特別緊張,他們說我不暴露思想,其實是我發木,不懂,不會說。

批劉少奇的時候,我看過中共中央發的文件,一大本影印件,特厚,說劉少奇是“叛徒、內奸、工賊”,所有的指控都有證據啊,什麼什麼時候,他在安源幹了什麼,在哪又幹了什麼,有根有據的。一看確實是那麼回事,我們義憤填膺啊,他確實太可氣了,所以一說要打倒劉少奇,我們都舉手稱快,沒想到後來又來了一個中共中央文件,又給他平反啦,有圖有文字,也是有根有據的。到底怎麼回事啊?!

什麼事也搞不清楚,也不想搞清楚,心裏恐懼嘛,對一切都很麻木,感情上就分不清好壞了。人家說打倒誰就打倒誰,讓我舉手就舉手,讓喊口號就喊口號,雖然沒有整過人,卻也沒認為它不該整人。已經習慣了不去想,政治是個敏感話題,所以不去說它罷,“共產黨”這三個字你是不能隨便碰的,一碰可能就有危險,其實這樣,就已經是在思想中維護它了。

我有一個同事,一說起毛澤東就咬牙切齒,聊天中她把毛澤東稱作“毛老頭”,我就很不高興,我說你不要這麼說。她說父親被打成反革命,全家給下放,遭罪,好好的一個家給被“毛老頭”弄成這麼慘,說一個“毛老頭”都不行嗎?想想也是,因為害怕,那時候都分不清善惡了,還以為自己正確呢。

不僅不分善惡,連香臭都不分了。最髒的是糞便吧,可你不能說它臭,那時候如果在街上經過淘糞車,不管多臭,你都不能捂鼻子,也不敢捂,如果本能地把鼻子捂上了,人家就會罵你:你覺得臭,你就是臭資產階級!拉糞車的人才是最乾淨的人。所以自己就要使勁憋住氣,明明是臭,你就得說是香,但這些你發現自己慢慢也能接受了。

只求無過,不關心政治,國家領導人我只知道有主席、總理,除此之外就都不知道了,沒追求,我就知道悶頭練業務,不惹事不多言,老老實實,誰也說不出我的缺點,因為“出身好”,也算是“政治可靠”吧。

所以紅衛兵竄聯時,團里讓我帶紅衛兵上天安門城樓去見“領袖”,完成政治任務,要保護“大救星”嘛,那時能見到“領袖”可是讓很多人覺得非常自豪的。

陪國家領導人跳舞

好像是大饑荒前後吧,不管過年過節,經常是一到星期天,我們文工團被挑選出的女演員就給拉走了,去陪國家領導人跳舞。不只是我們團的女演員,別的團也有,還有很多護士去過,都是會跳舞的,我們團的音樂伴奏也去了。

那是政治任務,只有“出身好”的人才可以去,都是查了祖宗三代,經過嚴格挑選出來、政治上可靠可信的人,出身不好的人是不被信任的。我去過中南海的懷仁堂,北京飯店等地方,具體的地點都忘了,後來我也幾乎沒和人說起過這些,因為覺得陪他們跳舞也不是什麼光彩的事。

一般提前把能去的演員召集一起,說晚上有政治任務,“首長們”年紀大了,為了國家“日理萬機”,特別辛苦,為了讓他們“緩解身心疲勞”,陪他們跳跳交際舞,“放鬆放鬆,散散心”。左交代右交代的,我們團領導還叮囑我們:“不能離首長太遠,要保護首長,不要讓醫院護士離首長太近”。那時我還不到二十歲,很單純。

跳交際舞按理也是很講究的,一般要和舞伴保持一定的距離,但我和“首長”跳舞都很難受,他們一般肚子都很大,頂着你,很不舒服的,碰到這種情況,我都要使勁往外推一下。有時為了拉開點距離,我們這些女孩不得不往後撅屁股,臀部撅得高高的,姿勢都難看得沒樣了,確實有些“首長”,會使勁往你身上貼,不太講道德的。

我和毛澤東、周恩來、陳毅、朱德等都跳過舞。毛澤東個子大,特別高,跳舞時他不會俯就舞伴,我身子矮小,簡直像被提溜著一樣,必須使勁踮着腳,我才能夠上他,非常累,而且緊張啊,就怕自己踩了領袖的腳或者自己被絆倒,如果跳舞犯了錯誤,那可能就是政治錯誤,你敢踩主席或者總理的腳?!和他們一起跳舞我緊張得不得了。毛澤東跳一圈,就換一個舞伴,一換舞伴我就鬆了一口氣,心裏特別高興,有些女孩可能願意多跳幾圈吧,但我不適應那種環境。

我和周恩來跳得多一些,我的性格就是那樣,一般遠遠地靠邊坐着,可他會知道哪個人沒跳,就會招手叫我。他愛跳舞,跟我第一次跳舞之後,很長時間沒見了,第二次跳舞時,他還能說出我叫什麼名。看起來他和其他女演員都比較熟。

周恩來和一些首長們還經常到我們文工團的排演場跳舞,有一段時間幾乎每個禮拜他都去。我聽人說,周恩來和我們團一些女孩特別近乎,他叫她們小名,他們之間可以很隨意地開玩笑,有些女孩甚至可以直接接觸他。有時我們團經常以開聯歡會的名義,讓大家都去玩,後來知道,是有大人物要來娛樂。首長們要過來跳舞,我們當然還是執行任務啊,不只是娛樂跳舞了,本來我們文工團就是給部隊提供服務的嘛,當時我們是向前蘇聯的紅旗歌舞團學習,連服裝都和他們的一樣。

那時還以為周恩來可能是唯一一個比較乾淨的了,後來知道他的很多事,就很驚訝了。還以為周恩來是正人君子呢,真沒想到,他有私生子,還亂搞女人什麼的,而且,他對乾女兒孫維世、對劉少奇那麼狠,還曾下令銷毀大饑荒死亡人數數據,真是沒有一個好東西啊,老百姓都被騙了,還講什麼“人民的好總理”!

這種政治活動都有組織紀律,是保密的,不能隨便和別人說,對家人都不能說的。也聽說有人被毛弄走的事,說他喜歡誰誰,把誰誰叫走了等等。後來他死後,團里是有人說過這樣的事,但當時可沒人敢議論啊,大家都非常小心,一說是政治任務,誰敢說三道四?

我還去過很多次“三座門”,就是國家軍委吧,在美術館附近,門口有門衛,安保非常嚴密的。紅牆裡一個古香古色的建築,裏面辦公,也有首長們娛樂的地方,一般都是國家開了什麼大會,會議一結束就叫我們過去陪舞。

每次我們在中南海或其它地方陪舞,休息的時候就可以吃到高級點心,伴奏的樂員們還有煙抽,圓鐵桶裝的中華煙,那種煙在外面是買不到的。夜餐自然很好了,有肉有蛋,那年代,肉和雞蛋在外面憑票供應。

一般老百姓生活那時很苦啦,在軍隊文工團待遇還好些,對我們有補貼甚至特供,但我記得有一段時間,連單位食堂也沒啥吃的了,不要說葷菜,就連菜葉子都見不到。能吃到病號飯已經很好了,病號飯就是麵條,裏面有幾片菜葉子就相當不錯了。那時候,如果不是我經常往老家寄糧票,我老家那邊也得餓死人啊。

那應該是六零年前後吧,那時候我們並不知道這個國家到底發生了什麼。

“我整個性格都變了”

我曾學過一些馬列理論,發現共產黨的起家,明確就是暴力革命,當時有些驚訝,但你也只有去接受,大形勢下,你必須改造自己去符合它,不能懷疑。漸漸也就沒有自己的思想了,好多東西都是潛移默化的。從小到大的歷史課都歪曲歷史,講什麼歷代皇帝暴力篡權、農民起義什麼的,文藝作品裏宣傳的也是階級鬥爭,給你灌輸暴力思想,漸漸自己也就默認了這個暴力,一個事情要做成沒有暴力不行,人就是要互相爭權奪利,歷史上就這樣,適者生存嘛。

我是沒本事,我有本事我也去爭啊,要不什麼都沒有,那江青再不好,也還是有本事,一般人能有這樣的本事嗎?我發現自己是認可這個的,雖然原來接受不了暴力,但後來被灌輸多了,就認為無產階級專政是對的,中國必須專政,要不這麼多人早就亂了,現在好多人也都是這樣的觀念,都是被中共黨文化洗腦洗的。

到了文革,打砸搶、武鬥都是進步的褒義詞了,造反有理,女孩子都在衣服外面紮上皮帶,叉著腰唱歌,連編成的歌詞都是罵人的話,想想挺嚇人的。

我一直捨不得剪頭髮,文革前我的辯子都長到腰以下了,後來領導開大會通知,必須剪頭髮,如果不剪後果自負,哪裡還敢留頭髮啊?自己不剪紅衛兵也會給我剃了啊,我只得含淚剪了長發,梳了男士的分頭,那時我二十五歲吧。要求整天穿軍裝,除了軍裝,就是黑色、藍色、白色的衣服,穿了鮮艷的衣服,就是“資產階級思想”了,開會要挨批,要檢討的。

後來我的性格都變了,以前家裡家外我都是那種很傳統的女人,現在這些都不對了,要強勢,婦女能頂半邊天嘛。以前很含蓄的,笑不露齒,根本不會哈哈笑,看人家大聲說話我心裏都發抖,大家都說我太柔弱,不行。我丈夫也說,你看誰誰誰,人家一出來就像男孩子那樣,你看你!後來我也有意識努力朝那方面學,老演白毛女、李鐵梅這些節目,表演上也是滲透那種東西,動作強硬誇張,情緒激昂,說話大聲,笑起來也大聲,也敢跟人嚷嚷了;幫派鬥爭的時候,竟然也像他們那樣,一步就跳到桌子上大聲說話,雖然沒有直接罵人,但心裏有那種東西,只是沒表現出來。

變化最大的是有了私心,傳統婦女在家裡都是任勞任怨的,但我就覺得自己虧,怨氣十足,在家裡付出也沒得到回報,憑什麼?婦女解放,男女一樣嘛,到哪兒我都特別好強,幹什麼事都想走在前頭,本來體力不好,也總是我行,我要比別人強。

“‘六四’時我打了兒子”

一場場運動,中共的一個個高官,從前被稱為“功臣”的都慘死了,確實不理解啊,為什麼一有事就是一小撮乾的?但即使有疑惑,我也一向是相信政府的,一直到八九年的“六四”,我當時都相信它宣稱的:中共沒有發一槍一彈。

“六四”時我家住在府右街附近,有一天就很清晰地聽到了“噹噹當,噹噹”的聲音,開槍了!怎麼回事?大家都出來看,我兒子那天竟然在樓道里喊起來了:共產黨殺人了!共產黨殺人了!當時我就說:我就是共產黨員,共產黨不會殺人的!他還是喊:共產黨就是殺人啦!我上去就打了他一個耳光:共產黨根本不會殺人的!那時我認為自己沒錯嘛,打完他我也哭了,從小到大我都沒打過兒子的臉,以前頂多打打屁股,而且當時他都是大學生了。後來我知道,雖然我一直嚴禁那期間他去天安門,他還是去了,而且親眼看到了,他不是那種愛喊口號的人。

電視上說一個人也沒死,我們一個鄰居說不是那麼回事,他老婆在人民大會堂工作,那邊有房子,“六四”夜裡他們起來趴在窗戶上看到了,“連夜刷地,但第二天早上看,地上還有血”。他親眼看到了,才敢說這話,他也不是胡說八道的人,我真是冤枉兒子啦。

後來我還知道,我的一個遠房親戚的大姑姐,就因為“六四”給關了很多年。她在北京城裡,碰到一個人抱個死孩子,那孩子是被士兵掃射打死的,她是個熱心人,心裏憤懣啊,就滿城跑讓路人看那死孩子,結果給抓起來判刑了,現行“反革命”!“六四”之後很多年,都一直關着她。

我們家一個親戚是北京某工廠工人,“六四”時被安排在中山公園裡做後備,都手拿着棍子等命令,說命令一下,叫他們“見人就可以打”。

後來我去了駐紮在丰台山裡的一個軍隊,好像是63軍吧,他們排演節目,讓我幫忙輔導。聊天中,我知道他們是山西過來的戒嚴部隊,參加過“六四”。小戰士們和我說,當時確實開槍了,但他們什麼都不知道,上面教育,說北京城裡有“暴亂”。開始進城時,他們子彈和槍都是分開的,子彈在另一個地方,後來命令開槍,就想辦法去拿了子彈,還以為開槍打的是“暴徒”呢,小戰士們自己也覺得被騙了……直到現在,我都不敢看有關“六四”的錄像。

有一本書叫《九評共產黨》,裏面說的好多事都是我親身經歷的,說得我心服口服,我理解中共為什麼把它列為禁書了,不讓老百姓看,因為它講的都是中共的事實!剝開了它的本質。看了這書人就會清醒:中國人被中共騙了一輩子,還不自知!

我曾經死心塌地相信中共,為它唱了一輩子的《白毛女》去騙人,為它的政權服務,替它粉飾太平,上當受騙到這種程度,自己以前真是活得太不明不白了!想想真是很可悲。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華 來源:大紀元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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