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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華憶胡耀邦:鄧小平救黨而父親救民

文革結束後,中國百業凋零,人們很迷茫。按照原來的蘇式社會主義走下去,就是一個死胡同。胡德華認為:落後的經濟與貧困的生活使得中共執政的合法性受到威脅了,所以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是從黨的執政角度來考慮,是在救黨。而胡耀邦則不痛,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是救民。本文系胡耀邦之子胡德華與德國魏格林教授談話一部分。


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圖源AFP/VCG)

我送您的這本書《1965:耀邦早春行》,是由安康日報記者李大斌撰寫,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於今年2014年8月1日在全國新華書店公開發行的。這是第一次向廣大讀者介紹胡耀邦在陝西省委書記任上的書,我衷心感謝陝西人民出版社和作者的辛勤勞動。今天就談談這個話題。

胡耀邦在八天都幹了什麼

我父親是1952年離開川北行署到團中央工作的,擔任團中央書記,到1964年6月共青團第九次代表大會之後,他就離開了團中央,被任命為陝西省委第一書記,西北局第二書記。他於1964年12月到陝西正式主持工作。然而僅僅過了半年,到了1965年6月份就被迫離開陝西回到了北京。在這半年中實際上只工作了三個月,另外被批判了三個月,當時有人戲稱他這是“百日維新”,而這本書也只是記錄了這短短的三個月當中的一瞬:即僅僅的八天。

上任前,父親按常規拜訪了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楊了解他的率直,好心叮囑他“陝西情況複雜,到任後一年之內不要說話”。但他哪是那種人呀,到了陝西後便馬不停蹄地熟悉情況,調查研究,雷勵風行地解決問題。1965年2月初過年前後,他就到陝西最窮困的地區之一安康調研。那是陝南秦嶺地區,山高坡陡,八天大概走了七個縣,在這八天中他通過調查研究,頂着巨大的壓力,解決了很多今天在常人看來應該解決但卻從來沒有人敢於正視敢於解決的問題。是什麼問題呢?

第一、平反冤假錯案。我們黨和國家自從1954年以來,運動不斷,陝西更是重災區,據我所知就有高饒集團、彭黃集團,以及習仲勛集團即因劉志丹小說而獲罪的大批幹部,還有從陝北陝甘紅軍以來,大大小小的名目繁多的“反黨集團”。他把那些在歷次運動中受到冤枉受到傷害的,被錯判重判的各級幹部、技術人員、知識分子,通通把他們解放出來,讓他們大膽工作。對於犯了一般錯誤,但是按照當時的“階級路線”,要罪加一等或罪加幾等的“地、富、反、壞、右分子”,不管是被判刑入獄的,還是被勞改的,一律實事求是地予以解決。大家都知道,1977年父親擔任中組部長以後平反冤假錯案的事情,其實他在1965年就已經做了。

第二個,大力發展生產。自從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以來,毛主席重提階級鬥爭,林彪大力提倡突出政治,在“政治可以衝擊業務,政治可以衝擊一切”的巨大壓力下,父親卻在調研的每個縣的幹部大會上反覆說:我們到了秋收後要召開全省的優秀評比大會,大隊幹部、公社幹部什麼人是先進呢?“你所管轄的地方能把生產領導好,這是最主要的標準。”“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就是發展生產力,只有生產不斷發展了,才能談得上大好形勢。只有領導群眾增了產,才稱得起為人民忠誠的服了務。”“那時候要讓你們上主席台,讓你們向大家做你們是如何發展生產的報告。”他認為,最大的政治就是讓老百姓能吃上飯。

第三 就是開放農貿市場。當年毛主席所大力批判的所謂“三自一包”就是指“自留地,自負盈虧,自由市場和包產到戶”。這本書里講到,他看到一個農民背着一捆柴火在那站着,他說老鄉你是不是要賣柴啊?老鄉嚇得就跑,連連說我不是賣柴的。因為自由市場是要被取締,“投機倒把”是要被判刑的。他說,老鄉你回來,你就在這裡賣,誰要不讓你賣,你就說是我們的省委書記胡耀邦讓我在這裡賣的。他又進一步問:老鄉你為什麼要賣這柴呢,老鄉說我賣柴是為了買一把砍柴刀。聽後他就跟同行的幹部說:農民這實際上就是以物易物,是簡單再生產,是為解決最基本的生存問題,這跟資本主義沒有關係。他說,農民用砍的柴換一把柴刀,賣幾個雞蛋換一點鹽巴,這種簡單交換自古有之,已經存在了幾千年了,這怎麼能是資本主義呢。他說,只有“為賣而買”的才是商品,不是自己的生活必需,商品通過交易才能獲取利潤增加資本,而“為買而賣”只是為了基本生活最簡單的產品交換。我們就是要給農民自由交易的自由,互通有無的自由。為買而賣的集市貿易,是為最簡單的產品交換提供的平台,我們不但不能禁止,還要愛惜要保護。

我感覺,父親能把馬克思抽象深奧的資本性質,用通俗易懂的語言來表達,讓基層幹部和普通農民百姓一聽就明白,就能掌握,真是難能可貴。而有些領導的學說就是太高深了,比如

“三個代表”,不瞞你說雖然我們異常重視,放下所有業務脫產學了好久,可我到今天也沒搞懂,而且問過很多很懂的人,他們其實也回答不了我的認真提問。

在陝西與湖北相鄰的旬陽,他問,你們這裡自古就是水陸碼頭,在漢江邊上原來有很大的市場,現在怎麼沒有了?同行幹部說,我們省里讓關掉了,他說為什麼要關掉?回答說,因為我們陝西比湖北窮,我們省一些農副產品賣的價格便宜,往這一擺,湖北那邊都出高價買走了。父親說,蠢啊,人家出高價都買走了,這是好事情啊,你為什麼要關啊?我們現在大家生活的這麼貧困,讓人家都買走不好嗎?幹部說,我們這邊的東西都讓他們買走了,我們的東西就少了。父親說,你們真蠢!你東西少了錢還多了,有錢還能再買別的。這就是搞流通,你們要把這個恢復起來。

第四,減輕農民負擔。由於大躍進、放衛星,虛報浮誇,隨之而來的就是全國掠奪性的高指標、高徵購。由於當時農業生產方式落後,基本上是靠人工,是重體力勞動,所以他認為農民一定要有強健的體魄,首先保證飯要吃飽,而且一定要有肉吃,要有油。陝西本身就是老區、貧困地區,絕不能不顧百姓死活搞高徵購。所以,父親給國務院周恩來總理打報告,提出貧困地區要免徵糧食棉花,讓窮困的農民休養生息,而且保證過兩三年我們加倍返還給國家。他向百姓宣布:公購糧減少了,手裡糧多了怎麼辦?可以多產多吃,多產多留,多了還可以餵豬。他不提倡“忙時吃干,閑時吃稀”,這讓每個月只有二十多斤口糧處於半飢餓狀態下的農民,極大地調動了生產積極性。

第五,針對“以糧為綱”,他提出我們“不要先搞糧食自給,而是要搞經濟自給”。在陝南秦嶺山區一定要搞因地制宜,多種經營。這裡山高坡陡,不可能長好棉花,不可能長好麥子,你要徵購棉花、麥子這些東西都放在我們關中平原,在平原上才能夠豐產,省計委的工作一定要研究改進。

我想,這時他對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弊端,一定有了更切深的認識。在一般人看來山區耕地十分稀缺,怨天尤人怪老天不公平。而他認為不能兩眼只盯在“耕地”上,他認為山區的山地廣闊,山區的桐油、茶葉、花椒、核桃、大棗、木耳、党參、黃連等土特產,都是大自然給予的財富。山區還要大搞植樹造林,國家缺乏的是木材啊。有草山的地方,要大力發展畜牧業,要靠山吃山,多種經營,用勞動把資源變成財富。但是,收穫了產品還要能夠運出來,而秦嶺地區貧困閉塞,國家又規劃不到這裡,怎麼辦?他提出國家、集體、個人一起上,省里提供百姓無法生產的炸藥、雷管、鋼釺等物資,縣公社大隊的幹部規劃組織,農民們自帶乾糧,以工代賑,用自己的勞動為自己的幸福修路。他還說靠我們自己只能因地制宜,修沙石路,大車路,架子車路,甚至是鄉間小路。所以,父親在70年代末開始的改革,對他來說絕不是什麼“摸着石頭過河”,而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思考探索和預演實踐。

兩次被批判

看了這本書,我一方面心裏很高興,為他的智慧,為他的忠誠坦蕩,為他堅持真理不怕粉身碎骨而自豪。另一方面心裏也挺難受,他1965年嘔心瀝血所做的這些,為百姓帶來富裕實惠安寧幸福,帶來心情舒暢的工作,後來卻遭到西北局主要領導的無情批判。

而弔詭的是,1977年改革開放以後,父親為更多的百姓、更多的幹部知識份子和被打入另冊的“地富反壞右份子”,帶來更大的富裕、更多的自由和更廣泛的公平與正義,但他在1987年1月的生活會上也同樣遭到批判。

1965年的連續批判,長達三個月。書中說要他承認右傾路線錯誤,他說:“這是萬萬不能承認的,我雖然個子小、體重輕,但骨頭還是硬的”。他是身患大腦蜘蛛網膜炎從省委書記任上離開的,而1987年是在反對自由化的狂潮中從中共中央總書記任上離開,這次可是連老命也搭進去了。

有意思的是,這兩次批判他的所謂錯誤也是一樣的:1965年這次批判,罪狀是不抓階級鬥爭,不搞無產階級專政,只抓糧棉油不分敵我友,包庇重用從監獄裏放出來的壞人。而1987年的“錯誤”依然是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只抓四個現代化,包庇重用自由化份子,重用“青紅幫”(由於當時所培養的青年幹部被稱為是第三梯隊,他們有青年團紅衛兵的經歷,故被有些老一輩革命家視之為“青紅幫”)。而且批判的方式甚至語調都是一樣的,都是先給你定性“資產階級”,然後劃線站隊,人人表態。於是大家只好個個都表現的義憤填膺,憤怒聲討。批判中,有一人為了表示對“資產階級”的仇恨,還煞有介事地提出要在天安門廣場召開憤怒聲討自由化的百萬人大會。好在鄧小平沒有那人那麼亢奮,只是說;耀邦沒什麼大錯,淡化就是了。

批判的手段也都一樣,都是不顧事實無限上綱,聲勢浩大,不許申辯,起鬨架秧子,一個個憤怒的表現在今天看來都十分可笑。可是這場面在共和國在黨中央每次的“路線鬥爭”中卻不斷地上演,從高崗、彭德懷、習仲勛、劉少奇,甚至包括鄧小平自己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對來自於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對來自於“梁效”、“羅思鼎”,對來自於“廣大革命群眾”的憤怒聲討,他又有什麼辦法呢?還有你爭辯的環境和機會嗎?這麼多年樂此不疲,常玩常新,可嘆的是怎麼也沒點長進。俄羅斯的諺語說:聰明的人不會在同一塊石頭上被絆倒兩次。可像我父親這人,就是在同一塊石頭上不斷地被絆倒,一次,兩次,三次…. 而他卻痴心不改,始終如一。

但是,一次次運動的殘酷無情,也使不少黨內原來堅定正直的理想主義者,也改變了他們的信念,由實事求是為百姓敢於擔當,變得圓滑市儈,沒有原則見風使舵,甚至有的喪失良心指鹿為馬了。比如,文革中響噹噹的第一個省級幹部造反派潘復生的悲劇。潘復生早年參加革命,出生入死,對黨無限忠誠。五十年代,他擔任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期間,實事求是,關心人民疾苦,並在1956年第八次黨代會上,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但1957年他對黨中央“反右派鬥爭”持謹慎態度,提出不在縣以下機關開展反右鬥爭,於是他就開始了“犯錯誤”的生涯。對他下狠手的是省委第二書記吳芝圃,吳給潘定性為“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1958年6月,在中共河南省第九次會議上,集中批判潘(復生)、楊(鈺)、王(庭棟)的“右傾機會主義”,並列出駭人聽聞的八大罪狀,並報黨中央批准撤銷了他們的一切職務,在全省召開聲勢浩大的揭批運動。潘、楊、王受到殘酷鬥爭,人身侮辱,家庭受到株連,最後處理結果都是一擼到底。潘復生下放到西華農場任副廠長,楊和王連幹部身份都被剝奪,下放為公社社員。於是,1958年吳之圃接任河南省委第一書記,開始了自河南始發並推向全國的“大躍進”運動,吳甚至提出一年實現水利化、機械化、良種化、綠化等十化目標。大放衛星、大辦食堂、大鍊鋼鐵,森林樹木大肆砍伐,並且得出結論河南要在四年之內實現共產主義。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說:“在大躍進中哪一省衛星放的最多,哪一省的災荒就最嚴重”。1959年廬山會議之後,吳芝圃還繼續反右,在全省各市縣層層抓“小彭德懷”。但在接踵而來駭人聽聞的三年困難時期,大量餓死了人,這時才受到嚴厲批評,吳之圃也不得不承認“災難發展到慘絕人寰的程度”。“省委和我犯的錯誤嚴重得很,罪惡也很大,組織上如何嚴肅處理我都沒話講。處以極刑,我也應引頸受戮”。但是給他的處分,卻僅僅是由第一書記改任省委第二書記,1962年擔任中南局書記處書記。

由此可以看到,實事求是竟然已經危及到了高級幹部的生存,對個人和家庭的結果是災難性的,而昧着良心說假話給百姓造成無可彌補災難的,卻依然能夠高官得坐駿馬任騎,即或受到處分也是很輕微的。所以越來越多的人明白了“寧左勿右”,說假話並不重要,大是大非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看你站在哪一邊,只要你選邊站隊是在最高領導一邊,並不在乎你說的情況是真話假話。

當年,潘復生如何過關如何做的檢討我不知道,1965年他被任命為黑龍江省委書記。可能由於“路線覺悟”的提高,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潘復生就看明白了,也理解了、弄懂了。這場就是要罷免一批、關押一批、提拔一批。所以運動一開始,他就把堅持東北抗聯打鬼子的省長李范五打成反黨分子,以省級革命幹部的身份造了黑龍江省委的反,製造了大批冤假錯案。他成為了1967年繼上海“一月風暴”之後的所謂“東北的曙光”炙手可熱的不可一世的家喻戶曉的紅人,並如願以償地當選為九大中央委員。

可悲的是,像潘復生這樣“轉變”的幹部絕不是他一個人,而是一大批。在一次次運動中,提高了“路線覺悟”,學會了選邊站隊。在以後的運動中又不斷表現出自己比別人還要更革命,還要更激進給領導看。當大家都看清楚這一套是保護自己、保護家庭並且是陞官捷徑的時候,那麼指鹿為馬、說假話說謊話,不堅持原則阿諛奉承、看眼色行事就逐漸開始了,文革的災難或者說中國的不幸在神州大地上就不可避免地開始了。

但是,胡耀邦不同,他始終不改初衷,一如繼往,不管遭受多大打擊仍是滿懷理想,他看不得大家過苦日子,他一定要做點事。難怪運動中被“造反派”批為“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正在走的走資派”。可是在他工作的陝西,1965年秋收以後,陝西的工農業總產值大幅增長了24.96%,咱們黨最發愁的農業更是增長了28.96%,一舉扭轉了自1958年以來陝西農業連年下降卻一籌莫展的局面。所以跟葉帥一起接他回京的張愛萍將軍悲憤並動情地說:“我們一進潼關,就看到陝西的麥子長勢喜人,看來是一個大豐收,陝西肥了,耀邦瘦了,耀邦對陝西是有大功的啊!”

不寫檢討,卻要求當“一把手”

1965年,父親被打倒後中央倒沒有表態說是對還是不對,他就只能又回到團中央,但也沒有主持工作,只是寫材料,爭論是非和領工資。

1966年毛主席為了發動文革,以團中央派工作組是路線錯誤為由,整個團中央就被送上了祭壇,為“紅衛兵”的橫空出世祭了大旗了。這次他被打倒,那可就是非人的遭遇了。每天是無休止的批鬥毆打、人身污辱,直到1968年被點名參加八屆十二中全會。

1971年“九一三”之後,周恩來請示毛主席解放一些幹部,毛主席有心結,要求被解放的幹部一定要寫檢查,而且最後一定要有類似永不許翻案,擁護文化大革命的詞句。父親就是不寫。在九大上就有康生曹軼歐找他談話,最後一次是1974年紀登奎找他談話。

紀登奎說:耀邦,團中央的同志反映說你檢討得不深刻,你能不能再寫一個更深刻一點的檢討啊。父親說,那我可認識不上去,說我反黨說我反毛主席,這我不能承認。還說,我可不能不懂裝懂,不通裝通,不服裝服。話已至此,當然就是不歡而散了。

後來大哥對我說,爸爸嫌你小,還有後一半沒跟你說呢:紀登奎當時還對父親說,你寫了檢討就分配你工作,就分配你到甘肅省委當副書記,很多老同志都是這樣陸續出來工作的,包括王恩茂任蕪湖地委副書記,趙紫陽到內蒙古當副書記,譚啟龍到浙江任副書記,當然也包括鄧小平任副總理了。可是父親說,你要分配我工作,讓我當副書記我不幹,我要干就當第一書記。紀說你怎麼還敢講價錢?他說要當副書記我沒法工作。他所謂的沒法工作是指那會兒搞運動搞階級鬥爭,搞大樹特樹,搞個人崇拜,言外之意是他不搞這一套。後來他緩和了口氣說:如果中央為難不同意,我當不了省委第一書記,我可以當市委書記啊,如果市委你覺得還不行,我可以當縣委書記,再不行我當公社書記,這總可以吧。最後他說,我不管到哪裡,我最後一個要求是,我走之前一定要見一次毛主席。後來紀登奎說那我回去跟中央反映一下,但這一反映就沒有消息了。

大概到了1974年底時候,父親就參加了中央黨校的讀書班,讀書班結業的時候,王洪文、葉帥去看他們。葉帥看到我爸,就故意大聲問:耀邦來了嗎?父親馬上站起說,參座,我來了,我在這裡呢。因為葉帥在延安時期是八路軍總參謀長,他按照國民革命軍的規矩尊稱葉參座。

到了1975年的6月,父親被分配到中科院工作,他是院黨組書記,就是一把手了。他按鄧小平的方針搞整頓,他把那些專家教授從勞改隊、牛棚、幹校中請回到研究所來。而且,到每一個研究所,他都說,我們研究所就是搞科學研究的,不是什麼開門辦所、什麼三結合所、什麼蘿蔔白菜養牛養豬所。到了古脊椎所,針對沒完沒了的政治學習,他說:我們所要搞點骨頭,人類有了脊椎以後才能挺直腰桿站立起來,才能解放雙手,才能創造世界,改造世界,我們骨頭就是要硬就是要直,我們要高舉骨頭。因為那時候每個所(其實是所有單位)必須說高舉毛澤東思想的紅旗,而他卻要求古脊椎所理直氣壯旗幟鮮明地高舉骨頭前進。所以很短的三個月時間,就把中科院所有人員的積極性都調動起來,搞科學研究。所以他為什麼要當一把手,就是這個意思。

牢牢記住了張聞天“我們革命者生活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生活”的話

1966年,父親被打倒後在家裡沒事可干,這才有空跟我聊聊天。有一次他說,我們那會兒在中央蘇區時,都很小。1932年到中央蘇區,當時不滿17周歲,是紅小鬼。他說,我們那會兒文化低,也沒有什麼信息來源,沒有報紙、廣播、電視,每次就能聽一些大領導給大家做報告,有博古、毛澤東、張聞天、朱德等。他說,我們那會兒什麼也沒見過,看到好多從外國回來的人,都穿着皮夾克,戴着俄羅斯的皮帽子,神氣得不得了,覺得這樣子才是革命者。講起話來,右手這麼一揮大家就“嘩”的鼓掌,左手那麼一揮大家又是“嘩”的鼓掌,但他們講了什麼呢?誰也沒聽明白。就是被那股氣勢給折服了。

他說,給我印象最深的話是張聞天說的,在一次給共產黨員做報告時,他問大家說:同志們,我們革命者生活的理想是什麼呢?因為大家都是很年輕的,搶着說是打倒土豪、打倒帝國主義、革命到底、實現共產主義,諸如此類,講了很多。張聞天跟大家說,“同志們,我們革命者生活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生活”。聲音平和,卻如雷貫耳,大家立刻安靜了。父親說,這句話給他印象太深了,受用一輩子。就是說,我們不管幹什麼就是為了理想的生活,為了天下所有人的理想的生活。所以你看父親不管在哪裡不管什麼時候,他做的所有事都是為了老百姓,為了中國人的“理想生活”。我覺得從他十四歲開始到了革命隊伍,又聽了張聞天講的“生活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生活”,我覺得隨着他年齡的成長、閱歷的增加,對於這個概念也是不斷豐富,不斷深化的。

那麼,理想的生活是否僅僅是吃好喝好穿好住好就完了呢?不對,除了有物質上的理想生活,還要有精神上的理想生活。那麼精神上的理想生活就包括我們的具有人身尊嚴的表達和選擇權,大家是不是都需要呢?在他的思想中一定是都需要的。比較明顯的例子是,我們在1978年開完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又緊接着開了一個中央理論工作務虛會,這裡面講的大量的都是我們國家將來要往哪裡走,要走向民主法制,要走向科學,當我們吃飽穿暖後,我們還要有一個很好的社會環境,每個人要有尊嚴,要有每個人的權利。這些方面,恰恰就是鄧小平不願意做的。所以在吃好穿好的物質方面,他跟鄧小平沒有分歧,但是上升到精神層面,在精神思想解放方面他跟鄧小平的區別就出來了。

所以,薄一波說最早他們出現的分歧就是在理論工作務虛會,說這個會議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開始。

理論務虛會是一次思想大解放的會議

為什麼要召開理論工作務虛會呢,因為經過了1978年5月開始大半年的爭論,最終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確立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但這僅僅是提出了題目,“實踐”究竟要檢驗哪些我們原來認為的“真理”呢,為什麼共和國前三十年認為的天經地義的真理,耳熟能詳,爛熟於心的一些真理,卻讓全黨全國老百姓付出了那麼慘重的代價?那一定是我們認為的這些堅定不移的真理出了問題。所以就要把我們建國三十年來,甚至需要將最早從蘇聯傳播來的蘇聯版的馬克思主義都要認真梳理一下。

例如,在一個正常的國家,究竟是人民忠於領袖還是領袖忠於人民。原來我們都天經地義地認為,我們當然要忠於領袖,而且還要無限忠於,但在這個務虛會上就提出究竟應該誰忠於誰,是人民忠於黨還是黨要忠於人民的問題。再有,為什麼會出現劉少奇、彭德懷、賀龍這樣令人心碎的悲劇?不是都說無產階級專政、群眾專政,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嗎?但事實證明全都搞錯了,而且是不可挽回血的代價。那麼究竟是應該無產階級專政呢?還是應該建立民主法制呢?

列寧在1918年他的著作《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中說:“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採用暴力手段獲得和維持的政權,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所以無產階級專政先要區分每個個人屬於哪個階級,比如劉少奇他們本來是咱們共產黨的領導人,是無產階級自是不成問題的。但後來說他們是資產階級,那就對不起了,要對他們實行專政了。而且一旦對資產階級實行專政,那麼這個人的一切最基本的權利,一切尊嚴通通都沒有了。他們是敵對份子,是你死我活,對敵人要狠嘛,這又是我們以前認為的天經地義的“真理”。我們的榜樣共產主義戰士雷鋒的名言“對待敵人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那麼好了,什麼叫“殘酷”什麼叫“無情”?劉少奇的死是非常悲慘的,據說身上沒有一根血管能夠扎進針頭輸液,頭髮有一尺多長,“悲慘”二字我覺得都遠遠不夠形容的。我們這樣認識,這樣做對嗎?這麼說吧,如果把你划到敵人圈裡那就可以對你採取任何手段,不把你當人看,你這個人就沒有任何權利和尊嚴,任何人都可對其任意施暴,而且被稱為“革命行動”,慘無人道啊!

所以說,我們對按照蘇聯那樣建立的無產階級專政,是否應該反思,應該如何反思呢?這些都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提出來了,遺憾的是這些問題直到今天依然沒說清楚。

困惑,問題是客觀存在的,並不是說你不提就不存在,大家就不想,理論務虛會就是要正視這些問題,科學地回答並解決問題,不能裝着看不見。而令人信服的回答,是需要水平,知識,坦誠和勇於擔當的。但是當把問題都提出來之後,我黨水平最高的理論家胡喬木都沒有勇氣探討,就跟鄧小平說:不行了,他們要翻天了。然後鄧小平到會講了四項基本原則,四項基本原則就是這麼來的。我覺得這是把學術問題政治化了。還好以後鄧小平說,我們不爭論。可是這些問題,直到三十多年後的今天也沒有答案。

理論工作務虛會斷斷續續開了兩個月,可以說是一次啟蒙運動,內容非常豐富。現在網上關於理論工作務虛會的內容都很少,這是1978年正式確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思想解放運動的延續和具體實踐,但是很可惜沒能再往下討論。我想如果要是進行下去的話,百家爭鳴,百花齊放,那將是一次巨大的思想解放,但是很不幸,讓鄧小平這麼一說就完了,而且四項基本原則的解釋權又在他一個人手裡,如果你提出一個現實生活中的實際問題來,他說你這不符合四項基本原則,那就沒有辦法討論了。所以到今天這些基本的現實的理論問題,同樣沒有解決。現在不是又有人說要搞階級鬥爭嗎?《紅旗文稿》也說“人民民主專政並不輸理”嗎?看來劉少奇,彭總,賀總的慘死都白搭了,還有人悻悻的公然宣稱還要搞一次運動。

我們為什麼要搞改革開放?

1976年粉碎四人幫後,國家百業凋零,大家都很迷茫,按原來那個蘇式的社會主義走下去,就是一個死胡同。別說超英趕美了,連飯都沒得吃,連台灣都遠遠地超過咱們了,連泰國都超過咱們了。亞洲四小龍原來哪裡在咱們趕超的視野里,你說咱中國人那時候能看上南朝鮮嗎,我們中國1956年能造汽車的時候,南朝鮮能造什麼?比咱們差多了。

結果1976年運動結束,睜眼一看,傻了。你還超英趕美呢,你能趕上自己的台灣就不錯了,按當時的話叫“被開除地球的球籍”。你不如台灣,你還想台灣回歸,怎麼可能呢。所以在這會兒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受到威脅了,如果你的經濟搞不好,老百姓生活貧窮,大家就會紛紛的都往外國跑,有往朝鮮蘇聯緬甸跑的,離港澳近的都逃港,逃澳,開槍都擋不住,共和國的恥辱啊!就像你們東德那會兒往西德逃亡的時候開槍也擋不住一樣啊,這就是人追求幸福,追求美好,追求富裕的天性,沒有也不用境外敵對分子的蠱惑煽動。

所以那會兒鄧小平是從黨的執政角度來考慮,父親就一直記得張聞天的話,他真是覺得我們共產黨拿了天下,就要讓大家有“理想的生活”,而且這個理想的生活除了豐富的物質生活外,還要有豐富的精神生活。所以胡耀邦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是救民。鄧小平是一個現實主義者,是救黨。而且今天看來,“救民”是走向開放走向民主法制。而“救黨”則會走向封閉,走向“維穩”。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zhongkang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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