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瑞卿事件是中共高層中一個極為重要的事件，也是軍隊高層開始捲入文革的一個重要標誌。由於林彪身體抱恙，中共中央軍委工作主要由羅瑞卿與賀龍主持。但二人十分親密，羅瑞卿有一種「冷林熱賀」傾向。羅瑞卿與賀龍過從甚密不免就與中共其他老帥們有了衝突和矛盾。
毛澤東大警衛員羅瑞卿（圖源：VCG）
1965年的羅瑞卿事件，是「文革」之前的重要人事變動之一。羅對毛澤東的忠誠在中共黨內有口皆碑，1965年被整肅，令黨內高層愕然和震驚。
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得毛對他的「大警衛員」（黨內對羅的一種褒稱）下此狠心？長期以來官方的說法即主流的說法，是源於中央軍委副主席林彪猜忌總參謀長羅瑞卿要「奪取軍權」，向毛澤東進讒言，毛聽信林的誣陷，錯誤處理了羅瑞卿。
連羅瑞卿的家人也追隨官方的說法，將林彪說成為倒羅的始作俑者，坊間的野史演義更是以訛傳訛，鮮少有人對此提出異議。然而，歷史終究不是官方可以任意塗改的。
解放軍山頭主義的起源、演變
解放軍山頭主義的起源與形成有一段較長的時間，然其最開始時則是起源於各個不同的分散的革命根據地。
第一個便是朱德、陳毅帶領的南昌起義部隊到井岡山與毛澤東會合後所形成的紅一方面軍，在日後的對敵作戰中林彪成為實際的領導者。
第二個則是由賀龍為首的在湘西、湘鄂西及洪湖革命根據地創建的紅二方面軍。
這三大紅軍主力部隊在抗日戰爭中分別整編為八路軍115師，林彪為師長，120師，賀龍為師長，129師，劉伯承為師長。而解放戰爭時期，這三個師加上原新四軍部分，分別成為彭德懷領導的解放軍第一野戰軍、劉伯承領導的解放軍第二野戰軍、陳毅、粟裕領導的解放軍第三野戰軍和林彪領導的解放軍第四野戰軍。
在這一過程中，由於張國燾在延安時期與毛澤東的政治鬥爭中被清算而脫離革命，紅四方面軍的主力部隊又在西路軍事件中喪失殆盡，因而其軍事上乃至政治上的影響力大大降低。以林彪為代表的紅一方面軍和以賀龍為代表的紅二方面軍成為日後解放軍內舉足輕重的政治力量，以歷史的眼光來看，林彪在戰功、威望和能力幾方面無疑都居於首位。
中共建國後到1959年的廬山會議，軍隊內部並非相安無事。1958年軍隊內部開展了「反對教條主義」的鬥爭，在毛澤東首肯後，由鄧小平、彭德懷掛帥，錯整了一大批軍隊高層主要幹部，主要是南京軍事學院院長劉伯承元帥，還有粟裕大將、肖克上將等一批人。一年之後彭德懷在廬山上因為就大躍進問題上書毛澤東，被打成反黨集團的頭頭，軍內一批幹部也隨之倒台，如解放軍總參謀長黃克誠大將等。通過這兩次政治鬥爭，解放軍原四大野戰軍中的三大野戰軍首領都幾乎都被整肅了，只剩下林彪為首的四野系統保持較為完好，而這恰恰是原紅一方面軍的老底子。
1959年林彪接替彭德懷主持軍委的日常工作。中央軍委改組後，毛澤東仍任軍委主席，軍委副主席則是林彪、賀龍、聶榮臻。這也體現了紅一方面軍和紅二方面軍在軍中的掌權。羅瑞卿出身於紅一方面軍，是林彪的老部下，曾擔任過紅一軍團保衛局局長，延安時期林彪出任抗日軍政大學校長，羅任抗大教育長，關係非常密切。1959年林彪親自提名已經離開軍隊工作多年的羅瑞卿擔任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這一提議得到毛澤東的批准，毛澤東說：「林彪同志選了個好總參謀長，這隻有林彪同志才能想得出來。」由此羅瑞卿開始了與林彪在軍隊工作上再次的合作。新的軍委負責處理日常事務工作的班子--軍委辦公會議，幾乎是清一色的紅一方面軍幹部：除了總參謀長羅瑞卿外，還有副總參謀長楊成武、總政治部主任譚政、副主任肖華、總後勤部部長邱會作、軍委辦公廳主任肖向榮。由此可以看出軍隊山頭主義的影子，這也說明毛澤東對林彪的信任。
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是軍隊的主要當家人，不僅資歷強、能力強，更要得到毛澤東的認可。羅瑞卿出身紅一方面軍，是林彪的老部下，中共建國後首任公安部部長。羅瑞卿年富力強，工作雷厲風行，辦事精明果斷，也是毛澤東非常信任的高級幹部。林彪當時身體不好，所以一定要選擇一位自己信得過，且能辦事、會辦事的得力助手，而羅瑞卿正是這樣一位合適的人選。1959年10月新軍委常委會上，林彪說：「我的身體不好，具體處理日常工作有困難，我就委託給羅瑞卿、蕭華和譚政他們。總而言之，具體的事情由他們管，需要的話我過問一下。重大問題要集體討論最後都要請示毛主席。由毛主席定。」
時任空軍政委的吳法憲回憶說：「據我所知，廬山會議以後，林彪基本上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由羅瑞卿去辦。軍委的工作，實際上是羅瑞卿在那裏具體主持。
……林彪實際上沒管多少事情」。可以說，林彪主要負責軍隊的重大方針政策，羅瑞卿則主要負責處理軍委日常事務性工作。由此可以看出，林彪對羅瑞卿的充分信任及與羅非同一般的密切關係。
林彪養病，林羅矛盾由此而生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期，林彪與羅瑞卿的合作還是很好的，迅速開創了軍隊建設的新局面，解放軍也達到了它的鼎盛時期。對外，中國打贏了中印邊界自衛反擊戰，多次挫敗了台灣蔣介石集團在中南沿海地區的進犯，秘密參與了越南的抗美救國戰爭；對內，軍隊參與了國家的經濟建設，特別表現在抗洪搶險，擁政愛民等活動，軍隊湧現出了一批被人民廣泛傳頌的英雄人物，受到全國人民的衷心愛戴。吳法憲回憶說：「林彪主持軍委工作的一段時間裏，軍隊工作是最好的。從當時的物質生活和軍事裝備來說，肯定是比現在差得遠。但是當時的部隊，政治思想素質，精神面貌，卻比現在要好得多。那時候部隊高度的集中統一，官兵一致，從而產生了高度的凝聚力。與此同時，各總部、各軍、兵種，各大軍區領導同心協力，團結在軍委領導的周圍，為着共同的目標拼命工作，不計較個人得失。因此，當時的各項工作，包括政治思想，軍事訓練，國防戰備都是很有生氣，很有起色的。」
1962年秋天開始，林彪戰爭年代留下的舊傷復發，有時十分嚴重，不得不向中央請假養病休息。林彪養病期間，軍委日常工作自然就落在當時軍委排名第二的副主席賀龍身上。1963年9月27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提出，林彪長期生病，身體不好，建議由賀龍同志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這一提議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委員們的一致贊同。由於林彪原本就信任羅瑞卿，放手讓羅操辦軍內具體工作，林彪養病後就更少過問軍內事宜，軍隊內部逐漸形成了賀龍、羅瑞卿的格局，林彪的角色似乎逐漸淡出，而羅瑞卿與賀龍之間的關係也由此漸行密切，羅瑞卿與林彪原本密切的關係反而顯得漸行疏遠，工作上的分歧也逐漸顯現。
林彪身體不好而暫時退出軍委日常工作，軍隊方面的事務均由賀龍與羅瑞卿主持，而此時羅瑞卿的砝碼卻逐漸傾向了賀龍一邊。羅瑞卿採取了「冷林熱賀」的方針，根據總政副主任梁必業的揭發，羅瑞卿從1964年起就在軍委日常工作中擴大林彪的病情，集中宣揚賀龍的「親政」，使大家信服林彪的病情是在「熬時間」，來日無多了。
此外，羅瑞卿要求大家不要過多地「干擾」林彪，以免「影響」林彪的休息，並要求軍委辦公廳主任肖向榮把關，對「隨便干擾林彪休息」的人予以批評。羅瑞卿還請出總後衛生部副部長傅連暲在軍委辦公會議上介紹林彪的病情，甚至說出「我們對林總是儘量爭取他多活些時間，別的辦法是沒有的。」
由此，軍內逐漸形成兩個陣營，賀龍、羅瑞卿為一個陣營，林彪與其他老帥們形成另一個陣營。邱會作說：「在兩個陣營中，各有能起作用的主要人物二十多人。從數量上來說，幾乎相等，但力量懸殊，最主要的是政治力量和能力不同。林彪陣營有一批能人，這是優於賀、羅陣營的，特別是林彪同毛主席的關係特別密切，這也是特別的優勢。賀、羅陣營雖然有同劉少奇、鄧小平的關係，但他們同毛主席的關係就大大不如林彪了。這個不如，在某種程度上起決定作用。另外，在軍委內部劉伯承、陳毅、羅榮桓、聶榮臻、葉劍英等元帥都是支持林彪的，這樣，賀龍在軍委內部幾乎成了孤家寡人。」
軍內兩大陣營在「大比武」問題上形成了明爭暗鬥的局面。全軍大比武運動在解放軍的歷史上是空前的，全軍各軍、兵種，各大軍區都舉行了大規模的比武運動，海軍在青島舉行了建國以來最大的軍事演習，空軍也舉行了以師為單位的實兵演習，全軍分成十八個區舉行了比武大會。而這一大規模的比武運動主要是賀龍與羅瑞卿主持執行。
1964年軍委派副總參謀長張宗遜到福州軍區作調查研究，總政副主任劉志堅及林彪的夫人葉群到廣州軍區作調查研究。1964年12月底林彪看到了劉志堅和葉群的報告，並聽取了葉群的匯報，於是召見劉志堅等人就當前軍隊工作作了指示。林彪認為「1964年全軍各方面的工作成績是很大的，部隊的政治情緒高，作風好，幹勁大，毛主席思想紅旗舉得高。總的說來，成績是主要的。但是，現在出現了不好的苗頭，軍事訓練搞得太突出，時間佔得太多，軍政工作比例失調，衝擊了政治。」林彪指示說：「明年的工作要突出政治，大力加強政治思想工作，大抓毛主席著作的學習，在全軍掀起一個更大、更廣泛的學習毛主席著作高潮，把毛主席著作當作最根本的必修課。要趕快採取措施，使軍政工作比例正常化，恢復1962、1963年的正常情況，糾正最近一個時期出現的失調現象。」隨後總政工作組將林彪的指示傳達給羅瑞卿，羅瑞卿自己認為「我理解林總的指示是指局部的情況，不是指全體。如果那樣，那就是路線錯誤。」
平心而論，林彪與羅瑞卿的在大比武一事上的分歧基本上是工作方面的不同意見，林彪作為主管解放軍的軍委第一副主席在抓軍隊總體工作方面常有自己獨到的看法，所謂政治與軍事之間的關係問題孰輕孰重的指示也屬正常，林彪在充分肯定軍事訓練成績的同時也指出政治工作方面存在着某些不足並無不妥。然而，林彪對羅瑞卿的批評還隱含了另一層意思，即賀龍與羅瑞卿的「聯盟」違背了毛澤東的初衷，毛是將軍隊委託給林彪掌管的，毛絕不願意看到軍權落入與劉鄧關係密切的賀龍的手中。按邱會作的說法就是「那時候唯一能拿到桌面上的說法，就是大比武衝擊了突出政治。」林彪要給大比武降溫。儘管林彪與羅瑞卿之間存在一些矛盾和衝突，但這並不意味林彪與羅瑞卿的關係已勢同水火，林彪仍然希望羅瑞卿能多團結一些人，特別是與老帥們搞好關係。事實上，林彪與羅瑞卿之間的矛盾和分歧日後被官方和大陸的黨史學界無限誇大，成為羅瑞卿倒台的主要原因，這顯然與事實不符。
羅瑞卿與老帥之間的矛盾激化
由於林彪養病深居簡出，不太過問軍內具體工作事務，羅瑞卿與賀龍元帥過從甚密，大權獨攬，其「霸道」的一面漸顯突出。當年林彪提名羅瑞卿出任軍委秘書長和總參謀長時，有人曾經對此表示過某些疑慮，這主要是因為林彪脾氣倔犟，而羅瑞卿為人行事又頗有一些「霸道」的意味，這個搭檔是否合適，連毛澤東都曾有些猶豫。邱會作回憶說：「可主席認為羅渾身都是『刺』，問林彪怕不怕刺到他身上？林彪說不怕。主席的言外之意是不太同意羅干；林總說『不怕』，是有點堅持自己的意見。後來還是總理給主席做了工作，總理對主席說〔大意〕：你讓林管軍隊，他那個人的身體狀況，也只能管大事，把握方向，具體工作要找個他熟悉且身強體壯、精力充沛的人。毛主席最後批准了林的意見。」而此時，羅瑞卿與其他元帥和一些老幹部之間的矛盾逐漸激化。
時任海軍副司令的李作鵬回憶說：「隨着羅瑞卿權力越來越大，據我所知，當時已有老帥對羅在軍委的日常工作中，小事不請示，大事不報告，對老帥工作不支持等頗有微詞，葉帥、聶帥就是其中的兩位。當然向軍委第一副主席林彪的請示報告就更少了，林彪批評羅瑞卿『根本不來見面』。」
據時任解放軍總後勤部部長邱會作回憶：「羅瑞卿主持軍委辦公會議，對領導國防科技戰線的聶榮臻只當成一個方面的負責人，而沒有從軍委副主席考慮他的意見，對聶帥的尊重遠不如賀龍〔那時的軍委只有林、賀、聶三位副主席〕。羅瑞卿對賀龍和他自己主管的國防工業，非常下力氣。對於聶榮臻主管的國防科委的工作，羅瑞卿有的是自己決定了，有的是和賀龍一起去管了，少了和聶帥商量，多了直接下命令，這就產生了矛盾。公道地說，羅瑞卿對聶帥支持不夠。比如科研的物資供應方面，聶帥在得不到足夠支持的情況下，有些事乾脆繞過羅，直接找我商量，要我為他辦。當時我國正在三年困難時期，錢少物又缺，而我國核武器研製正好到了關鍵時刻，需要物資和財力上的支持。凡是聶帥向我提要求的，我都當作急事特辦了。這樣一來，聶帥很滿意，羅瑞卿就不太高興了。」
羅瑞卿與葉劍英的矛盾也漸為突出。1963年秋，葉劍英從總參編輯的《軍訓簡報》上看到南京軍區推廣郭興福教學方法的報道，甚感興趣。葉劍英於12月親赴南京軍區深入考察，並給予很高的評價。年底葉劍英正式向中央軍委寫報告介紹了郭興福教學法的內容和特點，並建議軍委在全軍予以推廣。這份報告當即得到毛澤東的肯定和讚揚。1964年1月底羅瑞卿代表中央軍委在南京軍區主持召開全軍訓練會議，會議就開展學習郭興福教學法作了部署。令人感到蹊蹺的是，發現並積極介紹郭興福教學法的葉劍英卻沒有與會，而是到廣州軍區組織人員研究制定《連隊基礎訓練方法二十條》。其中的隱情葉劍英後來才發泄出來。據邱會作回憶：「1965年8月初，葉帥把我叫到他的家裏去，對我發牢騷說：『羅瑞卿很會往自己腰包里裝東西，我在南京發現和總結了郭興福的軍事訓練方法，羅瑞卿並不在意。後來毛主席做了很好的批示，羅就打主意了，還在南京召開全軍軍長會議，興師動眾地搶功，後來又發展成大比武。』」原來葉劍英不願與會是與羅瑞卿矛盾所致。
聶榮臻與葉劍英對羅瑞卿的不滿日益加深，邱會作就曾親身予聞聶、葉二人的談話。邱回憶說：「一九六五年，大約是五、六月間，軍委常委會在京西賓館舉行。會前，葉、聶兩帥在休息室談羅的問題。我進去了時他們還在談。我欲退出，他們卻招手讓我坐下，我聽到葉帥說：『他真是利令智昏了，人長、腳長、手也長！』聶帥說：『壞就壞在手長上！』雖然他們說的那些話未指出人來，我的腦子一轉，也就知道是指誰了。葉帥還對我說：『我們談的問題，你是懂得的，將來你會知道更多的問題，估計你已經知道我們是說誰了。我們還要給一些同志打招呼。』關於羅瑞卿的問題，葉、聶不僅僅是打招呼的問題，而是教導我們要與羅的錯誤作鬥爭。」
羅瑞卿與賀龍的關係過從甚密了，不免就與其他老帥們有了衝突和矛盾。賀龍、羅瑞卿主管軍隊與國防工業，而聶榮臻則主管國防科委，聶榮臻任命副總參謀長張愛萍為國防科委常務副主任，而賀龍與羅瑞卿也任命張愛萍為國防工辦副主任。張愛萍成了「一仆三主」--副總參謀長、國防科委副主任、國防工辦副主任。張愛萍一直想把這幾攤子事撮合起來，可就是搞不成，哪家都不干，所以只能靠張愛萍千方百計從中協調。連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都向張愛萍打招呼：不要讓兩個老帥打架喔！
正是由於老帥們與羅瑞卿的矛盾不斷加深，葉劍英、聶榮臻日後成了軍內倒羅的主要力量。而這一點恰恰是官方和國內黨史工作者們刻意隱諱不提的，因而也就無法解釋為何在後來的倒羅事件中葉劍英等人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林彪對羅瑞卿的批評與規勸
由於林彪養病深居簡出，不太過問軍內具體工作事務，羅瑞卿與軍委其他老帥們關係不睦，引發了老帥們的反彈，自然也會到林彪處告狀、發牢騷，這不得不引起林彪的重視。對於羅瑞卿，林彪一直是信任和重用的，也放手讓羅瑞卿充分發揮其所長。但是對於老帥們的抱怨、告狀，林彪出於對羅瑞卿的維護，也必須對羅有所批評和規勸。
1965年5月2日，羅瑞卿倒上海面見林彪匯報工作，林彪當面提醒羅瑞卿要加強溝通。林彪還特別拿出毛澤東選集和黨章，向羅瑞卿宣讀了其中有關加強組織紀律性的內容，目的就是要羅瑞卿特別注意這方面的關係。林彪規定了五條：1、加強通氣、遵守組織原則；2、林在北京時，X日通氣一次；3、林不在北京時，X日通氣一次；4、重大問題，立即通氣；5、去林處，不要事先通知。顯然林彪是很認真的，是希望羅瑞卿經常與他溝通，一來不致發生誤會，二來也避免節外生枝而引發其他老帥們的不滿情緒。
1965年一次軍委擴大會議上，羅瑞卿代表軍委作總結報告，但因人選、程序和方法上引起了一些意見。林彪感到羅瑞卿對老帥們不夠尊重，因此批評羅要多通氣，多尊重和請示其他老帥。另一件事是部分軍內高幹對全軍五級幹部定級名單不滿，向林彪反映，林事前對此一無所知。毛澤東日後還曾對此大發議論說，羅瑞卿「不是軍委主席嘛，也不是軍委副主席，黨內也不是政治局委員，怎麼由他作總結髮言？聽說有的老帥組織了一個班子，準備了一兩個月的總結髮言稿，怎麼不讓這幾位老帥發言呢？聽說羅長子的總結髮言事先沒有經過軍委其他領導看過？大將也不只他一個嘛，現在許多老帥和大將怎麼沒工作干？怎麼都養起病來了？黨政軍的工作難道就靠羅長子一個人干？」
對於羅瑞卿出現的這些問題，林彪一直耐心予以批評。林彪曾說「我從一九六一年就開始敲打羅，主席說我是甩袖掌柜，我就敲打羅，人是我推薦的嘛，總是要負責任嘛！毛主席對民兵工作有指示，徐帥管民兵工作，你羅長子要聽嘛，徐帥按主席的指示講，沒有錯嘛。你羅長子不能耍驕傲，你對人家不禮貌，人家說我用的人沒教養，這不對嘛。」邱會作對此回憶說：「林總曾對他提了兩點：一是，政治與軍事的關係，政治是第一位的，不要搞昏了頭；二是，要多團結一點人，總是比不團結人好，你待人處事要把我〔林彪〕放進來，你看不上人家，人家會說你的態度就是我的態度。」
葉劍英在日後批判羅瑞卿的講話中，有這麼一段語重心長的發言：「羅瑞卿同志跟了毛主席近四十年，受過毛主席許多年的言教身教。在近四十年中，也在林彪同志直接領導和指揮下做過許久的工作，耳濡目染，寧有幾人？羅瑞卿同志當總參謀長也是林彪同志和總理推薦的。林彪同志信任他，放手讓他工作，對他工作中的錯誤，多次批評，誠心教育，忍耐等待，足足六年。羅瑞卿同志對林彪同志的批評、指責、教育，如果自己認為有委曲之處，何以不報告毛主席？而竟同劉亞樓等同志密談！跟毛主席幾十年，還不把毛主席看作父兄師長。難道這樣做法，不是有意背着毛主席，故意和林彪同志作對嗎？」
葉劍英是文革初期軍內倒羅的最主要人物之一，也是自始至終捲入最深、最為知情的人士，他的講話在軍內具有相當大的代表性和影響力，而以葉劍英在軍內的地位和作用，葉絕非是林彪所能支使、操縱的了的人物。林彪對羅瑞卿的批評和規勸看來並未起到應有的效果，軍內倒羅的力量則不斷聚積，終有一天要爆發出來，而那只是一個時間的問題了。
軍中倒羅力量的醞釀和興起
大陸官方和黨史學界將羅瑞卿的倒台簡單地歸結為林羅齷齪，而毛澤東為了發動文革換取林彪的支持聽信了林彪饞言而犧牲了羅瑞卿，這一流行的說法卻掩蓋了一個重要的史實，即倒羅是軍中一些最高層將領的一次聯合行動，這裏既包含了解放軍山頭派系之間的矛盾和衝突，而更多的是還是對羅瑞卿為人「霸道」的強烈不滿。羅瑞卿原本是林彪一系的最主要干將，是原紅一方面軍的骨幹成員，也是林彪最為信得過的部下，但是羅瑞卿卻與紅二方面軍山頭的主帥賀龍的關係過於密切，對其他老帥和軍中將領不夠尊重，長此以往這些人心生怨氣，終於聯手起來搞掉羅瑞卿。
1965年6月，葉劍英專程去大連向林彪告狀。葉劍英事後將林彪和葉劍英的看法向總後勤部部長邱會作交底。邱會作回憶說：「葉帥說：我才從林總那裏回來，我向林總匯報了主席對羅的看法，主席說，『我說羅長子渾身是刺吧，刺到了你的身上，不知刺到林彪同志沒有？』我們談了很多問題，今天就同你談長子的問題。」葉劍英明確說：「林總指出：長子這個人變了，可能是官大，權大，他一身從頭到腳都是官。他當總參謀長之初，還注意總參謀長的身份，現在是獨攬一切，他儼然是軍隊統帥了，把我和聶都不放在眼裏，劉帥、徐帥和你〔葉〕就更不在話下。」「長子同他的」同盟「〔指賀龍〕已經搞起了一個圈子。他有了小圈子就把楊成武、李天佑、吳法憲、蕭勁光、李作鵬、邱會作等人放到圈子外，反而作為他們的『爭取』的對象了，有時還給他們穿小鞋。有的人不願穿小鞋，有時還敢頂起來。」葉劍英最後說，「長子竟然咒罵起林總來了，讓林總讓賢、讓權，這是很多人想不到的。但仔細一分析，應該是可以想通的。第一，『長子』急於上台，是把寶押在林總身體不好之上的。第二，『長子』搞大比武，就是想把自己打扮成一個軍事家，撈到政治資本，好『光榮』上台。第三，『鬍子』是歷來就搞自己山頭的。他自己的山頭，人手並不多，於是就注意召集『散兵游勇』，把『無家可歸』的人，搞到自己門下來。第四，『鬍子』、『長子』利用了林彪身體不好，築起了自己的圈子，特別是把林總很信任的人都挖過去了〔葉帥指的是蕭華、梁必業、吳克華等人〕，這是影響很大的。」葉劍英此時還向李作鵬打招呼。葉將李找到西山葉家談工作。葉說：「這個人〔羅瑞卿〕很霸道，目空一切，到處伸手，要注意哩。過去我們想巴結他，也巴結不上，這種人不會有好下場。」
葉劍英不僅向林彪告狀，更直接向軍委主席毛澤東告狀。1965年秋，受毛澤東的委託，林彪、葉劍英開始就羅瑞卿的問題向下面「打招呼」
顯然，如果沒有毛澤東的同意，任何人都不可能對羅瑞卿這個中央里的「重臣」動手，包括林彪在內。
1965年12月初，總政主任蕭華、第一副總參謀長楊成武、總政副主任劉志堅集體向毛澤東告羅瑞卿的狀，時間長達十小時。毛澤東表態說：對羅的霸道，我想得出來，並對林彪同志講過幾次。他搞陰謀，就是新問題了。你們告訴林彪同志，要他安心養病，羅瑞卿的問題由中央來處理。
1965年11月，毛澤東部署的倒羅事宜已然箭在弦上，葉劍英再次奉毛命赴蘇州見林，傳達毛澤東的倒羅指示，要求林彪不要再保羅瑞卿了。林彪則藉口身體不好不願出面。此時的毛澤東乾脆要葉群專程到杭州匯報。11月30日葉群在蘇州給空軍司令吳法憲打電話，要吳派一架飛機送葉群去杭州見毛。據吳法憲回憶：吳當即下令從上海派了一架里2型飛機送葉群到杭州。葉群事後告訴吳法憲，她於當天下午見到毛，向毛作了匯報，還把一些單位反映羅瑞卿反對「突出政治」的材料呈送毛。毛要葉群當晚返回蘇州，還要林彪在蘇州提高警惕，注意安全。原空軍副參謀長王飛當時與葉群同在江蘇太倉縣參加四清工作，王回憶說：「我聽葉群說，是接到毛主席秘書的電話，她才去杭州向毛主席匯報羅瑞卿的問題的。」
林彪給毛澤東的信中說：
主席：
有重要情況需要向你報告，好幾個重要的負責同志早就提議我向你報告。我因為怕有礙主席健康而未報告現聯繫才知道楊尚昆的情況，覺得必須向你報告。為了使主席有時間先看材料起見，現先派葉群送呈材料，並向主席作初步口頭匯報。如主席找我面談，我可隨時到來。
此致敬禮！
林彪11月30日
林彪在給毛澤東信中，開頭即說「好幾個重要的負責同志早就提議我向你報告」，林彪信中所提的「好幾個重要負責同志」是誰呢？當然就是葉劍英、聶榮臻、楊成武這些軍中要人。另據王年一教授保留在美國哈佛大學的一份手稿，林彪此信中還有一句話「有關情況是葉劍英元帥剛剛告訴我的」，此一情節首次披露於麥克法夸爾與沈邁克所著《毛澤東最後的革命》一書。惟王年一手稿所言的出處何來未有明確的說法，考慮到王年一是一位嚴謹、認真的文革史學者，其說法應不會是空穴來風，在此我們也存錄備考。
林彪通過葉群向毛澤東送交了哪些材料？據日後上海會議印發的材料，其中包括：
1、1965年11月30日林彪給毛澤東的信；
2、1965年10月25日雷英夫給林彪的信；
3、1965年10月25日雷英夫《我對羅總長的幾點具體意見》；
4、1965年6月張秀川《羅總長對突出政治的錯誤看法》；
5、1965年11月27日李作鵬、王宏坤、張秀川給林彪的信；
6、1965年5月20日林辦工作人員的揭發材料；
7、1965年10月15日張秀川給林彪的信；
8、1965年4月15日劉亞樓給羅瑞卿的信；
9、張秀川：《羅總長對主席思想的錯誤觀點》；
10、雷英夫：《羅總長對待主席指示的幾個問題》。
另外還有一份1965年12月6日雷英夫電話報告紀要，應是後來補充進來的材料。
「倒羅」是毛澤東初期重要戰略部署
一些學者認為，毛澤東打倒羅瑞卿是滿足了林彪的要求，更有人否認毛澤東打倒羅瑞卿是發動文革打倒劉少奇之前的一次戰略部署，指責「西方文革史學者」的研究是搞「學術猜測」，且「富有想像力」，但是與此同時又不得不承認這一事件與黨內政治緊張相聯繫，與複雜的國際國內動向相聯繫，也與黨內政治權力和意識形態走向相聯繫。這種為毛澤東的所作所為作辯護顯得那麼蒼白無力。難道身居要職的羅瑞卿的倒台僅僅是軍內政治鬥爭的一個巧合？為何它的發生不早不遲，恰恰就在姚文元拋出《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之後不久發生呢？
邱會作在其回憶中對此問題有很深刻的認識和見解，邱說：「1956年蘇聯赫魯曉夫作秘密報告反斯大林，以及隨之發生的波蘭事件、匈牙利事件等一系列國際共產主義史上的重大事件中，共產黨領袖人物生前死後的悲劇結果，對毛主席刺激非常深。1959年第一次廬山會議毛主席打倒了彭德懷，是按黨內分裂考慮的，後來毛主席就把彭德懷往『裏通外國』方面去想了。起初毛主席對威脅他權力的防範還是泛指的，1962年七千人大會前後，按毛主席自己後來說的，對劉少奇警惕了。在這種背景下，賀龍與劉少奇、鄧小平的歷史和現實關係就成了一個無形的紐帶，把羅瑞卿聯繫起來了。原來『毛澤東―林彪―羅瑞卿』統帥人民解放軍的概念模糊了，『劉鄧―賀龍―羅瑞卿』的模式為一些高級幹部所習慣，這是毛主席沒有料到和最不願意看到的。我認為這在客觀上導致了羅瑞卿下台，並為賀老總日後遭難埋下了禍根。」
毛澤東的文革戰略部署在其開始時並不為人所知，毛澤東也極為機巧地隱藏了他要打倒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劉少奇的真實意圖。毛澤東的政治手段是，從黨中央核心的外圍開始，搞層層「剝筍」策略，從批判北京市副市長吳晗開始，再順藤摸瓜揪出吳晗背後的彭真，然後再一步步地將鬥爭矛頭指向劉少奇。而軍隊是毛澤東發動文革最終的保障，軍權絕對不能落入劉鄧一系列人手中。文革前毛澤東處於「二線」，黨中央的實權在身為「一線」領導人的劉少奇、鄧小平手中，毛澤東對劉鄧所推行的政策心中不快，常常居住在南方，自雲「北京空氣不好」。軍隊高層內部由於林彪身體不好，放手羅瑞卿，而羅瑞卿又與賀龍關係密切，賀龍則與劉少奇、鄧小平的關係密切。這就不能不引起毛澤東的高度警惕。毛澤東一旦發動針對劉鄧的鬥爭，軍權無論如何也不能旁落，必須掌握在自己信得過的人的手中。綜觀中共建國後的歷次政治鬥爭，毛澤東莫不如此行事，蓋無例外。
毛澤東在倒羅前採取了一系列步驟：
（一）更換中央辦公廳辦主要領導人。1965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免去楊尚昆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任命汪東興為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是毛澤東的警衛人員出身，與楊的工作閱歷和能力，無法相比，但是由汪東興掌管中辦，毛澤東才更放心。
（二）調整軍事系統高層人事佈局。1965年6月7日，中央確定楊成武由副總參謀長提升為第一副總參謀長，該任命由周恩來以國務院總理名義公佈。一周之後的6月14日，毛澤東又再批准楊成武為軍委副秘書長。1965年11月15日，軍委副秘書長兼辦公廳主任肖向榮被停職審查，由軍委副秘書長、第一副總參謀長楊成武兼軍委辦公廳代主任，調國防科委副主任路揚為辦公廳第一副主任。楊成武地位的上升意味着毛澤東對羅瑞卿信任度的降低，也形成對羅瑞卿的權力的限制和防範。
（三）毛澤東的直接批示。1965年12月2日，毛澤東在蘭州軍區黨委一個報告上批示說：「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對於突出政治表示陽奉陰違，而自己另外散佈一套折中主義〔即機會主義〕的人們，大家應當有所警惕。」這一批示就是針對羅瑞卿而來。顯然，為了最終打倒劉少奇，毛澤東就必須首先要搞掉劉少奇和鄧小平掌控的中央書記處，拿下「彭、羅、陸、楊」這幾個人，只有先掃清了外圍力量和前沿陣地，才能進一步擴大戰果直搗劉鄧「司令部」，這才是羅瑞卿事件最本質的原因。
有人指出：「打倒彭、羅、陸、楊，是毛澤東打倒劉少奇和鄧小平的前哨戰，而倒羅又是其中的重要一役，在文革史中佔有重要的地位。當時毛澤東處於政治權謀的考慮有意隱藏自己的『打倒劉少奇』的政治企圖，不想公開充當『倒羅發起者』的角色〔即不想過早暴露打倒劉少奇的圖謀〕，從而將整件事栽到林彪的頭上。而林彪則是『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得。』長期以來由於毛澤東的圖謀權術得逞，從官方到坊間都普遍認為倒羅的發起者是林彪，使林彪長期蒙受不白之冤。」
現在我們客觀地分析這一事件，林彪並不是第一個向毛澤東提出羅瑞卿問題的人，葉群在向毛澤東匯報羅問題前，早有葉劍英、聶榮臻、楊成武、蕭華、劉志堅、謝富治等人匯報過了，這才會引出林彪致毛信中所說的「好幾個重要的負責同志早就提議我向你報告。」這些人中謝富治負責公安部的工作，與軍隊問題、林羅關係毫不相干，謝富治也不是林彪一系人馬，這是毛澤東自己要動手倒羅的另一個重要佐證。事實證明，毛澤東早在1965年夏季就已經開始着手處理羅瑞卿的問題，並在軍隊內部預先作了調整和部署。11月30日毛澤東主動將葉群從江蘇省太倉縣召到杭州，想就羅瑞卿與林彪的關係問題問個究竟。換句話說，毛澤東在解決羅瑞卿問題前還要再從林彪那裏印證一下那些老帥們的意見，並要林彪就這個問題表示自己的態度，林彪再不表態就被動了，於是就有了葉群赴杭州向毛匯報這一幕。但是林彪向毛澤東反映羅瑞卿的問題，並不意味着林彪要打倒羅瑞卿，這是全然不同的兩個概念。林彪曾經對羅瑞卿有過批評，但至今尚未見到在對羅做組織處理〔打倒〕的問題上，林彪表過什麼態度，迄今為止也沒有見到林要求毛、希望毛打倒羅的史料。提前向軍隊系統高級幹部就羅瑞卿問題打招呼的是毛澤東，批示羅瑞卿搞折中主義的是毛澤東，親自主持召開的上海政治局擴大會議批羅的是毛澤東，要鄧小平在北京召開會議繼續批羅的是毛澤東，決定撤銷羅瑞卿一切職務並分別由葉劍英和楊成武繼任的還是毛澤東。軍隊內部派系的紛爭、羅瑞卿與老帥們的矛盾正好被毛澤東所利用，而林彪與羅瑞卿之間的矛盾則被無限誇大成為打倒羅瑞卿的一個口實。顯而易見，毛澤東倒羅絕非是滿足了林彪的要求，恰恰是滿足了毛澤東自己的要求。
上海會議、北京會議
1965年12月毛澤東親自坐鎮上海，召開中央常委擴大會議，着手解決羅瑞卿問題。此時的羅瑞卿正在雲南昆明視察，聽取昆明軍區政委閻紅彥、第二政委李成芳等的匯報並在軍區常委擴大會議作了報告。12月11日，羅接到通知中止行程，乘飛機到上海「參加會議」。周恩來指示吳法憲派一架飛機，配備最好最可靠的機組，到昆明接羅瑞卿到上海。吳法憲說他當即報告周恩來，「準備派空軍運輸十三師的副師長時念堂去駕駛這架飛機」。
另據空軍34師〔專機師〕副師長時念堂回憶：「吳法憲親自向他交代：
1、專機上午11點半準時在上海虹橋機場落地，不准提前，也不能延遲；
2、專機從昆明起飛後直飛上海，中途不能有轉彎點，更不能落地；
3、機組人員全部配備手槍，在空中如果有特別行動時，你們要聽中央的。空中要注意監視他們的行動。」由此可見，此時的毛澤東、周恩來早已做好了一切萬全的準備，只待羅瑞卿抵滬，即可發起批羅運動。
如今的大陸黨史學界眾口一詞，皆說所有與會的人員都不知道上海會議的目的何在，似乎僅有毛林二人知悉會議內容。這無疑是一個天大的謊言！事實卻是軍內所有與會者除了賀龍一人不知會議內容外，其他人都心知肚明，且配合默契。文革史家余汝信指出：「因為羅所處的敏感位置，毛澤東當然認為會前知情的人越少越好，以免走漏風聲。惟多種材料及回憶表明，常委中除毛、林之外，起碼周恩來、鄧小平是知情的。據周恩來身邊的工作人員回憶，毛澤東到達上海的當天，12月5日，即召周恩來從北京飛上海。當天，周在毛召見後，即成為毛有關批羅指示的實際執行者。其他與會者中，起碼陶鑄、謝富治、葉劍英、蕭華、楊成武、李作鵬、張秀川、王尚榮、雷英夫等是知情的。政治局成員中，劉少奇、彭真、賀龍等不知情並不奇怪。在毛的心目中，羅與他們走得那麼近，提防還提防不及，豈能讓他們事先知情！彭真毛就乾脆以在京『看家』為名不讓他到會。」
1978年8月3日，羅瑞卿在德國波恩逝世，享年72歲。1980年5月2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為羅瑞卿同志平反的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