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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永圖:澳大利亞問中國三個「什麼時候」 打中了要害

【摘要】當時基辛格就談道:“中美兩國要建立一個長久的關係,最重要的是建立互信,而建立互信的基礎是你們不再騙我們。”

2010年,我們的經濟總量超過日本,成為第二大經濟體。當時,全球媒體都在熱議,什麼時候中國經濟的總量會超過美國?這時,澳大利亞的一家報紙發表了一篇文章,說我們暫且不要討論中國的經濟總量什麼時候能夠超過美國,先問問另外三個“什麼時候”:

第一,什麼時候全球的精英會把孩子送到中國留學,而不是像今天都把他們的孩子送到美國、歐洲留學?第二,什麼時候全球的年輕人會最欣賞中國的電影、文化、書籍,而不是像今天他們最喜歡的是美國、歐洲的電影、書籍、音樂?第三,什麼時候全球的消費者在選擇產品的時候,會首選中國的品牌?

這“三問”確實打中了中國的要害。特別是第一個問題,歐美教育能夠吸引全球人士到他們國家學習,說明了全球精英對他們教育內在價值的認同,包括中國政府職員。我原來一直不太同意我們送自己的孩子到美國去接受教育,但我的外孫女去年就到了美國,那種內在的力量是我們都抗拒不了的。這“三問”說明,在討論中國的經濟時,一些理智的人士已經開始考慮中國以教育為核心的軟實力了。而我從多年的工作生涯中也確實感到,教育的問題不僅僅關乎教育,還關乎我們整個國家的競爭力。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在解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時,教育發揮着根本性的作用

現在,國內經濟社會發展中面臨著一些重大問題:

一是經濟轉型問題,問題的核心是把過去對經濟增長數量的關注轉移到經濟發展的質量上來,而質量的問題,說到底是要整個國家形成一種以人為核心的發展目標的價值認同。過去我們說某個地方的經濟質量好不好,是看它的GDP;現在要看經濟增長了以後,老百姓是不是得到了真正的好處。過去提到提高城鎮化就是蓋房子,現在的城鎮化是要提高人的生活質量。所以我們經濟轉型核心的問題,就是要形成以人為本的經濟發展模式,這時候,專註於人的發展的教育就顯得尤為重要。

我們面臨的第二大的問題是創新。不久前,美國的報紙都在討論,為什麼中國出不了喬布斯。他們認為最大的問題是中國的教育不鼓勵創新,不鼓勵獨立自由的思維。如果教育出的孩子沒有創新的能力、創新的思維,我國的創新是不可持續的,只能搞一些表面文章,一陣風就過去了;或者是只能在少數尖端的、國家投入了大量資金的領域實現少數創新,而不能實現全民創新。對此,教育承擔著極大的歷史性責任。

我們面臨的第三個問題是建立正常的政商關係。這看起來和教育不相關,實際上有着很深刻的關係。我們應該真正培養起一種平等的意識,讓我們的孩子不再追求高高在上的做官的感覺,使孩子知道不是有錢就高人一等。

我們的孩子從小最願意當班長、中隊長、大隊長,而且為了當中隊長、大隊長不惜讓家長跟老師搞好關係,甚至採取一些不正常的辦法。而在西方發達國家,平等意識深入人心。很多年前我到新西蘭訪問,新西蘭的大使到機場接我,他說:“很抱歉,您再等一下,我還要接我們的副總理。”等了一會兒,新西蘭副總理自己一個人背着包,和大家一起走出通道。大使走上去迎接,副總理說:“還要麻煩你給我看着包,我要去取行李!”拿到大行李準備乘車,外面只有一個司機等着他。

像這樣的例子不是孤立的。去年參加博鰲論壇,論壇結束後,我跟美國駐華大使說待會兒飛機上見,因為我想他肯定是和我們一起坐頭等艙的。結果上了飛機,這位大使帶着美國的一些大亨們,全部坐的經濟艙。這就是美國,不超過規定時間你不能坐商務艙。

所以,如果教育能幫助孩子們樹立民主、平等的意識,這會對解決中國的官場文化、政治文化具有非常深刻的意義。

在提高國家軟實力方面,教育可以有哪些作為?

我們的軟實力問題很大部分反映在我們的話語權上。我們一再抱怨中國的話語權與綜合國力不相稱,這正說明我們的軟實力存在嚴重問題。

我們過去沒有話語權,首先是因為我們的觀念有問題。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在聯合國工作,因為聯合國的會議很多,所以即使是我們這些剛畢業沒多久的年輕外交官也被分配到一些會場上,代表中國表態,表態就是話語權。當時我們都不知道怎麼表態,只記住幾條原則,比如其他發展中國家同意的,我們就同意,他們反對的就反對,沒有自己的判斷。

還有以前在各種國際會議上,凡是碰到西方發達國家提出要提高保護環境的標準,我們自然就會抵觸。當時我們想,你們搞了幾十年的工業化,把經濟發展起來了,現在我們發展中國家剛要發展,你就提出環保標準要提高,這是陷阱,這是騙局,我們不能同意。現在想想真是荒唐。我們這幾年吃了很多環境的虧,北京連續五十多天的霧霾。我們現在才知道,保護環境不是為別人,而是為了自己。

這些問題全是我們觀念上的問題。過去,我們從短期的利益出發來表達觀點,話語權越多,對國家的形象和名聲造成的損失就越大。所以增強軟實力的核心問題在於,要以怎樣的觀點來看待世界,看待自己。在教育中,從小培養孩子們對世界正確的認識,才能使我們在發展中獲得更多的話語權,提高自己的地位。

結合中國的國情,我還想在培養孩子的問題上特彆強調幾點:

一是培養孩子的誠信。不說謊是基本底線,但是我們今天的孩子沒有幾個不說謊的。我弟弟的孩子在美國出生,在美國受教育,他和國內同齡的孩子在一起,別人會嘲笑他是“傻老美”——不會見風使舵,不會說假話,傻。我們的孩子精得很,看什麼人說什麼話。這是誰培養的?家長培養的,教師培養的,學校大環境培養的。一個家長突然接到老闆、上司的電話,他明明在公園遊玩,卻當著孩子的面公然說自己很忙,這才是一個電話,以後會有十個、二十個電話,慢慢地,你說孩子的誠信哪去了?

在國際交往中,外國人最怕我們撒謊、不誠信。我在和美國幾任談判代表談判時,不管談得好不好,堅守的底線是絕對不欺騙。後來我們談判成功了,很多美國代表到中國來訪問,他們都會對我說:“龍先生,你有時候很強硬,今天之所以我們還能成為朋友,是因為那麼多年來你從來沒騙過我們,這是我們最欣賞你的。”

去年我參加中美的一個會談,當時基辛格就談道:“中美兩國要建立一個長久的關係,最重要的是建立互信,而建立互信的基礎是你們不再騙我們。”這話講的是很尖銳的。我們捫心自問,有的時候做得真不是很好。所以,我覺得教育就要貫穿誠信這一最基本的道理。

二是培養責任感,這是培養優秀社會公民最核心的問題。中國在入世的時候,對全世界承諾遵守經濟貿易規則,所以世界各國都把中國當成市場經濟俱樂部的成員,開始貿易往來。但是這種關係是很脆弱的,一旦中國對這種承諾放鬆了,我們很可能會失去國際的信任。要使中國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這樣在國際上才會有政治的公信力。

有一次,我到日內瓦的一個公園散步。我到公共廁所去,發現有一個八九歲的男孩在廁所裏面“玩”,我當時想小孩真調皮,怎麼玩到廁所里來了。等我走出廁所,一位40來歲的中年婦女就着急地迎上來問:“先生,我的孩子上廁所,進去20分鐘了還沒有出來,不知道什麼原因,你能不能幫我去看看?”我進去一看,小孩正急得滿頭大汗,我問:“你在幹什麼?”他說:“我上完廁所以後,不知道怎麼沖水。”原來沖水馬桶是新式的,他沒見過,為了沖水,在裏面折騰了二十分鐘。我幫他衝掉以後,他抱着我,說了很多次謝謝。我非常感動,這就是責任心,是他所受的教育帶給他的,我想,這個孩子將來一定是一個很能擔當的人。

其實我們中國的小孩也可以做到這一點。我的一位同事從小就把孩子帶到瑞士,這孩子就有一種國內孩子沒有的責任感。有一次中國代表團到日內瓦去談判,休息的時候到河上去划船,把孩子也帶上了。有兩位老兄喝完可樂以後,順手把可樂瓶丟到身後。這個小孩看見後,一下子臉變得煞白,認為這是對環境的破壞。因為在不同的環境里成長,中國孩子也有了強烈的責任感,這都是教育的問題。

作為一個搞經濟的人,我就是從以上角度來看待好的教育對中國經濟持續發展和對社會長治久安的最基本意義。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竟然有那麼多人離開自己的國家,那麼多家庭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所以教育問題涉及很多人,涉及很多方面,涉及國家的未來。真正把教育放在第一位很不容易,希望更多的人去探索、去努力。

(龍永圖,中國入世首席談判代表、博鰲亞洲論壇原秘書長)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林億 來源:當代教育家雜誌2016年第6期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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