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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對話:里約奧運,中俄陷入禁藥漩渦?

里約奧運,賽場內風雲變幻,勝負難測,賽場外也看點多多,人心激蕩。這次奧運前夕,俄羅斯被查出有大規模的,政府組織和支持的禁藥項目,暴露了俄羅斯“舉國體制”的黑暗內幕,多名運動員因此被禁賽。禁藥議題在奧運期間持續發酵,多名西方運動員公開挑戰俄羅斯和中國曾有禁藥記錄的運動員,成為賽場外的最大熱點。就在今天早上,新華社承認中國游泳運動員陳欣怡在葯檢中被查出呈陽性,給這一議題再度加溫。為何西方運動員對禁藥的批評,集中在實行舉國體制的俄羅斯和中國?在培養真正的體育實力方面,類似美國的民間體制和中國的舉國體制,誰更有優勢?

參加討論的嘉賓是:獨立評論人士,中國民間學人王康先生;專欄作家,時事評論人士曹長青先生;普林斯頓社會學博士,轉型問題學者程曉農先生;政論作家,時事分析人士陳破空先生。

程曉農表示,體育比賽當中通過禁藥來提升體能、從而改變比賽結果,和考試作弊是一回事,屬於體育競賽欺詐。民主國家的運動隊均由業餘運動員臨時選拔組成,運動員如偷服禁藥,往往是個人行為,政府或體育比賽的組織機構不會掩蓋、庇護這種行為,運動員可能因禁藥事件而中斷體育生涯。但在實行舉國體育體制的國家,運動隊是常設專業組織,運動員領取工資,教練和隊醫對運動員的日常生活和藥物服用有管理和控制權,如發生服藥欺詐,往往可能是組織行為,前東德、前蘇聯就是這方面的鼻祖;在這些國家,政府和體育機構對禁藥的態度是睜一眼、閉一眼,檢查禁藥只是做給外國看的,對偷用禁藥的教練和運動員並不嚴厲懲處。20多年前中國游泳隊有目的地引進東德的隊醫和禁藥,也開始體育欺詐;1994年廣島亞運會中國游泳運動員被發現偷用禁藥,多名獎牌獲得者被迫交回獎牌並禁賽;2014年全國游泳冠軍賽時孫楊因偷用禁藥被查獲。之所以澳大利亞運動員和媒體批評孫揚,是因為孫揚在澳大利亞還有違反當地“禁藥令”的體育欺詐行為,此事被當地媒體曝光,他因此而在該國聞名。

程曉農說,一個國家的體育實力主要是看大眾體育普及程度,而國際賽事獎牌數量是次要的。民主國家各級政府的一項責任是創造大眾體育活動的條件,但體育愛好者接受專業訓練和外出參賽往往要個人出資,獎牌則是運動員的個人或團隊成就,與政府無關。所以,這些國家的體育實力體現在每所中學、大學各種運動隊的活躍程度和平均實力,觀看國際賽事的也是各項運動的愛好者,他們並不在乎本國獎牌總數排名第幾。舉國體制國家的政府則出錢包養專業運動隊,同時把獎牌總數當作政府的成就,但獎牌總量與民眾參加體育活動的規模無關,很多體育賽事的熱心觀眾並不熱衷體育活動,只是把愛國投射到國家隊的獎牌數量上。專制國家的政府特別需要標榜自己是唯一能代表國民的當局,所以用舉國體制營造國家榮譽,再把國家榮譽與愛政府的官方價值觀掛鈎,這是當局闡述政府權力正當性的重要方法。中國的媒體報導和很多國際賽事的觀眾把本國運動員奪取獎牌的數量看作是國家地位的象徵,而國人的虛榮心又與體育賽事的結果掛鈎,比賽贏了,觀眾的虛驕之心得到滿足,比賽輸了或者運動員遭到批評,觀眾就覺得“被打臉了”。

王康表示,奧運會屬於西方文明源頭之一:希臘文明,強調規則和理性,展現人類體格丶意志與能量,是中國人理解和接受普世價值的特殊場合。但是,中國舉國體育體制來自蘇聯,是中共專制統治一條“戰線”,直接關係到黨國榮耀和安危,奧運會因此成為中國社會制度優越性的晴雨表。習近平“中國夢”更需奧運會金牌證明,2016年里約奧運會可能直接影響北戴河會議高層權力較量,因此具有特殊的政治內涵。只要中國拒絕西方主流文明,奧運會發現和頌揚人的崇高目的就只能淪為黨國的工具。

陳破空認為,運動員服用禁藥的醜聞,更多地發生在奉行舉國體制的國家,諸如俄羅斯、共產黨時期的東德和羅馬尼亞,以及中國。這說明,禁藥醜聞與舉國體制有相當關聯。舉國體制的一個特點是,國家榮譽壓倒一切,壓倒運動員個人榮譽。運動員承受不可承受之重。通過服用禁藥提高運動員成績,表面上贏得了國家榮譽,但一旦敗露,卻反而損害了國家榮譽,更貽害運動員個人。霍頓嘲諷孫楊是“嗑藥騙子”,讓中國人心裏不好受,中國民眾的心情可以理解,但由於網路封鎖,他們能獲得的信息有限,在很大程度上,他們被官方誤導。孫楊曾服用禁藥是事實,儘管官方牽強地解釋為“誤服”。在里約,運動員紛紛抨擊曾經發生的禁藥醜聞及其選手,成為本屆奧運會的最大亮點。這對腐敗醜聞纏身的國際奧委會,也是一大鞭策。讓服用禁藥的運動員永遠停賽,最終徹底杜絕禁藥醜聞,光復真正的奧運精神,應該成為國際體育界共同努力的方向。成熟的中國人,完全可以本着“知恥者近乎勇”的古訓,理性看待圍繞孫楊的風波。同時,也不必過於苛責孫楊本人,他不過是某種體制的犧牲品。

曹長青表示,里約奧運中國不管贏得多少獎牌,也難以贏得世人欽佩,主要因為:一,中國是舉國體制,國家用大量資金培養運動員,是“宮廷體育”。而西方國家,卻是大眾體育。民間自發(自己訓練)運動員,而不是國家包養。用國家資金堆出來的運動員來跟大眾體育的選手競賽,這本身就不公平。二,有中國運動員用禁藥(興奮劑),這更造成競爭的不公平,更加損害中國的形象。關於中國運動員用禁藥,中國最高體育官員也承認。前國家體委主任伍紹祖在回憶錄中就披露,當時(90年代初)有個共識,成績不行就得服興奮劑。服用興奮劑三個原則:有用、無害、查不出來。接任他的國家體育總局局長袁偉民也在回憶錄中承認,當年風靡一時、橫掃國際比賽金牌的中國女子長跑隊“馬家軍”,多人被查出用禁藥。在整個九十年代,多達50多名中國運動員被查出用禁藥。中國國家隊隨隊醫藥組長在體委工作了35年,說親眼目睹了運動員大量使用禁藥,很多人不願意使用但國家強行注射。

曹長青說,西方國家也有使用禁藥的,比如美國單車運動員阿姆斯特朗拿到七屆冠軍環法單車賽冠軍,後被查出使用禁藥。但美國人民沒有群情激昂,沒有用愛國主義的方法來辯護。美國人民的意識里非常譴責使用禁藥的行為。與中國最大的不同之處就在於西方使用禁藥是個人行為,而中國、東德、蘇聯是國家政策支持使用的。這次里約奧運,所以有澳大利亞選手和法國選手公開嘲諷和蔑視中國曾用禁藥的游泳冠軍孫楊,就是這種反感禁藥情緒的反應。包括其他國家的選手們,也很多附和,強調要“乾淨體壇”,就是表達對用禁藥這種作弊方式的厭惡。中國是把體育作為政治手段,把金牌作為“面子工程”。用金牌來煽動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通過“大國崛起”等說辭使人民在潛移默化中認同中國,進而認同共產黨。中國共產黨洗腦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把“中共”和“中國”混淆在一起。最根本的問題是專制制度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禁藥問題就還會繼續。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華 來源:美國之音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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