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為什麼發動文革？除了權力鬥爭是否還有追求烏托邦理想主義的成分？這些問題在反思文革的研究者中引起了辯論。有人認為，毛髮動文革就是為了「生前防篡權、死後防鞭屍」；毛追求的根本不是烏托邦(Utopia)，而是「歹托邦」(Dystopia)。但也有人認為，除了權力鬥爭，毛髮文革確實包含了對烏托邦的追求，只是他的烏托邦與極權政治結合在一起才導致了一場災難。
生前訪篡權、死後防清算
毛為什麼發動文革？《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認為，越來越多的人接受了這樣的解釋：毛澤東1958年的大躍進搞砸了，導致三年大饑荒，餓死數千萬人，「從此做賊心虛，唯恐大權旁落，被別人篡黨奪權，唯恐死後象斯大林一樣被清算。所以毛要發動一場大清洗，以維護自己生前的權力與死後的地位。」
胡平認為，這裏有兩個問題，毛為什麼要發動文革？和毛為什麼能發動文革？。「在某種意義上，這兩個問題是互相矛盾的：如果說毛要發動文革，是因為他感到自己大權旁落；然而只有當毛對自己的絕對權力有極度的自信，他才敢於、也才能夠發動文革。」
毛在1962年怎麼打翻身仗？
胡平說，解開這一矛盾的關鍵是要弄清毛何以能在地位跌到1949年以來最低點的1962年，突然在黨內反敗為勝、重獲話語權，甚至提出「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用胡平的話說，「毛的這場『翻身仗』是怎麼打的？」
他說：「毛澤東採取的方法也很簡單，他在（1962年）北戴河會議上一上來就提，我們今天就來討論共產黨跨不跨得了的問題；中國就兩個黨嘛，如果共產黨垮了，就國民黨上台。這個話看起來很突兀，其實卻打動了與會者共同的心理危機。也就是說，既然共產黨、大躍進犯了這麼嚴重的錯誤，你真要改，改不改得起？」
在這種情況下，原先批評毛左傾政策的務實派領導人不敢再說話了。胡平認為，全黨就是靠着這種「共同犯罪感「達成了新的團結，而且使「毛的權威不但沒有下降，反而上升，上升到最高峰，以至於攢足了發動文化革命的本錢。」
毛的大權沒有旁落
但也有研究者認為，僅從權力鬥爭角度解釋毛髮動文革邏輯上過於簡單，缺乏對歷史的全面把握。哥倫比亞大學客座教授、天問聯合學會會長張博樹說，他不認為當時毛的權力已經岌岌可危。
「我確實不覺得當時毛已經大權旁落。如果他真的已經大權旁落了，你就很難想像在中蘇論戰中怎麼可能會先把批判中共的文章全部在《人民日報》發表？然後再反駁。這至少說明毛本人還是自信的。……所以把這些問題全部放在一起一看，你會發現，實際的歷史場景比我們現在的一些朋友所推測的、所臆定的場景要複雜得多。」
張博樹認為毛髮動文革，不光有權鬥的因素，也包含了他對實現社會公平、消除特權的烏托邦理想的追求，只是它是「一種與極權主義政治框架結合在一起的烏托邦，並由此導致了中國文革的大悲劇。」
不是烏托邦而是歹托邦
但耶魯大學東亞系高級講師康正果指出，毛追求的不能叫做烏托邦，而是「歹托邦」，即另一個希臘詞Dystopia。他說：「因為烏托邦的意思是有計劃地建設一個美好的世界，但是很難實現，而Dystopia的意思是說是一個壞的政策，一個實現後非常有害的政策。它在希臘語中的意思就是一個不好的地方。」
康正果認為，共產黨建政後，一開始就實行土改，定家庭成份，「我把它叫做政治種姓，這本來就和烏托邦這麼一個美好的社會背道而馳的，所以我認為用『歹托邦』來稱呼這個社會和毛的一系列政策才更合適。」
毛：我是極高之人，又是極卑之人
康正果著有《還原毛共——從寄生倖存到詭辯成精》一書，他以毛年輕時讀泡爾生《倫理學原理》時寫的批語「我是極高之人，又是極卑之人」為線索，縱觀毛的一生。他說，
「毛自己在內心深處知道他是一個極卑之人，但是他要做極高之人，他不得不通過極卑的手段，來把他認為妨礙他成為極高之人的這些人都打倒，他才能變成極高之人。」
胡平認為，毛是否理想主義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理想是錯的，他實現理想的手段是不顧一切的。他說：
「歷史上的暴君之所以成為暴君就是他們要把自己的想法強加於全社會，由此反而造成一種極大的災難，所以從這個角度講，討論毛有沒有理想主義的這種提法本身就不太準確。關鍵就是作為最高統治者你是不是要不顧一切手段推行你一套所謂理想，如果你這樣做的話，你就比一般昏君、一般平庸的統治者給整個社會造成的危害更大。」
上月底在洛杉磯舉行的文革50周年研討會上，以上問題引起了與會者的熱烈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