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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書記王儒林再入風暴眼 "中途下馬"另有隱情

30日官方公佈,山西省委書記王儒林卸任。王和剛去職的江西省委書記強衛,都不到退休年齡。外界猜測,其〝中途下馬〞不是什麼好兆頭。王儒林被「海外」黨媒披露已轉任閒職,其突然卸任是因為成為習近平整治「為官不為」的負面典型。

北京時間6月30日,中共官媒新華社發佈消息稱,剛卸任的青海省委書記駱惠寧轉任山西省委委員、常委、書記,王儒林不再擔任山西省委書記、常委、委員職務。這也是繼江西省委書記強衛之後,北京當局連續公佈的第二個〝中途下馬〞的省委書記。

王儒林(網絡圖片)

公開資料顯示,王儒林生於1953年,今年63歲,並未觸及65歲的退休年齡紅線。這與當局免職江西省委書記強衛時,方式幾乎一樣。

1953年3月出生的強衛今年63歲,也未達到65歲的退休年限,但在當局6月29日公佈的任免名單中,強衛也是〝突然下馬〞。

耐人尋味的是,在人事任命通報中,當局並沒有說明強衛〝另有任用〞,也沒有馬上公佈王儒林的去向。

按照中共現行規定,強衛和王儒林符合〝可以連任〞的年齡。一般分析認為,他們的〝中途下馬〞應該不是什麼好兆頭。

不過,此前一日,編輯部設在北京的「海外」黨媒多維已報道,從知情人士處獲知的消息稱,王儒林已被調任全國人大農委會副主任。

強衛和王儒林,都被指是江派人馬。

王儒林被指是江派常委張德江的「吉林幫」要員。吉林省委書記王儒林於2014年8月底被習近平的浙江舊部巴音朝魯取代。當時外界認為,王儒林被調離吉林是「調虎離山」之計,以便習近平當局清洗吉林幫。同時,王被調任官場塌方式腐敗的山西,是被「架在火上烤」。

王儒林與強衛一樣,他們的仕途都是靠追隨江澤民、殘酷迫害法輪功而發跡。二人都是「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的追查對象。

王儒林在1999年任吉林省延邊州委書記時,就追隨江澤民政策殘酷迫害法輪功;2001年1月,王擔任吉林省委政法委書記,成為江澤民在吉林省迫害法輪功的直接馬仔。

黨媒:王儒林是習近平整治「為官不為」的負面典型

多維網報道還說,據一位接近山西政府的人士透露,王儒林任職山西後,雖然在反腐上着力頗多,但在其它方面,尤其是事關經濟發展的事項上,「有嚴重的不作為情況」,很多本應順利開展的經濟工作因此陷入停滯,在山西中層、基層幹部中引發了相當的不滿情緒。

此外,從2015年下半年開始,在太原等地頻繁發生的工人上訪、新聞工作者上街討薪等群體性事件,也都與相關問題遲遲得不到答覆與解決有關,這位接近山西政府的人士認為「王儒林難辭其咎」。而在經濟層面,王儒林更被認為「管的很少」、「無所建樹」。山西已經連續幾年在經濟困境的泥潭中掙扎,2015年的GDP增速僅為3.1%,排名全國倒數第二;2016年第一季度的GDP增長僅為3%,繼續「穩居」倒數第二。

以太原鋼鐵集團有限公司、太原重型機械集團有限公司等為代表的超大型國企持續低迷,直接導致大批職工的生活水準直線下降。因為政府內部傳出「王儒林不作為」的聲音,很多老百姓將自己生活上這筆賬算到了王儒林頭上,以至於鬧得山西當地民怨沸騰。

多維表示,關於這一說法,山西一家官媒內部某位不願具名的人士證實,29日傳出王儒林將調走的消息後,甚至在大街上都能聽見老百姓議論「早調走早好」,可見怨氣之深。

習近平下狠藥,治療「不作為」頑疾

黨媒新華社報道,政治局28日習近平主持召開會議,審議通過《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

在官方表述里,這一條例專門點出了要嚴肅追求責任的三種情形——「對於失職失責造成嚴重後果、人民群眾反映強烈、損害黨執政的政治基礎的都要嚴肅追究責任」,在以往追究主體責任、監督責任的基礎上,條例又加上了「領導責任」。

而其目的,則是讓「各級領導幹部要把管黨治黨的責任擔當起來」,聯繫實際、以上率下,敢於較真碰硬、層層傳導壓力,讓失責必問成為常態,從而「倒逼責任落實,確保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確保黨中央政令暢通,確保黨的團結統一」。

大陸媒體紛紛對《問責條例》進行解讀。

資深媒體人,專欄作者「i看見」發表題為「習近平怒了,放出狠話,要下狠藥治療這一頑疾」的文章解讀,「失職失責」說的是官員怠政、惰政、懶政,是為官不為。從現在開始,將「為官不為」明確寫進了《問責條例》,目的就是要「敢於較真碰硬、層層傳導壓力,讓失責必問成為常態」。

文章說,對「為官不為」這一問題,在6月27日召開的深改組第25次會議上,習近平也提到了這個問題:改革是一場革命,改的是體制機制,動的是既得利益,不真刀真槍干是不行的。要形成改革者上、不改革者下的用人導向。最近兩天的會議上,習近平一改之前勸說姿態,對全體官員首次發出了狠話。

在「為官不為」這一問題上,2013年6月28日的「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習近平曾說:「我們的幹部要敢想、敢做、敢當。」當時習近平的口氣還是很委婉的,對「為官不為」這一現象是以勸說、鼓勵為主。但一年以後,習近平的口氣變了。

2014年10月8日,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習近平說:我們做人一世,為官一任,要有肝膽,要有擔當精神,應該對為官不為感到羞恥,應該予以嚴肅批評。

從敢想敢作敢當,到感到羞恥、嚴厲批評,很明顯,與2013年相比,習近平的口氣變得嚴厲了很多。為什麼?就是這一現象呈擴大之勢。

2015年2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出席會議,也曾怒批中共各級官員「為官不為」,並稱要對「懶政庸政怠政、不作為的」進行問責,對「不敢抓不敢管、尸位素餐、碌碌無為的」採取措施。

對此,阿波羅網評論編輯趙亮軒認為,目前中共政權無論政治、經濟上都面臨重重危機,而因為中共官場的集體「不作為」和「亂作為」,習近平陣營應對危機的各項改革都政令不通,推進困難。比如當下引動輿論的雷洋案,習近平陣營雖然要求「依法公開」,但是政法系統,特別是仍由江派把持的公安部仍然抱團抵抗,案情推動極其困難。而造成這種整「不作為」、「亂作為」的原因,一方面在於中共「無官不貪」,高壓反腐使得人人自危,只圖自保,無心「作為」;另一方面,數量巨大的江派背景官員面對習陣營的整肅,拉幫結派,消極抵抗,不斷攪局。

而要解決這些問題,因為中共的法律和行政命令層面已經失效,最終最有效的方式是使用黨內規則、政治規矩。因為中共的「鐵的紀律」,任何問題一旦上升到政治層面,在黨內就會產生絕對的強制效果。因此,當局此時推行「黨內」問責機制,或為強迫各級官員擔當責任,停止攪局抵抗,以最終解決「政令暢通」和保證各級官員的「忠心」。

阿波羅網於飛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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