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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批《武訓傳》原因並不簡單

—《武訓傳》是怎樣成為新中國第一部禁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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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了解電影《武訓傳》創作和宣傳背景的人都知道,該影片的現實指涉是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救國」理念。毛澤東在運動中將「教育救國」提到「改良主義」的高度加以批判,也是有的放矢之舉。

武訓傳海報(圖源:豆瓣)

對於毛澤東來說,國共內戰進程之快超出他的想像。然而欣喜之餘,他作為一個有戰略意識的領導人,從沒有得意忘形。新「解放區」的各項工作在他的領導之下正在迅速有效的展開,其中對於知識分子的改造工作是一個重點。

可是究竟如何開展這項工作,毛澤東一開始也沒有一個清晰的思路。因而,他只在一些會議和書信中寥寥的提到過幾次。電影《武訓傳》的出現,為發動這樣運動提供了的理由和突破口。

1、事情起了變化

《武訓傳》是導演孫瑜等人在"解放前"開始拍攝,一直到1950年底才拍攝結束的一部電影。需要說明的是,導演孫瑜深受陶行知先生教育思想的影響,一直對武訓倍加推崇。因而在政權新舊交替之後,經過與崑崙公司商討,他決定將這部心願之作拍攝完成。

不過由於歷史語境的變化,整部片子為了更加迎合新政權的需要,在內容和基調方面做了較大的改動,其主題已經變成了「迎接文化建設高潮;剷除封建殘餘,配合土地政策;歌頌忘我的服務精神」。

影片拍攝結束後,很快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地放映,一時間好評如潮,連周恩來朱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也表示過肯定意見。接着,全國各地的報刊發表了一系列的讚頌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文章,作者中為數眾多的是一些陶行知學派的教育工作者。這個情況很快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

在北京放映《武訓傳》的時候,毛澤東沒有與中央領導一起觀看,而是與江青一起單獨觀看了兩遍。在全國各種運動火熱展開之際,工作如此繁忙的毛澤東把這部片子看了兩遍,可見有多重視。看完之後,他當即表示:「這個電影是改良主義的,要批判。」

他首先讓胡喬木組織一批對《武訓傳》持批評意見的文章,在主流傳媒上發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5月16日《人民日報》加「編者按」轉發的楊耳的文章《陶行知先生表揚「武訓精神」有積極作用嗎?》。這些文章無疑釋放了一個嚴重的信號。可惜那些沒有經歷過整風運動的原國統區知識分子和黨員幹部們缺少那種政治敏銳感。

2、投下重磅炸彈

在《人民日報》發表了若干這些文章之後,毛澤東覺得此時有必要站出來表明自己的看法。他讓胡喬木草擬了一份社論。但是他對初稿極不滿意,自己動手重寫。

他一上來即提出:「《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的性質。」「根本問題」在中共的理論話語體系中實際意味着「革命道路問題」。在毛澤東看來,中共歷史上歷次主義和道路之爭,都關係到整個黨的生死存亡,所以「根本問題」是個嚴肅的問題。

《武訓傳》為什麼會被提升到如此高度呢?毛在社論中接着說:

「像武訓那樣的人,處在滿清末年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和反對國內的反動封建統治者的偉大斗爭的時代,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並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這種醜惡的行為,難道是我們所應當歌頌的嗎?向着人民群眾歌頌這種醜惡的行為,甚至打出「為人民服務」的革命旗號來歌頌,甚至用革命的農民鬥爭的失敗作為反襯來歌頌,這難道是我們能夠容忍的嗎?承認或者容忍這種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誣衊農民革命鬥爭,誣衊中國歷史,誣衊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為正當宣傳。」

可以看出,毛澤東認為《武訓傳》宣傳了「改良主義」、「教育救國」,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這與他在各種場合所強調的「革命的方法」背道而馳。這種在「根本問題」上挑戰共產黨革命合法性的想法是絕對不可以存在的。

然而毛澤東所關注的還不止這些。他接着寫道:

「電影《武訓傳》的出現,特別是對於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歌頌竟至於到了如此之多,說明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號稱學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員。他們學得了社會發展史——歷史唯物論,但是一遇到具體的歷史事件,具體的歷史人物(象武訓),具體的反歷史的思想(如電影《武訓傳》及其它關於武訓的著作),就喪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則甚至向這些反動思想投降。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鬥的共產黨,這難道不是事實嗎?一些共產黨員自稱已經學得的馬克思主義,究竟跑到哪裏去了呢?」

在毛澤東看來,錯誤的觀點並不可怕,怕就怕有很多人支持這樣的錯誤觀點。更可怕的是,還有一些共產黨員也在支持這樣的觀點。

他在文章中指出:

「武訓自己想是一件事,武訓的後人替他宣傳又是另一件事。武訓自己一個人想得不對,是極小的事,沒有什麼影響。後人替他宣傳就不同了,這是借武訓來宣傳自己的主張,而且要拍成電影,寫成著作或論文,向中國人民大肆宣傳,這就引起了根本問題了。」

其實,這不是毛澤東第一次提出這樣的問題。他知道在沒有經過「整風」的國統區知識分子和黨員幹部中,這樣的「自己的主張」不在少數,因而有必要抓住時機發動另一場整風運動了。所以,把《武訓傳》討論提到「兩條路線」鬥爭的高度,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毛澤東親自撰寫批判文章,使得那些曾經讚揚或對《武訓傳》表示過肯定意見的人感到坐立不安。他們紛紛在各種報刊雜誌上發表自己的檢討,其中不乏黃炎培郭沫若這樣的大人物。然而這只是一個開始。

接着,《人民日報》又發表了《共產黨員應當參加關於《武訓傳》的批判》等評論文章。在中共中央和各級黨委政府機關的發動和領導之下,一場全國規模的大批判運動開始了。

3、大批判開始

在毛澤東一貫倡導的「階級分析」方法和「調查研究」原則的引領下,《武訓歷史調查記》應運而生。

然而後人對這份材料的評價是:「在各種政治壓力下,『要什麼材料說什麼』成了以後中國人應付政治鬥爭中各種調查的辦法,於是調查者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政治意圖把是非曲直、黑白陰陽隨意顛倒,各種冤假錯案何止千萬。」

為了表現武訓「大流氓、大債主和大地主」的本質,《武訓歷史調查記》在一開始便塑造了一個號稱武訓同時代的革命的典型——宋景詩,聲稱「武訓和宋景詩是勢不兩立的敵對者」,「對於武訓和宋景詩這兩個『歷史上的人物』,勞動人民的態度是十分明顯的。他們對前者是欽佩的,懷念的;對後者是蔑視的,不屑一談的。」

這些言論,無非旨在闡釋如下觀念:即武訓和宋景詩分別代表了一小撮大地主反動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他們之間的鬥爭是「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鬥爭。這份材料經毛澤東親自修改後,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作為這場批判運動的一個總結。可是事情還沒有結束。

為了配合《武訓歷史調查記》的敘述,同時能在電影界形成一個與武訓相反的革命形象,中宣部又決定拍攝電影《宋景詩》,並點名陳白塵擔任該片的導演。

為了能迅速完成這個政治任務,各有關部門不光在劇本審查的時候大開方便之門,連電影攝製期間的投資也毫不含糊,總數高達到70億(舊人民幣)。這與《武訓傳》的攝製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但是對於那些擔負具體工作的人而言,這個任務並不輕鬆。

陳白塵在編寫劇本期間發現了兩個問題:第一,宋景詩起義發生在武訓少年時代,兩人根本不是同一代人;第二,宋景詩曾多次與清政府接觸,甚至有受招安的經歷。陳白塵對於如何處理這些問題心中無數,特地向有關方面作了請示。周揚和江青隨後接見了他。他們對於宋景詩的歷史問題顯得毫不介意。江青還表示,宋景詩投降清廷是暫時的策略,綜其一生還是革命的。陳白塵根據上述意見完成了影片的拍攝,歷史的真相遭到歪曲和屏蔽。然而這部電影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

伴隨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而來的,是轟轟烈烈的文藝界整風運動。

1951年10月23號《人民日報》上發表的短評《認真展開高等學校教師中的思想改造和學習運動》,

11月26日毛澤東批准發出的《在文藝界開展整風學習》的通知,

11月30中共中央發出的《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指示》,

11月末中央宣傳部作出的《關於文藝幹部整風學習的報告》,

1952年1月5日全國政協作出的《關於展開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學習運動的決定》,是文藝界整風運動的指導性文件。

在1951年11月24日召開的北京文藝界整風學習動員大會上,有關領導毫不避諱的說:「雖然1949年7月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就已經宣佈了接受毛澤東同志在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所指示的方向,但是並不是說,不經過像1942年前後在「解放區」文藝界進行過的那樣具體的深刻的思想鬥爭,這個方向就真的會被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所自然而然地毫無異議地接受。」

這一方面說明延安整風的成功給了毛澤東非常大的自信,他相信可以把這一經驗不斷的推向新中國的各個領域,不管是黨內還是黨外。另一方面,也說明當時毛澤東對於大部分知識分子的思想狀況是非常不滿的。

4、原因並不簡單

那些了解電影《武訓傳》創作和宣傳背景的人都知道,該影片的現實指涉是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救國」理念。毛澤東在運動中將「教育救國」提到「改良主義」的高度加以批判,也是有的放矢之舉。

首先,陶行知倡導教育救國,主張按部就班,不去觸動現行社會模式,而是通過教育的方式,逐步提高國民素質,進而達成建立新社會的目的。這在毛澤東看來,是一條走不通的「中間道路」。

其次,陶行知主張教育救國,似乎意味着知識分子是推動社會進步的主導力量。毛澤東從來對知識分子沒有信任感。他認為知識分子不過是附在統治階級身上的一張皮,根本不是工農的盟友,只能「用」不能「信」。

其三,陶行知對教育的推崇,似乎含有知識分子高高在上教導人民大眾的意思。而毛澤東則對知識分子的清高和自傲十分反感。

他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曾經說到:「農民運動發展的結果,農民的文化程度迅速的提高了,不久的時間內,全省當有幾萬所學校在鄉村中湧出來,不若知識階級和所謂『教育家』者流,空喚『普及教育』,喚來喚去還是一句廢話。」這說明他早在大革命時期就對傳統的教育和所謂的「普及教育」嗤之以鼻。全國革命成功之後,他更加堅定地認為知識分子應該跟從工農的道路。

毛澤東對文藝的看法和改造知識分子的衝動,是「新中國」文化教育事業和意識形態管理中的主導因素。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不過是後面一系列運動的開端和預演。

責任編輯: 東方白  來源:布魯科夫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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